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壁画生产厂家:埃克·考普夫谈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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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 作者：埃克o考普夫 朱毅 编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8期


　　很多人会认为《共产党宣言》是马恩理论形成的开端，但我想提醒你们的是，早在《共产党宣言》之前，也就是1845年至1848年2月之间，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就阐述过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或未来社会形态的建设与发展方面的理论观点。[1]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开始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这时他们开始批判自我标榜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说他们习惯于通过熟练地背诵他人的词句来进行他们自己都无法理解的理论阐述。针对这种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2]
　　你们可以自己去验证马恩所说的这些话。无论我们处在什么状况当中，我们都不能仅仅从愿望，而是要从实际的前提出发，以便对现实作出正确的估计和判断，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然后才能前行。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待工人运动时所持的基本态度。我们必须要自己创造幸福，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没有高高在上的救世主，上帝也无法拯救我们，如果说是上帝，倒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在帮助自己，否则毫无意义。
　　这触及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在提及的话题：是否能再次运用昨天的、旧的答案来解决今天的新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一直持否定态度。恩格斯在1847年3月谈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时写道：“他们懒于把德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水平和法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水平比较一下，或是研究研究决定着今后全部发展的德国的现实情况。他们没有认真思考，就忙着把刚刚听到的东西搬到德国来。”[3]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反对在对待人类社会发展这一问题上采取唯意志论的任意主观行为。恩格斯1847年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写道：“我们确信，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我们也知道，革命不是随心所欲地制造的，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的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暴力引起革命。……群众的发展是不能命令的。它受到群众生活条件的发展的制约，因而是逐步前进的。”[4]马克思在1847年10月底发表了《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他在其中写道：“财产问题从来就随着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切身问题。17、18世纪时要废除封建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切身问题。19世纪时要废除资产阶级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工人阶级的切身问题。”[5]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表明，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只有通过矛盾的发展才能得到解决。我在开头就讲过，人们不能用过去的问题的答案来解决今天遇到的实际问题。但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与总结当作研究当今现实问题的指南。我们并非是要简单照搬他们的理论，而要从这些理论中找出有用的东西，看一看在此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思考问题、提出问题的，以此启发我们去探讨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
　　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班子在至少大约30年的时间里正是以上述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我从1997年以来在中国工作期间有幸亲历了这一过程。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认真地考虑到了马恩在这方面的提示，他们纵观国内和国际形势，然后对现实状况进行了正确的评估，并通过改革开放政策成功地实施了发展战略。在整个政治路线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出发点和目标，即“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为人民服务”——这看似一句简单的话和一种轻松的表达方式，但我却认为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严肃的政治纲领，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核心。“人民”这个词在此涵盖了所有的劳动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科学家、知识分子、职员、企业家，所有各行各业中属于人民中的一员，以及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各少数民族的人民，所有这些人由于土地国有化成为了整个国家的物质财富的所有者。在这种现实的前提条件下，即在土地、水资源等属于人民共同所有这种现实状况下，“为人民服务”——即为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才有了得以实现的机会和条件，这种前提和目标之间便产生了良性循环和内在联系。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人民不能成为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那么“为人民服务”就会成为一句纯粹的空话，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
