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思大作文三类怎么写:中国各省血统之来源

    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由四百五十名回回组成的商队去花剌子模经商。商队途经讹答剌时,被该城守将亦难出扣留,花剌子模沙摩诃末下令杀死商人,没收全部财产,因而引发成吉思汗西征。西征过程中(指1219----1225年的成吉思汗西征和1252----1260年的旭烈兀几西征)，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黑海（亚欧大陆地带一内海）以东的中西亚广大地区纳入蒙元版图，此间东来的回回人数量达到几十万（有说过百万），这些回回人除了部分工匠、官仕、商人、学者、医师等外，大部分编为“西域亲军”、“诸道回回军”、“阿速回回军”、“阿尔浑军”“探马赤军”、“哈刺鲁军”等，被分散安置在中国各地屯聚养牧，上马备战，下马垦牧。1235年元太宗窝阔台实施了“乙未籍户”制度。回回人除了来自西域的穆斯林外，还有同来的非穆斯林成员，如“术忽回回”（犹太人）、“绿睛回回”（信仰基督教的阿速部人）、“罗哩回回”（吉普赛人）、拜火教（袄教）、摩尼教(也称明教)徒、景教徒等，这些都被统称为回回，正式被当时的政府编入户籍，名“回回户”，自此，回回人就有了正式的中国国籍，与汉、蒙等民族女性结合组成家庭并留居，成为中国一个新的民族。在元代官方文书或诏令中，回回与其他民族也就明显区分开来，如元代《祥符图经》对民族描述是：“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汉人八类”等。

1263年忽必烈敕令设建回回星历司和回回医药司，由爱薛回回掌管该二司，该回回全名为：伊萨·伊本·艾比·舒克尔（原叙利亚人，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中国称景教或大秦教），随后又创立京师回回医药院，由他的妻子萨剌主持。回回医学中的重要医著有：《回回药方》为回族医药学大型综合性典籍，作者不明；《海药本草》，作者为唐末五代时的李珣。祖籍波斯，又名李波斯；《饮膳正要》，此书是我国第一部营养学专著，成书于元代天历三年（公元1330年），作者忽思慧；《瑞竹堂经验方》，明代中叶所著，作者不详。
    1271年，在扎马鲁丁（波斯回回）的主持下，元朝政府正式在内蒙古正蓝旗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回回司天台，扎马鲁丁为台长，由他督造的七件仪象，（其中的地球仪早在1267年即由扎马鲁丁首次发明并制成）。通过运用科学的天文仪器观测天象，编制回回历。扎马鲁丁及其回族天文学家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中国研究天文学的中心，天文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80年又设立更强大的回回司天监，任务除了“量天测地”又增加了编制回回历法。元代回回司天监的设立一直延续到明末。
    1272年11月，由回回炮匠阿老瓦丁及弟子亦思马因，研制的回回炮试射成功，此炮射程远、威力巨大。此外，先后又有回族兵器制造家发明和引进了"火铳"、"镔铁刀（镔铁：大马士革钢）"等。
    1273年元世祖对驻防在各地的回回军队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自此，便有大批的回回军士，分布全国各地屯田农耕。一般是50家为一社，这是农村的社会基层单位，可以说是后来回回营、回回村或聚居的某家营、某家村的开始，从而形成了“回回遍天下”的大分散小聚居格局。
    1276年，著名回回建筑师亦黑迭尔丁设计和组织营造元大都（今北京城），亦黑迭尔丁率众精心测量勘探，既吸取国外先进的建筑技术，又充分尊重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有机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条件和地形地貌特点，设计建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建筑先进水平相融合的元朝都城和宫殿。与1293年建成。
    1289年，回回国子学设立，教习亦思替非文字（即波斯文字）。
    1340年左右（元至正年间），回回人引进了波斯人制作“大食瓶”的铜掐丝珐琅瓶工艺和部分原料，结合中国文化制作成了闻名于世的“景泰蓝”。
    1357-1366年，元朝实行种族地方歧视政策，如严禁福建军民诸色目人等习学武术或弄枪棒，违者教师及习学人并决（杖）77下。此后，又禁止汉人藏兵器，畜马匹。又屡次诏令泉州大造战船对外用兵，“民众实为艰苦”。自元初以来，泉州不断爆发抗元的农民起义，福建“义兵”万户赛甫丁和阿迷里丁不堪歧视，率众据泉州进行反抗，长达十年之久。与1366年千户金吉、龚名安等人夜开西城门引陈友定所率省军进入而最终失败。陈友定乘机大肆杀戮回回人，致使大批回回逃离泉州，迁徙乡间或他方，隐姓埋名，至此盛极一时的泉州港开始冷落。史称“亦思巴奚兵变”。

    1368年明王朝建立，许多杰出的回族人物脱颖而出。东部有开国功臣有冯国用、常玉春、胡大海、丁德兴、蓝玉、沐英、冯胜、邓愈、李文忠、华云龙等人并称为十大回回。反侵略的英雄麻贵，他在日本人侵朝鲜时统兵赴朝作战，西北战场上则有达云、麻贵等戌边名将。有明一代，最知名的当推著名的航海家郑和、马欢等。明代回族官员除刚直不阿清官海瑞海瑞以外，还有部尚书铁铉、工部尚书赵荣、吏部尚书的马文升、清官孙继鲁等。文化以丁鹤年、马自强、金大车、金大舆、马继龙、闪继迪、马上捷、马锦等为代表。在明代，回回历仍然是明代主要历法，与大统历参用。朱元璋等明代皇帝亦有是回族人的说法。综观明代，回族人在诸多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405年7月11日（永乐三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在漫长的28年间，郑和船队装载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和各种武器经亚非三十余国，涉十万余里，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郑和1405年首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经过好望角早92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114年，他无疑在人类文明史及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2005年我国政府把郑和首下西洋的7月11日定为中国“航海日”。
    1465-1487成化年间，回族人从波斯一带引进了“回青”（当时称“苏麻离青”）、“霁红料”等明代瓷器所用原料，把各种回回花纹、造型和图案与中国的传统相结合，制造除了大量闻名与世的名瓷，使明代陶瓷的制造工艺达到了艺术顶点，到了精美绝伦的境地，这些精美瓷器通过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等销往西域和海外，因而使明代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大放异彩，取得辉煌成就。早在1426-1435宣德年间，回族工匠以天方斩卤砂、紫石、风磨钢以及金、银等33种金属为原料，通过东西亚文化的交流，回汉等族工匠的高超技艺，精工冶炼制造了一批精美的铜制香炉（即著名的宣德炉）。

