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会诊故宫体制 吁设外部监督委员会

    故宫需要“拯救”吗？

    在今年5月8日一蟊贼盗走昔日公众眼中神秘、高雅又森严的“紫禁城”内展品以前，也许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词。但现如今，媒体与公众均称：故宫“碎”了，“碎”成了一个个“门”。

    从5月的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到8月的哥窑门、瞒报门、拍卖门、屏风门、封口门，“八重门”的接踵而至，不仅令故宫博物院忙于应对，也令公众多少有些猝不及防。“故宫到底怎么了？‘碎’了的故宫，靠什么弥合公信力的裂痕？”不仅成为故宫博物院必须思考的沉重话题，也是普通公众心中的迫切追问。

    “故宫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但是这个最该有文化的地方，却屡屡犯下低级错误，成为被人调侃的对象，实在是令人痛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建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专业”和“透明”是博物馆应有的两大特点，但长期的封闭行政体制，已令这两个词离故宫博物院越来越远。

    “虽然身陷各种‘门’，但我认为故宫最大的一个‘门’，就是它自己的那扇大门。”一位不愿具名的故宫内部人士，和社会评论家、知名博主五岳散人都向中国青年报表示，“因为它不是向它的真正所有者——普通公众敞开，公众就难免猜测它已经蜕变成一扇为私利者打开的门。” 

    在多名受访的文物界专家看来，要“拯救”故宫，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势在必行”。“而设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监督委员会，可能是最有效的一个举措。”

    故宫内部人士：故宫文物管理规定并不少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梳理“八重门”后发现，尽管门门洞开、虚实难辨，但其中没有一扇门能让公众对故宫内部一探究竟。

    “故宫博物院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所在，也是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如今，（它）既是收藏明清皇室珍宝的巨大宝库，也是记载明清宫廷历史的鲜活档案……故宫博物院的生命线，就依附在紫禁城宫殿中，顺着它的文化脉络生长、延伸……”故宫博物院在其官方网站上这样描述自己。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座汇集中国千年文化瑰宝的地方，究竟交给了何人管理？他们依据怎样一套制度，来保证我们的文物完好无损？在一般公众眼中，仍宛若谜团。

    为了解故宫内部的文物管理制度和人事制度，中国青年报曾致函故宫博物院，但故宫方面拒绝了本报的采访请求。

    “公允地讲，故宫博物院对文物管理的制度规范还是很严格的，我身边的绝大多数故宫人，对待文物也挺细致。在那么充足的经费投入之下，故宫的文物管理水平，很难说不是国内最好的。”一位不愿具名的故宫基层文物管理人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

    这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就文物管理而言，目前，故宫博物院共有180多万件文物，主要由古书画部、古器物部、宫廷部和图书馆这4个业务部门直接负责日常保管。

    “其他部门配合协作，比如，文物管理处负责文物的书面档案登记，定期抽查文物数量；文保科技部根据我们的修复、除尘等请求，让里面的老师傅做修复；展览部会具体为一些文物展览做形式设计；科研处则负责组织申报项目、课题。”这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他同时透露，每个部门的权力比较小，“决定权几乎都在院一级。”

    文物平日分别存放在地上、地下两个库房里。“为了保证安全，防止日晒雨淋，地下库房存了2/3以上的文物。”他介绍道，“我们有3层、每层4～5米高的地下库房，由4个业务部门共用，一般珍贵一点的一二级文物都放在地下。”

    故宫博物院关于文物管理的内部规定并不少。据记者能够查阅的公开资料，故宫内部关于文物管理的规定就有《故宫博物院藏品管理规定》、《藏品库房检查规定》、《在陈藏品的管理规定》、《文物安全管理实施细则》、《观摩文物须知》等多部。

    “网上能查到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这名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院里落实在纸面上的内部条文和各种不成文的操作规程，另有一大堆。”

    “比如，按照内部规定，各业务部门至少一周‘查库’一次，每次至少两个人。地上、地下都有全程监控，进地库还要同时有两个人的指纹识别。”他说，“查库的每一步，包括文物怎么拿放、是否要戴手套等，也有规定。你怎么操作的，院里都看得到，监控录像会保存挺长一段时间。” 