　　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国家则是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为基础，这正是危机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爆发的根源。而中国是一个出口大国，其产品大量输入美国和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危机，从而使自身遭受影响。但中国政府早在2007年秋天就观察到美国所出现的问题，从而为这场危机的到来做好了长期准备。当2008年危机的影响明显增强时，他们已经拟定了自己的应对策略；当时由于美国市场的动荡，中国许多公司的产品出口因遭毁约而面临巨大损失，中国政府根据自己拟定的发展计划，大力发展国内市场，尤其是在基础建设、卫生事业、教育、就业等领域加大投入，以提高国内市场对产品的需求，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和损失。
　　尽管2009年面临世界经济危机的严峻挑战，中国政府还是实现了既定的各项计划。这得力于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以及7600万党员的共同努力，社会主义事业要在艰难困苦中接受了实践的考验，坚持为劳动人民谋利的目标始终不变！
　　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伟大意义和历史前景
　　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对于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来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对于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来说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这里不仅关系到思想的形成，而且还关系到现实状况，即21世纪社会主义的现实构建。
　　我把自己在中国观察到的现象总括为一句话：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正在中国建设自己的生活。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这个伟大的民族要在将来也能卓有成效地建设自己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共十七大制定了科学发展的全面战略纲要。我们可以在此做一个比较，面对世界上许多贫困地区，联合国的战略发展目标是要在2015年使贫困人口减半，但如果这些地区的人民没有自我生产的前提条件，那么这个目标也只是一句口号和空话，例如外界对他们的帮助在现阶段也仅仅限于给他们提供食物、帐篷、金钱等等，而这完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有效的措施应该是让这些地区的人民有能力自己从事生产劳动，通过自身劳动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因为人要获得发展，是不能依靠慈善和施舍的。他们必须有机会依靠自己现有的物质前提去从事生产从而建设自己的生活。
　　另外，如果人们每天都在一定的范围内从事同一种劳动，解决同样的问题，那么人们一般不会注意到他们自己在一天天前进，即察觉不到自己的劳动有什么特殊意义，从而很难从深层次的意义上想到自己也在参与一场伟大的革命进程。但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总是在间隔一段时间后来到中国，即每隔几个月的时间就往返于德国和中国。我清楚地看到，在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还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哪怕是苏联共产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面临如此艰巨的任务，即要养活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要在实践中开辟一条使社会前进和发展的道路，从而卓有成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中国人口之多，我举一个例子，前不久，西南有几个省市遭受旱灾，受灾人口达2300多万，而以前民主德国的总人口才1700多万，还不如中国仅仅一个地区并且仅仅一年的受灾人口多。并且中国政府需要对13亿多人负责，而美国要负责的人口数只有3亿多；再说欧洲，中国总人口是欧洲总人口的两倍。整个欧盟国家加上整个非洲大陆（大约有9亿人）的人口才相当于中国一个国家的人口数。但是，欧洲大陆与非洲大陆之间的贫富差距十分巨大，同中国相比令人吃惊。
　　再看看中国共产党所要负责的地区面积有多么大，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欧洲大陆的总面积。在这大片的土地上，有不同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有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就像一幅人类历史发展的浩渺画卷——从母系氏族的初级阶段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所处的高级发展阶段，如果恩格斯借用中国的现实来撰写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那一定非常有意思。倘若恩格斯能看到中国共产党从1978年直到今天所进行的实践和实施的政策，他一定会把这一进程赞誉为一场革命，就如同他把英国从1775—1845年在经济领域的发展称为工业革命一样，恩格斯也会把1978以来中国30多年的发展称为一场革命。而马克思将会认为中国的发展进程印证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得出的结论：社会问题、社会冲突和社会困境只能通过矛盾的发展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对矛盾的简单排斥和消灭来解决。矛盾的发展，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条重要道路。
