雨化田曹少钦同人文:“四野”后代书写特殊历史 对林彪只描述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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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野”后代书写特殊历史 对林彪只描述不评价
  “四野”后代书写特殊历史:我岳父亲临林彪坠机现场  本报记者 李怀宇  阎明的《往事不忍成历史》一书在2010年9月出版后,引起颇多反响。阎明的父亲阎仲川曾任军委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1971年“九一三”林彪出逃后随即被关押审查。林彪坠机蒙古温都尔汗,亲临坠机现场的是阎明的岳父许文益。在处理坠机事件中由于蒙方通讯不畅,许文益冒着受处分的风险断然决定启用停用多年的“中苏热线”,这条“热线”又是阎明的姥爷孙继述在20年前任东北邮电总局副局长时亲率工人架设的。这些历史巧合集中在阎明身上,使他的叙述更具历史细节。  对林彪只描述不评价  阎明1952年出生后一直在部队里生活。由于父亲的特殊经历,1975年阎明被部队处理在广州当工人,境遇非常差。1980年调回北京,后来到一家出版社当副社长12年。他自称这两年比较清闲,因此才有时间写这本书。书中《我的父亲阎仲川—从作战参谋到副总参谋长》、《亲临林彪坠机现场—原驻蒙大使许文益眼中的“九一三”》、《我的姥爷孙继述》三篇,从一个后代的眼光,讲述和反思历史。他对林彪描述,只记录从父辈口述中所知的事实,不作任何评价。  阎仲川长期在林彪领导的“四野”工作,1969年5月调军委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1970年4月作战部长由王夫之接任)。阎明写道:“父亲深知京官难当,采取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方式对待工作以外的事物。对总参内部‘文革’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概不介入、不表态,而且不串门、不走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连林彪、黄永胜家放电影时诚邀老部下参加,他不仅自己从来不去,也不让母亲和妹妹参加。为此,一些父亲过去的老上级很有意见,认为父亲不近人情,人都到了北京,也不去看看老领导。”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阎仲川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他在总参工作了2年零4个月,隔离审查时间是7年零6个月。阎仲川认为自己和林彪、黄永胜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执行公务均有据可查。而他被审查的重点就是关于“一号号令”的问题。阎明运用各种史料来证明此事,其中重要的旁证是汪东兴的回忆著作。  阎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在史料的采证上主要是根据当事人口述,也有些资料,还有林彪的秘书写的东西。关于“一号号令”,他一开始很含糊地把过程写出来,后来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央党史办的人给他提了两点意见:第一是提到作伪证的人,可以点事儿,但是不要点人名;第二要引用一些书证,作为旁证。于是,阎明找了很多资料,“把该书丰满起来。感谢新闻出版总署和党史办对历史采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介绍,《往事不忍成历史》一书自己前后写了十年,出版过程中一共审了一年。  白求恩骂得他狗血喷头  除了写自己的父亲、岳父、姥爷之外,阎明的《虽九死,犹未悔—记红军战士欧阳启旭》一文是应欧阳启旭的子女要求而写的。“白求恩刚到八路军晋察冀总部的时候,第一次巡诊就是欧阳启旭陪着去的。聂荣臻老婆生孩子难产,他跟白求恩一块儿走了一夜,去搞接生。平常白求恩做手术,他打下手。”阎明介绍,“有一次,欧阳启旭消毒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注射器的针管打碎了。白求恩差点揍他,骂得他狗血淋头。那时候八路军很困难,这些东西很少,他跟我讲那时候制式手术器械简直是宝贝一样。所以白求恩有时候发脾气也是对的,他对技术还是精益求精的,但是脾气不是太好。”  阎明也写一些跟自己有相当交往的前辈。在《柯柏年百年》中,他描绘一个富有人文情怀的前辈。阎明说:“柯柏年没有留过洋,但是英语非常好。毛泽东都很信任他了。老头生活上很低调。他虽然是跟革命部队工作,毕竟还是个文人。我跟他接触很多,我对这个老头非常喜欢。他也很喜欢我们这些孩子,没大没小。嘻嘻哈哈开开玩笑,像个大孩子。老头身体非常不好,但是活到84岁。他的子女,也就是我的亲戚说了:关键是老头心态好。他要是心态不好,天天怨气满天,早都不在了。”  阎明自认有“四野情结”,关于“四野”的资料,很多都是他父亲提供的,“因为他亲历了‘四野’史,包括机关的一些经历,我会看,去挖掘。”