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国人热衷于追逐官位：权力泛化 收入丰厚

2011年05月15日 21:06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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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泛权力》，作者：张程，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权力，实在是观察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一个绝好的切入点。

“权力”一词是中国人最常用的词汇之一。何谓权力？大致上，人们公认权力就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一个人拥有迫使你服从的力量，他就对你具有权力。这个概念运用范围很广，举凡生活各领域各方面都能发现权力的影子。而对一个概念定义范围的无限扩展，恰恰是消抹这个概念的开端。中国人的权力最核心的内容、最原始的源头应该是和官府衙门紧密相连的。其他领域的权力用“影响力”来命名，可能更恰当。因此，本书的权力概念更多的是运用于政府范畴，指的是人们从政治体制中获得的、强制性的、迫使他人服从的力量。

先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权力的概念。明清时期，北京的物资供应全靠漕运，有专门的官署管理。官署会为每批漕粮漕银的押解规定到达日期，而无视运输过程中的天气变化和船队的实际情况。船员水手们不敢违抗，想方设法赶在期限前送达。在这里，漕运衙门就对船只水手们拥有权力。这是无法与之理论、带有强制性的权力。

第二个例子是每个衙门中都有文书，就是抄抄写写的角色，看似没有什么权力。他可能字写得歪歪扭扭，力气没有你大，甚至耳聋背驼，老迈无用，但你就是裁撤不了他。如果你得罪了他，文书可以用文件处理的快慢、抄写字迹的清晰潦草与否，来对与你有关的事务设置程序性的障碍。那么，这个文书就拥有你所没有的权力。

古代中国人对官位趋之若鹜。京郊的道路上，一边是有人老态龙钟告老还乡去，一边是有人千里迢迢顶风冒雨赶考来。科举热、升官图、迎来送往、仕途八卦等“官场文化”流行千年。之所以前赴后继不断付出，是因为人们看中的就是各级官位具有的权力。官场结构是一个严密的、科层化、固定的结构，事事处处都有法律规定。从法律上看，官位越高权力就越大，管辖的范围越大权力就越大，收入也越高。比如清朝七品县令管辖一县百里之地，年俸是45两白银；一品总督管辖一省或数省几千里之地，年俸是180两白银。理论上，人们应该都去追逐品级高、法定权力大的职位。

但同时，我们又看到许多奇怪的现象。有时候，人们追逐的并非是那些品级高、法定权力大的职位。而且，同级别的官员之间权力也有大有小，说话声音也有高有低，一些官员发挥了远大于朝廷授予他的权力，甚至超过了他的上级。可见，在实践中，实际权力的大小与朝廷律法的规定并不一致。也就是说，个人的权力大小与他的品级大小、律法的明文规定没有必然关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清稗类钞》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雍正年间，内阁有个供事（也就是办事员，属于“吏”而不是“官”）蓝某，老实上班认真做事。一年元宵节晚上，同事们都回家过节去了，只留蓝某一人值班。蓝某对月独酌，正喝着，有个衣冠华丽的长者走进了内阁。蓝某以为是宫廷值星官前来巡查，站起身来迎接，邀请他一起喝酒。来人欣然就座，问蓝某官居何职。蓝某说：“我不是官，只是小小的供事。”来人又问蓝某的姓名履历执掌，内阁的其他人都上哪去了。蓝某老实回答说平时收发文牍打打杂，有同事四十余人今晚都回家过节了。来人就问：“你为什么留在这儿？”蓝某说：“朝廷公务这么繁重，要是大伙儿都自顾自地，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到时候由谁来负责？”来人又问：“做供事有什么好处？”蓝某说：“希望日后能够‘转正’做一个小官。”清朝为胥吏们设置了转正为官的机制，不过都是些不入流的小官（有官员身份和编制，但没有品级，在九品之外）。来人好奇地问：“做不入流的小官有什么好的？”蓝某笑了：“假如我运气好，能到广东管理个河泊所，那就是大乐趣了！”

河泊所是沿海负责征收渔税的机构，负责人没有品秩，连正式官名都没有，是基层得不能再基层的小官。无论从身份地位，还是工作环境和压力来说，河泊所都没法和内阁比。从法定权力上来看，河泊所只能征收渔税，也比不过内阁供事权力大。

