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招生办公室电话:毛泽东因何欣赏叶剑英

　　第一节 “二月逆流”前后

　　叶剑英是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元帅，他以刚柔兼存、大智若愚、荣辱不惊的优良品格彪炳于世。

　　叶剑英和总理的个人感情很好，他们相识共事了几十年，特别在总理患病以后，几乎都是由叶剑英亲自负责总理的治疗，大的主意都是由他拿的。

　　因为叶帅为人和蔼，没有架子，我和他的个人感情也不错，经常上他家里去看望他，和他的孩子们关系也不错，至今有的孩子和我还有往来。

　　在我的感觉里他是一位能下最大决心，产生最高智慧的元帅之一，也是能忍受莫大屈辱，保持恬静心境的元帅之一。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他数次被贬，却能安然置之，几入冷宫，却从容不迫，表现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品质。

　　从历史上看，叶剑英在党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表现出非凡的智谋，为扭转危急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长征途中，他在粉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斗争中立了殊功；西安事变后，他协助周恩来奔波于国共两党之间，为谈判奠定了基础；直到以后妇孺皆知的粉碎“四人帮”斗争，他又起了关键作用……

　　“二月逆流”之后，叶剑英陷入了挨批受冷落的境地。1967年2月，位于中南海西门的怀仁堂也燃烧了一把火，这火从开国元勋们的胸腔喷发而出。然而这把火最终没能烧毁“文革”小组利令智昏的头脑，却将自己烧得伤痕累累。当他们中间有人背负沉重压力惨痛离开这个世界时，终不能瞑目的是何罪之有的冤屈。

　　政治局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当时主持党政军工作的同志和“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各地夺走资派权、革命派大联合等问题。这次会议的结果，也就是后来在元帅们头上戴了数年之久的“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

　　元帅们对“文革”以来的矛盾和不解以及焦急在这次会议上大爆发。会上对立为两派：一派是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为首的元帅们；一派是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一伙。两派围绕着“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向脾气温和的李富春在第一天会议上对康生拍案而起。第二天，以沉稳寡言著称的叶剑英又一马当先，打了个重磅炸弹。他的巴掌重重击打在桌案上，事后才发现自己的小指骨头因为用力过猛而折断了。

　　元帅毕竟是元帅，凡是军人又大都个性耿直，像恒星那样，不掩盖自己有光的轨迹，暴露自己的全部思想。

　　叶剑英首先质问张春桥：“上海夺权，搞什么上海公社，这样重大问题，不报中央，不经政治局讨论，是想干什么？”

　　“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辩解道：“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怎么是错误？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陈伯达在当时被称“大理论家”，说话喜欢引证历史伟人的警句，好像非常精通理论名著。

　　“我们一不读书，二不看报，也不懂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答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是不是革命可以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军队？”叶剑英冷笑着问道。

　　陈伯达气得还想和叶剑英申辩，结果被元帅们一顿抢白，只好把话题转移到其他方面，到会的要数谭震林的火气最大。会到半截，他拍案而起，中途退会，到了门口，被大家劝住，才又义愤难平留下来。会上，陈毅戳了康生的痛处，用1943年的延安整风来警告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这可是犯忌的比喻。

　　激烈争论一直持续了好几天，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为顾全大局，极力稳定双方日益升温的情绪，同时对康生等人的过激做法谈了自己的看法。

　　当晚，叶剑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今天和伯达打了一仗。”

　　毛泽东很干脆地对叶剑英表态：“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

　　有了尚方宝剑，陈伯达一伙马上反击。

　　还是在怀仁堂会议室，气氛却已经变了。元帅们无法抗拒他们的领袖，又无法理解眼前的局势，只好将满腹委屈、满腔义愤和无比的困惑强压进心里，默默承受这不公正的批判。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错在哪，所以这种承受要比任何承受都要痛苦。

　　叶剑英身为军委副主席打头炮，自然是重责重罚了。他和其他元帅一样，有了属于自己的“帽子”。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等人的帽子是“黑干将”；陈毅经常在国务院和军委开会，给他的帽子是“联络员”；李富春是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工作，几位副总理经常在他那里碰头，因此有了“反革命俱乐部主任”的帽子；余秋里、谷牧的帽子是“小伙计”。