    “查库”期间损坏了文物怎么办？“这要看你是怎么做的，故宫有那么多数量庞大的老旧文物，一个花瓶嵌件自己脱落了这类事情，也不时发生。如果你每一步都按照规程做，一般不会‘怪罪’。如果不是，事故就要自己承担责任。”这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一般惩罚措施是扣奖金、记过，严重的还会调离部门。“但是，因为损失记录会写在卡片上：‘某年某月某日被某人损坏。’一般人都会很注意。毕竟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因为这个不光彩的原因，经年累月地流传下来。”

    故宫博物院里的员工是由什么人组成的？这名内部人士表示，据他了解，在有编制的一千四五百余名故宫人里，大致是老职工、内部子弟和社会招聘大学生“三足鼎立”。“故宫从2000年开始比较多地向社会公开招聘科班出身的人，此前，在35岁以上的故宫人里，大学生少，内部子弟、北京人、复转军人多。现在好一些，像我们业务部门里，科班出身的人能占到40%～50%了。”

    这位内部人士还称，总体而言，故宫博物院的待遇水平不低。“本科刚去的话，税后工资能拿5000元左右。资历老、职称高的人工资就高，平均税后6000元是可以达到的。”

    专家：故宫管理难称专业透明

    尽管故宫博物院的内部规范不少，但哥窑门、瞒报门、拍卖门和屏风门相继出现，仍暴露出故宫在文物管理上不无问题。而错字门、会所门和封口门，则从另一角度折射出其员工素质堪忧与潜在贪欲。也许，后来发生的“几重门”都如最早的失窃门一样，表面上是安保等一个环节的问题，实际上，莫如说是故宫博物院“技防”和“人防”的双重失守。

    “故宫虽然有自己的管理制度，但有制度不代表制度行之有效，也可能‘老旧不堪’或者‘形同虚设’。”李建民研究员告诉记者。

    他指出，故宫博物院的主要职能应该是保管文物、陈列展览，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研究工作，“把这些工作都做好了就很不容易了，最起码得保证东西不能丢。”但失窃门、哥窑门的发生，却让公众感到“故宫连最基本的保管都没做好，确实说不过去。”

    在李建民研究员看来，因为文物保管的技术性要求，以及藏品的公共性质，博物馆起码应具备专业和透明两大特点。

    但是，蟊贼突破“京城第一保卫处”、锦旗上出现错字、检测者失手摔盘子、官方出版物上记录有误……令故宫的专业性备受质疑；会所门“澄而不清”的宫廷文化传播公司、拍卖门中“觅而不见”的故宫藏品名录……又让它的透明性蒙上灰尘。

    “以哥窑门为例，文物考古科研工作对技术人员的专业要求很高，不仅要具备科班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要有高度责任心。”李建民表示，从数次真真假假的文物损坏事故看，故宫员工在此方面还难称专业。

    “再比如拍卖门，故宫的解释是记录错误。但是，最起码故宫文物保管部门对文物的送展、购得等情况，应该进行一丝不苟的记录，这不仅是管理问题，也是文博工作人员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他表示。

    故宫工作的透明性同样因“八重门”而遭受诟病。

    拍卖门期间，尽管故宫方面给出了“购入记录失误”的解释，但仍有网友对其“藏品信息”不透明不满：“国宝是中华民族的遗产，不是故宫个体的财产，如果信息不透明，难免公众会认为你暗度陈仓。”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张晓明副主任告诉记者，由于故宫没有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职责，所以现在，“它‘到底有多少展品’、‘出展率是多少’、‘馆藏文物现状如何’，都几乎没人知情。”

    早在2005年，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就在《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中写道：“故宫博物院将陆续编印《故宫文物藏品总目》，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以利于社会的监督。”然而，时至今日，一套堪称完整的藏品名录，依然没有面世。只能是“故宫说啥就是啥”。

    “馆藏问题是很多国家博物馆面临的一大问题。故宫内的文物估计是清理多少年都清理不完的，编制藏品名录注定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此，李建民研究员向记者表示，“我希望它的全部馆藏都能透明，但首先，还是希望它能将管理工作透明化，出现问题能及时公开，这是第一步要求。” 

