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洞村:匈奴帝国七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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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帝国七百年
2007-06-15 12:38
序篇 找寻二千年前失落的华夏儿女
  
  2004年末, 2500多名匈牙利公民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匈奴族”。尽管这一要求后来被匈牙利国会人权、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驳回,但关于匈奴民族是否在欧洲还有后裔存在的话题再一次把人们的视线拉扯回1500多年前。
  公元460年,最后一位匈奴政权的国王——北凉国王沮渠安国在西域称王称霸16年后被西迁的柔然顺手消灭,从此以后,这个曾经叱诧蒙古草原700多年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彻底消失了。他们哪去了?真的是完全和汉民族融为一体了吗?还是另外又找到了一块乐土,欢乐逍遥呢?
  
  第一章、 朔漠黑暴:来自高原的冲击波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原本默默无闻的匈奴人突然进入华夏人的视野,蒙古高原上发祥出来的第一个游牧民族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开始对东方和西方世界发起猛烈冲击。
  游牧民族的能量之大是有传统的,西徐亚人、萨尔马特人对西方的持续冲击,闪米特人对苏美尔王国的闪电战都是先例。匈奴人的出现,是游牧文明对农业文明的第一次深犁。
  
  一、 中亚高原: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区
  
  中亚高原的地理、气候特点,构成了它的优势。沿着这条横贯东西的绿色草原地带,向西可以打击欧洲,向东可以直指东北亚,向北可以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向南可以进攻伊朗、印度,东南则对黄河、长江流域构成巨大威胁。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往往速兴速亡,在崛起之后就向南或向西掀起黑色风暴,刮起一次次侵略的飓风。这种强迫性的动力,不断的把人类推向更高的境界。
  英国学者迈金德为此请求沉迷于“欧洲中心论”的人们“暂时的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
   无边无际的草原,用绿色的舌尖亲吻着蓝天的胸膛。“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祥和气氛掩饰不住瑟瑟秋风吹临后的肃杀之气。草原有博大的胸怀,有开阔的视野,温馨的空气,明媚的阳光。当你看到一只雄鹰振奋双翼,搏击长空之时,当你眼前掠过一匹厮鸣的战马,拖着长长的尾巴消失在绿色和蓝色之间时,你一定会渴望变成一批烈马,去感受大自然内在的节奏。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所在,因为它的勃勃生机;草原同样有暴风骤雪,有漫长严冬昼夜几十度的温差,令人心想苍狂躲避,因为它的满目疮痍。
  在亚欧大陆的腹地,大约从东经30度到120度,北纬35度到50度之间,从黑海向东,跨过乌拉尔山、帕米尔高原、蒙古高原,一直到大兴安岭,就有这么一块总面积不下千万平方公里的空间,那里自古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的乐土。在这一广阔的地理区域内,由于远离海洋的影响,气候非常干燥,降水很少,昼夜温差、季节温差很大,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地带,环境十分恶劣,森林很少,基本是干旱的草原。自然条件给在这里生活的人民只提供了一个选择,即必须经常移动,靠一块草地是无法长久活下去的。为了生存,他们逐水草而居,把整个草原当成自己的家乡,把整个草原作为生存的竞技场。可就是这片乍看起来并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的区域,恰恰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北亚,蒙古高原以其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度显示着它的雄姿。阿勒泰山脉是它的西端,它宛若惊龙拥向东南,直到与所谓的戈壁“瀚海”衔接。向东则是杭爱山和肯特山,直至最东端的大兴安岭。与其他中亚腹地地区不同,蒙古高原总体上比较平缓,几座大山也并不陡峭,除了零星点缀着腾格里、巴丹吉林、毛乌素等几片沙漠外,这里分布着大片可供利用的牧场和小片森林。在高原南端,阴山山脉成为天然的屏障。这片相对平缓又封闭的空间给了游牧民族充分的活动场所。这里是游牧民族最活跃的地带,是绝大多数在中国以及世界上产生过剧烈影响的骑马民族诞生的地方。不论是匈奴、突厥,还是后来的契丹、蒙古,都曾完整的占据这块土地,建立起自己的草原帝国。
  
  在阴山以南,历来是汉民族农耕文化的地盘。不幸的是,糟糕的气候总是给游牧民族带来无尽的灾难,特别的旱灾和白灾(雪灾),对马牛羊的生存构成巨大威胁。一旦遭灾,游牧民族只好南下到定居生活的邻居那里寻求救济。无际的草原、糟糕的气候造就出的粗犷的性格和安土重迁的农耕民族讲究温良恭俭的柔弱性格相遇时难免会发生误会和碰撞,加上一些草原统治者的私心杂念,草原政权和中原政权的冲突也就无法避免了。这也是游牧民族向来保持进攻姿态的原因。我们的汉族祖先也实在不争气,人家的第一次冲击就把美貌却不爱笑的冷美人褒姒小姐给虏了去。从此,来自北方的压力,成为中原汉族政权延续了两千多年挥之不去的噩梦。
  一般来讲,有着骑射优势的草原民族总会在冲突中讨得便宜,可风水总归是轮流转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旦中原政权强大起来,“扫北”就成了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骑马的民族往往喜欢直来直去,打的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向东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骑马是断然游不过去的。向北,是西伯利亚的猎猎寒风和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还不如待在原地。于是,向西成了唯一的选择。强盛时向南,衰落时向西因此成为高原民族的一条无法规避的历史规律。
  但由此向西进入中亚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中亚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沙漠和草原,它在地理上最显著的特征是几乎完全隔绝了来自海洋的影响,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沿锡尔河与天山一线,中亚北部地区虽然有部分地区比较干旱,但大部分地区还比较湿润,提供了广袤的牧扬供游牧民族生活。天山南部地区却非常干燥,塔克拉玛干沙漠占据了塔里木盆地的绝大部分地区。中亚地区另一显著特点是高山林立,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链将中亚劈为两半。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把中亚大地分割成一些独立的绿洲与谷地,相互间或有终年积雪的高山,或有干旱不毛的沙漠戈壁隔开,穿越非常困难。这里的居民只能在分散的小片绿洲上生活。在这些绿洲上建立的国家规模都很小,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一旦出现气候异常变化,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国破家亡,不信你去看看楼兰,除了留在地面上的一点点遗迹,有价值的东西哪一个不是从沙子地下挖出来的。统治这些绿洲国家的王朝虽然长期内争不已,但王族却很少被替代。它们对外随时准备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归降某个大国做附庸,以保存王统,但也随时准备摆脱附庸地位而独立自主。
  由于水利技术的熟练应用,这里从很古时候起就有了精耕细作的农业。除了一些富庶城市的诱惑之外,这里对于从蒙古高原败退下来的游牧民族没有什么吸引力。在这些“最尔小国”面前,西来的民族无疑是庞然大物。在他们处于低谷时,这里是他们谋求复兴的优良的后勤补给地,等他们重新强大后,这里狭小的空间就不够他们腾挪辗转了。
  因为在中亚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根本无法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仅仅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政治隶属和赋税榨取,而各个基层政权之间则缺乏横向的联系。况且中亚的任何一块大绿洲也都没有能力供养一支足以长期威慑附庸国俯首听命的军队。因此,不论是匈奴、突厥、阿拉伯人还是蒙古人都不得不向这里严酷的地理和历史条件臣服。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离开,另寻生存空间。
  回到蒙古高原不太现实,因为总有后来者占据他们的“故土”。在西域零散的农耕文化熏陶下,他们的骑射技艺在不知不觉中被削弱了不少,回去只会自讨没趣。向南是青藏高原的雪山绝域,羌藏骑士的武功更是不得了,于是只好再向西拓展。
  幸运的是,造物主在中亚的群山之间留了几条羊肠小道,穿过阿拉套山、穆扎特山口,呈现在骑士脚下的是广袤无边的吉尔吉斯草原和俄罗斯草原,向西一直延伸到中部欧洲。尽管这里的绿草和呼伦贝尔草原相比实在矮了点,可如此广阔的生存空间对于人口并不很多的西来游牧民族而言,绰绰有余。兴奋的草原骑士重新找到自己的乐土,他们长啸着冲向草原的怀抱。怀着重建幸福家园的梦想,他们一路杀去,无人能够阻挡,也由此在历史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波。
  中亚高原的地理、气候特点,构成了它的优势。沿着这条横贯东西的绿色草原地带,向西可以打击欧洲,向东可以直指东北亚,向北可以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向南可以进攻伊朗、印度,东南则对黄河、长江流域构成巨大威胁。这里无疑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区。崛起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往往速兴速亡,在崛起之后就向南或向西掀起黑色风暴,刮起一次次侵略的飓风。游牧民族的烧杀抢掠给其经过的地区带来了持续不断的灾难和恐惧。但也正是这种强迫性动力,不断的把人类推向更高的境界。
  英国学者迈金德为此请求沉迷于“欧洲中心论”的人们“暂时的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美国学者麦高文说得更直接:“倾覆罗马帝国的动力,便来自中央亚细亚……侵入高卢和意大利的亚洲蛮族,虽携恐怖混乱俱来,但也未尝长期定居,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变局,历时甚短。而直接倾覆罗马帝国旧制的,却是由于日耳曼诸族的入居帝国版图之内……(但这些日耳曼民族)不过是一班丧胆的逃难者。这些哥特部落并非不畏惧罗马的大军,可是他们更畏惧突然出现于他们面前的来自中亚而狂暴的乘马战士。因为这种恐惧,才驱使他们冲破罗马的防线,而普遍侵入罗马各省。”这里所说的亚洲蛮族,就是本书要呈现给大家的离开故土的华夏儿女——西迁的匈奴族。
  
  二、速度与开放:游牧民族的先天优势
  
  人类文明就像露天花园里的花草,既需要和煦的阳光和充足的水源,也需要狂风暴雨的摧残和考验。来自蒙古高原的黑色狂飙正是农业文明不可缺少的养分。匈奴人——马背上的王者,天生的骑射专家,在用他们无与伦比的速度向南冲击的同时,也在用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接收着来自农业文明的营养。草原和耕地的互动,催使着人类文明的车轮不断向前。
  
  ? 马背上的民族:闪电战的专利持有人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马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工具。为了追逐奔驰于无际草原上的黄羊、野鹿,为了驱赶逐水草生存的牛羊,为了追杀或逃避外来部落的侵扰,草原的孩子们从小就要学会在马背上生活,三四岁的小孩子就能在没有大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如的上下马,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就是在马背上脱离母腹,来到这个世界。长年的骑马生活,使他们和马的结合异常和谐。当匈奴人第一次出现在欧洲骑士面前时,这些身着沉重铠甲自以为是的重装骑兵们目瞪口呆,他们无法理解匈奴人竟然能那样与马紧紧的连在一起,比希腊神话中的“人身马”还要神奇。
  匈奴人的马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不过从当时人们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马和后来成吉思汗率领下的蒙古铁骑骑乘的蒙古马很接近。我们不妨拿蒙古马来参照一下。蒙古马头很宽,眼睛突出,腿腕很细,比欧洲马普遍矮一些。由于是在空旷的牧区牧放,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没有干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科,蒙古马的体格不很高大,鬃毛很长,尾巴蓬松,显得非常单薄瘦弱。但却非常能吃苦,耐力、适应性很强。一匹蒙古马可以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一天连续奔跑100英里以上,而且特别擅长在山地上飞驰。换了欧洲马,早就累死了。不过第二天就不能再骑这么远了,得将它放牧几天才行。不过这对匈奴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战时习惯带上好几匹战马,能按需要连续不断地换着骑。高素质的战马保证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推进速度。
  马鞍是人、马完美结合的关键。匈奴人的马鞍号称“高桥马鞍”,即两头是很高的木制托架,这样可以保证骑手无论怎么跑都不会摔下来。相反,罗马人的马鞍不过是裹在马肚子上的一块皮革而已,士兵征战时不光要躲避敌人的砍杀,还要时时提防从马上摔下来。匈奴人另外带给欧洲人一项伟大的发明——马镫。他们的马镫一般用皮革或亚麻制成,直接绑附在马鞍上。一位罗马历史学家——阿米亚诺斯,形容匈奴人的马镫是“用山羊皮裹住他们多毛的腿”。有了马鞍、马镫,士兵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从马上站起来甚至1800转身。奇怪的是,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欧洲人直到匈奴铁骑退出欧洲历史舞台时也没有学会这项技术。
  光有人、马的和谐结合还不行,总不能再追上黄羊后扑过去徒手搏斗。于是,另一种令定居民族胆颤心寒的兵器——弓箭,应运而生。弓箭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很早,早在母系社会,负责打猎围捕的男性部落成员就开始使用弓箭。但草原民族的弓箭威力更盛一筹,自然的挑战要求他们的弓箭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功能更全面。
  匈奴人的弓箭恰恰满足了这个要求。他们的弓被称为“反背弓”,由弹性优良的木头和金属复合制成,弓的两端和中部另外用兽骨或毛皮加固,弓长接近1.3米,有效射程超过200米。他们的箭种类繁多,有用来猎杀鹿、羊的骨箭,有专门用来传令的响箭,更有射杀大型猎物的铁箭。至于专门用来作战的铁箭更是可怕:箭头呈三棱状,长度大约60厘米,穿透力大的惊人。匈奴骑兵一般随身带上30多枝箭,足够一次大战使用。即使用完了也不用担心,因为负责制造弓箭的能工巧匠就在大军尾部,随用随造!草原民族比较野蛮,但对工匠是异常尊重的,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征中的成吉思汗,大规模的屠城发生过十几次,唯独工匠一个不杀了。
  回头再看看同时代罗马战士的武器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对匈奴骑兵那么恐惧了。在古罗马,“远程”武器主要依靠投枪,和目前体育场上常见的标枪基本一样。为了增加杀伤力,投枪往往造的很重,以便增加其下落过程中的动能。但重投枪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投射距离很有限。至于他们的弓箭更是不值一提,有效射程不超过30米!在他们还没有看清敌人的模样时,匈奴人的如蝗长箭已经从四面八方倾泻下来,穿透罗马士兵的鱼鳞甲就像穿透一张纸。
  等匈奴骑士冲到面前,在箭雨下幸存的罗马士兵又将不得不面对另外几件魔鬼兵器——套索、弯刀和长剑。套索本来是牧民用来在奔跑过程中对付不听指挥的烈马的,对付人自然绰绰有余,不知道有多少罗马士兵在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就成了蹄下冤魂。至于长剑,中国人并不陌生。我们的双刃剑可劈、可刺,和欧洲有尖无刃的重剑相比优势明显。而且匈奴人的剑把上部还装有金属护手,在近距离白刃格斗时不必担心被刺伤手背。
  有了马有了弓箭,也就有了天生的骑射士兵。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有人甚至认为,一个训练有素的骑兵的战斗力能抵得上20个步兵的战斗力。如果以1∶20的比例计,10万匈奴骑兵的战斗力即可抵得上200万罗马步兵的战斗力。骑兵有两个巨大的优势:(1)它能以最大的速度和力量向敌人冲锋,如果让它冲到步兵阵营中,唯一的结果就是屠杀;(2)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机动灵活地从侧翼迂回包抄敌人。正是靠着这种无与伦比的优势,匈奴铁骑在不太长的时间即横扫了整个中、南欧洲。阿米亚诺斯说:“匈奴人就像从山里出来的旋风,他们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还没等人发现他们,营地就已经被攻占了。”当代军事史家总是习惯于把“闪电战”的发明专利权送给成吉思汗,其实,蒙古草原帝国的开创者——匈奴人才是当之无愧的闪电战发明人。
  匈奴人从小就开始随父兄围猎,从小就习惯了看不见的长期的埋伏和狩猎的种种诡计。他们不会和猛兽硬碰硬的搏斗,而是选择时机,出其不意的攻击它们,然后即刻逃走,让受到袭击的猛兽发怒追击。等它追累了,又突然回头发起猛攻。一而再,再而三,直到使其精疲力竭。这和中国古代兵法所讲究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是何其的相似。生活的经验很自然的会运用到战场上。匈奴人战术的核心是速度与突然性,其中最擅长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诱敌深入。先派一支专门训练的骑兵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500-1000人为一组,做一种显然事先计划好的、十分复杂的曲线运动来迷惑并打乱对方的阵形,如同暴风骤雨班的射箭,当战斗呈胶着状态时,则佯装撤退,迅速消失在地平线上,吸引敌人不舍紧追。只有最精明和控制力极强的敌人才能抑制住追击的冲动。等敌人超出自己的后援所能顾及的范围或陷入包围圈后突然返回来,依靠自己弓箭射程远的特点,突然从上百米外用密集的箭雨攻击敌人。随后装备精良的铁骑会对陷入混乱和遭受严重伤亡的敌人发起最后一击。让我们来看看匈奴打败汉将李陵的战例。
  公元前99年,依靠人海战术,在战略上已经确立优势的汉武帝派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5000步兵出居延海千余里寻找匈奴主力。以步兵迎战铁骑,是典型的以弱敌强,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李陵北行30多天,深入匈奴腹地,可连敌人的影子也没见到。行至浚稽山,突然被3万匈奴骑兵包围。汉军就地扎营,四周围上大车,逼迫敌军进行攻坚作战。攻坚战根本发挥不出骑兵的优势,加之此前几次大战失利,匈奴士气较为低落,所以第一战即不胜,反而损失了几千人。单于又招来8万多骑兵围困汉军,以逸待劳,不时骚扰,逼的汉军只能且战且退,直到后退进一道山谷当中。匈奴居高山,巨石、长箭如雨下,汉军损失惨重。最后副将韩延年战死,主将李陵投降,5000士兵只有400多人回到塞内。
  此战是匈奴诱敌深入的典型战法,30多天转战千里,待敌困顿,武力消耗殆尽后以优势兵力迫敌于大泽葭苇和狭窄山谷中,利用有利地形最终歼灭了敌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汉军已经吸收了很多匈奴军的长处,5000兵士带箭150万枝,平均每人300枝,远超过匈奴骑兵,这才让匈奴费了太多的力气,否则早就全军覆没了。
  战术之二是突然的大规模袭击,即闪电战。由于拥有优势的武器和强大的骑兵,匈奴人在欧洲军队面前一般不需要示弱,而是更多的主动出击,利用骑兵的冲击力直接打击敌人。
  和他们交锋的欧洲军队都有一种经历暴风雨的感觉:先是看见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片云彩,那是敌人高速行军时掀起的尘土;然后能听见闷雷般的轰鸣,那是马蹄铁踏击地面的响声;在连敌人的影子都还看不见的时候,突然间大雨倾盆:无数铁箭已经像非洲沙漠中的蝗虫那样,遮天蔽日地飞过来,下起瓢泼的“死亡之雨”。大部分曾与他们交战的欧洲将士们至死都不知道,杀死自己的敌手长得到底是什么样子。
  更令敌人恐惧的是,匈奴人完全不遵守战争法则,凡是进行过武装抵抗的对手,一律格杀勿论,从来不抓战俘。只有在一开始就老老实实投降的人,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存。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打击敌人的士气,迫使大批潜在的敌人未战先怯,主动放下武器。
  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看似毫无规律,缺乏组织纪律性,其实不然。每个部落,每个家庭都有相对稳定的活动区域,而且相互间保持者紧密的联系。游牧民族无一例外的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平时,全体健康男子会提起套索,背上弓箭,外出放牧狩猎,既是生产劳动,又是最佳的战斗训练;战时跨马提枪,在本部首领的指挥下迅速组织起来,投入战斗。这样,游牧民族就具有了定居的农业民族所不具备的超强的动员能力。一般来说,全体战士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随时准备应召。如果战争规模有限,不需要全体动员,则按一定比例抽兵参战。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几乎不需要什么薪给,完全靠“以战养战”。就匈奴骑兵而言,他们只要随身带上饮用水和干肉就足够了,没有水的时候还可以暂时喝牛羊奶。至于其他的作战物资,就全靠敌人来“给我们造”了。在特殊的环境里,他们甚至可以一连十几天不食人间烟火。阿米亚诺斯曾经写道:“艰苦的生活方式磨练了他们,他们从来不把食物煮熟了吃,也不需要美味佳肴。他们吃野菜的根,任何一种动物的生肉。他们把肉放在自己的大腿和马背之间,以此来加温。”吃生肉是完全可能的,不过把生肉垫在马鞍下可不是为了加温,而是为了避免因为长期骑乘,磨伤了马背。马是骑士的命根子,保护好战马才有一切!这样的军人,这样的生活,造就了一支可以高速运转的军队,一个驮在马背上的帝国,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
     海纳百川:接受所有的归诚者.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2200多年前,客卿李斯在被驱逐出境,回返故国的途中用这样骈散铺陈的话语惊醒了被一帮别有用心的糊涂虫亲戚愚弄的未来的秦始皇,使之及时收回了“逐客令”。秦国的发迹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他不是周王姬姓宗亲,甚至不是华夏族邦国,却凭着一股不屈的韧劲崛起于西北,屡经挫折,终于把一干中原上国打的落花流水,纳地称臣,统一了若大中华,完成了千古一帝的伟业。
  秦国成功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总是被人有意无意的忽视,即嬴秦尽管自称是“颛顼之苗裔”,但实际上是出自西戎。其祖先在商朝曾风光一时,可惜在武王伐纣时站错了队,惨遭打击,后世子孙只混了个周王的马夫身份。后来周王一时高兴,把秦地封给他,希望他能有其祖先一样的运气,把周王的马群养好,同时利用他来“和西戎”。
  西戎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部落,换句话说,是草原儿女。蒙古高原天高地远,天然造就了草原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性格。源于西戎的秦王室继承了这一优良品格。在关东诸国拘泥于繁琐的礼仪,拘泥于华夏风骨,为是否应该称王甚至称帝吵个不停的时候,秦王室毫不犹豫的率先称王,把周王室甩在一边,同时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广泛吸收各国人才来为本国服务,以弥补自身由于出身西北民族,文化落后于东方诸国的缺陷。著名的客卿制度应运而生。由余、百里奚、公孙支、商鞅、范睢、韩非等名士纷纷西向入秦,为秦国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当时在中国形成两个人才中心,一个是秦国首都咸阳,一个是齐国临淄的稷下学宫。不同的是,后者聚集了大批思想者,百家思想汇集,更像是一个清谈场所,体现的是齐王形而上的理想主义情结。秦国则不同,只要实干家,耍嘴皮的一概不要。对外来客卿用人不疑,政权由客卿把持也不担心,以至于当政者中除了樗里疾等少数人外,几乎见不到嬴秦本族人士。只可惜秦国在统一全国之后没有更广泛的吸收各国人才,反而“焚书坑儒”,自我放弃了行之已久的人才政策,落得个二世而亡,徒令天下笑。
  西戎毕竟只是小邦,距离真正的草原帝国还差得很远。匈奴就不同了,作为整个蒙古草原上的第一个主人,它的开放性远远超过了前者。燕人中行说只是个宦官,赵信、卫律本来是从匈奴叛逃出去“投降派”,李广利、李陵曾经是苦大仇深的敌人,成千上万匈奴骑士死在他们手里,这些都没关系,只要是真心归顺投诚,一概接受,而且决不秋后算账!
  草原帝国都是散发着原始气息、充满野性和活力的骑马民族国家,和南方的中原王朝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在这里,崇尚的是朴素和粗犷,反感的是繁文缛节。在这里你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和领导者一起醉卧草丛,抵足而眠。草原民族厌恶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只要他相信你是真心归诚,他肯定会以诚相待。对于刚刚走出原始社会,还没有完全摆脱军事酋长领导阶段的匈奴民族来说更是如此。
  草原生活非常艰苦,对人口的增加是很大的阻碍。当一个部落崛起后,如何利用广大的领土就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并不是漫无目的的随意游走,而是有着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一年四季,四个营盘足矣。新增的土地干什么用?空出来长草,留着备用吗?不行,因为一旦发生灾害,往往是大范围的,空地也跑不掉。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交给信得过的人去使用,遭灾时也好有个照应。那么谁可以信任呢?敌人!
  草原民族性格粗犷,喜欢直来直去。礼仪三千的形式主义在南方司空见惯,在草原是绝对见不到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南宋将军赵珙出使来到刚刚崛起的蒙古帝国。一天,成吉思汗派人去问他:“今天打马球,你怎么没有来?”不请自到对于长期生活在礼教社会中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赵珙亦然,于是实事求是的回答:“大汗没有召唤我呀。”成吉思汗大笑:“既然来到我国,那就如同一家人。在宴会、打马球、打猎的时候,请不要客气,一起娱乐好了。何必每次都要让人请呢?”最后的结局是没学会入乡随俗的赵珙被罚酒六杯。
  尽管是发生在13世纪,但草原民族的性格大体一致,匈奴也差不多,只是没留下具体的故事罢了。既然要直来直去,那不服气就打一打,打输了决不矫情,认赌服输,随你处置。既然如此,那些被征服的部落自然可以利用。于是我们会经常看到下面一幕:
  失败的部落投降后,其首领还会被委以各种官职,继续统领本部。随后,该部落成为通婚的对象,大家变成一家人。“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当然,如果有着深仇大恨或者拒不投降,将面临残酷惩罚:成年男子全部屠杀,妇幼罚为奴隶。
  匈奴崛起后的民族结构就呈现出这样一个“百蛮大国”的特点:楼烦王、白羊王仍然统帅本部人马,东胡、乌桓等由于并非一战征服,不再独立存在。至于汉人,大多是从中原掳掠去的,而且文化差异巨大,大多沦为奴隶。
  诚心接纳归顺者,对匈奴的发展有很大帮助。燕人中行说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中行说本来是汉朝内宫的一名宦官。文帝时汉匈“和亲”,嫁宗室女给匈奴新君老上单于,命他随行。中行说不愿去,后被逼不过,只好前往。但临行是丢下一句狠话:“一定要让我去,汉朝可要有大祸患了。”汉廷以为这不过是一句气话,没想到中行说说到做到,到了匈奴马上投降。中行说来自汉朝内宫,了解诸多汉廷机密,老上单于大喜,予以重用。由于长期的交往,很多匈奴上层开始向汉文化靠拢,喜爱汉朝的衣物、食品。长此下去,有被同化的危险。中行说投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极力阻止匈奴贵族汉化,维护匈奴文化的纯洁,认为汉族的织物尽管华美,但不适宜在草原穿着,不像皮衣不怕荆棘割划;汉族食品虽然味美,却没有奶酪便于携带。要维持本族铁骑的优势,必须保持旧有的生活习惯。当汉朝的书信送达时,中行说又教导匈奴用大出一寸的简牍回信,并张大其词地书写“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从而在形式上压倒了自称天子的汉朝皇帝。
  中行说深知匈奴虽然在军事实力上优于汉朝,但毕竟国力有限,真要和汉朝进行全面的较量肯定吃亏。所以,他一面努力帮助匈奴建立起“疏记”等制度,即定期统计一下匈奴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了解自己的家底;一面帮助匈奴调整战略思路,把以前漫无目的的入侵改成在汉地粮食收割时出击要害部位。秋收季节是定居的农业民族最重要的日子,此时出击会毁掉汉族农民一年辛勤劳作的成果,杀伤很有限,但心里打击非常厉害。这样既保持了战略上的进攻姿态,又不至于逼迫太紧,招致汉朝倾全国之力反击。
  不过中行说担心的汉匈全面对抗还是发生了。这次,主动出击的是谋求建立万世功业,彻底改变屈辱地位的汉武帝。由于总体国力的不足,汉朝很快取得战略优势。这时,另一位归顺的人才挽救了匈奴。
  赵信,原本是匈奴支系小王,因为在内部倾轧中失势,带领本部人马投降了汉朝,被封为翕侯。公元前123年,赵信跟随皇上的小舅子卫青主动出击匈奴,遭到母国军队伏击,全军覆没,只好又投降了匈奴。在汉文化的政治伦理中是绝对容不下这样一个朝秦暮楚、左右摇摆的人物的。匈奴则不然,他们用草原博大的胸怀热烈欢迎这位叶落归根的游子。大单于伊稚斜委之以重任,封为“自次王”,意思是他的地位仅次于自己,并把姐姐嫁给了他。
  知恩图报的赵信作为汉军高级将领,深知汉朝的战略战法,于是建议匈奴全线北撤到漠北,脱离与汉军的直接接触。这样,强调主动出击的汉武帝必然会命令汉军出塞远征,深入匈奴腹地。匈奴则可以将计就计,利用地利、人和,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伊稚斜用人不疑,接受了这个建议。从此以后,汉匈之间虽然仍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战斗,但在战略上逐渐趋于均势,赵信的功劳很大。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像燕王卢绾投降后被封为东胡卢王,陈良做了贲都侯,卫律受封丁零王,李陵做了右校王,等等,每一个都是“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较之在汉朝职小官卑,稍不注意就可能丢官罢职,甚至祸连家族的境遇是天壤之别。受此恩惠,岂能不倾全力报答?
  草原民族缺乏细腻思考的习惯,政治斗争的智慧和已经有了上千年历史的中原王朝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率领32万大军御驾亲征匈奴,结果被冒顿单于团团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上。按理说,匈奴不用进攻,只要长期围困,就足以致刘邦死命。这时,汉朝人狡猾的政治伎俩发挥了作用。谋士陈平用一幅美人图打翻了单于阏氏的醋坛子,靠她的枕边风吹走了千万匈奴铁骑。这样的馊主意粗犷的匈奴人的无论如何想不出来的。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在和中原大国的竞争中还必须掌握这些小伎俩。靠自己来培养这样的人才显然是事倍功半,从敌国挖墙角无疑是个好办法。在这里,匈奴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客观上弥补了本民族智慧的不足。
  广泛吸收异族人才不仅是匈奴帝国强盛时的国策,即便在其没落低潮时也是如此,这也是他们能在后来重新崛起,称霸欧洲的条件之一。像“上帝之鞭”阿提拉手下的三位心腹国务秘书,没一个是匈奴人:康斯坦丁是希腊人;埃德克是出生于匈奴部落里的哥特人;奥雷斯出身不详,可他的老婆可以肯定是西罗马帝国的名门望族。
  草原民族在处理军事事务、协调和周边民族关系方面往往能比定居民族取得更高的成就。前者靠的是环境赐予的先天的力量,后者依赖于兼容并包的草原情怀。唐朝成就过中华文化的一个顶峰,可它的成就受益于南北朝期间长期的民族大融合,唐朝王室本身就充满了胡气,是多民族混血的结晶。唐以后的汉族政权要么偏安一隅,要么积弱积贫,乏善可陈,乃至于动辄被“夷狄”统治。唐以前的草原政权尽管没有取得君临中原天下的成就,但其集多元文化之长处,广采不同种族之优势的特点一样很鲜明。匈奴帝国能够长期和汉帝国抗衡,能够东方不亮西方亮,在屡经挫折后在欧洲重新崛起,靠的就是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和文化优势。
  