清代（1644—1911），库不忍耶、嘎德忍耶、虎夫耶、哲赫忍耶四大门宦及各种枝派，伊赫瓦尼及其支派在西北回族、撒拉族、东乡族地区相继产生并就近传播，一些教派冲突应运而生。这一时期，回族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和扰乱。
    清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原明朝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在甘州（今甘肃张掖一带）发动反清起义，拥出明朝的延长王朱识镑作为反清复明的旗帜。起义军东进后发展迅猛，连克凉州（今武威）、兰州、河州（今临夏）等地，清政府急调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等率重兵围剿起义军，于翌年正月攻破甘州城。米喇印败退永昌，英勇牺牲。丁国标率余部西走肃州（今酒泉），拥立土伦泰为王，继续进行抗清斗争，十一月，肃州城被清军占领，丁国栋、土伦泰和众多反清将上壮烈牺牲。起义历时一年零八个月。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在甘肃循化地区发生了苏四十三(撒拉族)事件；涉及当地很多撒拉、回、东乡、汉、藏等族百姓，震撼西北，惊动朝廷。苏四十三事件是由“哲赫忍耶”（约1741年创建）和“虎夫耶”（约1672年创建）两个新教派争夺宗教统治权而引起两派互相残杀。苏四十三的老师马明心组织新教，编纂《卯路经》，在循化厅撒拉族和部分回族、藏族等聚居区传教，招致另一新教派“虎夫耶”的教主韩哈济（撒拉族）不满，遂向地方官以邪教惑众为名控告，清政府遂驱逐马明心出循化地方（后被清兵杀于兰州）。尔后，“哲赫忍耶”新任首领苏四十三召集该派教徒重与虎夫耶发生冲突，引发了又一轮残酷的教派争斗，后因官府插手，从而转化成反清起义。
    公元1784年四月，马明心之徒田五（撒拉族，又名田富）、张文庆（民族不详），宣布为马明心道祖复仇、反抗清政府灭绝哲合忍耶。在苏四十三失败后，田五暗中联络包括回族在内的各族哲和忍耶教派信徒，铸造兵器于六月二日与清军展开大战。七月初，起义军的最后据点通渭县石峰堡陷落，随后清军对当地忍耶教派的各族信徒展开了的屠杀。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云南爆发了以杜文秀为首的反清起义。云南永昌地区因回汉族“唱曲”发生摩擦，以至酿成官府残杀回族的事端。杜文秀等为此代表回族上京控诉，但未得到妥善解决。咸丰六年，临安（今建水）汉族恶霸又屡次制造事端，烧杀回族村寨，而云南巡抚也密令各地聚团练杀回，激起了回族反抗。是年在杜文秀的领导下云南回族联合汉、彝、白等民族在蒙化（今巍山）举行起义，攻克大理府，建立大理政权，杜文秀被推为总兵马大元帅。在之后的16年起义斗争中，他率领起义军先后占领云南53个州县，宣布响应太平无国号召，施行轻赋税、重生产等政策，赢得了云南各民族人民的爱戴。1872年，清军围攻大理。在大理将陷时，他“唯愿拼舍一身，以救数万生灵”，服毒后前往清营，被杀害。时年44岁。
    1858年（清朝咸丰八年），当时，在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下当地各族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既而在咸丰年间各族人民纷纷发起反抗。1858年（清同治11年）12月贵州普安厅（如今的盘县）的回族百姓在张凌翔、马河图等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兴义府（如今的安龙）回、汉、布衣、苗等族百姓纷纷响应，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在1866年4月的反清斗争中，张凌翔、马河图阵亡。1872年5月31日夜由于起义军内部又出现叛徒，将起义军将士及其家属残酷杀害，部将金万照也英勇就义，至此，坚持14年之久的黔西南回族起义归于失败！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陕西境内部分回族因“回勇买竹子事件”遭到当地乡绅和官员的诬陷欺压，从而爆发了回族反清起义，起义领袖人物有十余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白彦虎。后终因寡不敌众，起义过后，陕西原有的七、八十万回族最后仅剩下西安城内和陕南的二、三万。白彦虎被迫携余军、眷向西北疾渡纳林河，逃往俄境，遂定居于今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白彦虎领导的陕西和西北回族反清起义转战数万里，英勇善战，宁死不屈。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的回族（当地称东干）系这支军眷的后裔。
    1888年，甘肃阿訇马万福（东乡族）创立“伊赫瓦尼”新教派（又称新新教），在国内一些地区开始传播并影响到一些回族。马万福，今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果园村人，故人称“马果园”。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他赴麦加朝觐，受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影响，回国联络当时河州十位阿訇，创立伊赫瓦尼派。他们主张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举行宗教活动和仪式，革除他们认为世俗的民族风俗习惯。因有些地区部分回族接受该派观点，从而在回族内部产生了一些分歧与矛盾，引发过一些小冲突，虽然规模都不大，但对回族，尤其是对分布在甘青宁以外、从未受过教派纷扰地区的回族生活习俗产生了一定影响，涉及到的地区也较多。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调集回族将领左宝贵等五路大军增援朝鲜，反击日本侵略军。汉族统帅叶志超连夜逃跑。回族将领左宝贵率部援朝抗日，左宝贵按照回族礼节，沐浴更衣，下定与平壤城共存亡的决心，坚守平壤城，激战四昼夜，最后英勇殉职。