    故宫“病根”在于封闭体制

    “八重门”的喧嚣背后，故宫博物院封闭的“衙门”体制，成为其内外人士一致认为“必须正视的问题”。

    “在我看来，故宫一下子出现这么多‘门’，并不奇怪。因为它目前是典型的高高在上、关起门来办事的封闭单位。外面的先进管理方法、社会风气被挡在高墙以外，也太久没人评估它，很多问题都在积累。”张晓明副主任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而随着大家对故宫关注度的提升，它潜在的问题就会爆发出来。”

    那名故宫内部人士也向记者表示，由于故宫博物院长期封闭、与社会接触少，公众的质疑不是空穴来风。“我在工作以前，几乎也对它一无所知。”他说，“‘八重门’中的一部分是故宫自己确实有问题，但即使没有问题，这样的体制也只会让公众猜测纷纷，制造问题。”

    在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黄震云教授看来，封闭体制带给故宫博物院的“顽症”，概括而言就是“内部缺乏动力，外部缺少压力。”

    回溯“八重门”期间，不少公众对故宫博物院在应对上的迟缓与傲慢，记忆犹新。有网友这样质问：“故宫博物院不是任何团体、任何个人的‘私藏’仓库，无论该院领导资格多老、背景多深、职位多高，都只能是‘人民保管员’，真不知他们的傲慢从何而来？”

    黄震云教授告诉记者，他认为原因就在于故宫没有受到体制改革的影响，员工实行的是工匠型管理，既不是合格的管理者，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物科学工作者。“由于一直吃官粮，没有选择、没有竞争，很多工匠型管理者又安排自己的家属、子女进来，长期自由度太大，很多东西不透明，所以比较放肆。”他坦言。

    那位不愿具名的故宫内部人士也向中国青年报证实，故宫里的人事制度并不鼓励进取和创新。“据我观察，很多领导干部的任期都没有时限。有时候，一个处长只要没犯啥大错，就50岁、60岁还在干，然后坐等退休。考评、问责机制基本不起作用，自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黄震云教授还说，故宫博物院的外部监督机制，同样有形同虚设之嫌。一个典型现象是，多数老百姓连“故宫归谁管”都不清楚。8月5日，记者在第一调查网一项“你知道故宫的直属上级单位是什么吗”的调查中看到，选择“知道”的仅占58.83%，“不知道”和“说不清”的，分别占到了近30%和15%。即使在“知道”的人里，超过40%认为是文物管理局，只有15.69%选择了正确答案——文化部。

    “但是，现在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是由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兼任，而故宫本身也是一个副部级单位，监管力度怎么保证？国家文物局对故宫只能是一种指导关系，不能直接监管。故宫名义上有人管，实际上是自己管自己。”五岳散人向记者表示。

    “这样一来，故宫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掌握着传承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大衙门。”五岳散人说，“因为没人监督，久而久之，它也就不会珍惜它所保管的东西。”

    相应地，故宫博物院每次应对舆论监督时的“自查自纠”，也被网友略带戏谑地评价为“故宫独角戏”，“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一点一滴，公信力流失殆尽。

    于是，在“内无忧、外无患”的体制下，故宫博物院一路跌撞着走过“八重门”、走到了一个十字岔口。

    “故宫需要一个监督委员会”

    拿什么“拯救”十字岔口的故宫？

    故宫内部人士和有关专家均认为，故宫现有的体制“该改改了”。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监督委员会。“打开紧锁的宫门，接受全社会监督。”

    “故宫的体制还是没理顺，一个管理公共文化遗产的事业单位，做的却是机关的事，难免会与公共服务的性质相脱节。”那名故宫内部人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在他看来，如果不加快体制改革，故宫还可能陆陆续续爆发“N重门”。

    “现在，故宫对外界批评的反应比较慢，出了问题，态度也存在问题，总是习惯性地沉默或者否认。”这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故宫应及时将信息公开、透明，这才是文博单位专业性的体现。“你把门打开，让公众看个明白，自然不会引起那么多误解，何况故宫的东西毕竟不是私人的东西。”