  三、 依赖英雄:草原帝国的致命弱点
  
  冒顿、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当中。这些伟大的草原英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在短短几年之内即创立起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把汉帝国、罗马帝国、伊朗世界这些近邻打的落花流水,制造了一堆堆的文明的废墟。然而他们如狂风暴雨般的倏忽而来,又在转瞬间消逝在历史的暮霭之中,让人无法琢磨。
  尊敬英雄、服从英雄、争做英雄成为草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可英雄毕竟不是随时都能出现的,于是,速兴速亡成了这些过分依赖英雄的草原帝国始终无法逃避的命运枷锁。
  
  冒顿、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当中。这些伟大的草原英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在短短几年之内即创立起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把汉帝国、罗马帝国、伊朗世界这些近邻打的落花流水,制造了一堆堆的文明的废墟。然而他们如狂风暴雨般的倏忽而来,又在转瞬间消逝在历史的暮霭之中,让人无法琢磨。万般无奈之下,基督世界的人们只好求助于上帝,把这些“魔头”甩给上帝,当成是上帝降下的灾难,对堕落文明的一种惩罚。
   他们是“上帝之鞭”吗?当然不是。他们是草原的英雄,是游牧民族的马上领袖。
   按《太平御览》的解释:“草之将精者为英,兽之将群者为雄”,可见英雄二字的组合,乃是人群中之佼佼者,自有常人不可思议、不可测度、不可言喻、不合常理之处,“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苏东坡对留侯张良之评价,可以用在一切可称得上英雄的人身上。“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英雄生于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先让我们看一看大英雄冒顿的表演吧。
  冒顿是匈奴头曼单于的长子,很早即被确立为单于的继承人。后来头曼另有新欢,生下一子。经不起小老婆的枕边风,头曼准备废长立幼,可又没有理由。于是把冒顿作为人质送到西边的月氏国。此时的月氏国还很强盛,头曼一直想消灭它。派太子到月氏,一方面可以麻痹对方,伺机发动突然袭击;一方面可以利用月氏之手,杀死冒顿,一石二鸟。冒顿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但父命难违,只好前往。
  不久,头曼发兵急攻月氏,早有准备的冒顿乘月氏慌乱之际,盗得一匹良马,仓皇逃归。头曼认为冒顿壮勇,收回另立太子的心思,并交给他一万骑兵,叮嘱他要刻苦操练。冒顿得到兵权后悉心训练,并让能工巧匠制造了一只鸣镝(响箭),下令说:“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
  一次,冒顿与部下出猎鸟兽,鸣镝一出,万箭齐发,鸟兽立毙。稍有迟缓的士兵立即被处死。不久冒顿又用响箭故意射自己特别喜爱的一匹良马,不少士兵不敢跟着射,冒顿立刻将他们杀掉。此后,冒顿又以响箭射自己宠爱的妻子,左右的人都感到很恐慌,不敢跟着射,冒顿又将这些人杀死。不久,冒顿出猎,故意用鸣镝射杀了头曼单于的良马,左右的人连忙跟着射。此时,冒顿知道他的属下都听从他的命令,于是准备对亲生父亲下手。
  一天,冒顿随头曼狩猎,趁头曼不备,掣出鸣镝射向头曼,左右亲随乱箭射齐发,头曼当即死于非命。父子之间就用这种残酷的方式完成了王位的更替。
  冒顿登位后,正是东胡强盛时期,东胡听说冒顿杀父登位,想趁机攻打匈奴,讨一点便宜,于是派使者对冒顿说,希望得到头曼的千里驹。冒顿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纷纷表示千里驹是匈奴的国宝,匈奴自从得了此马,国家兴旺发达,此马乃吉祥之物,万万不可送给东胡。冒顿却说:“东胡是我国强邻,两国和睦相处才是头等大事,一匹马何足挂齿,给他吧。”于是把头曼的千里马送给了东胡。东胡认为冒顿惧怕他们,不久又提出想得到冒顿一个美貌的阏氏。冒顿又问群臣,左右大臣都愤怒地说:“东胡欺人太甚,竟然索要大王阏氏,请您立刻下令出兵攻打他们。”冒顿说:“为了一个女人得罪邻国,太不值了,给他吧。”于是又把自己宠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
  东胡得到单于阏氏后愈发骄横起来,准备向西侵略。东胡和匈奴之间有一千多里的荒芜地区,无人居住。东胡派使者对冒顿说:“两国之间有一片缓冲空地,贵国人从来不去那里放牧,请你送给我们吧。”冒顿又一次询问大臣们的意见。吃过两次亏的大臣们很多已经对冒顿失去信心,认为他是个窝囊废,阻拦也没用。于是一些大臣说:“既然是荒弃之地,留着也没用,为了两国友好,给他算了。”不料冒顿大怒,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能随便放弃呢?”把主张送地的大臣立即处死。随后冒顿召集全国丁壮,浩浩荡荡杀向东胡。
  几次得手的东胡早已不把匈奴放在眼里,毫无防备。结果被冒顿打的大败,东胡王也做了刀下鬼,东胡的所有穹庐帐幕皆被毁坏,人口和牲畜全被掳走。冒顿又趁热打铁,向西打败了月氏,向南并吞了楼烦王和白羊王的土地,北服浑窳、屈射、丁零、隔昆、新犁诸部,又全部收回了被秦将蒙恬所夺取的匈奴土地,进而侵入燕、代两地。冒顿的势力迅速壮大,建立起东尽辽河,西至西域,北抵贝加尔湖,南临黄河,一统千胡百国的匈奴王朝,与中原大汉王朝同时登上了欧亚大陆的舞台,史称:“北有引弓强国,南有冠带之邦。”
  “一将功成万骨枯”,冒顿为了自己,可以杀父,可以杀妻,较之一般的战场英雄更能忍,更残酷,也更“伟大”。冒顿的行为在汉人眼里禽兽不如,在匈奴人眼中却是英雄行为,因为他们有他们特有的英雄观。
  从现存的阴山等地的岩画中可以发现,最晚在5000年前,北方草原部族已经掌握了驯马的技术。对马的成功驯化,给草原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使草原经济逐渐由畜牧转变为游牧,点燃了草原游牧文化的灿烂火炬。由于马的骑乘,草原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特别是马的迅捷和灵活,给游牧民族的军事带来了空前的活力和优势,也赋予了他们战斗的人生。但是,驯马的成功也给游牧民族带来了一个糟糕的副产品。
  为了将来适应马背上的生活,草原的孩子从小就开始演习骑术。《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过早的马背生活塑造出他们精力充沛、吃苦耐劳、能征善战的特质,同时也让他们失去了向其他类型文明演进的机会。长年的逐水草而居,频繁的流动和迁徙,使游牧民族无法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狭窄的马背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由此衍生出来的是单调而缺乏变化的“马背文化”。
  特有的生活方式使草原民族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较之定居民族相对迟缓。当定居者已经进入典章完备、钟鸣鼎食的古典国家形态时,很多游牧民族尚未走出蒙昧状态。带有鲜明的原始军事酋长制度色彩的英雄观念在此时应运而生。
  蒙古高原除了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等少数地区外,大多数地区只有几寸的薄薄土壤,要想让它几千年如一日的长草,必须让人和草原和谐相处,不竭泽而渔。所以,要在茫茫草原上生活,必须有严格的纪律约束。没有纪律,游牧区域会发生重叠,羊群会过分啃食,破坏生态,还会引起不必要的部族内部矛盾和争斗。而游牧区域的划分,必须依靠一位大家都信服的领导者。草原上的野兽大多成群行动,靠个人是无法对付狼群和抓捕黄羊的,集体围猎是主要的狩猎方式。没有纪律,轻则会放走猎物,重则会被自家人的弓箭射伤。于是,狩猎的领导者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的生活方式,使部落进入原始社会晚期的军事酋长制阶段后,不是继续向前发展,而是不断的强化酋长的作用和地位,使之向绝对独裁的领导者方向发展,进而萌发出草原民族特有的英雄观念。
  尊敬英雄、服从英雄、争做英雄成为草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甚至到了无原则的地步。只要你能成为强者,你就是英雄。汉将李陵投降匈怒后,一直虚以委蛇,不卖真力气。另一位降将李绪则认真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汉武帝误以为是李陵在帮助匈奴,于是杀了他的全家。李陵大怒,找机会杀死了李绪。按理说,李绪有功,李陵杀他应该受到惩罚,可匈奴偏偏不这么看。李绪是英雄,杀死英雄的人更是大英雄!于是,李陵不仅没受到惩罚,反而加官进爵,封为右校王,还娶了单于的女儿。
  由于这种特别的英雄观,使草原民族从匈奴开始即为血腥的征服和杀戮赋予了一层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按照匈奴的习俗,在作战中斩敌首级一颗赏酒一卮,所得财物尽归其所有,俘虏的妇女老幼收为其奴隶。杀敌越多,财物奴隶越多越受尊敬。于是,匈奴人以痛饮和嗜杀为人生之乐,作战时个个争先,唯恐落后。马背上的生活就剩下简简单单的两件事:扬鞭放牧、挥刀杀戮。前者是他们的经济,是物质需要;后者是他们的政治,是精神需要。而两者又都是他们的生存需要。于是,率领他们把这种残酷的掠夺杀戮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本民族带到荣耀的顶峰的冒顿、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大英雄,英雄中的英雄。
  可征服之后呢?拿什么统治广大的征服领土,如何把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融合到一起,怎样平衡被统治的各个民族的利益就成了摆在这些大英雄面前的一道难题。要维系统治,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起经济纽带和精神纽带。草原帝国无一例外的是军事征服的产物,而且大多以草原地带为中心。在这片地形复杂的广阔区域里,经济形态和发展水平各异,受地理条件的影响,不可能建立起统一的国内市场。没有统一的市场,自然不会有什么经济纽带。于是,粗犷的草原英雄们只好在两个极端的方法种选择一个:要么任其自然发展,不予干预,自己守在根据地享受各方朝贡;要么干脆向蒙古人设想的那样把汉人的耕地全变成牧场,让汉人也来游牧。不论选择哪一个对统治都没什么帮助。于是,帝国领土越是广大,越是容易分裂和崩溃。
  在定居文明面前,游牧文化无疑是落后的。于是,任何一个闯入定居者家园的马上帝国都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留在这里,由被征服者同化自己,或者退回草原。退回去是主动示弱,大英雄决不会干。于是任何一个决定留下来的马上帝国又要进行一次选择:要么从马上走下来,完成从游牧向农耕的历史转化;要么继续留在马背上,马上夺天下,马上治天下,然后再马上失天下。
  严酷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宗教的生长,以宗教为纽带,在征服过程中传播自己的宗教是维系帝国存在的一个法宝。阿拉伯人是这方面的楷模。
  阿拉伯半岛在地理上是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延续,三分之一的地区是沙漠。在这里见不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景色,经常见到的是沙暴降临时的黄埃散漫、遮天蔽日的恐怖景象。除了沙漠,还有大片卵石覆盖的戈壁滩和火山喷发的岩浆构成的“黑石沙漠”。由于地处副热带高气压带,这里长年高温少雨,植物很少。恶劣的自然条件催生出超自然的崇拜,并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成了统一阿拉伯人思想的工具,并随着大规模的“圣战”向外传播,迅速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以后,尽管阿拉伯帝国垮台了,伊斯兰教却保存了下来,从而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穆斯林文化区。
  草原民族的生活环境也不好,但比起阿拉伯人可好多了。但特有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社会形态演进缓慢的弊端在这里暴露了出来。他们基本上只有原始的图腾崇拜,而且并不统一,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崇拜对象。草原民族是粗犷的,粗犷到无法产生一位有着哲学头脑的智者或圣人,也就不可能诞生一种可以统一所有游牧民族的宗教思想。精神武器的落后使他们只有接受被征服者宗教思想的份,不可能去占领被征服者的精神世界。
  没有纽带,草原帝国就只好依赖英雄的个人能力了。确切的说是依赖大英雄们的军事天才。为了维护统治,大英雄们也拼命的宣扬自己的军事力量,来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无良公民”。阿提拉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一方面大搞个人崇拜,宣称自己是“最高的上帝”、“王中之王,神中之神”,还弄到一把所谓的“战神玛尔斯之剑”,以制造自己天下无敌的形象。据说这把剑在战场上只要一挥就能使敌方武器全部失灵。另一方面用高薪显位聘请罗马和希腊的能人智士来为自己服务,推行灵活务实的内外政策,尽可能不发动战争,以免露出神剑的马脚。
  但是,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帝国不可能不发动战争。可一旦开战,就难免会有失败。一旦失败,必然威信受损,长敌人士气,灭自己的威风,进而动摇帝国根基。而且这些大英雄们似乎都不会教育后代,他们的子孙很少有人具备祖先出神入化的军事艺术。汉人说“富不过三代”,对这些草原英雄似乎同样适用。于是,在阿提拉于新婚之夜神秘死亡后,它的匈奴帝国迅速走向分裂解体。瘸子帖木儿更痛快,他一手打造的军事帝国在他死后没多久就从地球上消失了。成吉思汗好一些,因为他很英明的培养起手下人对自己的黄金家族的崇拜,虽然蒙元帝国很快被子孙瓜分,但至少还在自己的子孙手里,在形式上维系了一个家族的统治。
  草原文化的先天不足,使他们过分的依赖英雄的存在。可英雄毕竟不是随时都能出现的,于是,速兴速亡成了这些草原帝国始终无法逃避的命运枷锁. 第二章 苍狼长啸:蒙古高原的第一个主人
  
  草原的气候变化快,灾害多。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如果没有不向任何艰难低头的顽强精神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所以,能在这里站住脚根的民族必然有顽强的生存意志,有着十足的狼性。姜戎的《狼图腾》向我们诠释了草原苍狼的顽强性格,匈奴人则是蒙古高原走出来的第一头野狼。
  
  一、 草原人文:匈奴民族的社会生活
  
  每一个民族都是从不可思议的传说和神话中走出来的。这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故弄玄虚,而是因为对自然以及作为自然化身的神灵的热爱。匈奴人,因为得罪了太多的农业民族,他们的族源因而被附着了太多的挖苦和嘲讽。只有太史公说了句公道话:他们是夏后世之苗裔,是炎黄的优秀子孙。
  
    追日夸父的故乡人
  关于匈奴的族源,历来有多种说法。光传说就有好几种。
  欧洲人的说法是哥特王菲利莫尔率领部众进入东欧西徐亚人(也译作“斯基泰人”,即中国史籍中的“塞种人”)的地盘。抵达西徐亚后,他在自己的部落中发现了一些来路不明的巫婆。菲利莫尔怀疑这些令人作呕的女人是敌对势力派来的奸细,于是下令把她们赶到远处的荒野中去。巫婆们走迷了路,进入了一片荒漠的深处,那里的几个妖怪看见并强奸了她们。九个月后,在这些巫婆的怀抱里,诞生了一个奇丑无比的种族:“Hun”,他们的天性就是要压迫和毁灭其它的民族。“Hun”即西方人对匈奴的称谓,从发音上接近“胡人”。
  欧洲人的传说带有明显的诬蔑、歧视味道。在中国的史册上,则是另一种说法。《路史•后纪•夏后氏》载:大约公元前17世纪,夏朝为东方的商国君主汤推翻,末代夏帝“桀”战败后被放逐到南巢,成为商朝的附庸,三年后死在亭山。夏桀的儿子淳维把父亲的女人收为己有,为躲避商汤的惩罚,率众北走,开始在草原上的游牧生活,并自称本部落为“荤粥”。到了周朝时又改名为“猃狁”。夏王室在古史传说中属于黄帝的后人,猃狁是公认的匈奴旧称,照此说法,匈奴无疑是“夏后氏之苗裔”,是地道的华夏儿女。
  匈奴民族最早生活在阴山和河套一代,在这里曾经诞生过一位伟人:夸父。按照《山海经》的记载,夸父生活在“大荒”之中,一年,酷日当头,举国大旱,颗粒无收。夸父为救百姓决定干掉火热的太阳。追过一座座高山、一条条大河,追到一个叫禺谷的地方。眼看就要抓到太阳了,突然头晕目眩,赶紧坐下来喝水。追了一路,实在太渴了,夸父喝干了黄河、渭水还不够,又往北走,前往大泽喝水,还没走到就渴死在路上了。夸父死后,他的手杖变成了一片邓林。
  邓林即“桃林”,在现在陕西的潼关以东一带。按照宋朝人罗泌的说法,夸父是炎帝的后代,姜姓。而后世的匈奴英雄,建立了北周政权的宇文泰即自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炎帝是农耕文化的“代言人”,夸父追日的目的也是为了挽救被干旱困扰的农耕百姓。为了抗旱,他壮烈牺牲。可他没有屈服,把耕耘农田的手杖化作邓林,似乎在暗示他的后人为了和自然斗争,放弃农业生产,转为森林狩猎了。
  不管他们的祖先是黄帝还是炎帝,总归是华夏儿女。从古史传说中来看,汉族的学者们从来没有把这些屡次袭击自己的游牧生灵当成外人,在他们眼中,匈奴和汉族人的斗争只能算做是家里哥们之间的反目内讧。
  在北方草原,苍狼经常被当作游牧民族的祖先。《周书突厥传》说:在很早以前,突厥的祖先从匈奴族分离出来后,建国于西海之上,后被邻国所灭,全族男女几乎尽被杀绝,只留下了一个十岁的男孩。邻国士兵见其太小,砍去其手足,弃于草泽后离去。男孩被砍掉手足后,有一只母狼怜其不能寻食,就常叼来一些肉食喂他。久而久之,男孩长大了,并与母狼培养起了感情,结果双方交合,使母狼怀上身孕,不久生下十个男孩,其中一个名叫阿史那,他能力最强,后来成为突厥人的君王。
  《元朝秘史》中说:“成吉思合罕(可汗)的根源是:奉上天之命降生的苍色的狼,他的配偶是惨白色的鹿,他们同渡过腾汲思海子而来;在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前立下营盘,生下了巴塔赤罕。”巴塔赤罕是成吉思汗的始祖,距成吉思汗有21代。
   匈奴人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字,没留下关于自己祖先起源的记载。不过从《魏书高车传》中可以看到一些影子:相传匈奴单于生了两个女儿,姿容艳丽,无人可比,国人皆以为天仙。单于认为自己两个女儿不可配与凡人,应送与天神为妻,于是在草原上筑了一个高台,把二女放在高台之上,敬请天神来迎娶。四年之后,仍没有天神来娶单于的两个女儿,这时却有一头狼昼夜守在高台之下嗥呼,长时不去。于是小女儿认为此狼乃天神,遂下台随狼而去,不久生下后代。
  在人类没有强大起来之前,苍狼是草原的绝对主宰,游牧民族把狼作为自己的祖先,是其原始图腾崇拜的一种遗存反映。齐秦的一曲《北方的狼》,也许是最适合描述草原民族特点的歌曲了:“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不为别的,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匈奴,无疑是第一只统治蒙古草原的苍狼。
  传说终归是传说,匈奴人究竟来自何方?目前,商代的鬼方、周代的猃狁,基本被学术界认定是匈奴的祖先。春秋时的戎狄是否是前者的直接延续还有争议。游牧民族天生有很强的流动性,非要给他找一个直系祖先似乎并不现实,把匈奴认定为由上古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似乎是一个虽然偷懒但肯定合理的结论。
  