　　“二月逆流”不久，叶剑英又被内定为“第一号调查方案”里的叛徒，被秘密调查。1967年6月23日，黄永胜亲自批准了这个秘密计划，妄图使之合法化、公开化。

　　一个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在没有任何组织手续、没有撤职公文、甚至连一个电话通知也没有的情况下，便莫名其妙地被停职，可见“文革”时期鱼目混珠之乱，人妖颠倒之甚，连堂堂元帅的人身权利都没有保障，更别说是一般干部了，冤死屈死何足为怪！

　　叶剑英回到了西山的元帅府里，不能再随便外出。一切政治待遇随之停止，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有时我去看他，他总是沉默不语，但是看得出来他非常希望有人能来看他，并且带来外头一些消息。

　　我和叶帅身边工作的同志关系也很好，但是大家见面，不再像以前那样愉快了，有说有笑的。大家碰到一起就叹气，就谈心里的担忧，因为他们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叶剑英不担任官职而轻松。他们也受到了牵连，每天要参加批判学习。虽说这些批判会是和“二月逆流”的元帅们背靠背进行的，他们的心情还是非常的压抑，感情上也有抵触。他们既不愿意批判自己的首长，又不能为难主持会议的领导。有时会议开了好久也不见人发言。他们都在等待别人先发言，好顺着音往下唱，而主持会议的人又想先听他们的批判，好掌握定调。结果大家就这么耗着，谁也不做“抛砖引玉”的蠢事。元帅们的为人，大多数人心里有数，能放一码就放一码。但有些人并非善良，总是居心叵测，大家不得不小心翼翼行事。后来不知谁出了一个好主意，让元帅处的工作人员自己组织学习和批判，不再和别的办公室的人一道学习。这样大家才如释重负，从尴尬的局面中解脱出来。

　　工作人员回到西山后，每天要汇报一次学习组的批判学习情况。因为由口头发言改为书面汇报，他们的思想压力小多了。

　　“二月逆流”之后，元帅们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军人绝对服从命令的天职，不得不违心地作检查。叶剑英也给军委作了书面检查，所以每次汇报时，秘书就想法从上面抄一点，还不敢多抄，要省着点留给下次汇报用。当时叶剑英和秘书不住一个院子，他们靠电话保持联系。叶剑英时时询问工作人员的学习情况，关心他们每次汇报能否过关。

　　秘书总是想法安慰叶剑英，叫他放心，不要再挂念他们了，不管怎么批判，不就是想办法写好汇报让上头满意嘛！这对于长期拿笔杆子的老秘书来说是不难的。最难最苦的还是叶剑英自己。虽说他没有遭到红卫兵的批斗和辱骂，也没有遭受棍棒击打，但陈伯达等人对他的精神折磨却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在他刚刚遭受激烈的批判，回到西山后，几个孩子突然下落不明。后来知情人悄悄送来信息，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女婿邹家华、女儿叶向真全被关押起来了。

　　叶剑英心里明白，孩子们是在替他受过，替他遭受肉体的磨难。陈伯达他们是企图用这种卑劣手段消磨叶剑英的斗志。

　　叶剑英默默坐在窗前，一动不动。表面上他平静如水，心里何尝不牵肠挂肚？这位经历过战场生死考验，经历过荣辱沧桑的元帅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儿女们遭受磨难，他无法顾及，也不能保护他们。惟一能做的只有默默地等待，默默地祈盼。

　　叶剑英的脾气和其他元帅的脾气还不一样，他从来不发火，不说重话。似乎少军人豪气多书生文气。如果他心情不好，生气了，就一人沉默无语坐着，谁来了也不搭理。那段时间里，他经常一个人坐在藤椅上，半晌无声。

　　1968年冬，发生了面对面批斗徐向前元帅的事件，惊动了中央，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及时出面说话，才制止了这种恶性事件在其他元帅身上重演。

　　徐向前元帅府的风波刚过的一个晚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三位掌握军队重权的人物突然来到叶剑英处，当着叶剑英的面对秘书说：“主席指示了，你们批判老帅到此为止，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外面的批判不要管。”并对叶剑英说：“你要正确对待。”不等叶剑英答话，他们就匆匆转身走了。