    如何实施？李建民研究员建议，应该由文博、考古界的知名学者来担任故宫博物院的管理者。并下设专家委员会，监督和指导故宫的文物收藏、管理等工作。“最起码应该有高深的学术造诣及文博管理工作经验”，他指出，故宫不应该变成一个行政单位，“起码应该更加专业、更加学术。”

    黄震云教授则告诉记者，故宫这种单位是接受国家财政拨款的，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机制改革。“但改革并不是让它在内部解决问题，而是把故宫大门打开，接受全社会的监督。”他表示，“例如，财政拨款的使用效率需要有人评估，故宫文物保护水平要有人监督等。”

    张晓明副主任也表示，“不能因为它是文物保护机构，就可以关着门不让别人审查和评估，尤其是故宫这种代表着国家水准的文化机构，更应该参照国际标准。”

    “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我们应该去学习他们怎样建立合理、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张晓明说，“更重要的是，这几年，大家开始关注这些还拿着财政拨款的公共服务机构，到底拿着钱有没有干事？引入外部监督就更加迫切。”

    五岳散人告诉记者，他建议设立一个第三方监督委员会，代表社会对故宫进行监督。

    “据我所知，世界上很多公立博物馆，都有一个与它无关的第三方对其进行监督、评价。”他表示，我们不妨效仿建立一个与故宫没有利益关联的机构，监督故宫的所有东西完全公开、透明，也保证故宫能定时、定点地接受相关部门和公众的监督。”

    “委员会建议由律师、审计、体制外的专家三方组成，同时，委员会必须与故宫没有任何隶属关系、没有任何经济瓜葛。”他同时强调。

那场堪称奇迹的文物“南迁”

    故宫文物“南迁”期间，北平故宫博物院驻沪全体同仁，摄于1935年。前排右四为院长马衡先生。欧阳定武供图

    抗日战争期间，13427箱故宫文物的精华被迫运离北平，先至南京，后至西南，分南、中、北三路辗转流离，跨越两万里、14年光阴、1场战争。重返故都时再次清点，几乎无一损毁、遗失。

    “这在旁人看来是个奇迹，其实，不过是那时候的故宫人把文物看得比命重，他们觉得文物神圣。”

    在故宫博物院东南角对面的景山前街15号里，欧阳定武老人泡好一壶茶，向记者讲起了一段有关他父亲的往事——1933年～1947年，故宫博物院为躲避日军战火，曾有过一次浩大的文物“南迁”——13427箱文物分5批运至南京，“七七事变”后又分南、中、北三路辗转西迁，水陆交通并用，分别在贵州安顺（1944年日军侵黔后，转移至四川巴县——记者注）、四川乐山和峨眉山“避难”达七八年之久，抗战胜利后才陆续集中到重庆，1947年“回迁”南京。

    欧阳定武的父亲欧阳道达，正是中路“迁徙”的负责人。

    “在当时的运输和存放条件下，‘敌人’不仅有日军、土匪和炮火，还有潮湿、白蚁和鼠患，1万多箱文物中，除了个别几件外，竟都完好无损。”南路“迁徙”负责人庄尚严的儿子庄灵，隔着台湾海峡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它是世界文物播迁史上的奇迹，绝不为过。”

    是什么让奇迹发生？

    “故宫人打包就花了半年，文物包装至少有四层：纸、棉花、稻草、木箱……保证不论翻车、进水，损失微乎其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故宫博物院接到指令，将文物装箱“南迁”。

    经过反复斟酌，1932年秋，故宫人开始进行文物的挑选和打包。选“南迁品”花了几个月，最终选定的珍品包括书画近9000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还有《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

    如何处置这些故宫文物的精华？

    “现在人可能想不到，故宫人光打包就花了半年时间，一共打出13427箱。”记述这段文物“南迁”史的大型报告文学《承载》一书的作者——江苏省文化厅厅长章剑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候外面还套上个大铁箱。这一步骤保证了运输途中不论翻车、进水，损失微乎其微。” 