　　有人问，21世纪的社会主义在哪里，是在委内瑞拉、古巴、越南，还是秘鲁？我的答案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中国发展了，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并非是一种幻觉和臆想，它已经成为确凿的现实，这个国家已经制定了自己的发展计划，即要在中国创造相应的前提条件，使得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能够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生活。
　　这也正是马克思于1878年12月回答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记者问题的深层含义。这位记者问他：“您怎么用一句话来概括世界工人运动的目标，即北美和西欧工人运动的革命目标？”马克思的回答是“劳动的解放”[6]。前不久，一位国际友人问我：“你认为工人阶级的历史角色是什么？”我认为，工人阶级的首要角色就是“工人工作着，劳动着”。这句话看似简单，好像什么也没有说，但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所讲的“劳动的解放”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纲要，试想，不管在城市还是农村，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科学家、知识分子，所有这些创造价值的人们都应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未来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工人应该能够占有物质生产前提，做到自主生产，他们根据发展纲要，勤奋工作，不断反思并获得自我发展。他们享受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而不是消费他们未来子孙所创造的财富，他们不是在借债度日，即靠他人的劳动生活，这就是“劳动的解放”所蕴含的意义。
　　我认为，在2020年之前，世界经济格局就将发生变化，一旦经济危机结束，中国将成为率先成长起来的经济强国。中国将拥有自己的经济优势，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受美国和西方列强的政治胁迫和军事胁迫，中国受大国要挟的时代将永远成为过去。虽然中国的发展现在还会遇到一些困难，尤其是遭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我坚信中国将克服危机并取得持续性的发展。
　　四、应当怎样理解“消灭私有制”
　　［这是考普夫教授演讲后对如下提问的回答。有学者对《共产党宣言》中“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7]这句话的理解提出了异议。因为“消灭私有制”（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中的“消灭”的德文原文是“Aufhebung”，而这个词在德语中可视情况不同作不同的理解：废除、消灭；保存；拾起；哲学上还可作“扬弃”解。于是他们认为“Aufhebung”在上述那句话中应该被译作“扬弃”而不是“消灭”；从而认为共产主义不是要消灭私有制，而是要“扬弃”、保存和发展私有制，是要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以达到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提问者希望考普夫教授谈谈他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所有制”的德文原文“Eigentum”在德语中也是个多义词，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可分别译作“财产”、“所有”、“所有权”、“所有制”。]
　　我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理解，一定要结合其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创作《共产党宣言》时所处的历史环境。
　　我想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将会说：请注意，我们对未来社会的预言，以及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出的结论，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得出的；如果有人在问题讨论中想要运用我们俩在《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著作中得出的结论，那么他必须考虑到我们得出这些结论的具体历史条件，必须考虑到当时英国的情况，尤其是英国发达工业地区的情况，考虑到法国工业中心地区以及欧洲工业中心地区的情况，例如萨克森和符腾堡等等；如果他不能联系我们从中得出这些结论的19世纪的具体历史条件，那么上述“废除私有制或者消灭私有制”（Abschaffung oder 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的话无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就几乎毫无价值并且毫无用处。
　　恩格斯曾经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到过这个词，后来又将其写进了《共产党宣言》，不过有关这个词的德语意思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赞同黑格尔的一个观点：aufheben这个词可以用拉丁语“negieren”，即“Negation（否定）”来翻译。而且他们两人还认为，这个词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主要在《概念论》这一篇章中，即使在涉及对理念的“否定”时，仍然可以用唯物主义的方式予以积极理解，即这个词实际上同时蕴含着多层意思。