　　精神压力最大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子女们的消息却令人不安，他们全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里。这是一座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进去容易出来难。只要叶剑英一天不官复原职，子女们就一天不能回家团圆。

　　随后的日子越加清冷和寂寞。没有“内参”，没有文件，也不知道外面是个什么形势。

　　平淡而闭塞的生活，久而久之对一个最开朗、最乐观的人也免不了有影响，因为人总是要适应自己生存的环境，学会忍受生活的平庸。原来的叶剑英是位多才多艺的元帅，拉胡琴、吹箫、打乒乓球、游泳、写诗、下棋样样精通，可是莫须有的罪名破坏了他的兴致，以后再也没有听见他那悠扬的琴声……

　　第二节 周恩来的策略

　　1969年春天，周恩来安排叶剑英到工厂参加劳动，先和群众多接触，以便早日解放。

　　1969年4月，又是桃红柳绿的季节，北京的春天和以往一样迷人、清新，“文革”的高温已经在“祖国山河一片红”中降下许多。

　　我这个时候被派到新疆边境，说是去锻炼，实际是赶出京城。走时，叶帅还在北京，等年底我被总理保回来，叶帅和其他老帅都“疏散”到全国各地去了。后来我见到他的王秘书，才知道1969年这一年，叶帅还进过工厂参加劳动，我感到奇怪，七八十岁的老人怎么还去进行体力劳动。秘书却认为我没有远见，说，这你就不懂了，这是策略！

　　策略，而且是周恩来的策略！

　　1969年各地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文革”时期特有的组织形式，有这种形式总比没有要好一些，它毕竟起到了稳定、缓解局势的作用。但“文革”小组把握的基调仍然使社会保持着所谓高昂的革命激情，阶级斗争的弦仍然在人们头脑里绷得很紧，一触即发。

　　一天上午，叶剑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叶帅啊，你被分配去新华印刷厂，先和群众接触，接受群众再教育嘛，参加学习班和力所能及的劳动，其他老帅都已经做了安排……”

　　叶剑英知道周恩来安排他出去走走、参加劳动的深刻用意。只有周恩来才会进退有度地将元帅一步一步保出来，又不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小辫子，这就是周恩来过人的工作艺术。

　　第二天，叶剑英早早就起身了，这是他两年里少有的一次出门。他身穿灰色中山装，脚蹬黑色布鞋，花白头发也梳理平平整整。秘书心里暗喜：“叶帅虽然已70多岁了，仍然显得精神、自得，与世隔绝的生活没有摧毁他对未来的信念，不然一个老人是不会有这样的精神面貌的。”

　　“文革”中的新华印刷厂归迟群管辖，他是“两校五厂”的军代表，是“文革”时期神气一时的风云人物。叶剑英到了印刷厂，厂里的几个领导已经出来迎接，场面当然称不上热烈，但叶剑英仍很高兴上前一一握手。到了厂办公室也没有落座，叶剑英对厂领导说：“去厂里看看吧。”

　　叶剑英跟着厂领导仔细看了印刷厂的一些车间，最后来到装订车间，秘书被告知：叶剑英在这里劳动和学习。

　　老一点的工人都认识叶剑英，挺客气地给他让座，一位老工人私下悄悄地对他说：“叶帅，这里有规定，不能叫你叶帅，只能称你老叶，还请老帅原谅。”

　　“没关系，叫什么都行啊。”叶剑英一点不在乎。

　　能有机会出来和群众接触接触，叶剑英已经非常满意了，还在乎怎么称呼？再说他也知道自己是被“文革”小组点名批判的“黑干将”，虽然毛泽东下了指示，批判老帅到此为止，但是外界的人并不知情，康生、陈伯达他们也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迟群对“文革”小组的旨意心领神会，对叶剑英很严厉，也不准大家有笑脸。叶剑英这时好像什么也没有察觉，也不去注意外界对他的态度。学习时，他只是非常认真地倾听工人们的发言，什么也不说，有时他听到工人们通俗有趣的发言，也会跟着哈哈笑起来。