    1883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中回族将领马维琪、马廷秀、李辉山、白金柱在英勇抗击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入侵我云南边疆的战斗中，英勇奋战，狠狠打击了法帝国主义。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军进袭北京，回族将领马福禄带兵英勇杀敌，马福祥和官兵们慷慨表示：“事既决裂，挽回无术，我辈唯有恪遵朝命，以身保国。”直到最后牺牲。清廷追封他为振威将军。
    国民党统治时期（1912—1949），回族人遭到了当局空前的歧视，当局否认和歪曲回族历史，不愿承认回族是一个民族，此种大汉主义作风遭到回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在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各地回族人民积极成立各种抗日队伍或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在抗日斗争的前列，有的创办报刊进行宣传动员；有的组织抗战救国会协调救国任务；有的组织回族武装与日寇浴血奋战；有的组团出国访问，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寇的罪恶、介绍中国人民尤其是回族的抗日斗争，争取国际援助。回族的抗日力量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积极投入到打击侵略者的战争中，各地回族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忱，展现出了回族人民英勇的爱国主义传统，回族儿女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涌现出了大批英雄人物，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12—1949年，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奉行大汉主义，推行大汉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一方面宣布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另一方面又不愿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整个国家成了各少数民族的大牢狱，是所有少数民族人民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他们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见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或者汉族的分支。国民党提倡的所谓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也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们不仅歧视回族的风俗习惯，而且还不愿承认回族的存在，把历史上回族和各族穆斯林多采用的伊斯兰、天方教等称谓统称为回教（新中国成立后“回教”一词被废止）。蒋介石操纵下的“国民大会”把回族称作“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在大汉主义的威逼利诱下，个别回族军阀、官僚和部分有宗教特权的门宦教主和把头们，不但置民族尊严而不顾，还加重了对各族穆斯林的剥削和奴役，极端宗派势力和大汉主义一道，千方百计打击回族人的民族自尊，受到广大回族人民的唾弃。国民党这种逆民族历史而行、与现实民族自尊而不顾的大汉主义行径给各族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和屈辱。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回族爱国革命先驱郭隆真、马骏、刘清扬等与周恩来、邓颖超等爱国人士，一并发起组织了“觉悟社”、“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哈尔滨救国唤醒团”等，提出：“国难当头，妇女应该从深渊中跳出来，冲破封建束缚，救国救民。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的革命口号。积极参加、组织和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宣传、请愿等革命活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
    1930年，反对国民党大汉主义的回族青年会在北京成立。1930年北平（北京）各高等院校的回族学生倡议并创立了“回族青年会”，创有刊物《回族青年》，强烈反对回族是汉人信奉伊斯兰教的歪理邪说，维护回族是中国的一个独立民族的尊严，只有实行民族自治才能解决回族问题。回族青年会在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停止在北平活动。后于1939年在重庆复会，因国民党政府反对使用“ 回族”这一称谓，被迫改称“中国伊斯兰青年会”，会刊改称《伊斯兰青年》，在大后方各地广泛设立分支会。1945年该会负责人薛文波、马汝邻等驳斥蒋介石不承认回回是民族的说法，再一次提出回回是一个民族，并为争取民族权利展开各种活动。
    1937年10月，“芦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爆发。同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河北省定州市（保定地区）回族青年的刘文正、马永恩、马国忠、白振武、白仲庆等，在中国共产党员肖秉钧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定州（原定县）、安国一带组织起了“回民抗日义勇军便衣队”和“回回铁血抗日救国队”，点燃了华北回族保家卫国地抗战火种。随后又吸收了冀中各地回族爱国青年，组建了“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队伍主要以回族青年学生和青年农民组成，轰轰烈烈地掀起华北回族的抗战浪潮。
    1938年1月，沧州地区献县东辛庄的回族爱国青年马本斋组建了“回民抗日义勇军”，并与同年3月与定县、安国一带的“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合并，组成了驰名中外的“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此后河间、沧县、安国、青县、交河、任丘、无极、藁城等回族聚居区的回汉爱国青年纷纷积极加入进来，队伍的力量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中，历时八年，八百余战，拔城上百，歼敌逾万，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赢得了“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称号，被毛泽东称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日伪军多次重兵围剿回族队伍，均未得逞，遂恼羞成怒，将马本斋母亲逮捕。马母在敌人软硬兼施下宁死不屈，绝食而亡，其民族气节和大义行为激励了各族国人。1944年马本斋司令因病在山东莘县逝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均送以挽联，以示悼念。朱德总司令敬挽：“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此外，还有津南地区的渤海回民支队；活跃在山东、山西、云南、东北、安徽和陕甘宁边区等全国各地回族组织的回民支队、骑兵团、义勇军、突击队、自卫队、抗日联军、挺进军等回族抗日救国队伍，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发动全疆回族捐购飞机一架，支援抗战。从前线到后方、从城市到乡村……只要有回族的地方，就有抗战的激情与烽火，回族的英雄儿女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牺牲，建立了不朽的业绩。全体回族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共同谱写了一曲回族人爱国的雄浑悲壮之歌。在异常屈辱艰苦的岁月里，无数中华各族人民英雄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宁静祥和的幸福生活。
    1937年，日本侵略者以甘、宁、青三省回族聚居区为重点，故意夸大回汉之间矛盾，倡言“回回本非中国人，来华以后，除遭受欺凌外，无它收获”，“抗战是为了汉人，日本人与回回没有矛盾”等挑拨回汉关系，以帮助建立“回回国”为幌子欺骗迷惑回族群众。日本人川村乙麻等人假借皈依伊斯兰教之名接近回族，搞宣传分裂活动。但马鸿逵坚决反日及马鸿宾出兵绥西抗日的坚决立场，使日本侵略者在宁夏等地建立“回回国”的阴谋彻底失败。甘宁青一些回族军政领袖—国府委员马麟、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马步青等在抗战以来，也不止一次的表示忠诚拥护全国团结抗战，并实际参加抗战。在每个抗日的战线上，正规军与游击队中，以及一切抗日团体与抗日工作中，处处都看见回族同胞与非回族同胞亲密地站在统一战线上，为保卫祖国，为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
    1938年中日武汉会战，时任中山舰舰长的萨师俊（海军宿将萨镇冰的侄孙），担负起武昌一带的警戒任务。10月24日上午，中山舰遭遇日本轰炸机轮番俯冲投弹。在激烈战斗中，舰长萨师俊始终指挥若定、沉着应变，在腿被炸断、手臂受重伤的情况下，仍坚守岗位，并振臂高呼“全舰官兵努力杀敌，誓与本舰共存亡。”15时50分，中山舰沉于武昌金口江底，萨师俊壮烈殉国，时年43岁。萨师俊是抗日战争时期为国捐躯的职务最高的中国海军军官和唯一的军舰舰长。
    1939年1月，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宁夏海原县回族爱国青年马国琳、马银贵、马少敬等，提出了回族“武装自己，杀官劫库”，“反蒋抗日、寻找民族活路”等口号组织起义。一月之内起义军发展到9000多人，在攻打反动武装民团、惩处作恶多端的乡霸劣绅斗争中接连获胜，前后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2000余人，海故数百里山区成了起义军的海洋。但起义军遭到了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的镇压，最终以失败告终，历时40多天。同年四月，在马国瑞、马国王、马英贵、马思义等率领下，第二次起义爆发，起义队伍制定了“打倒欺回灭教的国民党，为死难的回族同胞报仇”、“救国救民，受压迫的回汉人民是一家”、“五族共和，打倒蒋贼”等口号。起义军很快发展到1万多人，在国民党的重兵包围和飞机大炮的轰炸中，伤亡惨重。后由马思义带领1000多人突围成功，5月发起了第三次起义，给敌军以重创，但起义队伍损失也很惨重，后马思义带领义军奔赴边区，受到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和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起义军经批准遍为“回民抗日骑兵团”，为抗日战争和西北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1年，延安以“回回民族问题研究会”署名出版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该书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民族观为指导，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经济，从民族与宗教关系，客观全面地阐述了回族问题。针对当时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否认回回为一个民族，否认回回问题为民族问题，而将回回民族问题简化为宗教问题，将回回问题的解决简化为汉化教育问题”的错误政策，该书进行了严肃批驳。对于长期以来，“由于大汉族主义长期宣传、教育的影响，不但有些汉人怀疑回回是一个民族，对于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来源及其相互关系不能了解；甚至某些回族人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怀疑和不了解”的状况，该书也从多方面给予了回答和解释。同时，该书还正确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出了回族解放的道路。《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的出版，得到回族人民的极大拥护，更加鼓舞和坚定了回族人民抗日斗争的热情和信心，使广大回族同胞认清了谁友谁敌，在抗日解放斗争中积极发挥了回族固有的勇敢精神。该书对研究回族问题也起到了的重要指导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对国內各少数民族给予正式承认，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有九族系属公认：朝鲜族、回族、满族、蒙古族、苗族、维吾尔族、瑶族、彝族、藏族，不待查验自然成立。回族人有了本民族的自治区，自治县、自治乡等，当家做主的权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得到真正体现。此后又分两个阶段对其他各兄弟民族，根据民族特征理论、历史发展和现状和本民族意愿分别进行了认定，使各民族结束了封建皇帝与封建军阀等的剥削和统治，得到了尊重和平等地位，新中国的民族平等政策得到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拥护。
    1967—1977年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这场整个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中，“四人帮”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回族也未幸免，甚至被强迫养猪。影响最大的要数发生在云南沙甸回族乡一代的“沙甸事件”，沙甸等地的回族百姓为了捍卫民族尊严，一千六百余人付出了生命。“四人帮”被粉碎后，政策得以恢复。