 一幅毡帐写春秋
  匈奴人长什么样是个有趣的话题。可惜在东方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大概是匈奴人和汉人相比并没有什么生理特质的缘故。不过在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墓前有一尊“马踏匈奴”的雕像给了我们一个直观的印象。石雕高1.4米。马腹下一人,左手持弓,右手以短矛刺马胁,面阔多须,头大而后仰,小眼睛,眼睑呈三角形,厚辱平鼻,低额大耳。这个匈奴人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
  匈奴人侵入欧洲后,引起欧洲民族大迁移,因此欧洲人对匈奴人的记载颇多。哥特历史学家约丹内斯写到:“他们的肤色很黑,脸没有定形。应该是眼睛的地方长了两个黑洞,鼻子平扁,面上疤痕累累。”对于匈奴大单于阿提拉,约丹内斯指出他也是胸宽头大,眼很小,鼻梁扁平,皮肤稍黑。大体上看很接近蒙古圆头人种的特点。至于其皮肤,则是由于草原上太阳强烈辐射而变成了黑褐色。
  由于被匈奴人统治了近百年,在欧洲人的笔下充斥着大量的侮辱性描写。如希腊人措西莫斯认为“他们看上去和猴子差不多”。斯道尼乌斯主教说:“匈奴人的新生儿也有一张令人恐怖的脸……他们的鼻子不允许超过脸。为了长大后在作战时能戴上脸盔,不惜用带子裹住鼻孔以遏制其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亲生母亲才会给亲生的儿子破相。”
  还是让我们看看近代一位比较严肃的西方史学家——戴遂良的研究成果吧。戴氏说:“他们的身材是矮小的,有粗短的体格,圆而极其硕大的头,脸宽,颧骨高,撇开的鼻翼,相当稠密的上唇须,除了在颌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在穿孔里戴着一个环子的长耳朵。除了在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一般是剃光的。眉毛是厚的,眼睛突出像杏仁一般,瞳仁是活泼的。”
  对于匈奴人的生活习惯,罗马史学家阿米亚诺斯曾经有一个很具体的描述:“匈奴人的凶猛和野蛮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划破他们的孩子们的面颊,使他们以后长不出胡子。他们身体粗壮、手臂巨长,不合比例的大头,形成了畸形的外表。他们像野兽般地生活,食生食,不调味,吃树根和放在他们马鞍下压碎的嫩肉。不知道犁的使用,不知道固定住处,无论是房屋,还是棚子。常年游牧。他们从小习惯了忍受寒冷、饥饿和干渴。其牧群随着他们迁徙,其中一些牲畜用来拉篷车,车内有其妻室儿女。妇女在车中纺线做衣,生儿育女,直到把他们抚养成人。如果你问他们来自何方,出生于何地,他们不可能告诉你。他们的服装是缝在一起的一件麻织内衣和一件鼠皮外套。内衣是深色调的,穿上后便不再换下,直到在身上穿坏为止。头盔或帽子朝后戴在头上,多毛的腿部用羊皮裹住,是他们十足的盛装。他们的鞋子,无形状和尺码,使他们不宜行走,因此他们作为步兵是相当不适合的,但骑在马上,他们几乎像铆在他们的丑陋的小马上一样,这些马不知疲乏,并且奔驰时像闪电一样迅速。他们在马背上度过一生,有时跨在马上,有时像妇女一样侧坐在马上。他们在马背上开会、做买卖、吃喝——甚至躺在马脖子上睡觉。”
  匈奴人确实有刺面的习俗,不过只是在祭奠死者的时候。为了表示与死者同在的心情,他们会划破脸颊,让血水和泪水一起流下来。这种习俗在同时代的西徐亚人中也存在。不过这一习俗在罗马人眼里居然变成了一种心理战的手段,“为了在作战中能吓倒敌人,他们不惜用刀子把脸颊划破”。这可真是自作多情。匈奴铁骑在欧洲无人可以阻挡,战马趟起的烟雾就足以让敌人魂飞胆丧,还用得着心理战?!至于划破婴儿面颊,更是无稽之谈。
  不过匈奴人到是有一个更让欧洲人恐惧的野蛮习俗:猎头。摘取敌人的首级是他们炫耀武功的唯一手段。如果杀死的是敌方主将或与自己有着深仇大恨的人,匈奴人还会将其头盖骨在眉毛处割开,外面包上皮子,里面嵌上金银,做成酒杯使用。大月氏国王的脑袋就是这样被冒顿单于的儿子——老上单于做成酒具的。
  游牧民族的生活节奏由他们蓄养的马、牛、羊、骆驼群来决定,而不是相反。毡房木车是就是他们的家。在不同季节,为了适应放牧的需要,他们必须经常移换牧地,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做夏营地,寻找可避风寒的谷地作冬营地。对于马和羊,牧场的要求也不一样,马群一般换着山地而营,羊群则临涧而驻。但是,这种游牧也不是随意进行的,每个部落都必须在一定的地域内,按照一定的路线迁移,他们居住在用木架、毡和皮构成的帐幕中,在迁移时,他们将拆下的毡帐及家庭用具装在马或牛拉的车上。
  游牧民在宿营地驻屯时,将车子围成一圈,毡帐扎在圈内,一般是部落酋长住在圆圈中心,其他人按地位,从内向外分布。
  牧民是纯朴、善良的化身。草原上不可能有旅馆,别人的毡房就是游客的家。对待远来的客人,他们会拿出美酒、奶酪供其享用,并提供住处。当然客人不能住的太久,因为牧民的经济实力也很有限。像哈萨克人称第一天的客人是“上天派来的客人”,殷勤招待;住到第二天则变成了“祖先请来的客人”,继续款待;第三天就变成了“魔鬼派来的客人”,给以粗茶淡饭。第四天再不走,就只好驱逐出境了。
  放牧和狩猎是男子的事情,妇女则挤奶,捅马乳,制作乳酪,剪羊毛织线,制衣服等。妇女在游牧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打仗时,青壮年妇女往往随军出征,管理行李和钱财,同时搭建毡帐,运送粮草辎重等物。特有的劳动分工方式决定了妇女在游牧民族中往往具有相当的地位。北方民族生产女英雄——北魏鲜卑族之胡太后、契丹萧太后、蒙古帝国的乃马真后、海迷失后,还有乐府诗中的花木兰——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这里指的是正妻。
  在游牧民族中广泛存在的“收继婚”制度,一直为汉人诟病。在中行说和汉朝使者的著名论辩中,收继婚是一个重要话题。
  汉使说:匈奴的风俗不尊重老人。
  中行说:还是先说说汉朝的风俗吧。如果家里有人轮到戍边或当兵出发时,你们的老人和长辈难道不是都将自己暖和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穿,把自己的好食品给他们带着吃吗?
  汉使不明就里,只好回答:是呀。
  中行说:匈奴人上马战斗是生活的重要组成,年老体弱的人没有战斗力,将自己质优味美的食品给强壮的人吃,也是为了自己能得到他们的保护,这样父子双方都能获得长久的安全,这和你们说的保家卫国有什么区别吗?怎么能说匈奴人轻视老人呢?
  汉使无辞,开始攻击敌人的“要害”:匈奴人一家都睡在一个帐篷中。父亲死了,儿子娶自己的后母。哥哥死了,弟弟会收娶他的妻子。这是乱伦,没有利益的表现。
  中行说不慌不忙,回答说:匈奴的风俗,大家吃牲畜的肉,喝它们的奶,穿它们的皮。牲口根据水草条件,随时转移。所以情况紧急时人人都能骑马射箭,平时大家就喜欢随随便便。因为没有那么多规矩,所以容易管理。国君与臣子的关系很简单,全国的政务就像一个人指挥自己的身体一样方便。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娶对方死后留下的妻子,是为了防止种族灭绝。所以匈奴再混乱,也要尽量保存自己的后代。你们汉朝的礼法制度虽然详细,父兄死了子弟不娶他们的妻子,但亲属疏远一点就互相残杀,甚至灭绝宗族,干的都是这类事。况且礼法太繁琐了,上下都不满意;宫室盖得太好了,劳动力消耗就大。你们百姓一有紧急情况也不会作战,平时却整天忙于劳动。可怜你们这些住在土屋子里的人,虽然衣服穿得整齐,帽子戴得漂亮,嘴里夸夸其谈,又有什么用处?
  中行说对收继婚的解释其实是狡辩,纯粹为了打击汉使。游牧民族之所以流行这种婚姻方式,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草原生活很艰苦,聚集一点财产很不容易。在草原上妇女是有一定地位的。如果父兄死了,允许后母寡嫂另外婚配,她们肯定要带走属于她们的那一部分财产。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产岂不要灰飞烟灭?
  匈奴人的丧葬习俗也很有特点。马是匈奴人最亲密的朋友,也是最好的随葬品。按照他们的葬礼习俗,贵族的马要在主人死后的第3天、第7天、第49天分别杀死,身子留给亲朋好友享用,马头埋入地下。马笼头、马鞍以及他的武器一同随葬。
  在正式的葬礼开始后,男人们要剪下自己的辫子,划破脸颊,用血水和泪水的混合物哀悼自己的领袖。死者的尸体安放在正中央的帐篷里,歌手骑着马围着帐篷高唱哀歌,接着是狂欢的酒宴,悲伤与娱乐交替进行。尸体在夜间下葬,如果是贵族,会有部分男性奴隶和漂亮的女子殉葬。
  匈奴人的棺材分三层,最外面一层是铁皮,中间一层是银的,最里面一层是金的。如果是贵族,会全部用金、银、铁,财力有限的也要镶上银片、金片,尽可能向主旋律靠拢。埋葬的地点尽量保密,如果是在草原上,会尽量把墓地踩平,等草长出来后,就什么痕迹也看不到了。在欧洲,他们另有办法。像阿提拉暴亡后,匈奴人拦住一条河水,把其遗体埋葬在干枯的河床里,然后开闸放水,所有参与施工的奴隶全部杀死,以至于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埋在那里。曾有人推测他的陵墓应该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交界处的蒂萨河下游,是否属实,只有等以后的考古挖掘结果了。
  
  “三权分立”的统治架构
  冒顿单于建立起他庞大的草原帝国后,面临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由于游牧生活艰苦,匈奴的人口很有限。在征服了众多外族部众后,怎样统治他们呢?聪明的大单于创造出一种“三权分立”的统治模式。他把整个帝国一分为三,自己统治帝国中心区域;帝国东部交由左贤王管辖;帝国西部由右贤王管理。三王各自建立王庭(首都或首府),大单于的王庭最初在杭爱山附近,后来为躲避汉朝打击,北撤到现在的蒙古乌兰巴托附近地区。除重大军事行动需要在单于的统一指挥下行动外,一般事务和小规模军事活动左、右贤王可以自行处理,无需像单于请示汇报。
  大单于自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人称天为“撑犁”,称儿子为“孤涂”,所以“撑犁孤涂单于”的意思就是“像天的儿子一样伟大的首领”。单于总揽军政大权,左右骨都侯是重要的辅弼大臣,只能由地位尊贵的呼衍氏、兰氏、须卜氏担任。
  匈奴以左为尊,所以左贤王的地位仅次于单于,左贤王一般是单于的候补人选,因此常常由单于瞩意的儿子担任。在贤王以下,分别设有谷蠡王、大将等职务,分别隶属左右贤王。他们的地位高下顺序是:
  左贤王第一, 右贤王第二;
  左谷蠡王第三,右谷蠡王第四;
  左大将第五, 右大将第六;
  左大都尉第七,右大都尉第八;
  左大当户第九,右大当户第十。
  左右贤王有固定的游牧地域,他们手下的谷蠡王等高官也有相对固定的驻牧之地。这些高官和单于一样,同时也是各级军事首长,大的统领万骑,小的数千。其中万骑长有24个。在万骑长以下,又有千骑长、百骑长、十骑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员。由于匈奴敌国是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直接过渡到国家形态,所以保留了很多旧习惯,以上这些大小官员基本上都是家族世袭的,普通士兵努力征战并不能升官,把其所虏获的俘虏、财物赏给士兵本人是唯一的激励方法。这种僵化的统治结构为匈奴后来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匈奴的统治结构看起来比较简单,左右各部“自治”的色彩很浓,集权的味道很淡,但是适合了匈奴不很发达的游牧经济水准,所以一直延续到1世纪匈奴衰落。即便在其西迁后仍有很大遗存。很多西方学者因为没注意到这一点,在纪录西迁的匈奴帝国历史时经常出现一些误解,本书下文会随时修正。
  
  二、 三“花”怒放:多业并举的经济形态
  
  造物主是公平的,在气候恶劣的蒙古高原,有着丰富的铁矿资源,使游牧民族可以更早地掌握冶铁技术,更早的获得锋利的武器,来和大自然搏斗,
  草原民族有着博大的胸怀,从来不拒绝外来的技术和知识,于是,农业和商业有了天然的生存土壤。和叫喊了几千年“重农抑商”的汉民族相比,不知要强多少倍。
  
  作为游牧民族,畜牧业自然是其经济形态中的主业。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为匈奴人的牧业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只要加以有效看管,牛马羊群就可以大量繁殖。畜群既是他们的财富,也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他们“食畜肉,衣皮革,被毡裘”。牛羊的乳汁及其制成的干奶酪是他们必备的食品。
  马是匈奴人最好的朋友,在匈奴人的词汇中,关于马的词汇最多,像骊、駃鞮、騊駼,等等。骡子的出现,说明匈奴人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杂交技术。在汉匈战争中经常有数以十万计的牲畜被掳走,说明他们的牧业成果是巨大的。
  每年秋天马肥畜壮的时候,单于都会在蹛林举行大会,检验这一年来各部落畜牧的成果。在帝国的各行业中,畜牧业是唯一需要定期检查统计的,足见牧业在帝国经济中的地位。
  不过匈奴人逐水草而放牧的游牧经济毕竟是粗放的,不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利用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的活动。所以,一旦遇到风灾雨雪,严寒瘟疫,牲畜就会大量死亡,经济萎缩,人民饥饿困毙,濒于绝境。这时,狩猎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蒙古高原野兽种类众多,既有可供食用的黄羊、野鹿,也有危害牧业生产的狼群、狐狸。所以,匈奴人的狩猎既有补充食物、手工业原料不足的目的,也有保护牧业生产的考虑。匈奴的狩猎一般集体进行,各部首领经常组织上万人参与的围猎活动。在狩猎的同时进行练兵。他们打猎的常用方法的合围,然后乱箭齐发,竭泽而渔,一个不留。这种方法后来被运用到战场上,让汉人吃了大亏。
  后来匈奴社会里还出现了诸如“射雕者”这样专门的猎户。
  刚刚跨过文明门槛的匈奴人有农业,似乎很少有人能理解。其实不仅有,规模还很大。与定居民族不同的是,匈奴的农业并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随着游牧地的变化,隔几年换一个地方。蒙古高原土壤肥力较差,土层较薄,隔几年休耕,客观上正好符合生态需要。大青山一带土壤较为肥沃,是他们首选的农业地带,常种的谷物主要有小米、高粱、糜子等耐旱作物。
  在占据了西域后,匈奴右贤王还曾派出人马到天山北麓的车师国屯田。车师国土地肥沃,汉朝政府在打通西域后也在这里驻兵屯田。匈奴和汉朝为了争夺在这里的屯田权力曾展开反复的争夺,说明匈奴人对农业非常重视。
  生产出粮食就要贮藏。匈奴人发明了两种贮藏方法。一是“治楼”,即盖高楼,发挥其凉爽干燥又没有鼠害的优势;一是挖“大窖”。挖窖比盖楼技术复杂的多,既要保证不受地下水侵袭,确保干燥,又要防止其塌陷。估计蒙古高原良好的直立土层帮了匈奴人很大的忙。
  正如适应游牧生活要有穹庐一样,适应农耕生活必然要有村落和城郭出现。头曼城、赵信城、范夫人城等是匈奴最有名的城池。它们大多点缀在适宜农耕的阴山山脉附近。从考古挖掘来看,匈奴人的城池和汉地的差不多。城中建筑物多为土木结构,屋脊也用瓦当覆盖。地下有下水管道,城周有围墙。墙外有数道壕沟。居民一般住在城外。
  在匈奴的农业中少不了汉人的影子。战国、秦汉时代,“夷夏”的区分观念并不浓烈,经常有汉人因为不满内地统治逃往草原,匈奴的不时南下,也使边境上的汉人被大量掳掠而去。这些北去的汉族人肯定会把他们掌握的农耕、筑城技术带给匈奴。他们是草原与中原联系的纽带,也是汉匈文化交流的第一批使者。
  弓箭让罗马人在第一时间领略了匈奴人的手工业发展水平。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记载很多。毛皮制衣工、金施工、木匠、木雕工、像牙雕工、皮革制件工、补锅匠、陶工、车辆制造匠,等等,不一而足。
  匈奴人最擅长的是冶炼、制造铁器。在内蒙古白云鄂博等地蕴藏了大量的富铁矿石,为其冶铁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条件。至晚从公元前7世纪起,匈奴人已经开始冶铁并用其制造铁斧、铁刀一类生产工具。由于铁制工具更坚硬、更有韧性,很快被用于生产兵器。著名的“径路刀”即是铁制匕首。三棱箭簇更是让敌人魂飞魄散。
  匈奴人兴起的河套地区曾经诞生过著名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说明他们冶炼青铜器的历史更为久远。后来由于兵器多用铁制,青铜器基本被用于生产日常生活用品,如铜锅、铜铃、炊具,等等。
  草原民族受地理环境限制,生产并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天生就需要商业的辅助。他们和周边民族,和中原内地都有商贸往来。用于交换的主要是马匹牛羊。
  由于商业对他们至关重要,汉朝政府经常以禁止边境贸易作为手段要挟匈奴。匈奴也在同汉朝的“和亲”谈判中每次都附带上开“关市”一条。
  由于性格粗旷,不善于在商场上勾心斗角,经商的一般是外族人。因此,匈奴民众对商人向来很尊重,和汉人的“重农抑商”截然相反。西汉大行令王恢派侠客聂壹以商人身份往来与汉匈之间刺探情报,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如果不是边境小吏泄漏了消息,匈奴大单于差点就被这个假冒的商人骗到30万汉军的包围圈中。
  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就像三朵鲜花盛开在匈奴的大地上。商业则像绿叶陪衬其间。匈奴的经济大厦就是靠着三花一叶,雄起于塞北高原。
  
  三、 祖先、自然:神秘的精神世界
  
  以崇拜偶像为特点的萨满教是一种广泛流传的原始宗教,匈奴人是最早的使用者之一。不过这种信仰在碰到更为高级的偶像崇拜宗教——比如佛教时,会很快被淘汰置换。所以,让佛教在草原民族中迅速传播成了中原政权消弥游牧民族强悍的民族性格的一把利器,屡试不爽。草原的最后主宰——蒙古族就是在明清两代地鼓励下投入藏传佛教——黄教的怀抱,不仅性格变得柔弱了很多,连人口也锐减了许多。
  匈奴人很幸运,在他们驰骋蒙古草原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原。西迁以后,进入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可基督教是最反对偶像崇拜的,与匈奴人的宗教信仰格格不入,所能产生的只是冲突而不是融合。匈奴民族的精神世界因此一直停留在较为原始的状态。匈奴人傲视欧亚大陆的唯一资本——铁骑,也因此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力。
  
  萨满教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曾经普遍存在于草原民族当中。草原民族信奉萨满教,有其深刻的原因。费尔巴哈曾说过:“唯有自然界的变易,才使人变得不安定、变得谦虚、变得虔诚。”“自然是宗教最初、原始的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一切民族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的。” “对于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那种把自然看成一个任意作为的、有人格实体的想法,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宗教的基本行为的基础。”费尔巴哈大师这一真理性的描述正是宗教产生的最初原因。对千奇百怪、变化万端自然现象的不理解,既依赖它,又对它感到恐惧,认为是某种超人力的神灵在掌握这一切,于是拜倒在它的脚下。一旦有了这种想法,人们就会把与自身生辰密切相关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土地等自然现象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因此恩格斯曾说:“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这样,作为原始宗教的萨满教便在人们的生活中应运而生。
   在萨满世界里,“萨满”——巫师是中心环节。萨满最基本的功能是为人间沟通和联络神灵、祖灵、精灵、鬼灵诸界,以帮助解脱人间的痛苦和灾难。而深通诸灵界这个神圣的使命,是普通的氏族成员难以承担和胜任的,必须具有天赋异性的人才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萨满的基本素质。在选拔萨满时,这种能力就和某些疾病相联系,如得了天花而不死者、重伤不死者等,据说他们的伤痛是由神灵加诸其身的,因此他们往往是未来合格的萨满。
  萨满的产生与古老的猎、牧地区的自然灾害和流行疾病分不开,因此在萨满的职能中天然地包含了医治疾病和占卜凶吉的内容。在治病方面,萨满采取的主要不是医术,而是巫术。萨满在治病时,以跳神的方式为主,也辅助动用火、水、木器、金属器等作法的巫术手段。如萨满赤脚踩踏烧红的炭火后,立即用脚去踩病人患病的部位,这就是一种所谓以神灵驱病魔的巫医技巧。此外,也有用烧替身的办法为人治病的,即用纸或草等扎成人形,然后施以萨满术,使这些替身有了“生命”后,用火烧掉替身。
  匈奴的萨满,在中文史籍中称“胡巫”,一般是女性。除了替单于沟通上天、祖先之外,匈奴的巫师还经常参与现实政治斗争。每次匈奴对外出兵时,都要先由巫师做祷告和占卜,吉则出,凶则缓。汉武帝的大舅子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丁零王卫律有意陷害,于是串通巫师,假托已死去的“先单于”留言,要用李广利做祭祀的礼品,血祭胡社。单于信以为真,不敢怠慢,下令处死贰师。李广利也不含糊,临死前破口大骂,诅咒匈奴在他死后要受大灾,亡国灭种。巧合的是,李广利死后匈奴果然连续几个月雨雪不断,牲畜死亡众多,瘟疫流行,粮食作物也迟迟不成熟。单于大为恐惧,想起李广利的诅咒,连忙补救,专门为李广利修了一个祠室,定期祭祀。
  在汉匈战争后期,匈奴连战不利,曾经命令巫师在死去的牛羊身上施用法术,然后掩埋在汉军经过的地方。汉军接触后大批感染疾疫,损失很大。何新先生甚至因此认为这些牛羊是被巫师做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匈奴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生物武器的人。名将霍去病年近24岁就病死了,据说也是因为饮用了被污染的水。
  这些巫师因为不断有匈奴人投向汉朝而流入中原地区,甚至进入宫廷,引发严重的宫廷政变。赵地人江充经汉武帝宠爱的钩弋夫人引荐,被重用,任命为“直指秀衣使者”,即特务头子。江充勾结大批胡巫,宣称皇帝生病都是因为有人用“巫蛊”害他。根据民间传说,巫师把毒虫毒蛇方在一个器皿里,让他们互相吞噬淘汰,最后一个硕果仅存的怪物,即是蛊。巫师事先削制木人埋藏在仇人的住处或自己身边,然后操纵这种怪物进行诅咒,据说要仇人生病就生病,要他死他就死。汉武帝梦想长生不死,相信了这些鬼话。于是江充带着胡巫到处找“巫蛊”,乘机大肆迫害政治对手。太子刘据天性仁慈,和江充不睦,江充于是在太子东宫和其母皇后卫子夫的宫里大肆活动,翻了个底朝天,找出很多事先藏好的巫蛊,而且利用特务组织阻止刘据母子见皇帝申诉。刘据眼看大祸临头,被迫铤而走险发动政变,杀死江充,然后率领京城百姓和保皇派大战五日,最后寡不敌众,携幼子出逃,被捕时自杀身亡。史称“巫蛊之祸”。汉武帝老年丧子,性格日渐怪异,干了很多蠢事,使汉朝的江山大损元气,再也无法振兴。
  当然,这些巫师并非只会装神弄鬼,他们也能治病救人。其巫术很多就是灵感来自自然的原始的临床医学。苏武出使,被动卷进一场政变,引刀自杀。巫医紧急治疗,在地上挖了个坑,燃起温火,把苏武放在上面,用脚踩他的后背,直到踩出血。苏武原本已经气绝,在巫医的治疗下果然又苏醒了过来。
  在原始的萨满教中,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是最主要的成分。在匈奴人的自然崇拜中,最突出的是对天、地、日、月的崇拜。匈奴人对天地十分尊崇,在一年三次大规模祭祀中,正月的春祭、五月的龙城大祭,都要祭祀天地。单于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单于的阏氏则代表后土——地。这样,祭拜天地的同时等于也是对单于夫妇的膜拜,有利于巩固其统治。匈奴祭天最早在自己的发祥地,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云阳甘泉城下。后来此地被秦朝夺去,只好向西迁到河西走廊休屠王右地。不幸的是,此地后来又被汉将霍去病夺取,来祭祀用的“祭天金人”也被虏去。按照《魏书•释老志》的记载,这个金人大约有一丈高,汉武帝也不敢怠慢,把他陈列在自己的行宫——甘泉宫内,派专人烧香礼拜。
  对日月,单于要每天在其升起时朝拜。另外每次出兵之前都要观察星月,月盛则可攻战,月亏则必须罢兵。由于太阳从东方升起,匈奴人自然产生了以左为尊的观念。据东部的左贤王地位仅次于单于。毡房的房门也常向左(东)开。大概是因为太阳带来了光明,匈奴人非常喜欢白色,与人盟约时要杀白马歃血,共饮血酒。
  对自然的崇拜自然衍生出对鬼神的恐惧。对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他们一般会将其归之于鬼神作怪,敬而远之。比如苏武被扣留后,单于断绝了他的饮食,关在地窖里。正好天下大雪,苏武饮雪水,吃毡毛,数日不死。单于以为有神保护,连忙释放,并迁徙到遥远的贝加尔湖畔安置。
  对于祖先,匈奴认为他的灵魂不灭,所以要随葬大批的衣物、器皿乃至奴婢人牲,供其在天国享用,必要时还会通过巫师与祖先对话。每年五月,单于会在龙城大会诸侯,举行大规模的祭祖活动。坟墓是祖先的住所,位置要严格保密,而且严禁任何人破坏。汉昭帝时,东胡的后裔乌桓曾挖掉了匈奴单于的坟墓,打扰了祖先的清静,匈奴大怒,马上发兵痛击乌桓。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更多的关于匈奴人精神生活的信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信仰的是原始的图腾崇拜的进化物,以崇拜偶像为特点。这种信仰在碰到更为高级的偶像崇拜宗教——比如佛教时,会很快被淘汰置换。让佛教在草原民族中迅速传播是中原政权消弥游牧民族强悍的民族性格的一把利器,屡试不爽。草原的最后主宰——蒙古族就是在明清两代地鼓励下投入藏传佛教——黄教的怀抱,不仅性格变得柔弱了很多,连人口也锐减。因为黄教号召教民除留一个儿子继承家业外,其他儿子都要出家为僧。出家僧人当然不能娶妻生子。
  幸运的是,在匈奴驰骋蒙古草原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原。汉朝政府也还没有完全剔除百家诸子的影响,儒学的正统地位还在树立和巩固过程当中。自己的精神还没有完全统一武装起来,自然无法去控制别人的精神世界。匈奴西迁以后,进入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可基督教是最反对偶像崇拜的,与匈奴人的宗教信仰格格不入,所能产生的只是冲突而不是融合。所以,匈奴民族的精神世界一直停留在较为原始的状态。究竟是福是祸,后人很难评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是由于其信仰没有受到外来冲击,才保证了匈奴人借以傲视欧亚大陆的唯一资本——铁骑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力。
  上部 成王败寇?:被迫远徙的北匈奴
  成者王侯败者贼,这是中原政治文化中的一条铁律。粗旷的草原英雄们可没有做贼的打算。大英雄岂能仰人鼻息,打的过就打,打不过就走,天高地远,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这大草原可没有尽头。
  于是,强悍的狼群分家了,贪恋故土的选择了留下,慢慢的变成了温顺的绵羊,给中原汉人的血液里注入了一分胡气;狼性未泯的则嚎叫着义无反顾的离开了蒙古高原,离开了他们的祭天金人,奔向西域,奔向吉尔吉斯草原,奔向那片未知的世界。
 