　　劳动的时候，叶剑英就和工人们一起坐在大案前，用手折叠《毛泽东选集》的封套。这个工序是手工劳动，比较轻微。叶剑英劳动时和学习时一样认真，一丝不苟地把每个封套叠得有棱有角。

　　没有多久，邓颖超、陈云也来这个车间参加学习和劳动。秘书想这肯定是周恩来的主意，让邓颖超及时掌握叶剑英等人的近况，好暗中保护。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一天早上，刚准备动身去印刷厂，秘书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周恩来的口气很紧急：“告诉叶帅，今天不要去印刷厂，可能要去一趟河内，你们在家里等着，车子马上到。”叶剑英马上意识到胡志明病危了。他顿时情绪低落，不再说话。他和胡志明在1930年代就有很深的交情。1960年胡志明来北京时，向毛泽东要求叫叶老去越南玩玩，毛泽东奇怪了：“谁是叶老？”

　　“叶剑英元帅啊！”

　　“哎，你现在是越南的主席了，不能叫他叶老啦。”

　　“不，叶老是我的老领导了，什么时候我也要尊称他叶老。”……

　　没有一会儿，周恩来派来的汽车接走叶剑英和秘书。

　　果真是胡志明病危，周恩来要叶剑英陪同他一起去越南探望。

　　飞机先到南宁机场。这时接到越南电报：胡志明已经去世，请周恩来不要去越南了。周恩来在南宁机场思量片刻，当机立断：去！

　　向遗体告别后，周恩来即要返回北京，他让叶剑英多住几天，等吊唁活动结束再回国。叶剑英向周恩来说出他的顾虑：“总理，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中央文件了，对中央的方针政策不了解，无法和越南领导人交流。这次能来向老朋友遗体告别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再说，怕给总理再添麻烦……”

　　周恩来听了叶剑英的话，久久望着从黄埔军校起就战斗在一起的老战友，叹了口气：“那就让李先念来参加吊唁活动吧。”

　　周恩来深深地同情无辜遭受冤屈的老战友们，也在努力地为他们创造条件、寻找时机，让他们早日脱离困境。但是他目前还不能将叶剑英他们一步就解救出来。

　　一国总理也有一国总理力所不能及的苦衷和无奈啊！

　　叶剑英见周恩来理解他和胡志明的感情，现在又理解他身陷困境的难处，便将感激和敬仰全部倾注在和周恩来紧紧相握的手掌里……

　　叶剑英调离北京，“发配”到长沙，元帅的心在寂寞中静静地等候……

　　从越南回国不久，秋风开始萧萧，叶落花凋零。

　　城市的气氛又有了新的变化，年初苏联入侵珍宝岛事件的阴云已经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外国是否入侵成了百姓们忧心忡忡的热门话题。到了8月，中央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各省、市也相继成立了防空机构。一场群众性的挖防空洞、防空壕的运动席卷了大小城市，以至今天许多城市的人民还在享受着它，比如地下商场，地下歌舞厅什么的，就是那时的防空产物。

　　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第二天，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一号令”正式下达了这个“紧急指示”。全国顿时进入了一个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怖之中。几乎在同一时刻，老帅们也接到了紧急疏散的通知。现在想起来这个紧急疏散的确有点滑稽，元帅本来是战场的骄子、战争的王牌，可这时战争却要他们走开，走到安全的内陆城市去。

　　这天早上，叶剑英接到周恩来电话时，感到很突然，很久说不出话。想了想他和周恩来商量：“秘书这时正好在搬家，能不能晚一天走？让秘书把家搬好。我自己也要收拾一下书籍和行装。”对外界一无所知的叶剑英哪里知道林彪这个一号令紧急的程度。周恩来在电话中沉思了一会儿，显得很为难：“剑英啊，还是先去吧，飞机都已经准备好了，秘书可以先去安排一下，然后再回北京处理自己的事情，你看行不行？”

　　如果是平时，叶剑英提此类要求，周恩来是会答应的。这次周恩来显然遇到了难处，可能是中央会议做出决定，重要疏散人员必须限时离京吧？叶剑英没有猜错，他和其他元帅们都被限时离开北京。军人出身的叶剑英不再强求，马上和秘书、警卫员起程。