于是，来人更不解了。蓝某解释道：“河泊所近在海边，来来往往那么多船，大多会给点好处呀！”原来，河泊所可以借口收税，向渔民们敲诈勒索，又因为天高皇帝远，官府管理不便，有事的时候河泊所就代行管辖之权。所以，河泊所的负责人就在法定的职责之外，成了沿海渔民的父母官。如此一来，河泊所负责人的权力和好处就不是内阁供事能比的了。蓝某的一番话，让来人连连点头。第二天，雍正皇帝下诏书任命蓝某为广东河泊所负责人。皇帝亲自任命一个不入流的官员，真是前所未闻。原来昨天来内阁探望的人正是雍正。蓝某的遭遇让同僚们羡慕得要死。

在这个例子里，河泊所看似偏远，权力很小（只能征收渔税），工作内容又苦又累。但在实践中，河泊所就是沿海渔民的县衙门，实际权力类似于陆地上的州县衙门，其负责人的实权可以与州县长官相提并论了。难怪要引起包括内阁供事在内的众多人的觊觎。

如果说河泊所的职位表面看来还有些权力，争夺它还可以理解，那么许多人争夺医官、阴阳生、库丁的职位就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地方官署都有医官和阴阳生，分别负责看病和看风水预报天气。这些职位有三个不好的地方：首先他们连“吏”都算不上，没有正式编制；其次没有编制就没有法定的收入，政府不需要向医官和阴阳生支付薪水；最后，医官和阴阳生还要义务为官府和官吏们看病、看风水，听候使唤。可人们依然对这些职位趋之若鹜，宁愿倒贴银子也要去当。人们争夺国库库丁一职就更加令人费解了。库丁的实质是一种“役”，政府强制征发劳力去国库里搬运官银。库丁这种毫无地位和收益的职位每年轮换都能吸引成千上万的人争夺。《清代野记》说有意者每到选派的时候，大家伙儿都争相行贿，数额颇大。交了贿赂当上库丁后，每个库丁还要聘请拳师保护自己，怕遭人抢劫。因为没钱去行贿的人会聚集在一起，等在大堂下，守候着入选的人，乘其不备就把他绑架了去。抓人的目的不是加害，而是让库丁没法上班，误期被除名后可以空出名额来。而被劫的库丁，往往又要花数千银两来赎身。

当库丁的好处就那么大吗，让人不惜血本去争夺？是的。在实践中，库丁能够偷银子。为了防止银子被盗，库丁无论寒暑都必须裸体入库，从堂官公案前鱼贯而入，入库后，里面有工作服可以拿来穿。搬得累了，可以出去稍微休息一会儿，但出来时依然要裸体走到公案前，两臂平张，露出两胁，胯部也要抖一抖，还要张嘴像鹅一样大叫。虽然监管如此严密，库丁们仍然可以把盗银藏在肛门中，厉害的人每次能夹圆锭十枚，足足有一百两之多。江西官银因为光滑无棱，最受库丁们喜欢，被称为“粉泼锭”。如此一来，每个库丁每月不过轮班三四次，每次出入库内外，多则七八次，少也有三四次，每次夹带以五十两计，四次也就有二百两了。每月算轮到三班，也就有六百两了，库丁收入之丰可见一斑。

在这个例子里，苦役库丁的实际权力要比六七千两白银更诱人。库丁盗银成为公开的秘密。《清代野记》作者张祖翼曾经去户部转饷，见国库门前有一间小屋，裱糊工整，门户严密，离窗二尺都用木栅栏围起来。他开始以为是户部司堂官休息的地方，后来才知道是库丁脱衣卸赃之地，周围用木栅围起来是为了不让他人近窗窥视。在这里，库丁的法定权力（搬运官银）可以忽略不计，实际权力（贿赂长官，半公开地偷盗官银）却令人眼红。“库兵三年更替，役满人可余三四万金不等。”他们的管理者银库郎中也是三年一任，“任满，贪者可余二十万，至廉者亦能余十万”。同样，医官和阴阳生也各有各的实际权力。

啰嗦了这么多，只想说明一件事：官府中人的实际权力往往和明文规定的权力不同，权力是会泛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