古汉人，即秦汉时代汉人，属汉藏语系；

鞑靼人，主要包括匈奴人、契丹人，属阿尔泰语系；

东胡人，主要有鲜卑人，属通古斯语系；

古越人，古越人可能有马来亚语系，也可能有汉藏语系。

汉人扩张到珠江流域以后，与当地土著融合，融合过程十分漫长。
汉击败匈奴，匈奴一部西迁，一部留守降汉。汉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大分裂大动荡时代，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而南方的汉人进一步开发珠江流域，原珠江流域的土著被汉人同化。汉族进入了第二个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大约有100万匈奴人，50万鲜卑人和其他各北方民族共计200万以上人口被汉人同化，而南方汉人同化的越人则难以统计。至公元7世纪汉人实现了第二次大统一，民族大融合基本完成。汉族的血统基本上与现代相同。
这一时期融入汉人的民族中，以鞑靼人为主，其次是东胡人和羌氐，以及少数突厥人。至于越人，难以数记。少数民族大约有300万至400万融入汉人，血统至少占当今汉人血统10%。
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明且具有包容性的朝代，唐代击败了突厥，使其被迫西迁，小部继续被汉人同化。唐代还出现了来自非洲的黑人“昆仑奴”，是汉人血统中具有了一丁点黑人血统，值得一提。
至宋代，鞑靼人和东胡人重新在北方崛起，契丹、女真、蒙古一步步深入中国内部直至完全灭亡中国。契丹人和党项人一部融入蒙古，一部融入汉。蒙古退回漠北后，汉人已经和现在没有什么差别了。