第三章 “师夷制夷”:长城两侧的攻守易位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魏源老夫子留给满清贵族的谆谆教诲,可惜死水微澜,没见多大响动。倒是好学的东夷——日本人率先拿去,奉为瑰宝。几十年后,清国人惊呆了,像夷狄学习可是汉人的优秀传统啊,怎么现在就丢掉了呢?大概清朝皇帝们自己曾经就是蛮夷,对“夷”特别忌讳和反感吧。
  
  一、 胡服骑射与李牧大捷:夹缝中生长出来的“师夷”高手
  
  匈奴的突然出现,打的秦、赵、燕三国措手不及,纷纷修葺长城,作消极抵抗状。周武灵王不干了,我们的祖先曾经就是“夷人”,干吗要受这些蛮夷欺负?恢复当年的“夷风”有点困难,还是直接向这些落后于自己几百年的匈奴人直接学习来的快。于是乎丛台的美酒窖边出现了胡服骑士的矫健身影,塞外边关出现了弓箭在手的赵国勇士。
  
  匈奴古称鬼方、猃狁,早在商周时期就和中原政权发生过冲突。《周义既济》载,商王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西周以后,以上两个名字逐渐消失,开始出现犬戎等少数民族。犬戎是否就是匈奴,尚有争议。西周穆王曾经征讨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国语周语上》)白鹿、白狼,显然是犬戎战败后进献的礼品。狼是草原民族最尊敬的动物之一,很多民族的起源传说都与狼有关,联系到匈奴人喜爱白色,至少可以说犬戎与匈奴有密切的联系。
  周穆王打败犬戎之后,为便于控制,把一部分犬戎迁徙到临近周朝中心地带的太原居住,即现在的宁夏固原、甘肃平凉一代。不料此举给后世埋下了祸根。周幽王为了讨冷美人褒姒的欢喜,烽火戏诸侯,惹怒天下。申侯趁机联合犬戎进攻西周国都镐京(今西安附近),幽王被杀,褒姒小姐也被虏走。即位的周平王无奈,只好东迁洛邑(今洛阳一代)。
  大致在公元前四世纪,战国的时候,匈奴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汉文史籍当中。匈奴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漠南黄河河套地区(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南、黄河沿岸的地区)和阴山(内蒙古狼山、大青山等)一带。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无论对于畜牧还是狩猎,都十分有利,游牧经济发展迅速,很快就成为邻近的燕国、赵国、秦国的心腹大患。三国先后在边界修了长城,以阻止匈奴铁骑长驱南下。为了在七国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燕、赵等国还曾拉拢匈奴一起进攻敌国。匈奴人继承了犬戎的“外交”政策,有意在中原各国之间纵横捭阖,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不过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匈奴人在后勤补给匮乏时仍然不时发兵南下侵扰,掠夺人口、财物。大青山(古称阴山,不是现在的阴山山脉)——河套一线是匈奴部众生活的中心区域,南面正对着秦国、赵国,秦国国力强盛,赵国相对软弱,因此赵国受到的侵扰最为严重。不过匈奴的幸福时光并不长远,赵国的武灵王进行了大胆的“胡服骑射”改革,“师夷长技以制夷”,很快瓦解了匈奴骑兵的优势,实现了长城两侧的第一次攻防转换。
  胡服骑射为什么会在赵国发生,我们还得从那位“桐叶封弟”的周成王说起。
  相传周成王姬诵有一天和弟弟叔虞一起在宫中玩耍。姬诵随手捡起了一片落在地上的梧桐叶,把它剪成玉圭形,送给了叔虞,并且对他说:“我把这个玉圭封给你吧。”史官们听后,把这件事告诉了辅政的周公。周公见到姬诵,问道:“你要分封叔虞吗?”姬诵说:“怎么会呢?那是我跟弟弟说着玩的。”周公却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啊!”
  姬诵想了想,决定把叔虞封为唐国的诸侯,史称唐叔虞。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继位。因为境内有晋水,便改国号为“晋国”。为了祭奠唐叔虞,姬燮在晋水源头、悬瓮山下修建了一座祠堂来祀奉他,这就是著名的“晋祠”。
   “桐叶封弟”只是美丽的传说,周王封叔虞为唐侯,其实有明显的战略目的。晋国西靠吕梁山,东临太行山,南面是中条山,整个国家被紧锁在三座大山之中。更要命的是,他的四邻都是“戎狄之民”。当时黄河中游流域基本上是北方游牧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些少数民族不是南下西进进攻周王朝,是周朝的大患。在他们当中设一个封国,等于在少数民族活动的核心地带钉进一个楔子。对异己的唐(晋)国,戎狄之民当然要除之而后快。这样,一个小小的唐国就转移了戎狄大量的注意力,减轻了宗周的压力。
  晋国的统治者还确实不含糊,他们没有依靠大山之险单纯的龟缩其中,而是主动的向外出击,开疆拓土,当时称“启土”。“启土”的对象当然是戎狄领地。在晋国的臣民中,有一支特殊的部众,即周王封给他们的“怀姓九宗”。这“怀姓九宗”其实就是周王俘虏的鬼方奴隶。换言之,即一帮匈奴人。外有戎狄,内有“九宗”,晋国统治者的处境可谓糟糕透顶。不过压力越大,动力越大,晋国统治者因地制宜地创造出一套独特的统治术,即“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所谓“启以夏政”,即按照华夏族政权的统治模式来控制整个国家和新占领的戎狄领地;“疆以戎索”则是要在不干扰“夏政”的基础上,尽可能适应戎狄的旧有制度。这样,晋国统治者不仅扩大了领土,而且传播了周代文化。不过,晋国因此也染上了很多的胡气。比如著名的晋文公,每次上朝时都是穿一身羊皮衣服,凛然一副胡人酋长的气派!
  不仅如此,晋国还是“和亲”政策的始作俑者。向戎狄要土地,未必每次都能得手。公元前569年,晋悼公为恢复晋文公时的霸业,在魏庄子的建议下,决定“和戎”,缓解背后的压力,以便腾出手来,专心对付南方的楚国。其和戎办法大致如下:(1)互通有无,用中原的美酒佳肴女乐换取对方的马匹、毛皮;(2)定期盟会,解决近期出现的矛盾;(3)互相通婚,建立统治者之间的亲戚关系,等等。对比一下可以发现,汉朝的“和亲”政策和晋国的“和戎”政策区别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汉朝只向外嫁宗室女,从来没有从匈奴讨个老婆回来。
  晋国的“和戎”政策表面上是双方平等的,其实对少数民族有很大危害。《孔丛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魏国使者子顺出使赵国,赵王向他请教拉拢北狄的办法。子顺回答:“给他好处,和他互市,北狄自己就会过来”。赵王很奇怪:“寡人的目的是为了削弱他,如果与他互市,把我国的好东西卖给他们,不是让他更强的吗?”子顺大笑,随即作了一番精辟的阐述:
  “和北狄互市,只是用我们没用的东西换取他们的宝贝而已。衣服、丝织品、美酒佳肴都是他们喜欢的。牛马毛皮弓箭等等,他们有的是,可以很随便的给我们。牛马弓箭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战略物资,平时求之不得;服装布匹、美酒佳肴我们有的是。宽袍大袖的服装并不适合马上穿着,美酒佳肴吃完就没了,这些对他们其实都没什么大用。相反,他们会日渐沉迷于我们的锦衣玉食,逐渐丧失自己的优势,到时候可以一举歼之,何止是削弱他们呀!”
  看了子顺的分析,不禁让人钦佩中行说的远见。晋国人发明的“和戎”,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融合和汉民族的形成。中行说坚决反对匈奴贵族穿着汉朝赠送的衣物、食用汉朝的佳肴美酒,维护匈奴自己的民族特点,尽管阻碍了汉匈两大民族的交流,但维护了匈奴的军力,对汉族而言有“汉奸”的嫌疑,对匈奴而言则是天上赐予的大英雄。
  公元前369年,三家分晋,赵国分得的领地最多,但也因此和匈奴成了邻居。大青山以南的沃野是匈奴人的乐土,同时也是南下的跳板。为了控制住这块要地,赵国和匈奴进行过多次较量,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不过祖先的胡气给了赵国人以智慧和变革的勇气。
  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这位有着胡、汉双重血统的圣王英主,开始他大刀阔斧的改革。赵国军队的武器其实比匈奴精良,但多为步兵和兵车混合编制,加上官兵都身穿长袍,甲胄笨重,反应不灵活。武灵王抓住要害,在大臣肥义等人的支持下,首先改革服装,要求所有人都要穿着匈奴人那样的短衣、长裤。
  改革服装在古代不是一件小事。从周初开始,周王朝的政权设计者们就为后世设计了一套严格的礼乐制度。服饰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服装即可以辨别某人的身份地位。改穿胡服,大家都一个样,直接破坏了原有的等级秩序,肯定会有很大阻力。
  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首先反对。为了说服公子成,武灵王亲自到公子成家做工作,用大量的事例说明学习胡服的好处,终于使公子成同意改革胡服,并表示愿意带头穿上胡服。公子成的工作做通之后,仍有一些王族公子和大臣极力反对。他们指责武灵王说:“衣服习俗,古之理法,变更古法,是一种罪过。”武灵王批驳他们说:“古今不同俗,有什么古法?帝王都不是承袭的,有什么礼可循?夏、商、周三代都是根据时代的不同而制定法规,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制定礼仪。礼制、法令都是因地制宜,衣服、器械只要使用方便,就不必死守古代那一套。
  在服装改革成功之后,武灵王下令改革军队,向匈奴人学习骑射技术。经过反复训练,终于训练出一支堪与匈奴铁骑媲美的精锐骑兵。
  改革成功后,赵国开始反击了。反击首先从邻近的匈奴别部林胡、楼烦开始。林胡、楼烦实力弱小,而且犯了轻敌的毛病,很快被击垮。赵国的土地因此向北延伸了千余里。赵国原来建了内、外两道长城,林胡、楼烦长期在内长城附近活动。击败两部后,赵国先后在这里设立了云中、雁门、代三郡,与匈奴本部开始隔着外长城相望。
  对于赵国的反击,匈奴不甘示弱,开始频繁的往来长城之下,使赵国边境的农、牧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由于南方和秦国的战事不断,赵国无力北顾,只好采取守势。大将李牧奉命守边。李牧分析形势后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他一面广建烽火台,派出大批间谍,及时掌握匈奴骑兵的动向;一面严加防备,以逸待劳,尽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后来李牧内调,新的将领改弦更张,主动出击,结果屡遭败绩。赵王无奈,只好再派李牧镇边。
  李牧认为匈奴此时正是骄兵,骄兵必败,有机可乘。于是集中战车1300乘,骑兵13000人,步兵5万人,弓箭手10万人,采用了匈奴人惯用的诱敌深入之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开始,李牧命令“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引诱匈奴进攻,然后又诈败后退。匈奴屡战屡胜,不假思索的紧追,结果陷入赵军的重重包围,损失十余万骑。李牧趁机大规模北进,破东胡,降林胡,逼的单于四处奔走,十余年不敢再南下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二、从“秦人”到“汉人”:风水轮流到匈奴
  
  秦始皇一声怒吼,没用的头曼单于赶紧后退几百里。骄傲的匈奴人不干了,于是,杀父弃妻的冒顿被扶上单于宝座。冒顿单于没有南下,他在等待着汉朝人统一天下。草原英雄不会趁人之危,冒顿要和刘邦进行一次公平的竞赛。可他错了,自己的对手不过是个政治流氓,从来没有打过胜仗。于是,大发慈悲的冒顿打开一个缺口,放了他一条生路。
  
  赵国战败了匈奴,自己的气术也已经消耗殆尽,而且在客观上帮助秦国解除了北方的一大祸患。使秦国可以专心对付关东六国,完成自己的统一大业。不久,赵国即继韩国之后从地图上消失了。公元前221年,秦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统一大业。从此,“秦人”成为外族乃至外国人对中原民众的称呼。就向后来的“汉人”、“唐人”一样。旁观者也知道给中原人取一个满足虚荣的名字,以便从中捞一杯羹。否则,“宋人”、“明人”、“清人”一类早就扣我们头上了。
  趁着秦国集中全力与六国进行兼并战争,无暇北顾的机会,匈奴逐渐恢复过来,又开始小规模的南下侵扰。公元前215年,头曼单于又一次南下。秦始皇决定大规模反击,不顾丞相李斯的阻拦,派大将蒙恬率大军30万北上,一举夺回“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次年又夺取了匈奴控制的高阙(今内蒙古临河西北)、阳山(今内蒙古狼山)等地。头曼单于外强中干,一见情况不妙,秦人的大大厉害,赶紧北撤了700余里,迁徙到朔方。而且在自己的领地内也要“置烽燧,然后敢牧马”。
  秦始皇反攻匈奴表面的原因是在他北巡上郡时,有人向他献上一道谶语:“亡秦者,胡也。”为了秦朝的万世基业,秦始皇必须赶走胡人。其实,匈奴占据河套地区,直接威胁国都咸阳,卧榻之旁岂能容他人酣睡?即便头曼单于不出兵挑衅,秦始皇也会主动挑起战端。
  为巩固战果,秦始皇在河套设置了九原郡和44个县,从内地迁徙3万多人到这里屯垦。鉴于匈奴主力未损,实力尚存,秦军一直没有干预回撤,而是长期驻扎在那里。为了巩固国防,秦始皇下令于公元前213年修筑万里长城,把以前秦、赵、燕三国的北边长城连接起来,再加以修补和扩充,西起陇西郡临洮,沿着黄河、阴山,蜿蜒曲折,直达辽东郡的碣石。
  万里长城对于抵御匈奴骚扰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动用的人力、物力过于庞大。而且由于无限制的役使民夫,致使60%的民夫被折磨致死,民怨沸腾,对秦朝的灭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公元前210年,蒙恬因为支持太子扶苏,被秦二世胡亥处死。次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秦王朝迅速瓦解。原来戍守在边境的士兵、移民一时走散。“北徙十有余年”的头曼单于趁机南返,重新渡过黄河,进入河套地区。
  但这个头曼单于是个典型的扶不起来的阿斗。在中原一片大乱的时候,他也是稍稍南下了一点而已,根本不敢去收复河套失地。东边的东胡根本看不起他,西边的月氏抢走了河西走廊,而且公然索要质子。北边的丁零也不时南下。可头曼却不思振兴,只知道抱着爱妾游乐。唯一的一次主动出击月氏,还是为了加害自己的太子。匈奴的命运走到了拐点,要么在头曼统治下一路衰落下去,要么代之以一个伟大的人物。历史选择了后者,著名军事家、匈奴奴隶主阶级的优秀代表——冒顿上台了。
  冒顿上台的过程前面已经介绍,此不赘述。到是头曼单于的行为让人费解。冒顿从月氏逃回,从道理上讲,头曼要么恢复他的太子资格,重修父子之好;要么再接再厉,另想除掉冒顿的办法。昏头的冒顿却做出一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决定:既不恢复冒顿的太子之位,又给他1万铁骑。这不是等着让自己的宝贝儿子来收拾自己吗?
  冒顿也不客气,鸣镝一响,头曼顿时变成了刺猬。此时长城南边的各路人马正热衷于彼此厮杀,给冒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之可以专心经营自己的草原帝国。他首先策么东进,亲手干掉了昏睡中的东胡王,然后向西进攻月氏,把他们赶出河西走廊,收复故疆,解除了右手的一大威胁。月氏被迫西迁中亚,挤跑了西徐亚人,后来建立贵霜帝国,成为和汉帝国、罗马帝国、安息帝国并立的四大帝国之一。欧洲人不明就里,因为他们皮肤较白,干脆称之为“白匈奴”。
  西徐亚人丢了家园,没办法,只好向西迁徙,进入乌克兰地区,进而挤压了当地的日耳曼部落,迫使他们再向西进,去骚扰罗马帝国。因此可以说,冒顿单于是第一波西进运动的发动机。在冷兵器时代,来自东方的游牧部族总是比西方的部族厉害一些,他们大鱼吃小鱼式的向西挤压,掀起一波波浪潮,最终倒霉的都是罗马帝国。因为他们是定居民族,必须保家卫国。而且西边是浩瀚的大西洋,以他们那一点航海技术,挺进大西洋只能是送死,要不然也不会再等上1000多年,才有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
  解决了左右手的劲敌,冒顿开始向南挺进。东路军直破原来赵国的外长城,收回被赵武灵亡夺取的楼烦;西路军南渡黄河,进占白羊王地,重新夺回被蒙恬占去的河套平原。兵锋直抵长城脚下。不过,聪明的冒顿保持了足够的克制,没有继续南进,而是改为北上,全力解决自己背后的麻烦,而且取得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北方的丁零、新梨等部落纷纷投降,屈服于他的弓矢之下。
  冒顿没有南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长城以南已经是农业区,并不适合放牧,让自己刚刚兴起劲头正足的游牧骑士们下马耕田显然没有任何好处。二是西段长城以南接近关中地区,那里是刘邦的老巢。此时忙于和项羽争夺天下的刘邦正被打的焦头烂额,连吃败仗。如果南下袭击关中,等于帮了项羽的大忙。如果刘邦失败,项羽夺得天下。这位连秦始皇都不放在眼里,从小就想取而代之的西楚霸王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河套、关中的肥田沃土为他人所占。这等于给自己树了一个劲敌,对新生的匈奴政权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冒顿收住兵锋,乐得坐山观虎斗。
  不过不南下,不等于不东进。因为在辽东、河北一带,还有很多当年被燕国夺取的匈奴故土没有收回来。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因为当年错误的站在项羽一边,遭到汉朝大将韩信的痛击。其子臧衍亡入匈奴,准备借匈奴之力,反击汉朝。冒顿正想规复旧疆,于是顺水推舟,起兵进攻燕、代地区。
  “秦人”变成了“汉人”,可“汉人”并没有继承往日的荣光。此时的汉朝百废待兴,连皇帝想凑四匹颜色、个头一致的马来拉自己的龙辇都困难,将相上朝更是只能作牛车。面对匈奴咄咄逼人的攻势,刘邦只好派韩王信率领本部人马进驻太原,先去抵挡一阵,躲一天算一天。这个韩信不是汉军统帅韩信,而是原来韩国王室的后裔,趁着秦末天下大乱,在张良的帮助下重新崛起。在楚汉战争开始时,韩信就站到了刘邦一边,算是选对了主子。不过刘邦对异性诸王并不放心,所以把这个苦差事交给了他。打胜了算是替刘邦又卖了一命,打败了等于剪除了一个祸患,一箭双雕。
  韩信到太原后,见防御工事破坏严重,根本来不及修缮,请示刘邦,准备移师马邑。马邑在现在的山西朔州一带,离匈奴更近,刘邦乐得送个顺水人情。韩信到马邑后立即着手修缮城池,存储战备物资。公元前201年秋,各种防御工程刚刚完工,匈奴大军即蜂拥而至,把马邑围了个水泄不通。马邑虽然不大,但匈奴骑兵的优势在于野战,不擅长攻坚作战,所以双方僵持了数日,马邑依然没有攻下,到是匈奴损失不小。冒顿大怒,增兵猛攻,韩信担心难以长久坚持,连忙飞书告急。同时采取缓兵之计,派人同冒顿谈判,谎称要投降。
  刘邦起初派了援兵,不料援兵到太原后停止前进,领兵主帅反而告了韩信一黑状,称其要谋反,投降匈奴。刘邦本来就对这些异姓王侯不放心,闻报马上派人赶到马邑,责问韩信意欲何为?韩信大惊,知道按照刘邦的流氓性格,早晚要对自己下手,于是假戏真做,献城投降。冒顿以韩信为向导,南下直攻太原。
  警报传到长安,刘邦大惊。不过此时的刘邦还有些雄心壮志,心想当年秦始皇也是在统一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即北上讨伐匈奴,而且一战成功,自己同样是刚刚消灭项羽,士气正盛,怎比不得秦始皇?于是下令御驾亲征。公元前200年冬十月,刘邦率领32万大军,冒着风雪严寒,赶赴前线。汉军前锋很快与韩信的部队遭遇。韩信投降匈奴,心中有愧,无心恋战,假意抵抗了一阵即退回马邑。冒顿听说韩信战败,马上派左、右贤王出兵相助。双方在晋阳城下相遇,汉军大获全胜,匈奴人败走。汉军追到离石,缴获大批牲畜。在楚汉战争中,凡是刘邦亲自指挥的战斗,无一获胜,这次他能时来运转吗?
  在中国历史上,刘邦是个典型的政治流氓。他可以把群臣玩弄得团团转,让他去进行高技术含量的打仗,可是勉为其难。匈奴最擅长的就是诱敌深入,偏偏刘邦就吃这一套。眼见连续获胜,刘邦志得意满,急于建立秦始皇那样的万世功业,不顾汉军南来不胜严寒的实际情况,严词督促北上追击。
  汉军加速北进,刘邦亲自乘战马先行,骑兵很快杀到平城,可步兵却被远远的甩在后面。刘邦刚到平城,人困马乏之际,冒顿单于亲率铁骑赶到,四面出击,势不可挡。汉军仓促抵抗了一阵,即拥着刘邦爬上平城东北方的白登山,固守待援。白登山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冒顿于是决定从四面围困,饿死刘邦。刘邦从山上俯瞰,只见匈奴骑兵漫山遍野,西面是白马,东面是青马,南面是红马,北面是黑马,军容严整,进退有序,这才知道自己的军事智商是多么的低下。
  汉军被围了七天七夜,缺吃少穿,面临覆灭的危险。士兵悲歌:“平城之下祸甚苦,七日不食,不能弯弓弩。”最后还是那位传说和自己的嫂子有一腿的陈平无意中看到单于阏氏与单于并马而行指挥军队,灵机乍现,想出一个馊主意。他命人给阏氏秘密送去很多财物和一幅美人图,谎称要献给单于一名美女。秦汉时燕赵娇娃很出名,阏氏顿时醋意大升,当夜即劝单于撤兵北归。单于眼看汉朝步兵陆续赶到,也怕有意外,于是解开围军一角,让汉军趁着大雾仓皇撤走。
  冒顿虽然放走刘邦,可东进收复失地的计划没有改变。代、雁门、云中一带仍然不时遭到匈奴打击。这时,刘邦的另一个谋士——刘敬站了出来。刘敬建议与匈奴“和亲”,把公主嫁给冒顿,这样,冒顿在世时是刘邦的女婿,死后他的儿子——刘邦的外孙继承单于位置,世代姻亲,自然会和平共处。刘邦接受了这个建议,但送亲生女儿实在舍不得,于是把一个宗室女冒充公主送给了冒顿。嫁女儿当然要给一笔嫁妆,刘敬与冒顿约定,一次性赠送黄金千金,另外每年奉送一定数量的棉絮、缯布、酒、米、食物,等等。同时开放关市,允许两国人民进行贸易。说是嫁妆,其实就是贡赋。好在匈奴也不在乎名义,照单全收,而且依旧保留了“秦人”的名号,暂时没给汉朝子民安上“汉人”的屈辱帽子。
  送公主出塞的次年,刘邦派亲信陈豨出任代国国相,防御匈奴。不料这个陈豨当年就勾结匈奴,自立为代王,害的刘邦又费了很大劲才平定。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又投降匈奴,频繁进出渔阳、上谷一带。刘邦气急败坏,箭伤发作,一命呜呼。
  这时,为了考验汉朝“和亲”的诚意,冒顿给刘邦的遗孀吕太后发来一封国书,上写“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为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汉书匈奴传》)。这话有些费解,简单说就是我没了老婆,你死了老公,两人都不快乐,不如咱们俩结为夫妻,共享快乐。
  这对堂堂大汉国母是十足的侮辱,满朝文武无不愤慨。樊哙当场请命说:“臣愿得精兵十万,横行于匈奴之中。”而季布却对吕后说:“应该把这个吹牛的樊哙斩首,几年前汉兵32万,樊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白登山,樊哙不能解围救高帝于水火,现在却扬言以十万兵击败匈奴,这是当众撒谎。”吕后默默点头。这位以强悍而著名的女皇不无屈辱的亲笔给冒顿写了一封回信,表示自己“年老气衰,发齿堕落”,无意改嫁,但和亲政策一定要维持。冒顿单于此时的注意力主要在经营西域,看汉朝确有诚意,也就罢手了。此后,汉惠帝、文帝时又先后有公主出嫁单于。文帝时双方又具体约定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属匈奴,为“引弓之区”;以南属汉朝,为“冠带之室”。
  此后,虽然不是又匈奴骑兵南下侵扰,但大体上保持了和平态势。公元前177年,右贤王驱兵进入河套,逼近长安。汉文帝调集8万骑兵准备大举反击。右贤王主动后退,冒顿为此还专门致信汉文帝,表示此时完全是右贤王和汉边地官吏有矛盾而引起,未经自己批准,而且已经处罚了右贤王。一场大战嘎然而止。
  匈奴在优势条件下保持克制,和其主要注意力在西域有关。公元前174年,冒顿病逝。其子老上单于把注意力完全扑到西面的月氏身上。在其打击下,月氏被彻底赶出西域,国王的脑袋也被老上做成了酒具。
  在彻底解决了西域后,匈奴的兵锋再次南指。老上单于和其子军臣单于都曾大规模南下。不过汉朝除了作适当阻击外,并没有大的动作。屈辱的和亲政策一直坚持了下来。汉朝政府则全力经营内部,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准备未来的反击。
  
