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り:揭秘:曾任毛泽东秘书的黄祖炎遇刺案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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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曾任毛泽东秘书的黄祖炎遇刺案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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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08-10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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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炎同志

  1951年在山东省济南市政府礼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遇刺。一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倒在了暗藏内部的敌人之手。毛主席对此事高度重视,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作出批示,并亲往济南英雄山墓地吊唁。


  黄祖炎将军跟随毛泽东 身经百战

  黄祖炎(1908—1951),江西南康人。1926年大革命的高潮中,黄祖炎投身革命,在江西陶业工会南康分会做工运工作,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他的家庭惨遭迫害。他没有动摇革命信念,先是在江西容庚特委工作,1929年又改任中央苏区信(信丰)、康(南康)、雄(南雄)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他带领部队和群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出重金悬赏捉拿他,但在群众的掩护下他几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1930年,黄祖炎任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纵队政委和书记,指挥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浴血奋战,多次粉碎了敌人的重兵围剿,受到党中央的表扬。


  在这段艰难险恶的日子里,他的家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失去了4位亲人。父亲被反动派监禁,死于狱中,母亲为躲避迫害在流浪中去世,弟弟黄祖炳、黄祖渲在反“围剿”战斗中先后牺牲。 此后,黄祖炎两度调到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任秘书长,同时任毛泽东秘书:第一次是1933年春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第二次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直到1938年春毛泽东派他去新四军工作。黄祖炎先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4年,与毛泽东结下了很深的感情。黄祖炎初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正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之后又被免去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只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虚职。但黄祖炎始终不离其左右,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和参谋。毛泽东当时写的《寻邬调查》,就主要是由他帮助整理的。


  1934年9月,毛泽东去江西于都县做调查,寻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如何挽救红军命运的办法。当地条件极其艰苦。由于操劳过度,加上身体虚弱,毛泽东得了疟疾,高烧不退,昏睡在床。黄祖炎和警卫员陈昌奉、吴洁清等人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后来是黄祖炎连夜跑了几十里路找来名医傅连暲,终于给毛泽东治好了病。毛泽东对黄祖炎很信任也很关心。红军到达陕北时,毛泽东已经确立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便把黄祖炎从红军总政治部调到身边,并让他兼任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


  黄祖炎长征前调到中央地方工作部不久就得了肺炎,过草地时,发高烧瘫倒了,要不是邓颖超把自己的马让出来驮了他一段,他就有掉队的危险。毛泽东知道后,劝他把烟戒掉,并半开玩笑地使了激将法,说:“你要是能戒了烟,那我就戒饭了。”黄祖炎果然就把烟戒掉了。


  西安事变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1938年为了加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的工作,毛泽东派黄祖炎去赣南协助陈毅等同志组建新四军,他再次离开毛泽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中央长江局高干训练班主任、新四军二纵四师副政委等职,参加指挥了许多战斗战役。


  1950年3月,黄祖炎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接替廖容标兼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他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虽然时常因旧病复发而吐血,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拼命工作。就在遇害的那天,他感冒发烧仍拖着病体参加了会议。他善于把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与部队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因而在机关和部队中很有威信。


  黄祖炎一生艰苦朴素,牺牲后留下的除了配发的军装和四箱子书外,还只有一支派克钢笔。毛泽东原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毛泽东对黄祖炎评价很高,说他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且忠诚可靠。” 

许世友在墓前向毛泽东主席介绍黄祖炎遇刺时的情况


  济南市政府礼堂的枪声


  1951年3月13日晚,济南市政府礼堂里灯火通明。山东军区文化部召开文化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所属部队的文化、宣教科长和军区司、政机关科长以上干部等200多人。18时30分,会议开始。先由文化部虞棘副部长传达华东1951年文艺工作计划和山东军区贯彻意见,然后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讲话。会议结束后,由济南曲艺演员表演节目。

 


  建国初的济南市政府礼堂,面积不大,设备非常简陋。前方一个主席台,高出地面约一米。主席台下面摆放着一排排木椅。因为是解放初期,还保留着战争年代的习惯,与会者都身着军装,佩手枪。黄祖炎讲完话后走下台坐在第一排的中间位置,其余座位因许世友等军区领导未出席会议都空着。


  精彩的节目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正当台下响起一片片掌声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第4排中间位置上坐着的一个人,对台上的节目丝毫看不进眼听不进耳,两眼却紧紧盯着第一排的黄祖炎,右手始终插在衣兜里,紧握着一把左轮手枪。此人叫王聚民,也是与会人员。借着台下暗淡的灯光,他正准备实施一个罪恶的阴谋。


  约21时10分,第三个节目山东快书表演结束,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王聚民认为时机到了,掏出子弹早已顶上膛的手枪,站起来弯腰探身往前越过第3排,枪口贴近黄祖炎的头部,“砰”一声,子弹击中了黄祖炎。黄祖炎中枪后没有马上倒下,而是在座椅上挺了一会儿,才缓慢向右侧倾倒下去。


  突如其来的枪声震动了整个礼堂。由于事件发生在瞬息之间,几乎谁也没有弄清这一枪是从哪儿打来的,而按照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绝大部分人都匍匐在地。不过,有些人还是迅速反应过来。军区政治部直工部副部长由履新从座位上迅即站起来厉声高喊:“有坏人,赶快抓坏人!”当看到在前方的王聚民还举着手枪射击时,遂向凶犯猛扑过去。宣教部长张加洛也立刻从座位上跳起来,喊道: “赶快看看黄主任!”秘书长赵长河刚离开会场准备去办公室加班,应声立即返回朝事发地奔去。王聚民击中黄祖炎后,第二枪射向部、处长的座位,由于惊慌,没有打中人。他看到有人喊着向他扑来,便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响了扳机。