从人种文明起源分析：
公元前5600年，在亚洲东部的黄河中游形成了一个新石器文明——裴李岗文化。裴李岗人形成了原始村落，制作了红陶。前5400年，中原（包括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各地）又产生了磁山文化。这两个早期文化形成了中原文明的基础。至公元前5000年，仰韶人在中原崛起，不久他们占据了中原的统治地位。仰韶人对中原的控制直至公元前3000年才告一段落。虽然，我们仍无法判断他们是否现代中国人的直系祖先，但他们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
仰韶人并不孤独，在黄河下游（当时黄河在今海河与淮河之间经常改道）一带有着另一伟大的文明存在。公元前5300年北辛人建立农业文化，他们制作了黄褐色和红色的陶器。公元前4500年大汶口人代替了北辛人，这种代替可能是文化程度增高而导致的居民脱胎换骨，并不含有武力征服的意思。大汶口人基本控制了山东和淮北，部分延伸至江淮之间，另一部分沿渤海居住，所以简称之为山东文明（从北辛至以后的岳石）。大汶口人的文明程度要高于仰韶人，虽然高得并不多，但这微笑的优势却重要得足以使生活在鲁豫一带的仰韶人受到了更多的大汶口影响。大汶口人不是好战的民族，他们乐于将自己优秀的文化传播开去，并且他们善于航海，到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渤海、黄海以及日本海有许多优良的海湾利于建立港口，大汶口人可能建立的殖民地不在少数。
然而，中国文明不只是两元的，在吴越地区或者称长江下游还有一个文明起源。从公元前5000年起太湖一带历经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发展至洞庭、鄱阳两湖之间的长江沿岸，并肯定对三峡附近的大溪人产生过影响。吴越人的文明程度不如中原和山东，但在大陆东部仍是比较先进的。
三个文明分别代表温带大陆、温带海洋和亚热带河湖三种文明类型，其各自的特色是明显的。（一件有趣的事：巴比伦、埃及、克里特-迈锡尼三个大陆西部的文明与中原、吴越、山东三个大陆东部文明在地理位置上关于印度文明对称，且克里特-迈锡尼与山东均为海洋型文明。）
历史从它诞生开始，仿佛就已注定中国是要统一的。公元前2800年，中原逐渐兴起了龙山人（尽管“龙山”得名于山东的龙山），他们的文明程度比仰韶人高，是仰韶人发展的结果。于公元前2698年（此年代系根据辛亥革命时采用的“黄帝”纪年推得），龙山人在钜鹿与大汶口人展开空前的大会战，双方联军经过数次剧烈交锋，最终“黄帝”领导下的中原军战胜了以“蚩尤”为首的山东军。尽管山东人当时可能已制造了少量金属（铜）制武器，并会使用战车，但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落后民族击败先进民族的事例一样，中原人更善于陆地作战（如他们将定位机械应用于战车制成“指南车”），“蚩尤”的败死是正常的。这场会战是决定性的，此后几乎找不到山东文明先进于中原文明的任何证据了，无论在考古发现上，还是在文献考证上。从此，龙山人在以后200年间征服了大汶口人，使山东进入了龙山时代。大汶口人部分被处死或俘虏为奴，部分被同化，部分继续维持与中原的对立，部分逃亡海外。一个有趣的考古发现：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似乎是大汶口人的后裔，他们由山东航海至中太平洋的事实是惊人的。虽然，夏朝初年“穷羿”和“寒浞”曾先后以山东为基础控制中原，商末周初时中原人仍不遗余力地与东夷作战，春秋时齐国还在攻破一些弱小夷国的都城，山东人已经在与中原人的竞争中失败了。钜鹿会战的意义是世界性的：标志着在文明大陆东部，大陆型文明战胜了海洋型文明。此战之后，山东文明的海洋性消退了。
试想，如果当年“蚩尤”胜了，且此后山东文明对中原继续保持优势，大陆东部会如何发展？也许山东人在渤、黄、日本三海的温带沿海广布殖民城邦，类似于希腊；后来出现强大的国家统一山东城邦后，使日本海、渤海、黄海成为内湖，并向南吞并琉球诸岛（包括台湾）和苏浙福沿海，向西攻破中原人，建立类似于罗马的海陆大帝国。也许这样，越人不至于被赶入热带，而可以在长江中游及江南建立起一个越人的敌国。也许现在的世界会与现实完全不同。然而，“蚩尤”死了，山东失败了；历史是不容许任何假设的。
中原人战胜山东人约500年后，发生了著名的世纪洪水，“尧”、“舜”、“禹”先后执政。在“尧”后期至“禹”前期的半个世纪中发生了“三苗战争”，中原人对生活在洞庭、鄱阳间的三苗人（可能是吴越人的一支）发动征服战，终于由大“禹”完成。此后，在大“禹”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原与山东的联军对太湖、长江间的吴越人源头发动总攻，三个民族在长江下游誓死决战。这场战争的意义虽不如钜鹿会战，但也对大陆东部产生极大影响。吴越人经“相柳”、“防风”、“太人”三大领袖带领坚决抵抗，终于将大“禹”杀死在会稽山。吴越人避免了灭族，但此后再也承受不了北方的压力，开始大规模南迁。至汉代，越人分布于中国的浙、福、粤、桂以及东南亚的中南半岛甚至海岛，直至今日越人形成的庞大系统仍是东南亚主要种族的祖先。
总之，中国主要居民起初是由中原人、山东人大部分和吴越人一部融合而成，海洋性在中国基本消失，大陆文明占绝对优势。
公元前22世纪中期，继“禹”之后“启”成为中原的最高统治者，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如与“有扈氏”的战争），“启”终于成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开国君主，结束了中原的“禅让”时代。其实“世袭制”在各部落已经开始，而这次在中原的大同盟中得以实现意义更加深远，标志着中原国家正式建立，古代城市文明在中国初露端倪。后经“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几度盛衰，以夏为主的国家确立，汉人的雏形——华夏族业已形成。夏统治中原四百余年为商所灭。商代中国青铜文明达到高潮，商的青铜器遍布中国南北，“盘庚迁殷”后稳定的中央政权建立，直至公元前1066年被中所灭。周朝统治中原后开始大封建，中国建立了众多效忠于天子的诸侯国，道义上的统一与实质上的分裂并存。除楚国长期与周天子对立外，在公元前771年以前还没有出现公然不服从天子的例子。公元前841年，发生了被称为“国人暴动”的城市平民运动（这是中国明确纪年的开始）。直至公元前771年犬戎入侵成功，周迁都洛阳，西周结束。在这1400年的时间里，中国不但形成了完整的奴隶制国家，而且疆域扩大了20倍。人口也从300万增至1000万以上，不但形成了农业文明，也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大小城市。
公元前771年起至前221年是专制中国历史上的特例，公元前476年以前被称为春秋，以后被称为战国。迟到的铁器时代开始，农业空前发展，社会飞速进步（如秦国从春秋初确立奴隶制，到战国中期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中国史家称其为“礼崩乐坏”。这个时期，周天子的威望空前降低并不断衰落，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没有过中断，“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各显神通，到战国中期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而从春秋后期至战国中期，中国文明爆发出最大的火花，“诸子百家”是古代中国前期的最高峰，开创了空前的开放民主时代。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墨子以及众多兵家、法家纷纷创立自己的哲学或学术流派，向诸侯们献计献策，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百家争鸣”本身是历史变革的产物，它同时也推动着变革。