  三、铁马金戈四十年:一番大战之后,依旧南北各自天
  
  公元前120年冬,度安驿的快马给汉武帝及文武百官们带来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十三年前出使西域邀月氏共击匈奴的使臣张骞归来了!
  未央宫外,仅供皇帝进出的大门洞开了。承明殿中专供朝臣议事在堂门打开了。
  大殿内,张骞陈述了月氏国不敢出兵的缘由后,将一捆详细记载河西走廊地形的羊皮呈了上去,并奏曰:“臣虽不能说服月氏出兵,但十载被囚,困居河西,却将整个河西地图绘好,将这个天堂之地献给陛下!”“陛下,欲联西域,必通河西;欲固长安,必占河西;欲破匈奴,必得河西呀!”
  从此,汉朝大军有了战略方向,杀的匈奴退出漠南,退出河西走廊,流亡到漠北草原上。
  
  公元前140年,冒顿单于去世50多年后,一个文韬武略可与冒顿媲美的年轻皇帝——汉武帝即位,此时的汉朝国力臻于极盛,官粮多得以致陈腐不可食用,银钱散落一地无人收拢,战马也增加到30万匹以上。汉武帝锐意改革,对内推行察举制度,选拔人才,不拘泥于资格。同时加紧训练骑兵,特地请来匈奴教师,按照匈奴的训练方法来训练。对外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国,争取从两线夹击匈奴。张骞途径匈奴时被扣留,一住就是10年。匈奴到也没亏待他,还送给他一个女人。尽管在匈奴娶妻生子,张骞意志未倒,还是逃了出来,经过千难万险才找到那个远迁天山之西的月氏。不过此时的月氏生活在中亚的沃土上倍感舒适,无论这个大汉使臣做如何激动之游说,仍然提不起他们复仇的热情。尽管没有完成使命,但加深了对西域的了解,为后来孤立匈奴、沟通西域创造了条件,给匈奴带来了远远超过月氏国共同参战的危害。此时的匈奴在军臣单于的领导下,并没有意识到汉朝的变化,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不时南下敲打一下,维护自己战略上的进攻态势。
  公元前133年,汉朝反击的大幕正式拉开。是年夏六月,武帝接受王恢的建议,命雁门商人聂壹以走私犯的身份进入匈奴,引诱军臣单于进攻马邑。同时派李广、韩安国等率30万大军埋伏在附近山谷中。军臣单于率领10万骑兵如期进入武州塞,看到畜群遍野,却无人管理,心生疑惑,于是抓来汉朝一个巡边尉史,得知汉朝的诱兵之计,连忙撤退。汉朝的第一次反击行动宣告失败。军臣单于以为有天神相助,于是大方的封尉史做了“天王”。一个差点丢了性命的俘虏一瞬间被抛进天堂,真是应了“人生无常”的古话。
  眼看昔日的手下顺民要造反,匈奴大怒,决定给予沉重打击,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皇帝。渔阳、上谷一带成为重灾区,每次被杀略吏民都有数千人。
  公元前129年,汉军以李广、公孙敖、卫青等四将军兵分四路从云中、雁门等地出击,合击匈奴。此战又没有成功,其中两路没找到敌人,李广一路遭到伏击,损失惨重,李广本人也被俘虏。匈奴置李广于两马之间,李广诈死,在途中突然跃起,抢得战马弓箭,逃了回来。到是皇帝的小舅子卫青聪明,他没有去寻找匈奴主力,而是直奔空虚的龙城,战获700余人。算是给汉朝挽回一点面子。
  军臣单于见老窝被人掏了,非常恼火,兵分三路,从雁门到辽西一线展开全面的战略性进攻。并于公元前127年占领造阳等地900余里。这块土地从战国时代被燕国夺取后第一次回到匈奴手中。在辽西,太守被杀,2000余人被抓走;在渔阳,打伤大将韩安国,迫使汉军深沟高垒,坚壁不出;在雁门,也大有斩获。
  此时的汉武帝做出一个英明的决策:放弃东部不予救援,派卫青、李息等从长安出发,北出榆林、云中,沿外长城一路向西北行进,猛攻右贤王的驻地高阙,切断右贤王与河套地区的联系。然后突然向南折回,沿黄河、贺兰山南下,直扑没有任何准备的楼烦、白羊王驻牧的河套平原,俘虏5000多手无寸铁的牧民和一部分经常深入汉地的探子,牲畜上百万。汉军则“全甲兵而还”,几乎没损失一兵一卒。
  河套地区当时称“河南地”,是匈奴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匈奴距离汉朝统治核心——关中最近的地区,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占领河套后,汉朝随即不惜代价的在此设立朔方郡,筑朔方城,从内地移民10万徙居朔方,充实边境。“河南战役”的胜利,是汉军又一次避实击虚打法的成功战例,是汉朝的空前胜利。朔方的建立,第一次把触角伸到长城以外,把战火引到匈奴境内。
  战略要地失守,军臣单于气愤至极,不久死去。其弟伊稚斜继承单于位,继续把东线作为进攻重点,右贤王也厉兵秣马,准备收复河套失地。
  在一个地方摔了跟头是悲剧,在一个地方摔两次、三次跟头,就是闹剧了。匈奴接连两次被卫青偷袭,居然没有吸取丝毫教训!公元前124年春,汉武帝不顾境内大旱,再次派卫青统率10余万大军,出朔方、高阙、右北平,主动向右贤王发起进攻。右贤王丢失战略要地,遭到单于批评,心中不快,只知道怀抱爱妾漫步于醉乡。卫青亲率3万骑兵昼伏夜出,摸到右贤王王庭附近时才突然趁着夜色出击。右贤王措手不及,丢下士兵夺路逃跑。数万精骑无人指挥,四散奔逃。右贤王所属小王十余人,连同男女一万五千人被俘,牲畜损失近百万。
  总是靠偷袭并不能成大气候,因为匈奴主力并没有遭受大的打击。为此,次年二月,以晋升为大将军的卫青以张骞为向导,再次出击。这次匈奴总算有了准备,汉军只取得一些小的收获,被迫回军休整。四月,汉军从定襄出击,北上百余里。匈奴伏兵数万静候。这是汉匈之间第一次硬碰硬的战役,结果是得失相当。汉军斩敌一万九千级,骠骑校尉霍去病俘虏匈奴相国、当户以下二千余人。但汉朝六位将军中两个阵亡,一个被俘,翕侯赵信被俘后投降。
  这次战役与其说是汉军的胜利,到不如说是匈奴诱敌深入聚歼汉军有生力量的重大胜利。随着赵信的投降,汉军的战法再无秘密可言。伊稚斜单于重用赵信,封为自次王,地位仅次于自己,并把姐姐嫁给他。赵信对这位小舅子也是投桃报李,建议匈奴把王庭北撤,远离汉军。汉军若攻,必然深入大漠,届时匈奴则可以逸待劳,各个击破,单于采纳。从此以后,汉匈之间在蒙古高原的竞争进入相持状态。
  令赵信大感意外的是,汉军的再一次大规模出击没有选择匈奴本部,而是又一次瞄向了孱弱的西部。在上一次战役中展露头角的霍去病这次被封为骠骑将军,统骑兵一万,向河西走廊出击。霍去病进行了一次典型的无后方作战,全军不要后勤补给,完全因粮于敌。汉军经历匈奴五王辖区,转战6日,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折兰王、卢侯王,俘虏浑邪王子,大败休屠王,斩首八千余,俘获匈奴祭天金人。所有拒绝投降者一概诛杀。不过汉军损失也很大,1万骑兵仅剩下3千人,无力再战,只好撤回。同年夏,霍去病再出陇西,转战两千余里,俘虏五王,斩俘三万二千多。
  霍去病的两次出击不仅削弱了匈奴右地,而且激发了匈奴内部的矛盾。浑邪王、休屠王害怕单于处罚,转向汉朝寻找出路。最后前者杀死后者,并其所部,屈膝投降。浑邪王的投降使匈奴右地尽撤藩篱,“空无匈奴”。为汉朝踏上西域的脚步垫下了台阶。在浑邪王旧地,汉朝设置了武威、酒泉二郡,迁关东一带贫民和犯罪刑徒前往填实。
  祁连山地区是匈奴的天然牧场,其支脉焉支山紧扼丝绸之路要冲,不仅是优良的天然牧场,而且盛产一种汉人称为“红蓝”的菊科植物,是匈奴人制作胭脂的基本原料。汉武帝在此设置郡县,广建牧马场,著名的大宛马、汗血宝马、火焰驹都被放在这里蓄养。匈奴人则黯然神伤,民歌中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解决了四邻,汉军的目标最后落到了漠北单于主力身上。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别率领5万骑兵分两路从定襄、代郡出击。此次出击声势浩大,光战马和运输的马匹就达到了24万匹,另有数十万步兵紧随其后。汉武帝对本次出击抱有很大希望,期待一举征服匈奴。匈奴按照赵信的设计,把精兵布置在漠北,等待深入腹地的汉军。
  汉武帝原本想让外甥霍去病立头功,专力对付单于。偏偏卫青的运气好,北进千余里,刚刚渡过大沙漠,就碰到严阵以待的匈奴主力。卫青临危不惧,下令用武刚车自环为营,然后派出五千骑兵去挑战。伊稚斜以万骑迎战。卫青的运气出奇的好,战至黄昏,突然刮起狂风,砂石扑面,两军互相看不清楚。卫青决定好赌一把,派出大军从左右两翼迂回包围单于的营地。伊稚斜慌乱中不知道有多少汉军冲上来,连忙骑上善跑的骡子,率领几百名贴身护卫,向西北方向突围逃走。两军杀到半夜,杀伤相当。这是双方都知道单于逃走了,卫青急忙派骑兵丢掉重装备,轻装追击。匈奴骑兵不见了首领,军心打乱,四散奔逃。卫青纵兵追杀200余里,俘斩一万九千余人,一直追到纳拉特山下的赵信城,也没追到伊稚斜。汉军在赵信城缴获大批粮食,补充了给养后,一把火烧掉余粮,奏凯而还。
  霍去病的东路原本是主力军,配备兵力最强,其中还有一部分匈奴降将,熟知地理,惯于在沙漠行军。所以霍军很快北上两千余里,越过沙漠,并在和左贤王的遭遇战中大获全胜,俘斩七万四百余人。左贤王弃军逃走,汉军追至狼居胥山,在其主峰上建立高坛,祭告天地,随后班师。
  漠北决战,歼敌九万余人,夺取了阴山以南的所有草地。阴山以南水草丰美,山中的优质木材是制造弓箭的上好原料;阴山以北则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和戈壁,根本无法放牧,必须远迁,“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基本解除了对汉朝的威胁。
  不过汉朝的损失也相当大,精锐骑兵损失尤为严重。骠骑将军霍去病因为饮用被施过毒的水感染了瘟疫,回来不久就死掉了。大将军卫青因为没有抓住单于,从此被冷落,位置后来被汉武帝的大舅子李广利占据。卫青从奴隶群中脱颖而出,靠的是姐姐卫子夫的甜美歌喉。这个李广利运气更好。自己的妹妹无意中被武帝发现作了夫人,偏偏无福消受,年纪轻轻就撒手西去。好在李夫人聪明,生病后执意不肯让武帝探视。留在汉武帝心目中的始终是昔日的姣好面容。汉武帝思妻心切,于是大封娘家人,大舅子李广利因此平步青云,做了贰师将军。可惜这位大将军是制作皮影戏的高手,打仗实在勉为其难,几度出征,非平即败,最后干脆投降了匈奴,丢尽了妹夫的脸。
  几次得手的汉武帝似乎患上了军事强迫症,不肯见好就收,又几次出击匈奴。公元前111年,公孙贺、赵破奴领兵数万,出外二千余里,一无所获;前110年,汉武帝领兵18万亲征,打算过一把胜利瘾,单于避而不战;前103年,赵破奴统军三万出朔方中埋伏,全军覆没;前99年,李广利与右贤王激战天山,杀敌一万,自损近二万,同年出兵的李陵全军覆没,战败投降;前97年,李广利等率领大军24万出击,被10万匈奴骑兵包围,损失惨重;前95年,李广利等率军14万北上,互有胜负,但司令部被伏击,主帅李广利被俘投降。
  漠北大捷,汉军损失很大,尤其是骑兵。此后的出击很多是以步兵为主,以己之短敌人所长,最终失败在所难免。
  从马邑伏兵开始,到李广利战败投降,前后近40年,汉武帝给了匈奴很大打击,却没有能彻底征服匈奴。连年的穷兵黩武,使国内一片凋敝,国力大损。为维护统治,汉武帝被迫发布“轮台诏书”,检讨自己的失误。公元前87年,这位一直期望“灭胡”的汉武大帝带着无尽的遗憾,带着晚年丧妻丧子的悲哀离开了人世。
  
       第四章 五单于并立:没有核心家族的尴尬政局
  
  “新来塞北,传到真消息:赤地居民无一粒,更五单于争立。”1000多年后的辛弃疾还在念叨着匈奴当年的悲惨生活。头狼累了,掉队了,新的头狼还没选出来,有兴趣的都来争一争吧。于是,头狼自己导演的狼族内讧开始了。
  
  一、 战略目标瞄准西域:可怕的右倾错误
  
  肥沃的呼伦贝尔草原才是你的家。干吗舍近求远去争夺并不肥美的西域?因为我是草原狼,从不低头的草原狼。怒气冲冲的匈奴人就在这种英雄主义的指挥下,抛弃了根据地,抛弃了发祥地,杀向西域,杀向汉朝人给他们设下的陷阱,和强大的汉朝再一次拚起了自己根本玩不起的消耗战。
  
  让中行说当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匈奴铁骑擅长的是速战速决,可汉武帝持续不断的进攻把匈奴拖进了消耗战的泥潭。和幅员辽阔、人口6000多万的汉朝拚消耗,匈奴显然不是对手。尽管在战场上大抵打了个平手,尽管在致汉朝的国书中依旧“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派头十足,依旧要求汉朝“和亲”,“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但充其量只是过过嘴瘾,在行动上已经开始准备战略收缩了。
  公元前114年,伊稚斜单于病故,其子乌维即单于位,战略中心开始向右倾。前111年,生活在青海一带的羌族起兵反汉,联络匈奴。乌维迅速响应,兵进五原郡,杀死太守。此后更是不时出兵拦截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者。
  公元前105年,乌维死去,幼子詹师庐即位,因为年龄小,被称为“儿单于”。儿单于虽然年龄小,魄力并不小,在即位后不久就把王庭向西北迁移。此次迁移后,帝国左翼正对汉朝的云中,在事实上放弃了云中以东的广大地区。右翼直指酒泉、敦煌,战略目标直接指向了西域。这次调整是匈奴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变动,对匈奴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匈战争中,右贤王一系屡次失手,引起大单于不满。右王系不免心中惴惴,个别部众为避免受惩罚甚至主动步浑邪王后尘,投奔了汉朝。王庭西迁,把一部分右贤王领地纳入单于直辖,有利于稳定右翼的形势。但是,放弃长期努力经营的左翼,却是一个致命的败笔。
  翦伯赞先生曾经分析过为什么大多数游牧民族都是从东向西走上历史舞台,“那就是因为内蒙东部有一个呼伦贝尔草原。假如整个内蒙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打扮好了,或者说在这个草原装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马门。当他们走出马门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仅是一群牧人,而是有组织的全副武装了的骑手、战士。这些牧人、骑手或战士总想把万里长城打破一个缺口,走进黄河流域……因而阴山一带往往出现民族矛盾的高潮……两汉与匈奴,北魏与柔然,隋唐与突厥,明与鞑靼,都在这一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如果这些游牧民族,在阴山也站不住脚,他们就只有继续往西走,试图从居延打开一条通路进入洮河流域或青海草原;如果这种企图又失败了,他们就只有跑到准噶尔高原,从天山东麓打进新疆南部;如果在这里也遇到抵抗,那就只有远走中亚,把希望寄托在沩水流域了。”
  尽管呼伦贝尔草原不是匈奴人的主发祥地,但是冒顿单于建立帝国的第一箭就是瞄向了这里,把东胡赶出了这片宝地。漠北战役虽然丢掉了草原,但汉朝政府并没有在这里设置密集的防御据点,而是把“断匈奴左臂”的兵锋指向了吉林一带的古朝鲜,在那里设置了玄菟等四郡。也就是说,如果匈奴措置得宜的话,是有机会收复这块失地的。儿单于王庭西移,等于彻底放弃了这块宝地,等待他们的命运,就只有一路向西了。可把战略目标瞄准西域,恰恰又和汉朝的国策发生冲突,等待匈奴的将是又一场自杀似的消耗战。
  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汉武帝即把打通西域作为“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取向。公元前109年,汉将赵破奴、王恢出兵天山北路的车师国,威震西域。为笼络天山北路的大国乌孙,汉武帝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嫁给乌孙国王,乌孙王以之为右夫人。匈奴得知后立即出兵乌孙,予以惩戒,然后也把女儿嫁给他。乌孙王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只好首鼠两端,又娶了匈奴公主,以之为左夫人。
  刘细君不知道自己身负重托,只知道顾影自怜。她命人仿照长安宫殿式样建筑宫室居住,也不知道讨好国王,每年只和国王相会数次,还自作聪明的写了一首悲切的歌谣:“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此歌谣后来不胫而走,传回长安,竟然到处传唱。乌孙王厌看刘细君脸色,又顾及匈奴反应,找个理由拒绝进攻匈奴,使汉武帝夹击匈奴的构想又一次失败。刘彻拿这位侄女也没什么办法,只好送去大批财物予以安慰。
  不久,老国王去世。汉武帝狠狠心,命令刘细君“从其国俗”,下嫁老王的孙子军须靡。刘细君去世后,武帝又把楚王的孙女解忧公主嫁给军须靡。给公主命名为“解忧”,目的当然是解乌孙首鼠两端之忧。解忧公主比较争气,相夫教子都很成功,乌孙和汉朝的关系日渐亲密。
  公元前92年,匈奴狐鹿姑单于封侄子先贤掸为日逐王,主管西域事务。这是匈奴第一次公开把西域列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此后汉匈之间几次大战,虽然各有胜负,但总体上是匈奴吃亏大一些,而且乌孙国一直立在那里,着实是个大祸患。
  公元前73年,匈奴利用汉昭帝驾崩,宣帝初立的机会,连续发动进攻,夺走乌孙大片土地,并派使者逼迫乌孙交出解忧公主。匈奴的步步紧逼,终于导致西汉政府发动了对匈奴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用兵。公元前71年,度辽将军范明友等五将领兵16万,分五路出塞,乌孙王自领5万大军从西向东出击。匈奴百姓闻汉军出击,纷纷向北逃跑,五将军追击近2000里,收获不大,先后撤军。独乌孙方面战果辉煌,因为匈奴根本没料到软弱的乌孙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结果被俘虏单于父行及嫂、公主、名王以下三万九千余,牛羊70余万头。
  这次出击虽然损失有限,但让匈奴知道汉朝还是庞然大物,还有足够的力量发动大的战役,从此以后收敛了很多,虽然在西域仍然不时有小规模的冲突,但终汉之世,双方再未发生大规模战争。
  
一、 从五强争霸到三国演义:奇异的权利斗争结局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一个民族的历史,基本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匈奴人,蒙古高原的第一个主人,诸事草创,命中注定要给后人提供教训的样板。善于向敌人学习的他们偏偏没有学来家族统治。也许骄傲的冒顿认为他的虚连鞮家族辈辈都会有大英雄。冒顿一家的确不缺少英雄,可他没法阻止更厉害的主出世,于是,草原英雄们开始向单于宝座发起冲击,展开不懈的较量。成吉思汗吸取了教训,黄金家族的美名因此至今名扬四海。
  