　　我还是先说说aufheben这个词所包含的beseitigen[消灭、消除]、vernichten[消灭、根除、毁掉]这个意思吧。联系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在那时可以用什么方式或者说通过什么途径来消灭所有制/财产呢？在法国大革命中，教会财产被收归国有，这就是消灭（Beseitigung）所有制/财产的一种方式。反革命流亡者的土地、房产和工厂等被法兰西共和国没收，并以一种特殊形式由法兰西共和国共同实施管制，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能够看到的消灭私人所有权（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的一种形式。历史上在英国和美国曾经有过共产主义移民区，这是一种新型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创建者把资金筹集到一起，从美国政府那里购买土地，这块地属于大家共同所有，他们就在这里进行工业生产、农业耕作，进而建立学校、图书馆、医院和教堂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能够加以研究的人们消灭（aufheben）所有制的具体形式。
　　财产/所有制这个词是从占有、据为己有这个动词来的。而只有人才懂得对财富的占有，动物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因为人会通过劳动，通过有目的地改造自然从而改变自然的特性，使它能够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使用对象，这是对财富的获取，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过这一问题。
　　人们怎样才能消灭（vernichten）私有制/私有财产（Privateigentum）呢？回答是：人们所能够消灭（beseitigen）的，是对财产的法律所有权。用法律术语讲，成为财产所有者，意味着拥有对财产的法律权利，即他所拥有的财产如房屋和土地等受国家法律保障。只有对财产的这一法律权利能够被消灭（beseitigen）。
　　举例来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一天，苏维埃会议在列宁的倡议下，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沙皇的财产被收归国有，成为人民的财产。这意味着沙皇从法律名义上失去他对财产的所有权，这即是消灭所有制/财产（Beseitigung des Eigentums），但只是消灭所有制/财产的私人形式（Beseitigung der Privatform des Eigentums），只是从形式上更换财产的所有人，即改变财产的私人占有形式，所有土地、土地上的农奴、牲畜和劳动工具都从沙皇占有的形式下解放出来，也就是从法律上废除（abschaffen）、消灭（vernichten）了沙皇对这些财产的旧有的法律权利。
　　与上述方式相似的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法国国民公会通过决议废除（aufheben）了天主教会的财产所有权，也就是说，原来属于天主教会的土地、财产等等被充公或收归国有。并且还没收了那些公然反对法国革命的流亡人员的财产，这些财产由国家监管，如果这些流亡人员不再回到法国或是继续反对法国革命，那么这些财产就被正式收归国有；倘若这些人回国之后愿意改过自新，那么财产可以归还。
　　所有这些涉及的都是某物或某内容的形式改变。这也是“Aufhebung”这个词的含义之一。当然，“Aufhebung”是一个多义词，除“消灭”外，它还有“保存、保管”的意思，例如替别人保管财物；另外，它还有“提升”的意思，即把一个东西从一个较低的位置提升到一个较高的位置，例如弯腰去捡拾某物。但不管怎么说，“Aufhebung”在“废除”、“消灭”私有制或财产这一意义上使用时，它所谓的“废除”也只是从形式上去改变。例如一块土地，几百年前可能属于某个封建主，在后来某一时期被一个土地占有者购买了，或者说采取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形式。这里只是财产所有权在形式上发生了变换，即它的所有人变了；但这块土地、这块土地本身的内容并没有改变，人们可以一如既往地在上面耕种并收获农产品。
　　再举一个例子。1945年8月，四个反法西斯的战胜国（美、苏、英、法）在波茨坦签订了一项条约，决定铲除引发这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根源，在德国，这个法西斯根源主要在于德意志帝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古老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帝国军队中有80%的高级军官都来自这些地区的封建大土地占有者。于是在苏联苏占区决定实行土地改革，凡是拥有100公顷以上的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将无条件地被剥夺。随即又在农村成立了人民委员会，由它来决定哪些穷人和无地农民可以分到这些被没收的土地并同时获得地产所有权证书，他们现在变成了这些土地的所有者。这些土地的耕种内容并没有改变，而是它们的所有人变了。以前土地所有者是某个伯爵，现在则是某个农民。这些农民不但可以获得这些土地，而且他们的子孙还同时在法律上享有继承权。大约从1950年起，这些小土地所有者联合起来，成立了农业合作社，以便于实行大面积的机械耕作并共同从事畜牧业。在民主德国，还成立了农机站和种子站，给那些农民配发拖拉机和种子，而这些农民只需为此付一小部分费用。这些土地尽管被合并到了一起实行集体化耕作，但在土地所有权证书上仍然明确地标明各小块土地分属于那些不同的个体农民。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并没有转交给集体。
　　我作了这么长的描述，是为了说明，人们在理解我们党的纲领中的重大问题“消灭土地所有制/地产”（Aufhebung des Grundeigentums）时，也必须从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地理解它们。进行经院哲学似的烦琐讨论则是毫无意义的，即总是去讨论“Aufhebung”是在一种、第二种还是第三种意义上使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想让我们今天用他们从当时的认识中所得出的结论来行事。他们或许会对今天的我们说：你们可以根据现有科学技术条件采取一种合乎理智的所有制形式，即这种所有制要尽可能地保障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保障他们的居住、医疗卫生、教育及其子孙后代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而不能简单地用1848年的答案来解决今天遇到的新问题。中国30年来甚至60年来的历史已经表明，你们能够从实际出发做到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或者说可以做到自己建设自己的生活，因为你们已经能够充分利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所有制的进步潜能，例如一个人或几个人可以建立企业，为的是填补一些生产和服务领域的空白，一切皆从是否能为人民谋福利出发，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出发。