前221年，中国第一个皇帝经过15年的最后战争统一了中国，从形式到实质的统一，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诞生。秦始皇建立了“郡县制”，并统一了文字、货币、法律和度量衡，修建全国公路、拆除关塞壁垒，这对中国的统一有着极大的意义。虽然，早在周朝中国已基本上使用古汉语，除了方言上的习惯语和发音之外，各国使用的语言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但是，由于各国文字的不统一（甚至各国内部也经常有多种文字并用的现象），对互相之间的联系与交流造成很大困难。文字的统一对汉族的融合与形成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货币、法律和度量衡的统一及全国公路的建立、“郡县制”的确立使中国形成专制大帝国有了基础。秦始皇在全国实行独裁统治，结束了从春秋起产生的民主氛围。他还建造了万里长城、阿房宫和始皇陵三大建筑，虽然如今当时的遗迹均已无存，但我们仍可想见当时的宏伟景象。秦朝随着始皇的去世也寿终正寝。历经陈胜、吴广起义、楚汉之争以及汉初与分裂倾向的斗争之后，至公元前2世纪后期汉武帝时，中国又成为统一繁荣的帝国，并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人口近6000万，陆地面积近700万平方公里，汉人主体已经形成。这比罗马基本疆域确立略早一些。基本统一的局面直至公元2世纪末的黄巾军起义才结束。
黄巾军起义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时代，后又进入著名的三国时期，经历近百年的分裂后由西晋王朝统一。但西晋的统一仅维持了20多年，于公元4世纪初因北方蛮族入侵而结束，汉人仅能统治南方。匈奴、鲜卑、氐羌、羯、巴各族纷纷建立国家，瓜分北国。北方陷入战乱和民族仇杀之中。在5世纪上半叶，北方为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进入南北朝时期。直至6世纪末，发端于北周的杨坚重新统一中国，建立隋朝。7世纪初，隋被唐代替，唐的昌盛直至8世纪中的“安史之乱”才结束。10世纪，中国再度分裂，而后宋朝建立，中国重新统一。此后，中国虽经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侵略或征服，不但没有灭亡反而将雪域、满洲并入版图直至今日。隋唐的皇族原本均不是真正的汉人，可是他们统治中国后很快与汉人融合，以至于汉人有时被称为唐人。进入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也大部被融合，比如盛极一时的鲜卑人就已不再独立存在。距今9000—7800年的贾湖文化居民，体质特征与现代中国北方人相似，与河南的下王岗组、庙底沟组，山东的大汶口、野店、西夏侯组特征一致，身高在170—179.9厘米之间。这说明中国文明是中国先民自己创造的，并非外来的。另一方面，中国远古时代也有白种人生活，他们参与了中国文明的缔造，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
包括楼兰、龟兹、焉耆、车师、月氏在内的讲吐火罗语的古代西域的诸国，就是欧罗巴人种，向东分布远达鄂尔多斯草原。在古墓沟墓地发掘的青铜时代墓地，碳14测定其中7个标本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310—公元前1535年之间。就是说，白种人来到中国塔里盆地的时间纺在距今4300年左右。古墓沟墓地的居民头骨与欧洲人种北欧类型很相似，在语言方面，吐火罗语是原始印欧语系中一种独立的语言，与意大利语极为相近。印欧语系有明显的地理特征，西部语组“一百”读音以K开头，称K语言；东部语组“一百”读音以S开头，称S类语言；吐火罗语“一百”却是以K开头（A方言中为k鋘t,B方言中为kante）。吐火罗语与米坦尼雅利安语、印度雅利安语、古波斯语对比，可以看出这些来到中国的原始印欧人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双马神是古波斯、古印度也共有的。新疆康家石六子岩画与八墙子岩刻有双马神，阴山岩画有双马神，商代青铜器上也有双马族徽，如父辛鼎“双马与大象”、作从｛（竹／垦）为一字，竹头在上面}“双马与豕”。妇好墓中的和田玉是由讲吐火罗语的人传入中原地区的。这些白种人与中国原王朝的交往是很早的。但汉代以后西域才广为人知。丝绸之路开通后，塔里木盆地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中转站，不同文化聚集、交溶，异彩纷呈。
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具有明显的西亚人特征。能成为这个像的原型的人，应当是一位在政治上有作为的人，在巫术盛行的年代，兼为大巫师。文献记载蜀地与中原关系密切，建木“大皞爰过，黄帝所为“；黄帝妻为西陵氏女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黄帝次妃方雷氏女女节，生少昊，降居江水。《山海经》说颛顼为昌意之孙，《帝王世纪》说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古代玛雅遗址也有白种人的像。可以看出，白种人是从中国到达中美洲的，不是从欧洲来到中美洲的。
古代山东也有白种人生活。据2000年“21世纪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传来的消息，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室与日本的有关研究机构合作，以山东临淄古墓群中古人类DNA为标本，提取并纯化了该地区2500年前、2000年前的古人骨DNA和现代人的DNA，并分别与从国际基因数据库中筛选的1300多个标本进行了DNA特征非常近似。2000年前的临淄人与现代的哈萨克斯坦阿尔泰人的基因特征非常近似，而当代的临淄人与现代的东亚人基因特征非常接近。文献中有白夷、白狄的记载，但其族属难以考证。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人是白种人，其来源不明。白种人曾在山东生活过是可以肯定的，后来或迁走，或融入了汉民族。借助现代技术，对更广泛的地域内的中国上古先民的基因进行对比研究已经成为可能。这方面工作的深入，可以帮助我们弄清上古时代不同和种的分布，对中华民族这一个概念有更科学更全面的理解。那种中国文明一元论的观点，那种孤立地静止地对待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观点，已经立不住脚了。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在历史上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融入中国文明这股巨大的洪流，中国文明并非一直是闭关自守的文明。