  翻开历史的长卷,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家庭统治成为中外历史上的一个共同特点和鲜明特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此民族中各个时代、各个家族兴衰的历史,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占统治地位家族的盛衰历史,有家才有国,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一个古代社会无法改变的历史现象。
  中国社会是个家族社会,至今仍留下许多家族的遗迹。在古代社会中,国即是家,家即是国,只不过这个“家”是国王、皇帝、君主的家,这个“国”是国王、皇帝的国。这个“家”统治着这个国,这个“国”又统治着成千上万的普普通通的家。
  从夏启破坏禅让制开始,家族统治占据了统治的主流。
  商汤到商纣,这个家族统治了几百年。
  周王朝灭商自立,大封自己家族的成员,天下万国林立。
  秦王赢政统一中国,希望自己的子孙能世世代代统治中国,自称始皇。
  刘邦建立汉王朝,使秦始皇的美梦到了第二代就被无情打碎,确立了刘氏王朝。为了保证自己家族的统治,刘邦不仅大封同姓子弟为王,而且在白马誓盟中规定“非宗室不王”。
  匈奴、柔然、突厥、契丹、蒙古,一个个游牧少数民族,一个个依靠英雄建立起来的草原军事帝国,如果没有一个作为核心,令人不敢望其项背,团结的、具有凝聚力的的家族,是很难长治久安,顺利统治的。这里面做的最成功的是蒙古人,黄金家族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尽管内讧不断,但家族的大权始终没有旁落。即便是被朱元璋赶出中原,被爱新觉罗氏笼络至麾下,各个部的首领依旧是黄金家族成员。如果有人敢于挑战他的权威,不用家族成员动手,一群忠贞义士就会从斜刺里杀出,端了他的老窝。像那位把明英宗朱祁镇抓回草原的瓦剌部也先太师,做太师时人人听命,威震四方,可刚一宣布自己做可汗,马上树倒猢狲散,丢了卿卿性命。在这方面做的最差的,大概就是草原开路先锋——匈奴人了。
  《史记•匈奴列传》在叙述匈奴的早期历史时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估计斯时还处在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阶段。集体选举首领是部落联盟的一大特点。头曼单于因为宠爱小老婆要废掉冒顿的太子位置,另立小儿子,说明他已经具有一定的独立选择继承人的权利,公天下正在向家天下过渡。冒顿用非常手段夺得单于位置,对支持头曼的实力残酷打击,证明单于还不是他一家的囊中之物,否则别人也犯不上为了一个死掉的老头子和他的儿子作对。唯一的可能是,冒顿的行为侵犯了他人获得或接近单于大权的机会。在跨出原始社会门槛的历史进程中,游牧民族无一例外的要经历一场腥风血雨,直到其中一个氏族或部落取得领导位置的独占权。冒顿的大肆杀戮,鲜卑慕容氏和拓拔氏的长期竞争,契丹耶律阿保机对八部大人的打击,都是如此。
  从冒顿开始,虚连鞮家族成为单于事实上的垄断者,其他如呼衍氏、兰氏等家族由于和虚连鞮家族长期的婚姻关系,也得到了高官贵职。请注意,是“事实上”,不是“法律”上。换句话说,如果其他家族觊觎单于位置,未必没有人支持。而且在单于继承的问题上,冒顿单于和成吉思汗一样“只识弯弓射大雕”,而输于文采,留下了两个致命的缺陷。
  一是没有向汉人那样确定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继承制度。中原王朝奉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度,皇后的长子享有天然的继承优先权,以下依次是嫡次子、庶长子。实在没有合适的儿子,则由皇弟继承。匈奴虽然也有太子,但那只是汉人妄加的名号,其实只是单于的儿子而已。一般情况下,单于的儿子会优先获得继承权,但如果有人发起挑战,问题就严重了。因为先单于一般并不在生前就确立继承人。左贤王虽然地位最高,经常由单于瞩目的继承人出任,但这只是约定俗成的做法,并不是制度约定。
  另外,游牧民族的妇女在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相当的政治地位。单于的阏氏有很大的发言权。按照收继婚制度,单于死后阏氏要嫁给未来的单于(非自己亲生)。阏氏也是人,也有爱憎,如果先单于选定的继承人是阏氏讨厌的人,阏氏及其娘家人难免会有所行动。
  其二,作为部落联盟的一种遗存,大人或贵臣会议在匈奴国家政权体系中仍然有着特殊的地位。类似的组织在其他草原民族中也存在,如蒙古人的忽里勒台会议、满洲人的王大臣会议,等等。唯其不同的是,后者虽然在蒙元或清朝的早期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很快被剔除掉了,不影响勃尔只斤家族、爱新觉罗家族的独裁统治。但匈奴就不同了,大人会议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单于是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正、五、九月定期召开。遇到紧急情况还会临时举行。大人会议的议题非常广泛,其中最要命的就是选择新单于。一般来讲,大人会议对先单于自己选择的继承人选会予以认可。先单于在选择继承人时也会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大人会议未来的反应。但是,如果先单于临终前没有确定继承人选,或者有人对其提出异议,大人会议的重要性就反应出来了。换句话说,谁控制了大人会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因为大人会议至少表面上反应的是公共意志。失败者接受事实也就罢了,否则必然会掀起轩然大波。
  从冒顿单于到老上、军臣单于,都是父死子继,很顺利的完成了交接。军臣单于时运不济,碰上了死硬的对手,几次被汉武帝大败,气愤而死。这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第一次内讧爆发了。军臣的弟弟伊稚斜抢了侄子于禅的位置,做了单于。伊稚斜为人勇力,敢作敢为,很对大人们的胃口。因为屡次败北,很让贵人们没面子,急需找一位英雄重振雄风。太子于禅年幼软弱,难担大任,不要也罢。伊稚斜顺应了“民意”,很顺利的夺得单于宝座。于禅丢掉梦寐已久的单于位,心怀不满,干脆投降了汉朝,开了匈奴太子出奔异族的先河。
  伊稚斜死后,儿子乌维、孙子詹师庐先后顺利继承单于位。儿单于詹师庐年少敢为,果断把战略中心西移,并对屡战屡败的右贤王一系予以压制。詹师庐的统治历史记载很少,不过还是能从蛛丝马迹中看出一些内部的裂痕。他的左大都尉即曾密谋杀死单于后投降汉朝。不过儿单于更厉害,不仅干掉了左大都尉,而且以此为诱饵,引诱汉军出塞迎接。汉朝果然中计,派赵破奴领兵出塞,结果被八万骑兵包围,全军覆没。赵破奴也被俘虏,在匈奴忍了8年才逃回来。
  詹师庐于公元前105年即位时年龄还很小,所以被称为“儿单于”。可公元前102年,他就病死在进攻受降城的途中,在位仅仅三年,不免让人怀疑他的死因。联系到他的继承者恰恰是他刻意压制的叔辈右贤王句犁湖,就更让人怀疑了。可惜史无记载,只能当成是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了。
  句犁湖运气也差,单于瘾没过一年就死掉了。其弟且鞮侯即位。且鞮侯在位时收降汉将李陵,封为右校王,并招为女婿。李陵及其后人也不含糊,不仅用心帮助匈奴和汉朝作战,还搅和进单于大位之争,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且鞮侯单于临终前遗言:立长子为单于。可这位左贤王驻牧地,而且患有大病。且鞮侯死后他迟迟没有在单于庭出现。众大人以为他已经病死,于是推举且鞮侯的次子做了单于。后来左贤王赶到,兄弟情深,其弟坚决让他继承。长兄推辞不过,只好接受,成为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也是匈奴单于中第一个有专门名号的单于,狐鹿姑并不是他的本名。既然兄弟间没有争议,诸位大人也就认可了。
  狐鹿姑和弟弟约定,自己死后由弟弟即位,并封之为左贤王。孰料左贤王没几年就病死了。按理,应该由左贤王的儿子代替父亲继承大位。可人的私心总是无限的,狐鹿姑失而复得单于大位还不满足,还想把权位留给自己的儿子,于是自己的儿子被封为左贤王,侄子先贤掸则被封为日逐王。日逐王负责管理已经成为匈奴战略中心的西域,虽然也是肥缺,比其单于总归差远了。这为后来的单于大位争夺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89年,蒙古草原发生空前的大雪灾,人畜冻死无数,国力大损。狐鹿姑单于以为是上天降罪,心生悔意。四年后,狐鹿姑病死,临终前对左右说:“我子(左贤王)少,不能治国,立弟右谷蠡王。”这下更坏了,既然后悔,直接恢复日逐王的继承权就行了,何必另选一个?
  更糟糕的是,他的大老婆颛渠阏氏对右谷蠡王并不感冒,于是和丁零王卫律等人合谋,封锁了单于归天的消息,同时和他们一系的权贵歃血为盟,准备把单于大位交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左谷蠡王,即后来的壶衍鞮单于。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狐鹿姑单于的遗言还是传了出去。左贤王怨恨父亲剥夺了自己的继承权,右谷蠡王更是切齿愤盈。无奈很多大人已经被争取了过去,自己势单力孤,只好消极抗拒,拒不出席大人会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号称“四角”,是匈奴权力的四个支柱,现在一下子少了两个,统治阶层不和的裂痕严重扩大化了。
  壶衍鞮单于同样年幼,只好由母亲代摄国政。颛渠阏氏和卫律等人不愿意在和汉朝对抗下去,希望恢复“和亲”,换取时间恢复日渐凋零的国力。被扣留多年的汉朝使臣苏武、马宏等先后被释放。但在争夺西域的问题上,匈奴不愿让步,结果“和亲”不成,反而因为小小的乌孙国招来汉朝的又一次大规模打击。壶衍鞮单于对乌孙恨之入骨,于公元前72年冬亲率大军进攻乌孙,结果不仅没有找到乌孙主力,还在归途中遇到暴风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乌孙国趁机回师报复,东方的乌桓、北方的丁零也趁火打劫。三面受敌,箭镞猬集于一身,益发不可收拾。
  屋漏偏逢连阴雨,公元前71年、68年,蒙古草原又连续发生严重的雨雪灾害。壶衍鞮单于在经历了17年的内部不稳、外部打击后心灰意冷,撒手西去。异母弟左贤王被推举为单于,是为虚闾权渠单于。虚闾权渠单于一上台就干了件蠢事。他不喜欢年老色衰的颛渠阏氏,把她废黜,撇在一边,另立了一个大阏氏。父以女贵,颛渠阏氏的父亲左大且渠见女儿被冷落,心生怨恨,暗中开始联络亲信,准备在适当时候动手。
  曾临朝秉政多年的颛渠阏氏更是厉害,因为耐不住寂寞,趁举行大人会议的时候,勾引了右贤王屠耆堂。屠耆堂也需要在单于庭有个靠山,于是顺水推舟,如同伉俪。
  虚闾权渠当国9年,对内部矛盾毫无办法,对外依旧不思改弦易辙,继续和汉朝争夺西域。结果不仅昔日的盟友楼兰、车师被汉朝纳入觳中,连青海一带的战略伙伴——羌人,也被汉将赵充国用屯田、步步为营的方法打的落花流水,纷纷投降。
  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吐血而死,连继承人也没来得及选择。单于在世时重用郝宿王刑未央。这个刑未央似乎不是匈奴人。匈奴贵族从冒顿单于时就被划入左、右王系统,郝宿王的名号非左非右,应该是异族归降后所封。和丁零王卫律等类似。这个姑且不论,单说他在单于死后马上派人驰往各地,召集众贵人召开临时大人会议,选举新的单于。
  颛渠阏氏果然是女中豪杰,见机会来了,当机立断,联合弟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赶在各地贵臣到来之前,把情夫屠耆堂推上了单于宝座,号握衍朐鞮单于。
  这个屠耆堂在后来遭到呼韩邪攻击时曾向弟弟求救说“匈奴共攻我”,似乎他并不是匈奴人,至少不是虚连鞮家族的成员。为了给他制造一个好身份,颛渠阏氏曾宣称他是乌维单于的耳孙,即八世孙。这个说法明显有漏洞。壶衍鞮单于和虚闾权渠单于才不过是乌维的第一代孙,这第八代距离也太远了!
  屠耆堂是怎么爬上右贤王高位的,不得而知。不过他的残暴到是尽人皆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一上台就开始大肆杀戮前单于的子弟近臣,郝宿王刑未央首先掉了脑袋。虚闾权渠单于的两个儿子跑得快,长子呼屠吾斯藏匿民间,次子稽侯珊投奔了岳父乌禅幕,算是捡了一命。按惯例,屠耆堂娶了颛渠阏氏,作了真夫妻。小舅子都隆奇得到重用。自己的弟弟则继承了他留下的右贤王位。
  日逐王先贤掸又一次失去继承单于大位的机会,十分气愤。此前作为屠耆堂的下属还曾与他有过冲突。新单于为人残暴,自己早晚要被收拾。思来想去,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干脆向前辈学习,率众数万投向了汉朝。日逐王归汉,使汉朝和西域的道路彻底畅通,对匈奴的未来产生致命影响。
  日逐王的姐姐是乌禅幕的夫人。日逐王归汉后,屠耆堂大怒,先是立从兄薄胥堂作了新的日逐王,然后又找借口把先贤掸的两个弟弟抓了起来,间接帮助薄胥堂剪除障碍。乌禅幕见小舅子要倒霉,连忙向单于求情,结果握衍朐鞮单于不但不放人,反而把两个人都杀了。乌禅幕大怒,于是联合姑夕王等左翼诸王,拥立稽侯珊作了呼韩邪单于,公开与屠耆堂决裂,并发兵攻打他。屠耆堂倒行逆施,丧失人心,手下士兵纷纷逃跑,连右贤王,自己的亲弟弟也不愿意帮他。屠耆堂走投无路,拔刀自刎。
  呼韩邪单于虽然夺得单于宝座,可并不懂得治国驭臣之术。甫一上台就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自认为天下太平,把各地军队全部遣散,手底下就剩下一点亲兵。二是不顾右贤王曾间接帮助过自己的功劳,派人到右地联络右地贵族,密谋诛杀右贤王。右贤王也是无能,既然不帮助哥哥,索性好人做到底。可他偏偏又收留了都隆奇。都隆奇劝说右贤王造反,右贤王听从了,但是给自己留了一手。他自己不称单于,反而撺掇堂兄日逐王薄胥堂当单于,称屠耆单于,把薄胥堂放到了烤鸭炉里。
  屠耆单于马上发兵攻打呼韩邪。呼韩邪缺兵少将,一战即溃,屠耆单于顺利夺取了单于庭,这下匈奴又有了两个单于。
  斯时居住于西北地区的呼揭王与屠耆单于的亲信唯犁当户想陷害右贤王,诬蔑他想做乌藉单于,起兵造反。屠耆单于二话不说,马上把右贤王砍头论罪。事后越发觉得不对劲,右贤王如果要称单于早就称了,还会先把单于位置让给自己?这里肯定有冤情。谋反是唯犁当户举报的,先杀了他再说。
  呼揭王一看大事不妙,赶紧自立为乌揭单于,起兵造反。一看出现三个单于,先贤掸的哥哥也坐不住了。这单于本来就应该是我们弟兄的,凭什么让你们争来抢去?于是他也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本来奉命率兵2万在东方防御呼韩邪,这下也来凑热闹,自称乌藉单于,用兵自立。一瞬间匈奴出现了5个单于,史称“五单于并立”。
  车犁单于和乌藉单于兵少,屠耆单于先捡软柿子捏,与都隆奇分别率兵前往镇压。两单于无力抵抗,逃往西北故地。乌揭单于趁机前来会合,考虑到日逐王一系在匈奴民众中威信最高,乌藉、乌揭主动放弃单于称号,共同尊奉车犁单于。
  车犁单于纠集4万兵马,与屠耆单于对抗,结果还是打不过,只好再逃。次年,呼韩邪乘着屠耆用兵西北的机会,发起进攻。屠耆亲自领兵6万迎击,不料身陷重围,绝望中挥刀自戗。车犁单于见呼韩邪实力强大,遂主动放弃了单于称号。乌藉都尉虽然又再次自称单于,但很快被呼韩邪剿灭,五单于终于回归到一单于。
  经过一番大战,呼韩邪也是实力大损。正当他准备收拾残局时,后院突然起火。他的哥哥呼屠吾斯原来流落民间,呼韩邪起事后把他找回来,封为左谷蠡王。不料他反而恩将仇报,占据了东部广大地区,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与此同时,屠耆单于的堂弟休旬王率部众西走,纠集了几万兵马,自立为闰振单于。一时间又出现了三单于并立的局面。
  让呼韩邪庆幸的是,愚蠢的闰振单于没有来攻击自己,而是引兵东向,直奔郅支单于。郅支兵多,很快消灭了闰振。收编了闰振的兵马后,郅支单于的实力空前强大,于是向呼韩邪发起猛攻。呼韩邪居然又一次毫无防备,单于庭一下子被夺了去,人马损失惨重。不久,屠耆单于的幼弟又趁呼韩邪兄弟相争之机逃到西部,收集原来屠耆单于的几千旧部,自立为伊利目单于。伊利目单于兄弟众多,借助诸位兄弟在右地的影响,所以很快纠集到数万兵马,几乎控制了整个匈奴右地。一时间匈奴帝国再次回到三国争雄的状态。三单于当中新败的呼韩邪实力最弱,仅仅保有左地部分地区。走投无路之际,呼韩邪被迫把目光转向了南边的汉朝。
  短短几年间,匈奴先后出现了9个单于,这其中,屠耆堂等四兄弟可以肯定不是虚连鞮家族。呼揭和乌藉单于是不是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不是家族的主宗,充其量是支脉。如此多的非家族成员自立为单于,而且都曾经获得大批贵族和部众的支持,和虚连鞮家族始终没有在匈奴民众当中确立自己的唯我独尊地位密切相关。一个家族地位的确立,靠的是祖先的无人能出其右的不世功业。像成吉思汗,不仅靠一己之力统一了蒙古各部,救民于水火,促成了一个新民族的形成,而且南征西讨,灭国四十,创建了空前绝后的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为子孙留下了取之不尽的庞大家业,也让所有接受他领导的人获得了足够的财富。如此“厚恩”,怎能不然后人对黄金家族感恩戴德,顶礼膜拜。拉施丁在《史集》中写道:
  “由于塔塔尔人非常伟大和受人尊敬,其他非塔塔尔人各氏族也以塔塔尔人的名字为世人所知……这些非塔塔尔人由于把自己列入塔塔尔人中,也觉得居于伟大和可敬的地位。……各种非蒙古部落,均仰赖成吉思汗及其氏族的洪福,才成了蒙古人。这些人原来都各自有自己的名字,但如今为了自我炫耀,他们都自称为蒙古人。”
  匈奴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冒顿单于的功业姑且不论,但就他缔造的帝国而言,还停留在简单的军事征服基础上。丁零、乌桓等民族虽然臣属于其下,却并没有同一民族的认同感。因为匈奴人本来也没有把他们当自己人。以狼为图腾崇尚孤狼精神的匈奴英雄们对手下败将向来是另眼相看。对这些民族,冒顿单于经常是给他们换一块地方去生活,并没有打散他们原来的组织结构。这些二等公民对匈奴、对虚连鞮家族恨之入骨,随时准备反抗复仇,哪里会有认同感!和成吉思汗视蒙古各部均为自己的平等子民相比,冒顿单于就显得太狭隘了。其他民族不认同,本民族也有问题。一个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帝国,如果这个家族没有让自己的军事机器始终高效运转的能力,别人想的只会是取而代之或另找一个担的起如此大任的英雄。至于大人会议的掣肘,倒不是关键。
  匈奴的另一个问题来自那些归诚的英雄们。这些英雄不仅自己获得了高位,他们的子孙“亦常在权宠,为贵臣”。他们交给了匈奴很多优秀的文明成果,弥补了草原帝国智力的不足,但也带去了一些不好的东西。颛渠阏氏违背狐鹿姑单于的遗嘱,有卫律的襄助。乌藉都尉两度起兵称单于的背后,是飞将军李广的曾孙、北校王李陵之子的鼎立支持。这些人积极参与匈奴内部权力竞争,谋的往往是一己私利。而这恰恰是中原文化的陋习。中原王朝斯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改朝换代不止一次,讲求的是皇帝轮流座,明朝到我家,一有机会就揭竿而起,直奔王座。至于趁机浑水摸鱼,抓住一根似乎有龙相的稻草,大赌一把的更是比比皆是。李陵之子两次撺掇乌藉都尉起兵造反,大概也不会有什么高尚的目的。而这大概也是进口智慧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吧。
第五章 西域:匈奴与罗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中亚,巍峨的帕米尔高原,阻止了东西方的顺畅交流。雄心勃勃的亚历山大大帝在这里停住了脚步,威震四邻的波斯也放弃了东进。不过,聪明的商人们在这里找到几个低矮的山口,于是才有了绵延千里的丝绸之路。山口外的西域,因此成了东西文明的交汇点,在这里,匈奴找到了狼族同胞——乌孙。另一个母狼哺育成长的民族也急不可耐的赶到这里,向同胞致敬。
  
  一、主动低下高傲的狼头:向羊臣服的呼韩邪
  
  在孤独求败的匈奴人眼里,汉朝不过是一头乖巧温顺的小绵羊。狼眼一瞪,刚才还不听话的小羊马上乖乖的趴在自己脚下,献女献物献殷勤。狼倦了,睡了。等他睁开眼时突然发现,昔日的小羊已经肥硕的不可思议,随时可能把自己压垮。为了生存,骄傲的狼们只好低下高傲的狼头,向羊乞助。
  
  崇尚孤狼精神的匈奴帝国自冒顿单于开始称雄塞北150余年,孤独求败。汉朝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头乖巧温顺的小绵羊。狼眼一瞪,刚才还不听话的小羊马上乖乖的趴在自己脚下,献女献物献殷勤。尽管从武帝开始,小羊开始不听话,狠命咬了主人几口,可狼终归还保持着尊严,尽管曾要求恢复和亲,但始终没有对汉朝称臣。倒是小羊没了底气,率先向民众忏悔穷兵黩武的罪孽。可是现在,形势大不一样了。
  山穷水尽的呼韩邪单于突然发现,昔日的小羊现在已经成了自己面前的庞然大物,随时可能把自己碾碎。北有两强虎视眈眈,与自己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必欲致自己于死地。大汉朝甚至比两条饿虎还凶猛。怎么办?背水一战,肯定是死路一条,只能拉住一个同盟军才有活下去的希望,难道真的只能向汉朝低头吗?
  就在呼韩邪左右为难之际,他的亲信左伊訾王首先捅破了窗户纸,明确建议呼韩邪“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重要的颠覆性决策呼韩邪不敢做主,赶紧召集各部贵族举行大人会议。
  在会上,左伊訾王的建议遭到大多数贵族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匈奴人之所以能显威名于世,全赖“马上战斗为国”,这是壮士所为;目前虽然“兄弟争国”,可胜利者不在兄则在弟,即使战败了战死了,仍然是匈奴人自己掌握国家;如果向汉朝臣服,不仅会让百余年的威名毁于一旦,而且还会让臣服于我们的国家、部族看出我们虚弱的底气,会趁机脱离我们的控制。所以宁可战死,也不能降汉。
  客观的讲,这些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他们担心的事情后来确实也出现了。但呼韩邪们想的不是匈奴尊严,而是眼前的危局。左伊訾王根据当时的形势指出:“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汉书匈奴传》)在要尊严还是要性命的问题上,大批狼的子孙宁可舍生取义,以至于讨论了多日也没个结果,球又踢回到呼韩邪脚下。
  兵危将寡的呼韩邪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侮辱“先单于”事小,保住自己事大,脸面又不能当饭吃。于是,让大批狼族后人痛心疾首的事情发生了:群狼的领头狼——呼韩邪单于决定向绵羊低下高傲的头颅。
  公元前53年,呼韩邪以儿子右贤王铢娄渠堂为人质,和弟弟左贤王到长安,请求内附。郅支单于一看形势不妙,也派遣儿子右大将驹于利入汉斡旋。呼韩邪唯恐横生枝节,被郅支抢在前面,主动提出亲自赴长安觐见汉宣帝。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春正月,汉宣帝接受老师萧望之的建议,以宾客之礼在甘泉宫接见了刚刚抵达的呼韩邪单于。宾主之间进行了热烈而融洽的交谈。呼韩邪表示愿意称臣,汉宣帝表示愿意帮助呼韩邪重振国威,并赐给“匈奴单于玺”金印一枚以及冠带、安车、金钱、锦绣等财物。
  中原王朝只有皇帝的大印可以称玺,赐予呼韩邪“玺印”,表示汉朝并没有把他当普通诸侯看待。但皇帝的大印是用玉制成的,单于是金印,二者的区别表明汉朝皇帝高于单于,单于只是高于一般诸侯的更高级别的臣子。这样,在礼制上,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呼韩邪单于感激汉朝的优待,主动表示愿意留在漠南光禄塞(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替汉朝保卫附近的受降城。汉宣帝表示同意,命令大将董忠等率军护送单于前往,同时留在那里帮助呼韩邪收拾对手,又拨运米谷34000斛供食用。为便于监视,汉朝把呼韩邪的部众一分为二,一部分安置在并州北部,另一部分则迁徙到朔方等郡县,与汉人杂居。这样,光禄塞成了呼韩邪的临时单于庭,汉军成了它的靠山。
  呼韩邪单于附汉,是匈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宣告了汉、匈两大民族间战争状态的结束,而且打破了自三代以降“胡、越不受中土正朔”的旧传统,开辟了北方民族政权接受中原王朝领导的先例。与此同时,还促进了塞北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与内聚力,并为尔后的进一步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
  郅支单于唯恐遭到汉朝和呼韩邪的联合进攻,也曾屡次派人到汉朝游说,但他坚持平等相待,维持以往的和亲方式,在和呼韩邪的竞争中自然败下阵来,他的使节经常受到冷遇。呼韩邪为巩固胜果,于公元前49年再度入朝觐见。不过呼韩邪的部众中仍有很多人坚持原来的看法,不愿意长期过仰人鼻息的生活,时不时的在呼韩邪耳边念叨一遍,后来集中成一个理由:光禄塞地区禽兽有限,不够猎捕。此时的郅支单于由于担心遭到攻击,已经主动放弃了单于庭,率众西进,正和伊利目单于打得不可开交。呼韩邪顶不住部下泡蘑菇,被迫于公元前43年请求北归,获得批准。但是负责护送单于北归的汉朝大将韩昌、张猛担心放虎归山,留下后患,于是擅自决定和呼韩邪订立盟约,在诺水东山举行结盟仪式,用径路刀杀白马祭祀上天,用月氏王头颅做成的金杯“共饮血盟”。盟约规定:从此以后汉匈结为一家,永远不能欺骗和攻击对方;抓到对方的窃贼,要及时移交;发现土匪暴民,及时出兵援助;如有违约,必遭到上天惩罚。
  没想到韩昌、张猛的苦心没有得到奖励,反而遭到严厉的惩罚。朝臣们认为呼韩邪是汉朝的臣子,和汉朝订立盟约,有违礼制,而且匈奴北归比住在边境更安全。很多大臣建议派人赴塞下告示天地,解除盟约。呼韩邪闻报,非常担心。汉元帝从大局考虑,决定维持盟约不动,但韩昌、张猛未经允许擅自做主,实属大不敬,理应谴责惩处。呼韩邪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放回肚子里,高高兴兴的北归了。
  放下励精图治,努力振兴匈奴国威的呼韩邪暂且不表,回头再看郅支单于。
  郅支单于眼看挑拨汉朝和呼韩邪关系的打算没有成功的希望,决定先向西收拾伊利目单于。伊利目单于不堪一击,很快被消灭,部众尽归郅支所有。郅支羽翼丰满,决定东归。不料鹊巢鸠占,单于庭已经被呼韩邪收了回去,而且又大力汉军在附近做呼应,随时可能北上援助呼韩邪。自忖力不能敌,郅支决定继续向西发展,等待时机。
  在匈奴的西面是实力比较强大的乌孙国。相传当年乌孙国王诞生时被遗弃在荒野当中,有一只乌鸦飞过来,把一块肉盖在他身上抵御寒冷,又有一头狼跑过来给他哺乳。匈奴单于很奇怪,认为一定是有神灵保护,于是收养了他。后来这个小家伙长大了,率领本族部众向西方迁徙,不肯再听命于单于。单于很生气,派兵突然发动袭击,结果大败而归。单于以为神灵仍然在保护他们,从此对其避而远之。
  乌孙人的祖先当然不是狼,而是被匈奴压服的坚昆人的一支。当初曾和月氏人一起生活在敦煌、祁连山一带。匈奴进攻月氏,乌孙见势不妙,投靠了匈奴,后来匈奴把月氏人赶到中亚,把滕出来的伊犁河流域肥美的草原让给了乌孙人,一方面把乌孙迁离故土,一方面让他们做西方的守卫者,防止月氏东归。中亚地区游牧和定居生活并存,乌孙人亦然。他们在占有了伊犁河流域草原后又向西扩张,并在现在吉尔吉斯共和国伊塞克湖东南地区建立国都——赤谷城。乌孙王称昆弥或昆莫,当时是西域第一强国。
  张骞打通西域通道后,汉朝很快与其建立联系,并与匈奴展开长期的争夺。宣帝时乌孙发生内乱,在汉朝的干预下,乌孙一分为二,解忧公主的后人做了大昆弥,匈奴王后所生的王子乌就屠做了小昆弥。郅支单于西进,逐渐靠近乌孙。郅支派人秘密联系小昆弥,希望与之联合。但乌就屠拒绝与其合作,并派大军前往,诈称迎接郅支,准备劫持他。郅支识破计谋,将计就计,杀入乌孙国,占领了伊塞克湖以西大片土地。随后,郅支又北击丁零、乌揭、坚昆,占有三族土地,并把单于庭设在坚昆。
  乌孙遭到郅支打击后上书汉朝请求援助。此时的汉朝也是国力日渐衰微,无力远征,于是采取羁縻政策,派遣使节前往郅支单于庭进行调停。不料郅支怨恨汉朝支持呼韩邪,对汉朝的调停不予理睬,反而扣押了汉使江乃始,随后又向汉朝索要质子驹于利。汉元帝同意,派使节谷吉护送其归国。郅支单于却并不领情,不仅不罢兵,反而把谷吉和江乃始一起处决。
  处决汉使带有相当的意气用事成分,事后郅支也很后悔。为防止遭到汉朝报复,郅支决定接受康居国王的邀请,放弃坚昆等地,移驻康居国。本来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就这样被轻易的抛弃了。此次西行后,郅支单于再也没有能够回到他日思夜想都想回去的蒙古草原。
  康居国地处锡尔河流域一带,东临乌孙,西界安息。乌孙和安息都是大国,康居处在夹缝里,不时受到两国侵扰,来自乌孙的骚扰尤其频繁。郅支单于占据坚昆以后,乌孙疲于应付匈奴侵扰,康居享受了少有的一段和平阳光。为了获得永久和平,康居王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即邀请郅支迁居康居。得知郅支有意西迁,康居王大喜过望,马上派人前往迎接。郅支西迁,对康居而言,无疑是引狼入室;对匈奴而言,则是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郅支拔营西迁正值隆冬,此时长距离迁徙根本不符合游牧生产的规则,以致很多人不愿意随行,纷纷东逃,随其出发的只有3万多人。出发不久,遭遇严重的暴风雪,人畜冻死无数。暴风雪持续了四天四夜,终于停下来。郅支清点人马,竟然只剩下1万多人。为了生存,郅支命令留下老弱病残,率青壮年前进。这也符合匈奴的道德规范,因为关键时刻抛弃老幼是游牧民族在严酷条件下延续种族的唯一选择。可死神还是不想放过这些背弃祖国的人们,没走几天再次降下狂风暴雪。人畜再次遭到严重损失。等他们终于抵达康居国境时,劫后余生的人们发现,一代枭雄郅支单于居然只剩下3000多追随者!
  