　　回到问题本身。有关开头部分所提到的《共产党宣言》的名言“消灭私有制”（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是消灭所有制/财产的旧形式（Aufhebung des alten Form des Eigentums）。即“Aufhebung”在此是在“废除、消灭”的意思，也就是要废除旧的所有制。
　　[中德两国学者还在此基础上就马恩著作中“消灭劳动”（Beseitigung Aufhebung der Arbeit）、“消灭哲学”（Aufhebung der Philosohpie）、“消灭家庭”（Aufhebung der Familie）等类似表达中的“Aufhebung”的含义交换了意见。大家认为，这是指消灭某一种旧的劳动、哲学和家庭形式。例如“消灭劳动”，指的是通过革命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的异化劳动，而不是消灭劳动本身，否则人类就要灭亡了。]
　　五、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建议
　　[本节是考普夫教授演讲后对如下提问的回答：“您认为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为了进一步、更好地和更为健康地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您作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作为‘旁观者’，可以提供什么建议？”]
　　对于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说：你们的领导人是否能够制定一个纲要，使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sozialistische Marktwirtschaft）逐渐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marktwirtschfatlicher Sozialismus）。答案看似简单，但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只是“市场经济”的定语；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主语，“市场经济”变成其定语。
　　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总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占有巨大经济权力的群体，或早或晚地总是想要获取政治形式，以最大限度地扩展自己的财富，如果现存的政治形式无法满足他们，他们就会想办法去打破现有的政治规则和法律框架。所以关键在于能否从这方面作一些规定去限制经济团体对政治权力的渗透和扩张。
　　例如当时在民主德国为了阻止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就采取过这样的措施：根据当时民主德国生产力发展状况水平，一个人所雇用的人员不能超过十人，如若超过十人，他的财产便会成为人民财产；而且他在自己的这个雇用了十个或不到十个人的企业中，也不能光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必须亲自参与到劳动生产中去。这就是民主德国这个小国根据自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做的规定。而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为了控制这一问题，经济的宏观调控便成了一个大问题。
　　因为金钱是没有界限的，它可以跨越国界、民族、肤色和人种，金钱由于自身的客观需要，必然会进入流通领域，在循环结束之后以求得剩余，即获取利润。财富的所有者仅仅是财富的代表，他的行为完全被金钱的客观要求所支配，这是一个客观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同时也是在对物的拥有、占有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例如你买一条狗，那么你的行为就会围绕着狗这种东西的要求来行事，你必须去遛狗，买狗食，打扫狗屎，为狗请兽医；你的生活会因为这条狗而发生改变。如果你买一辆车，那么你的生活也会随之改变，你同样会根据车这种物的要求来行事，你现在需要买汽油，需要停车场——这些都是你从前不需要的。你每天开车去上班，还会遇到塞车的问题，而且十年后你还将被驱使继续买车，即换新车，否则你必须重新适应步行。你逐渐地依赖于或从属于你的所有物，你的情感、思维，包括你的家庭都会根据它来行事。如果你拥有的不是车和狗，而是许多钱财，那么你同样会受这些钱财的支配。这并不是说人的性情发生了改变，而是你对物产生依赖之后，便可能失去真正的理智。
　　另外，贫富差距的问题还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最最根本的问题是：是否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
　　但是，如果人们通过正当的方式获得财富，并且这种行为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这样的致富无可厚非。但要反对前一种情况，即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
注释：
　　[1] 在演讲结束后的提问环节中，有人提出，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系指唯物史观形成之前的著作，而不是1848年之前的著作；并谈到所谓“早年马克思”、“中年马克思”、“晚年马克思”的对立论。对此考普夫教授回答说，“只有一个马克思”。他认为这种对马克思早—中—晚的划分是不科学的；如果一定要划分出不同的马克思，那么可以把马克思划分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过渡时间就是在1843年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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