其中一支沙陀部被安置在今□北的盐州，与散处在关中的沙陀人结合，迁到山西太原一带，为唐朝征伐方镇，屡立战功。沙陀人在五代十国时期，先后建立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与北汉国，盛极一时。传说中的「十三太保」就是沙陀人。突厥亡后，族众除融入汉族外，一部分归附回纥，成为回纥族；一部分西迁至今阿富汗，在中亚建立塞尔柱突厥王朝及奥斯曼突厥王朝。 　　

回纥原是漠北铁勒族的一个部落，受突厥的统治，后来乘突厥衰败之际兴起，於西元745年灭突厥，建立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的回纥汗国。过去其他北方民族如匈奴、柔然、突厥均与中原王朝对立，相互攻战，回纥则与唐帝国保持友好关系，唐朝三次将公主嫁给回纥的可汗，并且在唐朝「联回(纥)抗吐(蕃)」的政策下，回纥出兵助唐朝平安史之乱，共同抵制吐蕃的扩张。回纥汗国后期，内乱不断，汗庭於西元840年为黠戛斯攻破，族众主要部分南迁至山西北部，融入汉族之中。其他一部分在草原中，融入室韦部落中，后来成为蒙古族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西迁入今新疆与甘肃河西。在河西的回纥为西夏所败，但余众仍留居河西，明代称为撒里畏吾尔，今日称为裕固族；留在新疆的回纥在五代之际建立喀喇汗王朝，势力及於准噶尔盆地以西，伊犁河流域及南疆，其族众后技成为今日维吾儿族的主要成员。 　　

契丹起於今内蒙古东边的老哈河流域，唐朝在此设松漠都督府。他们乘回纥衰败而起，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於西元916年称帝，东灭渤海国，西服回纥，北臣室韦，南入长城，建立辽朝，就是「杨家将」与小说《天龙八部》故事中的契丹王朝。西元1125年，辽为女真所灭，契丹人成为女真金朝子民；一部分称大贺氏的契丹人徙居呼伦贝尔，又称为达呼尔，后来也有不少徙居中原，改用汉姓，老国代胡格金台即达呼尔遗族。另一部分契丹人则投靠蒙古或西夏，西夏为蒙古灭亡之后，这一支契丹人也融入蒙古族。有一部分契丹人随蒙古大军南征云南大理国，后来落籍於大理施甸、保山、腾冲、永德、龙陵、西双版纳等地，现有十五万人，以姓阿、莽、蒋为多，有些人家至今仍供奉耶律氏牌位，甚至还有一部分从云南搬迁到台湾的。元朝灭金之后，金统治下的契丹人，被元朝列为「汉人」与汉族杂居，融入汉族。来台的契丹后代可考的，以吴、张、何、陶、白、黄、贺、胡、金为显族。 　　

女真族分布於今西伯利亚东部，库页岛、伯力、黑龙江一带，南到今东北松花江、牡丹江。唐朝在此设黑水都督府。辽朝成立时，臣服於契丹。辽人灭渤海国，将渤海人迁走，渤海人或逃至高丽，或逃入中原，成为高丽人或汉人。女真人遂迁至渤海故地，其分布遂扩至今辽宁南部。女真后来联宋灭辽，然后入侵中原，攻入开封，俘虏徽、钦二帝，中原尽入女真金朝版图；女真乃移徙大批女真人、契丹人、奚人於中原。这些移入中原的族众，在金亡於蒙古的元朝之后，均被视为「汉人」，与汉人杂居，迅速汉化而成为汉人。据估计，当时居住在中原的女真人约有二百万。至於留在东北约也有二百万的女真人，元亡之后，明朝设卫所羁糜统治，满清建国之后，改称满人。而居於内蒙的四十万女真人则归附蒙古，成为蒙古族的一部分。明朝建立后，有不少女真部族归附，明政府将其领袖留住首都，而将其部众充军，连同家小散处於全国各地的卫所，与汉族杂居，甚至改用汉姓，融入汉族。闽南的粘氏宗族即为女真人，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他们是女真名将俘虏徽、钦二帝的粘罕(完颜宗翰)之后，其第六世曾协助元丞相耶律楚材，在元朝任官。第八世迁居泉州晋江，清代中期族人有移居台湾的，今日多住在南投、彰化一带，彰化福兴乡滨海地区旧称粘厝庄的地方，是粘姓居民最多的聚落。满清入关之后，满人逐渐汉化。 　　