  黄祖炎满身血迹,立即被送往省立医院,但他还是停止了呼吸。


  21时30分左右,黄祖炎的妻子周泽得到噩耗,立即赶往医院。周泽当时任军区政治部秘书,出事那天晚饭后,黄祖炎临去开会前,还嘱咐她准备好明天要用的文件,没想到这竟是永别。黄祖炎的四弟黄祖煌,时任二十四军七十师副师长,此时正在军事学院学习,3月14日晚,他在教室自习,闻讯后悲痛万分,连夜赶往济南,至此,他的三个哥哥都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


  王聚民何许人也?他对黄祖炎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王聚民当年34岁,是山东文登县人,1940年入伍前系小学教员,行凶时任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在土改中他的地主家庭被分了田地,父亲被斗,他心怀不满,借组织名义向当地群众施压,当地群众联名写信向他所在部队反映情况,并揭发其1938年曾向敌人密告两名地下共产党员。此信被人误拆,内容传入他耳,他认为大事不好,遂行凶报复。


  王聚民的罪恶行径,说到底,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王聚民完全是从自己家庭的私利出发,进而发展到对党的仇恨的。事发后,许多人都认为:黄祖炎与他今世无冤,往日无仇,如果许世友来参加会议的话,他的枪口第一个对着的必将是许世友。   毛泽东一个月内连续作了三次批示


  事件发生后,王聚民所在单位的领导和有关干部受到严肃处理。山东军区认真总结了这次事件的教训。为防范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军区制订了一些具体措施。许世友还下令,以后机关干部一律不准带枪。当时军区机关内有一些紧张气氛,许世友宽慰大家说:“不要兔子睡觉,一惊醒后到处是事,没有那么多事。”

 


  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立即将黄祖炎遇害的消息报告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闻讯后十分震惊,于3月18日代表中共中央亲拟一通报,发往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及其他有关单位。毛泽东在通报中指出:“据报,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于3月13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用枪刺杀。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过去是很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原为恶霸,1941年混入我党,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为。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


  (一)严防反革命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


  (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行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分子,一有材料,就应作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为吸取黄祖炎被害的教训,中共山东分局于事发的第二天即3月14日向所属单位发出七条指示,指出:黄祖炎同志被刺,说明了阶级敌人当我坚决镇压反革命日益深入之际,用刺杀、暗害的恐怖手段来进行报复,企图以此混乱我内部,动摇我镇反的决心,这一事件也暴露了我组织内部的不纯和保卫工作的松懈无力。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要以这次血的事件教育全党,加强机关和首长的保卫。


  3月20日,毛泽东看了山东分局的七条指示后,在文件上写了一段批语:“下面是山东分局在黄祖炎同志被刺后向所属市委、地委发出的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请你们连同中央3月18日为此事而发的指示一道加以讨论,并作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希望你们务必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此批语后以中央名义发往全党全军。


  4月12日,罗荣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公安部长)、傅钟(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奇清(公安部副部长)、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就事件的经过、王聚民的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应当记取的教训,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


  毛泽东4月19日看了这份报告后,在报告上又作了批示:“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调查报告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这个批示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往全国。


  对一名烈士,毛泽东主席一个月内连续作了三次批示,这在我党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这一事件的重视和对黄祖炎感情的深厚。 毛泽东亲自到英雄山墓地吊唁


  1952年10月26日至29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长滕代远等陪同下,第一次到山东考察工作。26日下午到达济南,住在山东省政府交际处(今济南饭店)。许世友对毛泽东的安全极为重视,毛泽东住在二楼,他住在一楼,亲自担当毛泽东的警卫。


  第二天,毛泽东在听完山东分局为他视察作的安排后,对许世友说:“世友同志,祖炎同志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啊?”“在南郊的四里山。”许世友回答。毛泽东说:“我要去祖炎的墓地看一下,自1938年初延安一别,到现在已经14年了。没想到,那一别竟是永别。这次从北京出发时,我就打算到济南后去看望一下祖炎同志的墓。”


  10月27日上午,天高气爽。一辆雪佛莱轿车来到四里山下,毛泽东和许世友从车上下来,沿着蜿蜒山路向上走去。毛泽东对许世友说:“祖炎同志在我身边工作多年,给我很深很好的印象,他是我党的好干部,理应为他办理较为隆重的丧事,以慰藉英灵,并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毛泽东边走边说:“祖炎是个难得的人才,能文能武,而且为人忠诚,品质好,办事认真。他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工作兢兢业业,从未出现过差错。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同志团结友爱。我很怀念他。”


  英雄山烈士陵园从山下一直延伸到半山腰。黄祖炎的墓在烈士陵园的最高处,为拱形圆顶,花岗岩石修成,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之墓”。毛泽东加快脚步来到墓前,表情凝重地默默致哀,并深鞠一躬。良久,他俯下身,轻轻地抚摸着墓碑和碑上“黄祖炎”三个字,深情地说:“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说着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慢慢地流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对许世友和其他同志缓缓地说:“祖炎是个好同志,对党忠诚。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毛泽东缓步绕了墓地一圈,点点头说:“墓修得很好,山东军区的烈士抚恤工作做得不错。”他又环视四周,只见青山苍翠中遍是烈士之墓,毛泽东又感慨地说:“青山有幸埋忠骨啊!有这么多人民英雄长眠在这里,乃此山之幸也!”毛泽东亲登英雄山悼念黄祖炎的情况,许世友让军区政治部赵长河秘书长向黄祖炎夫人周泽作了转达。许世友也向军区机关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作了传达。(文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