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音帘:遭苏联排斥的张学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21:50:07

    张学良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却被共产国际断然拒绝;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软禁了蒋介石,却遭苏联痛斥……这些尘封许久的往事,今天读来是否感到新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和东北军退入山海关内。在热河抗战失败后,张学良曾下野短期出国考察。1935年9月,蒋介石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司令。但东北军在与红军的交锋中却频频被歼,尤其是直罗镇战役,装备精良的109师全军覆没,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消灭了6000多人的东北军王牌。可谓不打不相识,张学良自此对红军刮目相看。他甚至对蒋介石说:“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你我都没有老百姓支持”,所以共产党“剿不尽,杀不绝”。张学良不久开始与中共的秘密接触。1936年4月9日,他由王以哲、刘鼎随同,驾机飞抵延安,会唔了周恩来。在与中共和红军的交往中,张学良深受感染,也逐渐接受了不少先进思想,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而最有说服力的依据,莫过于1936年夏他给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恩来同志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在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让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特此敬祝努力!并迄代问候诸同志为盼!弟张学良启”。在这份短函中,张学良一改平日写信的习惯用语,三处称同志,充分体现了向中共靠拢的感情期间,张学良还积极向中国共产党表示友好。1936年6月底,他委托李杜将军转经巴黎,送上海地下党员董健吾之子及两个收养的孩子到苏联读书,而那两个孩子即是毛岸英、毛岸青1936年9月,东北军与中共签订《抗日救国协定》,双方结束敌对状态。当时红军补给出现困难,张学良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食物、药品等物资,帮助红军解决了燃眉之急。更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当时患重病,生命垂危,幸亏张学良施以援手,及时提供医药,得以转危为安。可以说,这也是张学良无意间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的历史性贡献。

    那么对张学良的入党申请,中共是否批准呢?据现存资料表明中央曾在安塞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专题研究,绝大多数委员同意将张学良作为“特殊党员”接纳7月2日,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致电共产国际,内有“我党拟许其(张学良)入党”等语。8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联名给张学良写信,便按他前次信件的要求,改称张学良为李毅然同志但共产国际却不以为然,认为张学良乃军阀出身,其父有杀共历史,故予拒绝。分析深层原因,其实源于张学良与苏联的历史疙瘩。当年苏俄同日本在东北争取势力范围时,“东北王”张作霖明显偏向后者。苏联虽几度示好,张大帅却不卖账,并武装搜查苏联大使馆,还公布了相关的秘密外交文件。张学良继位后,又派兵进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了39名苏联人。1929年还试图以武力收复中东铁路主权,此举进一步得罪了苏联。所以张学良此后虽多次希望修补与苏联的关系,却毫无结果。由于苏联的不信任,张学良入党自然难以得到共产国际的积极回应。10月5日,当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联名致信张学良时,称呼便改为“汉卿先生阁下”了。相应的,张学良于12月3日、17日发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议上,也均以“东、来兄”称呼,可进一步印证张学良虽有入党要求却没能如愿的事实。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临潼软禁了蒋介石。张学良原以为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和对日妥协的做法为苏联不满,估计“兵谏”一定会得到同情和支持。为此,他第一时间发电报给毛泽东:“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不料代表苏共中央意见的《真理报》12月14日发表社论,把张、杨扣蒋说成是“叛变”,“俨然高举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抗日的领导人,一旦有所不测,中国将再次陷入辛亥革命后一盘散沙的状态。而如果中国无力抵抗日本,日本便可以北上苏联,此时希特勒的扩张野心已很明显,必须防止苏联陷于德、日两面夹击的境地。事实上,蒋介石也正与苏联协商一个意向,以全面抗日为条件,换取苏联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由于战略上倚重蒋介石,苏联当局便不作具体分析,一概排斥反蒋事件。事实上,西安事变与斯大林联蒋遏日的方针并不冲突,甚至可以充分利用。但或许出于对张学良的反感,苏联第一时间就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12月16日,共产国际经与斯大林及苏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磋商后,向中共中央发出由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不管张学良意图如何,他的发动在客观上只能对团结中国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既然这一发动已经完成,就应当考虑既成事实”,并提出四项条件,要中共以此为基础“和平解决冲突”。当张学良知悉苏联的态度后相当失望,更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而《真理报》等的捧蒋反张言论,也成为南京政府的重要筹码。12月17日,行政院长孔祥熙在电报中劝张学良“悬崖勒马”,并称“陕变起后,全国各地公私法团、全国袍泽,无不愤慨。昨日全国报界宣言,尤足表示各地舆情……且欧美各国舆论无不一致斥责。英文《泰晤士报》想兄处当经阅悉,日前苏俄舆论亦称陕变以反日运动为投机,实际为敌作伥。可见无论中外,对兄此举,皆持反对。”在这样的氛围下,中国共产党应张学良邀请,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事变的协商。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到西安。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蒋介石作出了六项口头协议: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12月25日,声称要负起一个军人职责和义务的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抵洛阳,并于26日到达南京,西安事变至此和平解决。而张学良留下了这样一段话:“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他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那么张学良能不到南京吗?其实他已没有合适的归宿。惟有苏联此前同意他秘密加入中共,或许他和东北军还会作别样的选择,可历史不允许如此假设。

    综观苏联对张学良的姿态,明显地透着狭隘意气。张学良加入中共,对壮大共产党力量、分解国民营阵营无疑具有重大作用,但积怨已深的苏联,却摆出了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中共的利益,延安的事业,经常是被忽略不计的。西安事变的爆发,对中共乃至苏联本是最大的利好。即使中国还不能没有蒋介石,或者说苏联需要蒋介石必须继续作为中国的领袖存在,但张学良其时的主张与苏联的国家利益并不相悖,甚至可以为契机,倒逼抗日统一战线的尽早形成。可是苏联缺乏本应具备的宽阔心胸,苏联领袖也没能保持超越个人好恶的冷静头脑,很遗憾,苏联的第一反应是痛斥,这使张学良在国内外都陷入孤立,中共也丧失了和平谈判的基本筹码。或许面对咄咄逼人的希特勒,在苏联的眼中,中共本是可牺牲、可交换的棋子,张学良更是需报复的对象。当年苏联的这种器局和作派,决定了他行事的风格,也在上世纪导演了不少颇为诡异的事件,当然也最终决定了他自身的命运。

(右上图: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下图:张学良与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