且因八旗驻防全国各地的制度，使满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久而久之遂融入当地，成为当地人。民国成立之后，满人多隐蔽身分，改用汉姓，或姓金，或姓罗，甚至自称是汉族。其实他们大多早已不会说满语，不识满文，而使用汉语、汉文，与汉人无异。只有少数在东北偏远的满族自治县乡村，与迁到新疆驻防的锡伯族人，还说满语，保持满人的生活习惯。 　　

至於古老的羌族，原活动於陕西西部、甘肃南部与青海河湟流域一带。东汉时，西羌经常与朝廷发生冲突，是东汉头痛的边患，董卓就是在凉州以平羌乱而兴起的。东汉每次打败羌人，便将他们迁入关中。三国时代，关中羌人已有四、五十万人。五胡十六国时期，羌人还建立后秦政权。他们长期与汉人杂居，遂融入汉族。但有一部分羌人则与鲜卑人合成吐谷浑人，住居於甘肃、青海一带，信仰佛教。唐代后期，吐谷浑一部分迁至山西北部，融入汉族。其住居於青海的，则融入藏族。另外一支党项羌则受吐蕃的压迫，迁至今甘肃、宁夏与陕北一带，逐渐吸收汉族文化，而形成西夏人，建立西夏政权(1032-1227)。敦煌石窟中就有许多西夏的碑刻壁画。西元1227年，西夏亡於蒙古之后，族人大部分同化於汉族之中。一部分留居西夏河西故地，今河西走廊一带不少居民是西夏遗民。另一部分西夏人则被安置在河南南部，今南阳、泌阳、信阳、方城一带。还有一部分被迁到河北居庸关与保定一带。居於原地党项羌人则迁到今四川西北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明朝在此设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他们融入吐蕃，成为藏族的一部分。如今羌人已不再见於华北、中原，只有在四川西北岷江上游，即九寨沟与成都之间的山区，仍有羌人的聚落。 　　

总之，中国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多已在历史中消失，如匈奴、鲜卑、柔然、回纥、突厥、沙陀、契丹、渤海、女真、羌、西夏等族，他们除了极少部分迁徙到境外，如北匈奴迁到中亚、东欧，西突厥迁到中亚之外，主要的部分则因迁入中原，与汉人杂居，而融入汉族；另一部分则彼此融合，如匈奴融於鲜卑，匈奴、鲜卑融入柔然，柔然又融入突厥，突厥又融入回纥，契丹则融入蒙古，渤海则融入高丽，女真也融入蒙古，羌人则融入吐蕃；甚至还进一步抟成新民族，如回纥演变成今日维吾尔族，女真族演变成今日的满族，室韦、突厥、契丹、女真甚至加上汉人演变成今日的蒙古族。如此看来，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虽已消失，但由於互相融合互相吸纳的结果，现今中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融合了所有的少数民族的大熔炉。

高雄客家文物館紀錄族群遷徙史

 
館內牆上地圖說明客家族群遷徙的歷史與位置。（中評社 高易伸攝）

中評社高雄2月19日電（記者　高易伸）高雄市客家文物館座落在高雄都會區，愛河流經岸畔，這裡成為另類的都市風景，婆娑綠影的綠色道路隱藏暗紅色客式建築，旁邊的餐廳更採用閩式客家土樓小造型，展示了中原客家族群遷徙到高雄的歷史。
高雄地區客家籍人士眾多，根據統計目前約有32萬人，且在各行各業都有傑出表現。民進黨執政下的高雄市政府更長期標榜“閩客共治”，用心維護客家文化。
該園區硬體工程於1997年11月正式開工，至1998年10月竣工，並於同年11月22日舉行落成典禮、開放參觀。當年在前任高雄市長吳敦義支持下，最終擇定高雄三民二號公園為興建基地，興建一座具有客家特色的三合院。該館地面一層佔地500坪，地下一層300坪，以為展示客家文物及活動場所。當年興建經費達新台幣6588萬元，全數由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分年編列預算支應。落成後，讓高雄客屬人士心中感佩。
該館為凸顯客家文物特色，館內除採用客家建築風格之外，館內並規設計有展示廳，包括客家寢具、廚具、服飾、農耕、漁撈用品、古老照片等。開館迄今，已成為校外教學及幼兒園帶領學生幼童參觀、瞭解客家傳統文化之美的場所。
走進高雄市客家文物館可以發現館內除保存豐富客家文史資料與物件外，館後綠地更是別有洞天，適合悠閒散步，吸收森林芬多精。院內的公共裝置藝術可見水牛與穿著蓑衣的農夫造型，由於水牛在早期台灣農村社會中，對于田耕的貢獻很大，農夫們不僅把水牛當成工作伙伴，更把牠們當成家人般愛護。且客家族群向來刻苦耐勞、勤儉持家，對於孩童教育又很重視。“晴耕雨讀”的優良風氣便一代代傳承下來。高雄美濃地區的客家庄，更有全台博士最多的故鄉美譽。 
 
高雄市客家文物館旁的餐廳也被設計成小土樓造型外觀。（中評社 高易伸攝）

高雄市客家文物館採客家三合院式建築，古色古香

三合院內有農夫與水牛耕地、孩童勤奮讀書的裝置藝術，象徵客家晴耕雨讀之精神

高雄市客家文物館內有客家人耕作的傳統道具展示

客家傳統的床鋪樣式現在已然少見

客家人勤耕作的農耕道具館內展示俱全

高雄市客家文物館後方區域綠意盎然，適合漫步深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