    1924年即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庄灵告诉记者：“听父亲讲，故宫人为了打好包，曾专门去琉璃厂请来大古董商号的专家传授方法；对一些易碎的瓷器，还打开入宫时没开封的景德镇瓷器，比照景德镇当时的包装，学习。” 

    尽管有古董专家指导，但据章剑华介绍，如此精密的打包工程，主要出自故宫人自己的摸索和试验。“由于不放心，1.3万多箱文物，几乎都是由故宫里的文物专家、老职工，包括当时的领导亲自动手，每一件、每一箱都非常严密。”他说。

    尤其是占到文物总箱数近1/3的瓷器、青铜器和石鼓，最怕运输颠簸。“一般一个瓷盘会被五六个叠放捆绑，先以棉花裹住外侧，再用纸包起来，最后用绳子绑紧，才能装进长1尺、宽50公分、深50公分的特制木箱里。”章剑华告诉记者，待故宫人经过反复地空中落下试验、确认无误后，才在箱子外面打上当时政府和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封条，封条上记载着封存的年月。

    就这样，从挑选“南迁品”到如此耗时地包装完成，故宫人共花了近一年时间。而欧阳定武告诉记者，“南迁”途中，正是这些“繁复过度”的包装，帮助这些中华文化瑰宝度过几次“劫难”。

    “1.3万多箱文物，来回两万公里路程，没意外是不可能的。比如在乐山、峨眉，就有守卫不小心枪走火、汽车在马路上翻车这样的事故。”欧阳定武介绍，但由于包装“瓷实”，有时箱子落水了，因为有油纸隔着，书画最多边角受潮；有时瓷器箱摔了，裂缝也被减到最小。

    “这些损失，途中故宫都有专人一一记录下来。”欧阳定武坦承，“‘无一损毁、遗失’其实是个统计学概念，并非没有一丝一毫损坏，但完全损坏到不可修复的，只有几件。与几十万件文物相比，确实近乎于零。”

    令庄灵印象最深的，是1933年前时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曾责成他的父亲庄尚严打包石鼓。石鼓是唐代出土的珍贵文物，其上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的字刻在石皮上，但当时石皮已经与鼓身分离。“每个石鼓都有一吨多重，石头很旧，外头都风化了，一不小心就蹭到字。”庄灵回忆道，他至今还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完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

    他的困惑在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郑欣淼的一篇论文中得到了解答。2010年，郑欣淼在《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中追叙：“故宫人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

    庄灵记得，全家来台湾后很久，早已运回北京的石鼓才重新开封。“父亲负责打包的石鼓毫发未伤！我哥哥把信息传给父亲，在台湾的父亲顿时快乐得不得了，他对他的文物，是尽了力了。”连着海峡那一头的电话里，似有哽咽之声。

    “一个扛箱工拿一个牌子，收到牌子，说明一箱文物重新入库了。文物每动一个地方都有记录，除扛箱工外都要签字画押。”

    13427箱故宫文物，从北平到南京，由南京“分流”到贵州、四川，抗战胜利后重庆聚首，又重返南京，路途漫漫，战火纷飞，如何保证一箱不差？

    “这首先得益于故宫一套规范的文物清点、核对制度。”欧阳定武骄傲地告诉记者。

    “‘南迁’之前，故宫人对每一件运出的文物，全部重新清点、核对、编号、造册。由专家、行政人员和领导组成5～6人小组，按照青铜、瓷器、书画、玉器等门类分头进行，记录人、审核人、唱票人、监理人都要签字。从北平出来的时候，每个箱子都有编号。”章剑华表示。

    随5批文物一同离开北平、走完全程“南迁”路的，还有20位故宫人。其中，包括马衡、庄尚严、那志良等近10位故宫专家，还有工人、眷属一大批。

    “父亲他们不跟着不行，因为是需要在单子上签字的。”欧阳定武一字一句地说。

    这批文物运到南京后，曾一度存放在上海，期间经历了一次“再核对”。一套更规范的制度，基本在那时确立了下来。

    “比如一件文物，品名、年代、尺寸、颜色、花纹都要在写在文物单上，装箱的时候，装箱单就封在箱里。另一份原始单子要装订成册，印刷出好几份，除了故宫人自己留存外，还要分送给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这样几家‘对册子’，文物数量就不敢无缘无故地缩水。”欧阳定武说，“不仅在上海，以后到重庆、回南京，大家都照做不误。”