　　从接到电话到起程不过两个小时，他们就被飞机带到了空中。命运会将叶剑英他们带向何方？莫测的前程让大家忧心。飞机上谁也无心说话，只听见飞机猛烈的轰鸣声。飞机是前苏联的伊尔—14，是架老飞机，从北京到长沙竟然飞行了四个小时。

　　从早上吃了顿早饭，到现在已经整整八个小时没有吃饭了。年轻人还可以顶一顶，可是叶剑英和同机疏散的曾山都是老人了，怎能受得了？乘务员在口袋里发现了几块糖，赶紧拿出来分给大家充饥。等大家饥肠辘辘地到了长沙机场，竟然连个人影也没有，更别说是汽车了。机场的旷大空寂和南方傍晚阴暗的天色，愈加显得这群人的凄凉和孤立无援。

　　如果史书上有这一天的位置，那么应该写上：1969年10月，战争氛围笼罩中国之际，共和国的元帅们正在流离转徙。

　　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元帅的命运，不是共和国的命运吗？

　　秘书想办法好不容易将叶剑英送到住地(也是后来毛泽东在长沙住的院子里)，进门一看，房间满是灰尘，厨房也是又脏又乱。没有办法，尽管叶剑英不爱吃面食，这时也只能煮面条，越快越好，连秘书都已经觉得阵阵头晕……

　　就这样，元帅们被调往四面八方：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陈毅到石家庄，谭震林到桂林，李富春到广州……

　　原来在北京居住毕竟离中央近一些，多少能知道一点信息，可是现在……路漫漫水迢迢，北京在他们面前已是千里之遥的地名概念了。

　　叶剑英他们在长沙住了没有几个月，突然又被通知走，说是长沙不安全，湘潭更安全一些。他们不得不再次迁移。后来才听说，江青要到长沙小住，有“黑干将”在长沙，怕江青不安全。结果，叶剑英他们走了，江青却没有去。

　　1970年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毛泽东半夜秘密会见叶剑英，交给他一项特殊使命。

　　转眼到湖南快一年了，异地他乡的孤独、清冷生活比在北京还多一种关山阻隔的遥远感。叶剑英此时和老百姓一样过着清淡的日子，然而他却没有平民百姓那份自由和轻松。

　　元帅在落难之际所咀嚼的平淡是无法想象的。这颗心在寂寞中熬得好苦好痛好累，也熬磨得越加成熟和坚强。

　　1970年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身为中央委员的元帅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在著名的政治名山——庐山。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落难的元帅们此时相见却不能交谈，大家只能相视一笑，千言万语尽在其中。我在庐山一条小道上和叶帅不期而遇，我没有那么多顾忌，不管三七二十一跑过去和他握手，他对我笑笑说：“还是老样子，不过黑多了。”他的秘书在旁边打趣说：“原来就黑，不然总理怎么叫他杜山呢，还不是他像几内亚总统杜尔的弟弟。”叶帅开心地大笑了起来，我心里一阵高兴，尽管老帅遭受许多不公待遇，但是他们的精神没有垮。我直后悔，手里没有抓部机子出来，没有给叶帅拍几张。

　　叶剑英和其他元帅各自参加自己所疏散地区小组的学习。一向沉稳的叶剑英在这次会议上也没有多语。因为他实在不知道中央内部的情况，无从说起。无从说起也使别人对他无可指责，也就没有成为会议注意的目标。这种“不合唱”态度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赏。

　　一天晚上，夜已经深了。周恩来打来电话问秘书：“叶帅睡了吗？”秘书回答：“睡了。”“吃安眠药了吗？”“没有。”“那好，你马上叫醒叶帅，汽车马上就到，主席要见他。”

　　不一会儿，汽车就到了叶剑英下榻的楼前。正是庐山云起的时辰，满山漆黑如墨，浓雾弥漫，雪亮的车灯被云雾吞没得只剩下一团暗黄的光团，几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路一边是陡峭山壁，另一边则是万丈悬崖。为了叶剑英的安全，两名警卫员打着手电筒，一边一个在汽车前面开道，大家几乎是一步一步“牵”着汽车走到主席住地的。

　　周恩来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叶剑英谈了许多，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陈伯达的意思，希望叶剑英他们能支持他。无庸置疑，元帅何时何地都是统帅的左右膀臂。

