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文胸品牌排行榜:《思想》 : 思考正义的三种近路：桑德尔谈正义

思考正义的三种近路：桑德尔谈正义 / 《思想》

文/李琳

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是英语世界独树一帜的思想家。1982年，他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出版，针对罗尔斯的经典著作《正义论》提出系统的批评，构成当代社群主义的第一声春雷。其后，他于1996年出版了《民主的不满》，强调美国民主亟待恢复其道德内容，不能以中立的自由主义为已足。三十多年来，桑德尔持续在哈佛大学开设名为「正义：该作甚么才对？」的课程，极受学生欢迎。这不仅是哈佛历史上累计听课学生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也是哈佛有史以来单学段参与人数最多的课程。后来讲课实况以影像搬上网络，风行全球，桑德尔由此获得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的美名。2009年，桑德尔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写就同名著作；该书出版后轰动一时，仅中文已有大陆与台湾的两种译本 。

最近，他就「正义」问题接受了英国空中大学教授奈吉尔?沃伯顿(Nigel Warburton)的采访。这篇题为〈访谈：桑德尔谈正义〉的文章，发表在2011年1月21日出版的第178期《远景》(Prospect Magazine)杂志上。

桑德尔教授指出，在历史上以及逻辑上，对于「什么是正义？」，有三种回答。

第一，根据效益主义者的看法，「正义」在于设法将效益最大化。效益主义的代表人物边沁认为：追求「快乐」和躲避「痛苦」乃是人类行为的终极原则。由于一切价值均可以化约为快乐，道德便要求我们设法实现最大的快乐与最小的痛苦。据此而论，道德与立法的目标应该是使快乐的总量超过痛苦的总量。能实现这种结果的制度，便符合正义。桑德尔举例说，如果某个小众宗教引起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的反感，那么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取缔这个宗教。为什么？因为即使取缔这个宗教对少数信徒造成了痛苦，但却可以换来最大多数人的满意，这符合效益主义对于正义的定义。再举一个例子：一直以来，西方世界对于伊斯兰妇女的传统服饰「布卡」(一种从头脸包裹到足部的全身罩衫)都不以为然。如果确如边沁所言，「道德的最高原则是将幸福最大化」，那么西方世界便有权抵制乃至于禁止伊斯兰妇女穿着布卡上街；这样一来，西方世界便可望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桑德尔看来，这两个例子都揭示出效益主义的一大弊病：在考虑人们的偏好选择时，重「量」但不重视该一偏好的「质」。效益主义者对于在人数百分比上占少数的持不同意见者缺少尊重与理解。不难发现，在上述两个例子中，无论是小众宗教的信徒、还是喜欢穿着布卡的伊斯兰妇女，其想法、感受本身的意义与价值皆无人问津。

第二，根据康德的看法，道德要求我们尊重个人本身，道德规范以绝对命令为形式，不涉及特定目的或者结果(亦即道德规则的形式应该是「作X这件事」，而不是「作X这件事，以便Y」(Y可能是效益主义者所谓的快乐，或者其他的价值)。康德的观念与上文所述的效益主义观念针锋相对：首先，效益主义对个人缺少重视，仅将人视为实现最大幸福的工具；康德却认为道德意味着「始终把人当作目的，而不能把人当作工具」。其次，效益主义是结果本位的，根据行为的后果判断行为的道德性质；康德却是义务本位的，他相信世界上有一些道德命令本身具有绝对的道德性格，与结果是好是坏无涉。

桑德尔指出，虽然康德对效益主义的反思发人深省，但他的理论有一处硬伤。众所周知，康德认为人类是独立自主的存在，人类有能力自由地选择和行动。人类的这一特性使康德得出了如下判断：当且仅当某一行为是由某人的自由意志引发的时候，某人才需要对其负责；换句话说，如果某一行为不是某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旁人便无权要求他负责。可是，一切的选择与行为都是出于人类的自由意志吗？在桑德尔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康德忽视了「人在根本上具有社会本性，始终是受条件限制的存在」这一事实。人类的许多道德义务和政治义务，并非源自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而是来自于社群、国家、历史、文化……的要求。一味执着于康德的观念，将阻碍我们正视这一重要事实。

为了讲清这个问题，桑德尔举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例子。这一代德国人普遍认为：我们必须为父辈的恶行赎罪。然而，在康德的视域里，这种说法完全不能成立。因为道德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产物，每个人只能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不能为他人犯下的过错担罪。在桑德尔看来，这种康德式的思路过于极端、狭隘。「为父辈赎罪」之所以可能，与许多因素有关，例如民族的凝聚力、对历史的责任感……。而这一切因素，在康德的「自由意志」学说中皆无容身之地。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不少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康德的理论缺陷作出了有力的批评。其中最深刻有力的评断，恐怕非黑格尔莫属。黑格尔认为康德的道德学说过于抽象，与日常生活脱节。他援引亚里士多德留下的思考结晶，强调「人生性是政治动物」、「只有在政治共同体中，我们才能过人的生活」；幽闭在书房中的道德、政治思考，难免偏狭贫血。