    战争年月，运输途中的波折超乎想象，而故宫人是靠一套“落实到人头”的制度，完成这次奇迹式迁移。

    “从1933年正式迁出北平起，沿途就很不容易。据我所知，有一次运送文物的消息在徐州走露了，有土匪准备劫火车。当地政府头一天剿匪，第二天火车通过，很悬。”欧阳定武告诉记者。

    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首都南京有不保之虞，中央政府决定西迁，1万余件南迁文物也分三路追随：南路80箱由庄尚严负责，中路9369箱由欧阳道达负责，北路7286箱由那志良负责。其中除了故宫文物外，还包括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珍品。据章剑华介绍，为保证一路上“人不离物，物不离人”，文物虽有政府军队护运，但所有车辆上，均配有故宫人全程直接押送。“从总押运官到每个押运小组，必须盯在那里，不离开文物一步。”

    漫漫长路并不总是那么“规整”，很多时候，需要靠原始的“扛箱”方式前进。故宫人如何应对繁琐的文物“挪窝儿”？

    “按照规定，文物每动一个地方，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转岗、转车、转船，故宫人必须有文字记录。”欧阳定武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欧阳道达由于是三路总负责，为此签下的字不计其数。他还告诉记者，即使对扛箱工，也有“牌子管理法”。“那时候，一个扛箱工要从出库管理员手里拿一个牌子，箱子运到了，牌子就交给入库管理员，一个牌子算一个活，摔了箱子要登记。”他说，“出库、入库管理员都由故宫人担任，运完了两边要对牌子，核对好了，签字画押后才能发车，有点差错就走不了。”

    欧阳定武1940年在乐山出生，在他从南京回北京的途中，印象中没有一例工人失手摔箱子的事。

    这样的制度，也保证了庄尚严护送的80箱精品书画、瓷器等，能够经湖北、湖南，辗转到贵州贵阳、安顺，再到川南巴县，无一损失。“父亲告诉我，从1937年最后一批文物离开南京，到1947年文物回到南京，两个日期竟是同一天。”庄灵这样告诉记者。

    然而，宛若原初的文物，其实已走过千山万水，跨过整整10年。

    “为了和白蚁、潮湿、鼠患斗争，文物需要定期晾晒，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

    除了堪称颠沛流离的运输外，故宫人面临的另一问题同样严峻：如何让1.3万多件文物精品，不毁于“保存”期间？

    这一担心事出有因。“战乱期间，能用的‘仓库’都非常天然，不是祠堂、庙宇，就是山洞。南方天气潮湿，白蚁滋生，几年下来，那些书画、绸布、青铜器，怎么受得了？”欧阳定武反问道。

    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管理“仓库”的故宫人平时要请治蚁专家，药物祛蚁；天气晴好、相对平安的时候，还要把文物定期拿出来整理、晾晒。“晾晒是个技术活儿，哪一箱需要晒，故宫的专家们很懂。”章剑华告诉记者，按照那时的故宫制度，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有的必须专家亲自动手，工人主要是协助。”

    “为了保证文物安全，晾晒必须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欧阳定武也向记者证实，“记得那时候经常租农民的场院晾文物，场院外围有部队站岗、放哨。另外，谁开箱、谁监督、谁晾晒、谁装箱、怎么入库？这个过程都有一个清单，又叫‘出组单’，小组里每个人都必须签字。”

    尽管每组规模不一，但欧阳定武见过最多的是10人左右的小组。“大一点的开箱整理，当时规定还要有法院、军队、政府的代表到场，总之，必须保证有人做事，有人监察。”

    数年“避难期”里，缺场院、缺人手是家常便饭，因此，不少书画至多每年“轮上”通风一次；文物停在乐山和重庆期间，由于白蚁、鼠害趋紧，故宫甚至动员家眷们一起上阵，欧阳定武的母亲也曾是其中一员。