　　第二天会上，毛泽东公开了他写的《我的一点意见》，跟随林彪亦步亦趋的陈伯达终于自食其果，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陈伯达是为林彪而“牺牲”的，毛泽东也是为警告林彪而让陈伯达“牺牲”的。

　　庐山会议结束后，叶剑英以为自己还要回湖南，没想到周恩来留住他，要他散会后不要先走，和他一同回北京，有重要使命。叶剑英在庐山又一次和毛泽东会面，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作为陈伯达专案小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周恩来和中央去福建、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这是叶剑英自“二月逆流”以后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身份，也为他重新复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依照周恩来原来的意见，是由叶剑英担任专案组组长，但是他又考虑到叶剑英没有正式出来工作，出现什么问题不好担当，所以就用自己肩膀替叶剑英担当一部分责任，让叶剑英放手工作而不必有后顾之忧。

　　在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工作阻力重重，林彪的党羽已经知道来者不善。不管多大的困难，叶剑英都不畏惧，不气馁，终于完成了使命，在1971年的春季带领专案组的几位同志回到北京。

　　林彪“自我爆炸”后，叶剑英重新走上中央军委的领导岗位。1972年参加接待尼克松，因为说“谢谢”而遭到批判。

　　1971年9月13日夜里，叶剑英被周恩来紧急召到人民大会堂，第二天清晨才回来。他对秘书交代说：“准备军用地图和卡车。”

　　秘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发生什么事情了？

　　林彪摔死的消息是叛逃后的第二天晚上才被证实的。这之前中央非常紧张，叶剑英已经做好了带军队打游击的准备。

　　14日晚，中央知道了林彪已死的消息，才稍稍松了口气。周恩来见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已经成熟，及时请求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9月24日，中共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0月3日，中央宣布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叶剑英回到家后对秘书说：“以前我不想再穿军装，不再管军队了，现在看来还要管啊！你去把各大军区的名单要来。”

　　秘书还不知道中央已经要叶剑英管军队，顾虑地说：“我连各单位的电话都没有，怎么要到名单？”

　　“你给军委打电话，现在会给你了。”

　　秘书马上明白了叶剑英的意思，不一会儿，各个方面的情况就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叶剑英的案前。

　　叶剑英管军队的第二天就召开军队高级干部会议。毫无思想准备的元帅们突然听到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摔死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会场顿时陷入死一般沉寂之中，猛然有人反应过来：“听见没有？林秃子摔死了！林秃子——死了！”大家惊醒了，忘记了这是在开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有位老将军竟然激动得晕倒了。

　　1972年，叶剑英的子女们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1972年，尼克松来中国访问，尽管这来得多么漫长、多么周折，但毕竟两国的手握在了一起。这是中美两国值得纪念的一年。

　　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出色地完成了接待、谈判和参观等一系列工作。

　　尼克松离开中国后，一些群众对帝国主义怀有仇恨，不能理解政府的举动尚有情可原，但是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竟然也不顾大局，背后煽动人们对周恩来等领导人打开中美大门提出质问。后来他们又直接授意军委批判叶剑英，理由是叶剑英和美国军事顾问会谈时，在对方介绍情况后，说了一声“谢谢”。他们认为这是崇洋媚外、丧失中国人立场的举动。

　　从1972年到1974年之间，为了美国的问题，叶剑英随着周恩来接受了好几次批判，然而他却又“屡批屡犯”，前脚受批判后脚又去彬彬有礼地迎接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使者。

　　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外交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为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尊严和形象，他们忍辱负重，鞠躬尽瘁。

　　1976年，随着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叶剑英在2月被解除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职务。对外的解释是：叶剑英身体不好，为了让他很好休息，以后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当晚，张春桥给叶剑英的秘书来电话，说要看看叶剑英。叶剑英马上打电话回敬张春桥：“我没有病，身体很好，不需要你来看。”

　　跟随叶剑英二十多年的秘书头一次看见他发这么大的火。

　　八个月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拉开了大幕，叶剑英从台下走了上来，从容自若地参与指挥了这场将永远载入史册的战斗……　（本文摘自《共和国红镜头》，顾保孜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