  二、 狼族同盟:神秘的骊靬兵团
  
  亡命异国的郅支单于在他乡碰到了神秘的罗马客人。纷飞的投枪、密不透风的龟甲阵,奇异的重木城让郅支大开眼界。仰慕东方文化的罗马人把匈奴当成了大汉朝的子民,倾心结纳。郅支单于乐得“贵人”相助,在万里之外做起了逍遥天子。
  
  公元前44年初,郅支单于的残兵败将终于抵达康居首都马拉坎达(今乌兹别克斯坦之撒马尔罕)。康居国王得知郅支单于仅剩下3000余众,不免有些失望。不过郅支的威名尚在,还有利用价值,于是亲自出城迎接。为了便于匈奴早日恢复元气,康居王把本国东南塔拉斯河畔与乌孙接壤的一大片水草丰美的草原划给郅支使用,休养生息。为了密切双方的关系,康居王主动提出按照游牧民族的习俗,互相娶对方的女儿做妻子(实际上是妾)。郅支欣然接受。
  匈奴以前毕竟是草原大国,在西域有广泛的影响。为恢复往日荣光,郅支派人到大宛等国索取岁贡,要说这些西域小国也确实软弱可欺,面对3000多匈奴人,他们居然也不敢反抗,乖乖的送上丰厚礼品,俯首称臣。为报答康居王的盛情款待,郅支单于投桃报李,稍微恢复了一点元气就在康居骑兵的帮助下杀入乌孙。乌孙没有准备,仓促应战,连战连败,西部国土空虚近千里。乌孙无奈,一方面把兵力收缩到国都赤谷城附近,一方面连续派人到汉朝求援。汉元帝只好派使节前往郅支处进行调停。没想到这几个使臣嘴巴都不好用,辩才太差,一个个被郅支说的无地自容,丢尽了大汉颜面。
  郅支单于不仅凭几千人马即在西域耀武扬威,而且在这里还意外的见到了一批神秘的客人,他们的狼族同胞——罗马军团战士。这罗马兵士何以生活在中亚,还得从头细细道来。
  相传当年希腊英雄们为了抢回美女海伦,向特洛伊城发起不懈的进攻,经过10年的努力,终于用木马计攻陷特洛伊城。爱神维纳斯的儿子埃涅阿斯带领部分族人侥幸逃脱,坐船漂流到意大利半岛上,在中部台伯河出海口附近定居下来,建立了拉维尼乌姆城。他的后人不久又在罗马附近的阿尔巴称王,王位传到努弥托和阿穆留斯兄弟时,两人分了家,努弥托做了国王,阿穆留斯则继承了从特洛伊城带来的金银财宝。阿穆留斯生性残暴,野心勃勃,阴谋用财富篡夺他哥哥的王位。最终,他实现了自己的野心,把哥哥赶下台。努弥托只有一个女儿——西尔维亚。阿穆留斯害怕这个侄女生儿子,将来和自己争夺王位,于是强迫侄女去做不许结婚的女祭司。没想到西尔维亚还是怀孕了,而且父亲是战神马尔斯。神和人结合生下的后代肯定是伟人,阿穆留斯大怒,下令把西尔维亚幽禁起来,把她生下的双胞胎男孩扔进台伯河。
  仆人来到河边,看见波涛汹涌,不敢上前,把装着孩子的篮子扔在河边,回去复命。孩子的哭声吸引了正在河边喝水的一只母狼,它奔到孩子们身边,不仅没有伤害他们,反而慈爱地舐干双生子的身体,把他们带回山洞,用自己的奶喂养他们。还有一只啄木鸟,也常常叼来野果给他们吃。后来一位牧羊人发现了这对孩子,他把他们带回家中抚养,给他们起了名字,哥哥叫罗慕路,弟弟叫勒莫斯。兄弟俩从小苦练武艺,长大变成了健壮勇敢,武艺出众的青年。在他们的身边逐渐聚集起一群牧人、流浪者和逃亡的奴隶。一次偶然的冲突,勒莫斯发现他被赶下台的外公,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在大家的帮助下,兄弟俩推翻并处死了阿穆留斯,救出母亲。
  兄弟俩把政权交还给了自己的外公,自己则回到母狼喂养自己的地方,决定在那里建起一座新城。在选择城址时,兄弟俩吵了起来。战神之子崇尚暴力,母狼的奶水又滋养了他们的野性,两人很快打了起来,罗慕路失手杀死了弟弟。罗慕路埋葬了弟弟,率领大家建立起一座新城——罗马。古罗马人把乳房叫做“ruma”,命名城市叫“罗马”,是对母狼的一种纪念。建城时间据说是公元前753年的4月21日,这一天也就成了罗马的建成纪念日和国庆日。
  战神后代建立的国家自然崇尚武力,早期的罗马共和国一点点发展起来依靠的就是暴力,罗马兵团的威名响彻地中海沿岸。发展到公元前1世纪,原有的共和体制逐渐不适应现实需要,掌握军事力量的庞培、恺撒、克拉苏结成军事同盟,史称“前三头”。庞培曾经用短短的40天就消灭了盘踞地中海多年的海盗集团,吞并了东方的塞琉古王国,并控制着共和国最大的海外行省——西班牙。恺撒则在高卢取得重大成功,不仅把国家的领土扩展了几乎一倍,而且把英勇善战的高卢军团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三头中只有克拉苏没有显赫的军功。
  马尔库斯.里基尼乌斯.克拉苏,出身于平民家庭,其父曾经出任执政官和西班牙总督。大军阀苏拉得势时克拉苏投奔了他。克拉苏贪婪、吝啬,在战争中经常侵吞战利品,攻进罗马后又不择手段的攫取了大批地产,一跃而成为罗马首富。为了博取一个好名声,克拉苏不惜自掏腰包,在罗马城摆了1万桌酒席,宴请全体罗马公民。希望借此摆脱贪婪的形象。斯巴达克起义爆发后,克拉苏被选为统帅。为提高战斗力,他恢复了残酷的“什一抽杀律”,即在战败的军团中把士兵每十人分为一组,每组处死一人,当众执行。用这种残酷的方式,克拉苏重新激起士兵的勇气,最终镇压了奴隶大起义。
  但是,这还算不上显赫的军功,为了和庞培、恺撒竞争,克拉苏决定远征安息帝国,建立可以同亚历山大大帝媲美的功业。克拉苏的建议向元老院提出后,遭到广泛的质疑,这时克拉苏充分发挥了他善于雄辩的特长,说服了元老院,并取得庞培和恺撒的支持。
  据说克拉苏的建议刚一提出,罗马就出现了很多凶兆:大白天狼出现在罗马城的广场上,狗也不断的向狼一样的嗥叫。克拉苏不管不顾,公元前54年,克拉苏的大军出发了。
  克拉苏一路顺风,很快渡过幼发拉底河,占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此时克拉苏贪财的本性又暴露出来,他没有乘胜继续进攻,而是留在那里搜刮钱财,吃喝玩乐。很快冬天到了,西亚内陆凛冽的寒风逼的克拉苏不得不回师叙利亚过冬。
  次年春,正当克拉苏集结军队,准备出发时,安息国王赫罗德斯派使节前来劝和。克拉苏目空一切,回答说他将在安息国都塞琉西亚接见赫罗德斯。使节冷笑道:“你要是到塞琉西亚,除非头发从我手心长出来。”克拉苏急于建立不世功业,不顾一切后果,率领7个军团包括8000骑兵,再次渡过幼发拉底河,直扑塞琉西亚。安息军队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不时派小股游击队袭扰,然后又“仓皇”撤退。狂妄的罗马兵团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一望无际的卡尔莱荒原。这里既没有树木,也找不到水源。炎热、干渴、疲劳一点点消耗了罗马战士的士气。安息骑兵突然从四面八方冒出来,围绕着罗马士兵驰骋,搅起的黄沙弥漫天空,弄的罗马人连眼睛都睁不开。随后箭如雨下,狂妄的罗马人第一次尝到了游牧民族“死亡之雨”的厉害。因为距离远,罗马人赖以成名的投枪发挥不了作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克拉苏试图突围,结果先锋部队不仅没有杀出一条血路,反而被全歼。克拉苏无奈,只好亲自去见安息统帅谈判。谈判是言语不合,安息士兵一拥而上,把克拉苏乱刀砍死。为了惩罚他的贪婪,安息人用熔化的金汁灌进他的喉咙。一代英雄就这样命丧异乡。
  此战共有2万多罗马士兵阵亡,1万多人被俘虏后当了奴隶,只有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所率的第一军团约6000余人拼死突围而出,但不知所终。33年后,罗马帝国与安息终于化干戈为玉帛,签订了和约,开始相互遣返战争俘虏。但罗马人惊奇地发现,当年突围的6000余人神秘地失踪了。
  在我国甘肃省永昌县焦家庄乡楼庄子村有一个骊靬村,本村原名者来寨。这里有一段长约30米,高不足3米的残城墙。据当地人讲,骊靬村的这个古城墙在20世纪70年代还有近1公里长,它的高度相当于三层楼,城墙上面很宽,就像长城一样可以走汽车。80年代以后,人们纷纷将城墙上的土取下来当做农肥或盖房子用,结果城墙很快就被削去了一大半,成了现在的样子。在这里曾经发掘一座汉代墓葬,墓主是欧洲人。
  这里的村民又400多口,其中一半多具有欧洲人的相貌特征:个子高大,蓝眼睛,眼窝深陷,头发呈棕色,汗毛较长,皮肤为深红色。这些被外人称为“黄毛”的村民很少出外做事,即便出外做事时也要把头发染成黑色,以免让人笑话。
    骊靬村在汉代属于骊靬县,“骊靬”,是汉朝人对罗马帝国的称谓,那么,这个骊靬县和克拉苏的6000残兵败将是否有关呢?
  唐代的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时说,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清代王筠《说文句读》引张穆的话说:“骊靬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清末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也说骊靬“盖以其降人置县”。20世纪40 年代,英国学者德效骞则第一次明确指出骊靬县是安置罗马降人的县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河山集(五集)》说:“骊靬为县名,当是因骊靬降人而设置的。以域外降人设县,亦见于上郡的龟兹县,其县也是因龟兹国的降人而设立的,这在汉时已是通例,无足为奇。”
  不久前,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里斯提出,者来寨就是古骊靬城遗址,而骊靬城则是西汉安置古罗马战俘之城。这再一次提起人们的兴趣,很多学者先后前往者来寨,寻找谜底。在《汉书;陈汤传》中,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郅支单于手下有一支很奇特的部队,他们以步兵百余人组成“夹门鱼鳞阵”,在外城设置有三层重木建成的城垣——“重木城”。而这种用圆形盾牌组成鱼鳞阵的进攻阵式,和在土城外修重木城的防御手段,恰恰正是当年罗马军队常用的作战手段。而在者来寨邻近的杏树村,村民们确实挖出过一根丈余长的粗大圆木,周体嵌有几根一尺多长的木杆,很象古罗马军队构筑“重木城”的器物。看来这里确实和罗马人有关。那么,他们突围之后为什么没有回归故国,却来到中亚,和郅支单于建立了联系,和匈奴民族发生第一次亲密的接触呢?陈正义先生在其《骊靬绝唱——最后的古罗马人之谜》一书中做了这样的解释。
  陈先生认为,进入中亚的罗马人并不是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所率的第一军团残部,而是那1万俘虏的一部分。为了妥善安置这些俘虏,安息人把他们遣送到帝国东部边境,让他们去保卫边境商路,确保和汉朝联系商路的畅通。为防止他们逃跑,在临行前先受“轭门”之辱。
  “轭门”羞辱原来是意大利半岛的原住民萨姆尼特人的发明。在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中,5万多罗马士兵投降。萨姆尼特领袖鹏题阿斯在罗马人宣誓再也不侵犯自己的领地后,把包围圈打开一个缺口,在两边插上长矛,把另一支长矛横放在两支长矛顶上,这就是所谓的轭门。鹏题阿斯命令罗马人一个接一个从额门下走过。消息传到罗马,全城悲伤,认为这是对罗马人最大的羞辱。妇女纷纷穿上丧服,把这些贪生怕死的人看成是已经死去的人。很多士兵因此不敢回城。
  陈先生认为这些罗马战俘在遭受轭门之辱后没脸再回祖国,只好规规矩矩的按照安息人的指示,前往帝国东部边境。大批战俘后来和当地人通婚,逐渐融合,少部分不甘心受安息驱使的战俘则逃到了康居国境内。康居王为防止安息西进,主动给这些罗马人划了一块生活区。这些人逐渐发展壮大,人口超过2万人,并推举了一位年轻的司令官,外人称之为“罗马王子”。郅支单于到康居后曾拜会罗马王子,罗马人出于对东方文化的向往,也愿意和来自东方的客人交往。郅支单于还把女儿嫁给了王子。此后,罗马人很多加入郅支单于的军队,参与了对乌孙等国的战争。
  再说郅支,自从在康居站稳脚跟后,又开始目中无人。一次,因为口角,他竟然杀死了嫁给自己的康居公主。康居贵人闻报大怒,登门评理。郅支居然又派兵把他们也杀死,尸体丢进塔拉斯河中。康居国王明知是自己引狼入室,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郅支羽翼已经丰满,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郅支心虚,决定在塔拉斯河畔修一座坚固的城池,以免仇家突然来报复。据说罗马人参与了城市建设,并按照罗马人的习惯在外城修了三道木墙,木墙之间有天桥相连,最里面一道则通过地道与内城相连。这座城历史上被称作郅支城,在目前哈萨克斯坦塔拉斯市附近。
  郅支从此有恃无恐,开始东征西讨,蹂躏周边小国,并准备向东进攻呼韩邪单于。汉朝西域都护韩宣请求发大兵讨伐,但被驳回。公元前37年,韩宣告老还乡,甘延寿、陈汤被任命做了正副都护,主管西域事务,郅支单于的夺命天煞星终于来了。
  甘延寿,甘肃人,出身良家子,少年时被选为羽林郎,拱卫在皇帝身边。此前出任辽东太守,曾出使乌孙等国。陈汤,山东人,经富平侯张勃推荐,钦点做了茂才,也曾多次出使西域。面对肆虐西域的郅支单于,二人决定以武力解决。
  公元前36年,甘、陈二人谎称皇帝降诏讨伐郅支,秘密召集西域屯田军士和西域各国军队,共计约4万人,分六路前往郅支的老巢。其中三路走天山南路,经葱岭进入大宛,直扑郅支城;另三路走天山北路,经乌孙,进入康居。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远征军特意选在冬季出发。等郅支发现汉军,汉军已经兵临城下了。不知道是受罗马军士鼓舞,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郅支单于居然认为汉军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后勤补给很困难,不会持久进攻,炫耀武力虚张声势而已,于是主动放弃了匈奴骑兵善于诱敌深入的运动战特长,龟缩在城中不出来,准备和汉军打一场攻坚战。
  郅支的重木城的确厉害,汉军攻击了几次也没有成功,相反损失不小。但令郅支没有想到的是,甘延寿、陈汤居然想出火攻的办法。中亚地区冬季干燥,风力强劲,汉军堆积在城外的薪柴一点就着,火势迅速蔓延。重木城顷刻之间变成一堆灰烬,大批士兵葬身火海。
  郅支一看大事不妙,赶紧组织人马突围。汉军早有准备,一阵乱箭把匈奴骑兵射得人仰马翻。郅支无奈,只好亲自登城防守,一群花枝招展的阏氏们这时也丢下脂粉,拿起弓箭,上城助战。汉军的硬弩威力强大,匈奴士兵损失惨重,郅支本人也被射伤鼻子,众阏氏更是死伤大半。康居王派军队虚张声势的来援助郅支,刚与汉军一接触就仓皇撤出战斗。郅支单于眼看大势已去,只好指挥自己的残兵做最后的顽抗。汉军很快杀入城中,军侯杜勋身手敏捷,一刀砍下郅支的头颅。这位草原上的一代枭雄,称霸西域十余年之久的大单于就这样魂归苍天,去见他的列祖列宗去了。郅支单于还因此创造了二个不光彩的纪录:他成为第一个被汉朝军队在战斗中击毙的单于,也是第一个身手异处,死后不得全尸埋葬的冒顿子孙。
  陈汤等奇袭获胜侯马上飞报汉朝中央,请求把郅支单于的首级悬于街头示众,以宣誓“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元帝立即批准,并改元为“竟宁”(寓意边境从此安宁)以示祝贺。甘延寿、陈汤联手剿灭了危害西域十几年的郅支势力,功勋卓著。但由于是矫诏发兵触犯汉律,加上宦官石显、丞相匡衡等人陷害,不但没有受封赏,还被关进监狱,蹲了两年多号子。直到三年后才被封侯,甘延寿封义战侯,陈汤只封了个关内侯,食邑各自只有300户。
  陈正义先生认为,罗马王子向往汉朝文化,主动与陈汤等人接洽,表示愿意带领部众到中国定居,有4000多罗马人和他一起来到中国。汉朝政府在祁连山麓的张掖郡番和县,原匈奴折兰王的驻牧地修建了一座骊靬城供其居住,并单独设立了一个骊靬县。“折兰”后音转为者来,“者来寨”即得名于此。后出于开发文化资源的需要,改名为骊靬村。
  郅支单于和罗马人的第一次接触就这样结束了。遗憾的是,这些罗马人并没有把匈奴人扬威西域的情报传回祖国,没有让罗马公民们事先知道匈奴铁骑的厉害,只能通过几百年后亲身经历“死亡之雨”去感受了。
 
第六章 回光反照:两汉之交的短暂复苏
  
  在大汉保护伞下生活的匈奴人已经完全没有了狼的野性,变成了一只温顺的小绵羊。倒是汉朝更像一只虎视眈眈的恶狼。只是这支恶狼已经饥肠辘辘,饿得快走不动道,就要倒下了。
  
  一、昭君出塞:从此匈奴归汉家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谁说出塞歌的调子太悲凉,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而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想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想着风沙呼啸过大漠,想着黄河岸啊阴山旁。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
  ——席慕容:《出塞曲》
  呼韩邪单于获悉郅支被杀,又惊又喜。喜的是唯一的对头终于完蛋了,自己可以安心经营破败的匈奴政局和社会经济;惊的是汉朝连年征战后居然还有力量发动超远距离的远征,不仅继续争夺西域不可能,稍不小心还可能招致塌天大祸。唯一的保全办法是继续向汉朝称臣,别招惹这个主子。于是,呼韩邪单于于公元前33年第二次前往长安朝觐当时的汉元帝,并表示以后要经常前来拜见。汉元帝很高兴,赏了他很多东西。呼韩邪趁机提出恢复和亲的建议。汉元帝乐得收一位异族女婿,于是命人挑选了5位宫女,冒充宗室,供呼韩邪选择。
  南郡女子王嫱(字昭君)几年前选入宫廷,因为得罪御用画师毛延寿,始终没有得到皇帝临幸,颇多怨艾。一见皇帝要选人出塞和亲,暗想嫁给单于,虽然远赴大漠戈壁,生活艰苦,可总比独守青灯,一点点老死强的多,于是主动提出参选。王昭君国色天香,一旋即中。不久呼韩邪携昭君前去拜见老丈人,顺便辞行,汉元帝一见昭君,惊为天人,心中暗暗叫苦。无奈已经许婚,不能悔改,只好强作欢颜,赐予大批嫁礼,送他们启程。
  为便于联系,汉元帝封王昭君的弟弟王歙做了和亲侯,陪姐姐出塞。对于毛延寿,除了一杀泄愤,也没别的解恨高招。
  呼韩邪偶得靓妹,喜不自禁,特意给昭君贯上“宁胡阏氏”的名号,表示从此胡地安宁。后来又上书要求作为边塞首领替汉朝守卫上谷至敦煌一线。汉朝居安思危,不肯把边境轻易交给胡族,委婉的拒绝了这个建议。
  王昭君安心于漠北,克尽妇道,次年为呼韩邪生下儿子伊屠智牙师,以后被封为右日逐王,进封左贤王,进入单于庭政治核心。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病逝。王昭君请求归汉,汉哀帝要求她“从胡俗”,于是又嫁给了即位的复株累单于,并生下两个女儿。长女云嫁给须卜氏,史称“须卜居次云”(“居次”即匈奴语中的公主),在后来的匈汉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呼韩邪去世后,他的大阏氏为稳固统治,征得大人会议同意,立了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儿子雕陶莫皋做了单于,即复株累单于。复株累单于继续向汉朝献媚,多次敬献礼品,并于公元前24年进京朝觐。公元前20年,复株累去世。三个弟弟先后即位,即搜谐单于、车牙单于和乌珠留单于。几个单于都对汉朝谨慎侍奉,唯恐惹怒了主子。最窝囊的是乌珠留单于,刚一上台汉成帝就派人索要匈奴西部的一片森林。那里是匈奴制造弓箭的原料基地,绝对不能拱手让人。对汉朝这样的无理要求,乌珠留丝毫不敢还以颜色,只能采取拖字功,拖的汉朝没了兴趣了事。也该着乌珠留倒霉,当年呼韩邪单于两次进京朝觐,汉宣帝、汉元帝随即就驾崩了,汉人因此把呼韩邪单于当成了扫帚星。乌珠留单于为表示效忠,也请求到长安朝觐,结果恰恰赶上汉哀帝病重,满朝文武害怕又来一个扫帚星,赶紧予以回绝。想表示一下忠心都得不到机会,这单于还做的什么劲!
  自五单于争立以后,匈奴国力大减,在汉朝这座大山的压迫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争取在剩水残山之间多品尝几时残羹冷炙。王昭君出塞,双方恢复和亲,尽管和汉初的和亲不是一个味道,毕竟换回一个和平。为了维持这个脆弱的和平,匈奴统治者只好卑躬屈膝,尽力讨好汉朝政府。象乌珠留单于在进京被阻拦后还是委屈的派兄弟前往做人质。汉平帝时太皇太后王政君垂帘听政,乌珠留赶紧又派王昭君的长女须卜居次云前往“入侍”。这时的匈奴已经完全没有了狼的野性,变成了一只温顺的小绵羊。到是汉朝更像一只虎视眈眈的恶狼。只是匈奴人没有看到,这支恶狼也已经饥肠辘辘,饿得快走不动道,就要倒下了。
  