    对庄灵来说，故宫人的签字程序，并没有给年龄尚小的他留下太多记忆。但随父亲给文物“吹吹风，晒晒太阳”的经历，却成为他童年回忆中的一段幸福时光。

    “我们的‘仓库’——安顺华严洞和巴县飞仙岩，几乎都四野无人，非常僻静。我和哥哥经常在露天场子里，看中国人最好的字画，晚上就跟父亲玩‘文物接龙’，你说朝代，我说画家，他说作品。后来到了台湾，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时，不时能在字画里发现我的‘旧相识’。那时候，我们曾近在咫尺。”

    “那时故宫人的整个生命，都是为了文物的完整。”

    严密的文物管理制度，似乎必然令那场堪称奇迹的文物“南迁”顺利完成。但欧阳定武和庄灵却不同意。

    “我一直认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比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庄灵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可以说，我父辈那一代故宫人的整个生命，都是为了文物的完整。”

    在欧阳定武的印象里，父亲欧阳道达即使在暂时结束运输、出任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期间，也每天不闲着。“父亲上班、下班，天天如此，轰炸的时候也一样。”

    “那首先不是一种生存手段，而是一份兴趣和事业。”欧阳定武表示，在故宫人眼里，文物神圣。“对父辈来说，把文物交到你手里，是莫大的光荣，所以，你也必须兢兢业业地担当。”

    欧阳定武告诉记者，这场“南迁”当中，有不少随行人员还是毛头小伙儿。他记得最深的，是个只有16岁的小孩，姓李。“文物交给他，不论年龄，他一样要负起责任来。”

    庄灵则告诉记者，父亲庄尚严自从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第二天，启程护送80箱文物向南进发时，就已自认为“一辈子是故宫人”了。1944年，庄尚严护送文物从安顺华严洞到巴县飞仙岩。由于战时薪水停发，庄尚严一家护送途中，时有风餐露宿。“当时的‘飞仙岩’，原是巴县深山里的一条石油沟，只通一条石子路，山里还有老虎出没，这是我童年的恐怖记忆。”庄灵打趣说，“现在回忆起来，却是一段好时光。后来，父亲把石油沟里藏文物的地方，命名为‘飞仙岩’，旁边的小河命名为‘虎溪’。”

    庄尚严后来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直到1969年退休，为故宫工作了45年。“后人有人送他一方图章，上面刻着‘老庄老运好’。‘庄’是‘装’箱的谐音，‘运’是运气的‘运’又是运输的‘运’，父亲爱不释手。”庄灵告诉记者，晚年时，庄尚严还自称“守藏吏”。“父亲一直告诉我，他1924年‘入宫’，当的不是皇帝，是维护国之重器的老工人。上一辈故宫人能为文物，做到无怨无悔，是今天最令后辈佩服的地方。”

    “有一句话说‘国家灭亡以后，有复国之日；中华文化一断，永无补救之举。’”在章剑华看来，这场文物“南迁”承载了太多厚重的东西，“故宫文物承载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飞驰的列车、远航的江轮和翻山越岭的汽车，承载了故宫的万箱国宝，故宫人则承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但欧阳定武在面对记者时却一再强调，文物“南迁”奇迹，是一场举国合力。

    “它绝对不是一个博物院院长、几个知识分子就能做到的，那个时候，有军队护卫、有人民支持。”他告诉记者，文物运出北平时，每节车厢都有军警；火车经过的每个分段，地方都会派出军力；一些路段还设有骑兵，沿路跟着火车跑。

    “到了乐山，存放文物需要占用人家的祠堂，几个村子的族人没有二话。”他说，“包括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招募工人、找船，谈价这类事，很多地方百姓都会包下来，他们也觉得这是责任。”

    故宫人的功勋没有被忘记。1946年，由于护持故宫文物有功，欧阳道达获得了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在北平故宫博物院里，获此勋章的只有两人。另一人是那志良。

    最后，当记者在景山前街15号昏暗的阁楼里，向欧阳定武问起他父亲那枚传奇的勋章时，老人一边将鼠标滑向电脑上父亲的老照片，一边低声回答：“那个勋章，父亲有生之年从没对家里人提起过一个字。我是看了那志良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才知道父亲原来获过勋章，那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李坤睿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