而在写《平型关往事—70年前的血与火》时,阎明专程去了一次平型关,没有找任何人接待,坐了慢车,到平型关站下车,从庄稼地走到老乡家里,在那里待了两三天,每天花一百块钱请向导带他到平型关四处走,分别体会八路军和日本鬼子当时的感觉。回来后,阎明把当时参加平型关战役的主要领导人的子女都采访了,在一手资料上下了大功夫。阎明说:“我父亲是没有参加平型关战役的。还是我的军人情结吧,觉得经过70年了,后人还是要写一点东西的。70年前的平型关首战,打出了八路军的威信。刚开始我说不一定要写,是根据采访的资料掌握情况,有一种厚重感了,我才能写。”  “林彪会打仗,老打胜仗”  时代周报:你父亲阎仲川生前,如何跟你谈起他在“四野”的往事?  阎明:我们家兄弟四人,在父亲身边,就是我一个。所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机会吧,我就和我父亲接触得比较多。但是我父亲有一个特点,因为他长期搞作战,他的嘴是比较严的。父亲在作战部门,涉及很多机密的东西,许多事不愿意说,他可能怕泄密。但是晚年有一些“一号号令”、“四野”的一些领导的情况,偶尔跟我们说说。父亲过去很少跟我们讲他的经历,所以他南下到广州以后,我们家里孩子就很自觉地形成一种习惯,不随便去问,因为我们知道他工作在身,很多东西不便。我们就觉得他是一个比较严厉的父亲,平常话很少。以前在广州,他真的非常忙,很少有什么交流。  时代周报:你父亲有没有专门谈过林彪呢?  阎明:林彪作为“四野”的主要领导,对他的指挥能力,我父亲是非常敬佩的。因为从辽沈战役开始,我父亲已经是作战科的副科长,张正隆写了这么一段,是说当时“四野”刚到东北,那时候叫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兵不多,枪不多,而且很散,被国民党追得到处跑,非常困难。林彪的作战科长也叛变了。我父亲外出没及时归队还受了审查。当时我父亲就在作战科,他是属于林彪核心指挥机构里的成员。他经常被刘亚楼派到林彪秘书那里值班。我父亲对林彪的指挥艺术,那是非常佩服的。不仅我父亲,凡是在“四野”的老一辈都非常佩服,林彪会打仗,老打胜仗。  给林彪三鞠躬的人  时代周报:有时候人的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你父亲跟林彪是在工作上的关系,后来因为“九一三”林彪事件,被隔离审查。他在离休之后有没有对自己的历史作申诉,或者要求进一步平反?  阎明:中国的政治太复杂而且太害人了。我父亲当初绝对没有想到,因为调到北京工作,而且是在听命于上级交给的工作的情况下,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当时作为部属,作为子女一点不受牵连是不可能的。咱们经历了好多次所谓“路线斗争”,大部分属于党内不同意见。赶上这么一个大的“路线斗争”,任何辩解都是很脆弱的,没有办法的。就像彭德怀,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州军区很多老同志,这些年一直在申诉,因为工作关系,跟林彪有关系,但是最后这个结论都是搞得不清不楚的。因为他跟大的政治事件联系,任何申诉都显得苍白无力。他们一直到死都在申诉,但是没有用。所以,我父亲就采取一种很淡然的态度,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父亲在后面的结局比他们稍微好一点,就没有开除党籍,离休,还降职了。  时代周报:你岳父许文益在当驻蒙大使时去处理林彪的坠机事件。他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完全不知情?  阎明:对,不知情。我岳父去了蒙古20天,就碰到了林彪撞机事件。我在跟我岳父接触过程中了解到,他在整个处理过程中是不知情的,他不知道是林彪,他们把林彪埋了以后,还怀着悲痛的心情给他们三鞠躬。我们还开玩笑地说:你是唯一在林彪死了以后给林彪三鞠躬的人。他自己也笑,说:我不知情嘛!他们就觉得蹊跷,原来以为一个民航飞机出事,处理处理就完了。可是国内催得很紧,他们感觉蹊跷,但是他们不知情。  时代周报:这本书给我一种感觉,你有很深的“军人情结”,或者说“四野情结”。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  阎明:你说对了。尽管我现在是老百姓,我当兵时间也不长,可是我血液里面有这种元素,所以对部队很有感情。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老百姓以为,北京是和平解放的,其实北京打仗也打得很厉害,就是天安门没挨炮,连东单体育场都挨了炮,我的那个部队在丰台打得很惨烈,牺牲了不少同志。这个部队曾经处理了我,但我并不因为这个就记恨,因为这个部队还是有传统的。而且我的血液里还是流动的一些军人的血液,从小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下熏陶出来的,所以一旦觉得这些东西有价值,我还是要写的。因为我尊重的不是部队对我的影响,而是尊重一个军人的立场,一个部队的立场。  实习生吕尚枝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