由此便引申出了第三种思考正义的路径，即亚里士多德的思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义」便是「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在脍炙人口的「长笛」故事中，亚里士多德询问我们：如果你是分发长笛的人，你会把最好的那支笛子发给谁？他自己的答案是：最好的那支笛子，应该属于吹笛技艺最高超的人。一个效益主义者无疑会赞同这个答案，因为吹笛技艺最高超的人才能够创造出最美妙的音乐，从而使最大多数听众获得最大的快乐。然而，这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理由。他给出的是一个目的论的理由：「被精妙地演奏——这是长笛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推而广之，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最高的权力应该属于政治才华最杰出、德性最卓越的人，因为「被出色地治理——这是城邦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这样的理由，相信会引起不少人的反感。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仅仅凭借才华、天赋来决定事物的归属，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难道说，」这些人反问道，「美食只应该供给美食家、好音乐只应该供给音乐家，像我们这种对于食物、音乐缺少鉴别力的普通人根本没资格享用它们？」桑德尔指出：虽然这种反驳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其实经不起推敲。假设有一位毫无美食鉴赏力的富翁走进一家装潢豪华的米其林星级餐厅用餐，他狼吞虎咽、囫囵下肚，彷佛眼前的鱼子酱、红酒是麦当劳的汉堡、可乐。面对此情此景，试问我们心里是不是会感到不舒服？再假设有一把举世闻名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正在拍卖，一位竞拍者是世界顶尖小提琴家，另一位竞拍者是家财万贯但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富豪——此人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买这把琴是为了把它摆在家里作装饰品。最终，出价不菲的富豪赢得了这把琴。面对此情此景，试问我们心里是不是会再一次感到不舒服？我们是不是会认为：小提琴的归属，不应该是豪宅的储藏室，而应该是一流音乐家的双手？被精妙地演奏，这似乎才是小提琴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桑德尔指出，上文所述的三种思路是回答「什么是正义？」时最常见的答案。其中，前两种思路更受人关注。今人的大部分争论，都源于前两种思路之间的冲突。以「是否应该对恐怖分子施加肉体折磨、来查明定时炸弹藏在哪里」为例，效益主义者的回答是：当然应该，因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正义。与之相对，康德主义者的回答是：当然不应该，因为有一些绝对命令(例如无论代价如何，「绝对不可以对人施以酷刑」)是不可违反的。桑德尔认为，今人对这两种声音都很熟悉；可是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第三种声音，常为今人忽略。在桑德尔看来，这种疏忽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如果能够审慎地考虑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将有助于我们跳脱前两种思路之间的纷争，站在一个全新的视角思考并解决问题。

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在桑德尔看来，正是「应得」二字为我们走出目前的困局指出了一条道路。以折磨恐怖分子为例，虽然效益主义者坚定不移地认为对恐怖分子施加拷打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拷打这个恐怖分子的女儿可以帮助我们在更短的时间内知晓定时炸弹的藏匿地点，我们是否要这么做呢？桑德尔指出：面对这个问题，最坚定的效益主义者也会犹豫不决。为什么？因为道德直觉告诉他们：这个女孩子是无辜的，她不应该受到牵连，拷打、折磨……这一切都不是她应得的。由此可见，当效益主义者支持对恐怖分子施加刑罚时，他们╱她们的理由不只有「这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有「他是个恐怖分子，他犯下了罪行，因此拷打、折磨……是他应得的惩罚」。由此可见，应得的观念在有意无意之间引导着每一个人的为人处事。人们心里对谁应该得到什么、为什么应该得到这个，是有一定的考虑与判断的。——而这一点是桑德尔想特别指出以供今人思考的：当我们在讨论什么是正义时，我们握有的资源不只有效益主义与康德主义，还有对应得的考虑。

虽然桑德尔的访谈主要面向英文世界，但他指出的问题同样值得中文世界借镜。今日的中文世界在思考「正义」问题时，一般采用怎样的进路？这些进路与桑德尔在上文中提到的三种进路有无关联？……这些问题皆值得我们反省。不难发现，面对「正义」问题，中文世界同样易于陷在效益主义与康德主义对峙的泥潭中不可自拔。如上所述，这两种主义都试图用一个整齐划一的准则解决正义问题。然而，整齐划一的准则，既无法分辨出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也无法给予不同事物以相应的对待。恰恰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显露出了其独特性与重要性。应得提醒我们对不同事物之间存在的或微或着的差异予以重视、对疏忽这些差异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保持警觉。对于「正义」的思考如果抛弃了这样一个视角、这样一层关怀，难免营养不良。在「正义」问题席卷全球的今天，重温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或有助于我们摆脱困局、开创新的思路。

李琳，上海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