  二、顽固的正统捍卫者:王莽的倒行逆施
  
    当了十五年新朝皇帝的王莽,是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有人称他是改革家,有人骂他是复古狂。有人把他比作“周公再世”,是忠臣孝子的楷模;有人把他看成“曹阿瞒的前身”,是奸雄贼子的榜首。有人赞他救世主,有人骂他野心家。有人说他虚伪奸诈,有人说他坦荡无私。褒扬他的,最出名的是胡适,甚至封他做了“社会主义者”。贬斥他的,最有才的是白居易,说他“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王莽的道德水准暂且不论,单就他对匈奴的政策而言,是完全的错了。他不仅没有消灭这个异族眼中钉,还给后世王朝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在汉朝,因为政治经验还很缺乏,外戚和宦官一直在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汉朝的小皇帝很多,注定了太后要临朝主政,从吕太后时就是这样。太后临朝自然要大力提拔不会背叛自己的娘家人,吕家、窦家、王家,等等,都是如此。等皇帝长大了,要夺回权力,同样也要依靠自己的妻族,象汉武帝时的卫青、李广利,霍去病,等等。宦官是自己的奴才,当然更可以信任。可话说回来,那时候还没有成熟的选官制度,不想后来的科举,一次可以给皇帝提供几百名候选亲信。皇帝的兄弟理论上都有篡位的可能,躲还来不及,自然不能重用,可以重用的就只剩下宦官和娘家人了。
  西汉皇帝还有一个遗传的毛病,就是对漂亮小伙特别感兴趣,几乎每个皇帝都有几个同性恋伙伴。同时泡几个俊男也就罢了,充其量是性倒错,按现代的观念,不过是个人隐私而已。可怕的是,很多皇帝用情非常专一,就喜欢一个。既然喜欢自然会给与小情人一些好处,于是乎高官厚禄,良田美宅,应有尽有。象汉哀帝时的董贤居然做到大司马的高位,直接控制了朝政。
  外戚、宦官、小情人既然成了政坛骨干,其他人自然没多少机会。忠正能干的大臣得不到提升,还可能被杀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谄媚奉承之辈,就是“大隐隐于朝”、明哲保身的“大隐士”。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一旦皇帝没什么本事,全国马上会黑暗一片,腐败横行。西汉末年恰恰就是这个样子。
  公元前33年,汉成帝即位,皇太后王政君把持朝政。王家在朝中势力弱小,王政君深感孤单,于是大肆提拔娘家人做官。哥哥王凤首先做了大司马大将军。6年后,王凤的5个弟弟同一天封侯,王氏的势力空前膨胀。不过就在王家春风得意的时候,王莽却没有粘上光。
  王莽,字巨君,王政君的侄子。他的父亲王曼是个薄命郎,眼看姐姐掌握了大权,他却很不知趣的死掉了。而且他的长子也是个废物,新婚不久即一命归天。王曼父子一死,丢下年幼的王莽和寡母孀嫂没人照顾。王凤兄弟忙于揽权,也顾不上这个侄子。结果王莽一家在众叔伯纷纷入朝秉政的时候却过起了贫穷的日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莽从小就养成了节俭、好学的习惯,而且特别善于表现自己。王凤生病,亲生儿子不愿服饰,王莽却在旁衣不解带服侍了一个多月,深的姑姑、叔伯欢心。
  公元前16年,王政君终于决定奖励一下这个乖侄子。她让成帝追封王曼做了新都侯,王莽顺理成章的继承了侯爵。虽然封了侯,王莽的态度依旧很恭谨。他广泛结交各级官员,赡养救济名士,连自己的军马衣服也拿来分发给宾客,自己的老婆接待客人时穿的却是破旧衣衫。朝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表兄淳于长名列九卿之首,却腐败成性,而且居然给皇帝的废皇后许氏写信调情。王莽得知后毫不客气的检举揭发,气得太后马让成帝免了淳于长的官。王莽自己则顺理成章的取而代之,很快荣升大司马,时年不过38岁。
  正当王莽声誉日隆时,成帝突然驾崩。成帝无子,侄儿刘欣即位为哀帝,他的母家也就成了新的外戚。王莽失势,被迫回到新都侯国闭门不出。王莽的儿子王获杀了一名奴婢,被他痛骂一顿,逼令自杀。王获无奈,临死前大骂父亲只要自己的名声不要儿子。王获这一骂很大程度上已经撕开了王莽伪君子的面具,可惜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
  外戚宠臣不仅专权,而且穷侈极欲,贪得无厌,土地兼并恶性发展。成帝、哀帝时,失去土地流亡的百姓数以百万计,大批沦为官私奴婢,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 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都普遍不满,对前途丧失信心,无不希望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副正人君子、道德楷模形象出现的王莽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几年后,哀帝病死,太皇太后王政君顺应民意,急召王莽进宫,恢复大司马职位。王莽别有用心的建议迎年仅9岁的中山王继帝位,是为汉平帝。太皇太后以72岁高龄临朝称制,由王莽执政。
  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等等。公元1年,大臣们向王政君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并不顾太后多次诏令,坚决推辞。于是太后下诏:王莽增加封邑二万八千户,封为太傅,称安汉公,以萧何的故居作为官邸,并定为法令,永远遵守。王莽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退回了增封的土地和民户,表示要等到百姓都达到小康水平后再说。
  王莽又建议先封诸侯王和开国以来功臣的子孙,然后是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于是朝廷下令:全国成年男子每人增加一级爵位;无子的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可以将孙子作为继承人;宗室中因有罪而被开除出族的,可以恢复;全国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如年老退休,可以终身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上一年多收的赋税一律退还;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所需物资;等等。全国上下无不为此感谢王莽。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制度,他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并为学者建造1万套住宅,“大辟天下寒士尽欢颜”。
  公元5年,富有四海得汉平帝莫名其妙的死掉了,年仅14岁。王莽从汉宣帝玄孙一辈中挑选了只有2岁的刘婴即位,史称“孺子”。紧接着,武功县令孟通“及时”的从井中挖得一块白石,上有朱笔撰写“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当时谶纬之学已经很流行,朝野上下对上天的指示都很尊敬。现在既然天降诏命,太后不然不敢违背,王莽于是当了“摄皇帝”,刘婴则变成了他的皇太子。
  2年后,王莽又故伎重演,唆使梓潼人哀章做了个铜柜,柜里放的纸上写着“王莽为真天子”,还将王莽的8位大臣和3个胡编的名字,每人写上官职,附于后。黄昏时分,哀章抱着柜子去高祖庙,将它交给值班的仆射。得到报告后,王莽立即去高庙将金柜迎回,即真天子位,改国号为“新”,演完了攫取帝位的最后一场戏。
  王莽是个典型的儒家理想主义者。一登上地位,马上开始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
  9年,王莽下诏,历数土地兼并的危害,下令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实行井田制。天下田地一律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每个不足八口的家庭,占田不得超过一井(900亩),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按照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对胆敢诋毁“井田圣制”的人,一律流放边疆,以儆效尤。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王莽在公元10年又下诏实行五均六筦法。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管理市场。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无钱时,可向钱府借无息或低息贷款。所谓六筦,即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种产业实行国家垄断经营。
  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订的出发点也不能说不对,如果真能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但是,土地并非一句话就能收归国有,收回土地肯定要得罪大批既得利益群体,这些人往往又有着巨大的能量,可以轻而易举的干扰国家政令的执行。无地农民希望得到土地,一旦拿不到也会对政府不满,这样,王莽就把上下两个阶层都得罪了。而五均六筦实施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同时拥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和桑弘羊式的精通经济管理的人才。王莽则一个条件也不具备,于是只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些人即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结果只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经营,对国家,对百姓没一点好处。
  至于王莽对货币的改革,更是胡闹,除了给古钱币爱好者增加一点收集的乐趣和麻烦外,没一点用处。
  一个成功的改革者,不能只依靠某一部分人群,否则就成了革命,会引发激烈的社会震荡。他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社会各阶层都有所妥协,实现双赢或多赢,从而促成一个社会的平稳向前发展。在妥协中逐渐消灭旧事物,培育新生命。王莽是个改革者,但却是一个不称职的改革者,是个志大才疏的改革幻想家。他的改革方案很快被自我否定,辛辛苦苦抢来的帝业也迅速的瓦解了。
  王莽泥古不化,-切都要符合古义,又深受“夷夏之辨”的影响,在对待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政权问题上自然也会犯下很多错误。
  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这个西海郡因此也成为第一个损害王莽“高、大、全”形象的祸首。
  对于匈奴,早在汉平帝时王莽就开始改变汉朝以往的和平共处国策,谋求一步步削弱匈奴。2年,他炮制了一个约定,要求从此以后匈奴不得接受从汉朝、乌孙、西域诸国以及乌桓流入匈奴的人口。这等于要把匈奴彻底孤立起来。国力日减的乌珠留单于忍气吞声,只好接受。
  更可气的是,乌珠留单于本名囊知牙斯,王莽处于汉族本位思想认为这个名字太长,公然要求单于改名。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匈奴虽然没有儒家思想,可也有尊严,逼人家改名,等于让单于背弃祖先。不过这位乌珠留单于确实是一位能屈能伸的大丈夫,该名就改名,不仅自己改为单名“知”,手下人也一起改。弟弟右贤王改名“舆”,右犁汙王改名“咸”,儿子改名“助”、“登”,等等。
  公元9年,王莽正式篡位后,马上下令收回汉朝颁发给呼韩邪单于的金制“匈奴单于玺”,另外颁发“新匈奴单于章”。虽然只是二字变化,但内涵完全不一样。加上“新”字,表示匈奴从此是新朝臣子,不再和汉朝皇帝平起平坐。“章”更是成为臣下的标志。以前呼韩邪虽然也向汉朝称臣,汉朝也接受了,但做得很含蓄,给足了单于面子。王莽则分外露骨。乌珠留单于的忍耐力终于到了极限,明白的表示不愿意要这个印,并派右贤王跟随前来宣诏的五威将回去请回旧印。
  不料这个五威将也是狐假虎威,颐指气使,公然指责匈奴违反规定,擅自收留乌桓人口。乌珠留单于怒火中烧,决定进行武装试探,派大将率领1万骑兵,以驱逐乌桓人口为名,直扑有乌桓人居住的朔方塞下。自汉宣帝以来延续了半个世纪的不见烽火,人物殷盛,牛马遍野的繁荣场面就这样被破坏了。
  也是活该王莽倒霉,刚当上皇帝没几天,老天就开始降灾,水灾、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新朝无力救济百姓,绿林、赤眉等起义军蜂起。为转移国内百姓视线,王莽索性下令把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极尽侮辱之能事。为了分化匈奴,又宣布册立呼韩邪的15个子孙都做了单于,并派人引诱右犁汙王咸父子三人到长安,册立咸做了孝单于、儿子助做了顺单于,另一个儿子登作为人质留在长安。咸本以为会只封自己做单于,一见父子俩都成了单于,顿时明白了王莽的居心,追悔莫及。后来趁王莽不备,逃回塞外,被乌珠留单于降为贱官。
  在分化匈奴的同时,王莽又招募了30万军士,兵分十路出击匈奴。一场大战不可避免。被逼上梁山的乌珠留单于只能反击,他公开宣言匈奴世代受汉朝恩惠,不能遗忘。王莽不是刘氏子孙,没资格做皇帝,匈奴要为汉朝复仇!他遍告匈奴各王,命令他们同时对新朝展开进攻,雁门、朔方太守先后被杀。新朝军队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根本经不起打击,连战连败,气的王莽大骂边将无能。
  不过这回上天总算眷顾了王莽一次,公元13年,乌珠留单于死去,结束了窝囊的一生。
  自呼韩邪单于归汉开始,匈奴内部就一直存在着亲汉和反汉两股势力。乌珠留死后,国政由王昭君的女婿、右骨都侯须卜当把持。他撇开主战派、乌珠留的弟弟右贤王舆,拥立咸做了单于,是为乌累若鞮单于。这个乌累单于更是个窝囊废,他的儿子登去年因为匈奴入侵而被王莽杀死,他却不能为儿子报仇,相反却接受须卜夫妇的建议,主动向王莽示好,请求和亲。不知道这个窝囊爸爸搂着仇人家的女儿入睡时是个什么滋味。
  18年,乌累单于结束了他抑郁的一生。右贤王舆即位,是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呼都单于开始也奉行亲莽政策,但王莽还是不放心,于是不顾大司马严尤的忠告,派和亲侯王歙前往边塞,把须卜夫妇骗到长安,并册立须卜做了所谓的“善于”,准备用须卜取代呼都单于。须卜当然不是虚连鞮家族成员,王莽册立他做“善于”,并且还有很多亲汉的匈奴人支持,又一次说明虚连鞮家族的确没有确立起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
  王莽的倒行逆施激起呼都单于无比愤怒,于是大举进攻北边。为了应付匈奴进攻,王莽不得不在国内一片混乱的时候大量招募兵士备边。同时又刚愎自用,置起义军于不顾,运送数百万粮米到边境,准备对匈奴发动全面进攻。
   就在王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公元23年十月初一,更始起义军杀入长安城。初三天明,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最后将士全部战死,其他随员在台上被杀。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后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绶带。校尉公宾得知尸体还在,立即冲进室内砍下王莽的头。几天后,王莽的头被挂在南阳宛县市上,当地人纷纷向头上扔石子,甚至连舌头也被人割下当口条吃了。
  王莽虽死,但呼都单于的大军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24年,定都长安的更始皇帝刘玄派人送还汉宣帝赐予的玺印,试图修复双边关系。但此时匈奴的亲汉派代表须卜夫妇已经死于长安,主战派掌握大权。在反汉主战诸王的鼓舞下,呼都单于理直气壮的提出王莽垮台有我一份功劳,如果没有我在北边进攻,汉朝不会这么快复兴,所以汉朝“当复尊我”!换句话说,呼都单于要恢复冒顿单于的雄风,回到匈奴为主汉朝附庸纳贡的状态。
  25年,甘肃三水人卢芳自称是刘氏宗嗣,举兵向仍然支持王莽的势力发起进攻,被拥立为西平王。为了证明“扶汉”的动机,呼都单于派人把卢芳迎接到五原,立为汉帝。然后又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在五原、朔方等地起兵的李兴、田飒、闵堪等推到卢芳麾下。
  在扶植傀儡的同时,原来臣属汉朝的乌桓也因为王莽的举措失宜而重新投入匈奴怀抱,和匈奴一起骚扰汉境。乌桓原来居住在代郡一带,距离汉地最近,朝发夕至,为害最大。
  西域早已归附汉朝,王莽同样对其予以打击,无理要求他们放弃王位,改称“侯”。各国怨恨,合谋杀了西域都户但钦,重新倒向匈奴。这样,匈奴就从东、中、西三个方向实现对新兴的东汉王朝的围攻态势。
  不过,令呼都单于实在丧气的是,他寄予厚望的卢芳居然背叛了他。从30—39年,十余年间卢芳在匈奴的支持下和东汉军队几次大战,总体上保持着攻势,东汉军队疲于应付。但田飒等人却没了信心,先后投降。卢芳气馁,丢下辎重,带领十余骑逃入匈奴。匈奴听说汉朝以重金求购卢芳,决定丢掉这块没用的废肉,主动把他遣送到高柳,命令他归汉。这个卢芳也不是善类,他于40年向光武帝刘秀请降,但只字不提是匈奴主动让他回来的。刘秀于是封他做了代王希望他能在汉匈之间说和。次年,卢芳因为得不到刘秀信任,再次反叛,回归匈奴。
  没有了傀儡,呼都决定亲自动手,于44年到46年间多次进攻汉朝,逼的汉朝先后放弃了五原等边境郡县。冒顿单于建立草原帝国时汉地正在混战,外部环境很好。呼都单于时的形势似乎更好,不仅恢复了匈奴旧疆,而且打的汉朝节节败退。难怪他敢于“自比冒顿”。不过令其失望的是,屡战屡败的汉人似乎没有称臣的意思,虽然使节不断前来,可没一个提出让他满意的建议,甚至连和亲都没提过。逼的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出兵敲打。问题是此时的匈奴实力实在无法和冒顿时期相比,频繁的出击“不懈”的消耗着本来就不丰足的国力。呼都单于感觉有些累了、倦了,重现祖先辉煌的重任还是交给儿孙们去完成吧。公元46年,壮志未酬的呼都单于闭上了疲倦的虎目,两腿一蹬,走了。
  
  三、腹背受敌:低飞远走的北匈奴
  
  草原游牧辛苦异常,为了收服这些野性十足的人们,汉朝人开始发射糖衣炮弹,一枚接一枚,发射了200多年,终于击中了目标。日逐王比首先中弹,率众投奔了温柔乡。旱灾、蝗灾、雪灾开始频繁袭击躲在工事里负隅顽抗的人们。野狼饿了,只好离开这个鬼地方,另外去寻找可以吃到羊的地方。
   天上掉下大馅饼:主动分裂的南匈奴
  让呼都单于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子孙不但没有继续沿着他的足迹前进,反而迅速陷入内乱,葬送了他的一番心血。而且老帐居然算回他的头上。
  原来呼都单于不希望单于宝座落到弟弟手里,于是取消了弟弟、王昭君的长子伊屠智牙师的左贤王位,后来又借故杀了他。呼都死后,两个儿子乌达鞮侯和蒲奴先后即位。呼都的这一安排,引起日逐王比的不满。日逐王认为:如果兄终弟及,应该让伊屠智牙师即位;如果父子相继,他是乌珠留单于的儿子,更有资格继承。时值匈奴“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经济受到很大打击。蒲奴单于对此束手无策,又害怕汉朝趁火打劫,于是遣使至渔阳求和亲。
  日逐王比的辖区是沿边八郡,这里有大批所谓“属国”部众。所谓属国,指的是以前投降汉朝的匈奴人。为了适应他们的需要,汉朝政府把他们安置在边境郡县,而且没有改变他们的部族结构,依旧由其自治。呼都单于起兵后,这些属国很快归顺,成为进攻汉地的先锋。为便于管理,呼都在这里设下八部大人,而以日逐王比作为他们的总头目。这是匈奴第一次改变左、中、右三权分立的格局,一变而为左、中、右、南四部。日逐王早在呼都单于在世时就已经心怀贰心,多次借故不参加大人会议。呼都单于把南部八郡划给他管辖等于是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劲敌,丝毫无助于消解日逐王的不满情绪。
  日逐王部和汉地接触广泛,很多部众已经放弃游牧,改为定居生活。这回遭遇天灾,日逐王很自然的想到汉朝求援。加之和单于有矛盾,日逐王决定先下手为强,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向西河太守请求内附。负责监视他的两个骨都侯察觉此事,连忙报告单于。蒲奴单于只知道动武,缺少智慧,但大灾之年又派不出多少兵,只带了1万多军士前往讨伐。日逐王陈兵5万严阵以待,蒲奴知道打不过,只好撤回单于庭。
  八部贵族眼看日逐王无法再和单于和平共处,无奈之下,只好顺从他投奔汉朝的主张,一致拥戴他做了单于,公开与蒲奴单于决裂。为了借得祖先的荣光,比的称号也取作“呼韩邪”。为了避免混乱,这里姑且称之为后呼韩邪单于。打出分裂大旗后,后呼韩邪单于在第一时间派人到五原塞,向东汉政府表示愿意“永为藩蔽,捍御北虏”。称自己的同族为“虏”,暗示双方在生产方式、文化形态上已经存在很大差异,八部匈奴因为长期接受汉化,已经在不自觉中接受了汉人的“夷夏之辨”,而且认为自己已经脱离夷的行列。
  自称帝以来,汉光武帝刘秀就一直为北方边境发愁。手下众将几乎都是豪强地主出身,个个手里都掌握着不少的“家兵”、“部曲”,调动起来颇多顾忌。而且这些兵丁对付“赤眉”等无组织的乌合之众还可以,对付强悍的匈奴铁骑,实在勉为其难。现在匈奴连年入侵,连年获胜,怎么就突然要归顺内附了?这幸福来的不明不白,还真难于接受,莫非真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后呼韩邪单于见汉朝迟迟没有回音,唯恐发生意外,忙又派儿子带上大批礼物到洛阳当面陈说自己的心愿,并把儿子留下作为人质。在耿国等大臣的说服下,刘秀终于相信幸福可以从天降,愉快的接受了比的请求。50年,刘秀派中郎将段彬前往,帮助比在五原塞以西80里处建立单于庭,又仿照西汉对待呼韩邪单于的旧例,颁给金质玺绶、冠带、衣服、车马、锦绣等物及米糒25000斛,牛羊36000头。以后为了便于控制,汉朝又把比的单于庭迁到云中郡。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后呼韩邪单于在汉文史籍中开始频繁以“南单于”的身份出现。南、北匈奴的分裂,使匈奴势力再次受到削弱,并成为其走向衰微的新的转折点。东汉王朝则捡了个大便宜,一举解决了正北方的边境安全难题。
  南单于为表示忠心,此后多次主动出击北匈奴,按《后汉书•南匈奴传》的描述是双方“仇衅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觇望风尘,云屯乌散,更相驰突,至于陷溃创伤者,靡岁或宁”。不过南单于的第一战就没成功,被蒲奴单于杀的大败。刘秀趁机又将其单于庭迁到西河郡的美稷县。并派中郎将段彬及副校尉王郁为之卫护,实则是监视。美稷县地处河套平原,原本是匈奴旧地,后呼韩邪单于就这样通过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回到了自己祖先生活过的地方。
  此后,南单于命令韩氏骨都侯屯北地郡,右贤王驻朔方郡,当于骨都侯戍五原,呼衍骨都侯守云中,郎氏骨都侯、左南将军、栗籍骨都侯分别屯定襄、雁门和代郡,各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侦罗的对象当然是北匈奴和其他不服从汉朝的少数民族。蒲奴单于害怕了,连忙将部分被俘汉人送还,并几次遣使请求和亲。汉廷为使匈奴继续自相残杀,坐收渔翁之利,予以回绝,但对南单于的请求却几乎是有求必应。从51年到55年,匈奴地区连续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北单于又连续三次派使节到洛阳,请求和亲或开放互市。汉朝政府不予接济,却在52年回赠良弓利剑,要求他进忠孝之义,表面上用来对付西域侵扰,实则是鼓励他继续打内战。
  汉廷拒绝和亲的理由是害怕南单于误会,实则是挑拨南北匈奴的关系。北匈奴果然迁怒于南匈奴,几次举兵讨伐。56年,南单于去世。丘浮尤鞮单于、伊伐於虑鞮单于、醞僮尸逐侯鞮单于、丘除车林鞮单于、胡邪尸逐侯鞮单于相继即位。从56年到63年,短短7年间先后有5个单于去世。虽然史籍没有记载他们是怎么死的,但如此之高的更换频率,其中肯定有北匈奴的功劳。
  屡次请求和亲、互市得不到回应,北匈奴对汉朝的怨恨也是与日俱增,不是南下侵扰。汉廷在消极应付了多年后,随着国力的恢复,终于开始着手大规模的北征,重现汉武辉煌。北匈奴也察觉到风声不对,加之连年遭灾,遂提前大规模北撤,把单于庭又迁回到漠北地区。但东汉的大军已经整装待发,不可能撤回,双方的大战一触即发。自王莽篡位后,汉朝在西域的经营成果灰飞烟灭,西域复入匈奴觳中。南匈奴内附后,中线压力基本解除,所以,汉朝的用兵重点选择了西线。双方再次重演旧时的一幕,在西域展开持久的争夺。
  争夺西域:北匈奴重走祖先路
  73年,汉明帝派窦固、祭彤等人率军4万余兵分四路出击北匈奴。窦固一路在天山一带击败匈奴呼衍王,斩首千余级,收复重镇伊吾庐(今新疆哈密)。但其他三路连匈奴的影子都没见到,无功而返。不过此战对北匈奴民众的心理影响极大,纷纷远徙避难。76年,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率众返居涿涂山(今蒙古国满达勒戈壁附近),南单于一看立功的机会到了,主动率轻骑偕乌桓及缘边汉兵出击,杀俘四千余人。两次战役后,大批北匈奴民众厌战,纷纷逃到南匈奴地区。由于逃亡人数不断增加,北匈奴实力受到严重削弱,被奴役的各族人民乘机奋起反抗,蒲奴单于内外交困,被迫率众再次向西北远徙,重新走上祖先错误重视西域的战略道路。糟糕的是,他们在这里碰上了另一个死对头:班超。
  斯时的西域,天山北麓基本被北匈奴控制。受其影响,地少人寡的南麓诸国为了自保,或者依违于汉与匈奴之间,或者干脆投靠匈奴,前者如前后车师、鄯善,后者如龟兹和疏勒。西域诸国为摆脱匈奴奴役,在东汉政府成立后大多曾经提出“遣子入侍,献其珍宝,愿得都护”的要求,但刘秀比较保守,多次以中原初定,无暇顾及为由而婉拒之。73年的北伐占领伊吾庐,在匈奴和乌孙、康居等天山北麓诸国的联系要道上打入一个楔子,取得了初步成功。于是,大将窦固决定趁热打铁,派假司马班超出使南麓诸国。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幼子,其长兄班固、妹妹班昭也是著名的史学家。62年,班固被召入京任校书郎,班超和母亲跟随着迁居洛阳。由于家境贫寒,班超托哥哥关系作了个抄写工,赚些小钱补贴家用。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以征战沙场,封侯拜将为荣,对读书人评价并不是很高。班超实在不愿意作一辈子抄书匠,于是跑去相面。相师告诉他有封侯之相。班超很高兴,益发坚定了投笔从戎的志向。
  窦固出兵攻打匈奴,班超主动请缨参战,被任命为假司马,即代理司马。在战斗中,班超显示出过人的才干,深得窦固赏识,于是出使南麓诸国的重任落到他的肩上。
  班超和从事郭恂率领36名军士首先到了罗布泊附近的鄯善,即原来的楼兰国。鄯善王对于汉使的到来非常欢迎,嘘寒问暖,礼敬备致。但不久突然改变了态度,班超估计是匈奴使者到了。于是,他把负责接待自己的鄯善侍者找来,出其不意地问他:“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者仓猝间难以置词,只好实话实说。班超把侍者扣押以防泄露消息,随后召集部下饮酒高会。饮到酣处,班超故意设辞激怒大家:“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才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随后班超又动员大家,“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部下一致称是。
  当夜,班超率将士直奔匈奴使者驻地。时天刮大风,班超命令10个人拿着鼓藏在敌人驻地之后,约好一见火起,就猛敲战鼓,大声呐喊。又命令其他人拿着刀枪弓弩埋伏在门两边。安排已毕,班超顺风纵火,36人前后鼓噪,声势喧天。匈奴人乱作一团,班超亲手搏杀了3人,他的部下也杀死了30多人,其余的匈奴人都葬身火海。
  次日,班超请来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首级给他看,鄯善王大惊失色,举国震恐。班超好言抚慰,晓之以理,鄯善王表示愿意归附汉朝,并且同意把王子送到汉朝作质子。
  班超一击成功,名声鹊起。汉明帝知道后,升之为司马,再出西域。班超依旧带着原来的36个人出发了。这次首先到了今新疆和田一带的于阗。于阗是个大国,而且刚刚攻破昆仑山麓的莎车国,士气正盛。北匈奴派驻该国的使节不知收敛,依旧指手画脚,很让于阗王讨厌。班超到于阗后,于阗王不知道汉朝的真实想法,对班超颇为冷淡。当时于阗巫风炽盛,巫者对于阗王说:“你要倒向汉朝,惹怒了神仙。神仙命令你马上用汉使那批黄马来祭祀他。”于阗王派人向班超讨要那匹马,班超假意答应,但要求巫师亲自来取马。巫师不知有诈,欣然而至。班超不由分说,一刀砍了他的脑袋,然后把首级送给于阗王。于阗王颇为惶恐,当即下令杀死匈奴使者,归附汉朝。
  74年,班超一行来到疏勒国(今新疆喀什市一带)。疏勒国王刚刚被龟兹人杀死,王位被龟兹人兜题占据。而龟兹的国王是匈奴人所立,疏勒等于间接被匈奴控制。班超了解到这个事实后,认为疏勒人不会死心塌地跟着兜题走,于是暂时在兜题居住的架橐城90里外停下,派勇士田虑只身去见兜题,并乘其不备,将他劫持回了驻地。班超迅速进入架橐城,把疏勒文武官员全部集中起来,另立原来被杀掉的疏勒国君的侄儿作了国王。疏勒人大悦,表示服从汉朝统治。
  至此,班超两次出使,凭借智勇,先后使鄯善、于阗、疏勒三个王国恢复了与汉朝的友好关系,丝绸之路重新打通。
  同年,窦固攻破天山北麓的车师国,大破匈奴于蒲类海,把北匈奴的势力彻底赶出天山北麓。汉明帝决定恢复设立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任命陈睦为都护,耿恭、关宠分别为戊、己校尉。
  北匈奴不甘心就此丢掉西域,于次年利用汉明帝去世的良机派左谷蠡王率领2万铁骑突袭车师国,杀死车师王安得,进而直迫戊校尉驻节的金满城下,大有一口吞下戊校尉的气势。让匈奴人气馁的是,在这里他们又碰上一个死硬分子——耿恭。
  耿恭,字伯宗,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人。面对匈奴大军,耿恭临危不乱,他让守军在箭头上涂上毒药,匈奴中箭者的创口马上溃烂。匈奴人敬神,以为汉军有神仙保护,十分害怕。时逢天降大雨,耿恭趁势率众出击。西域地处内陆,很少下大雨,匈奴军士不习惯水战,纷纷败退。金满城围解。
  但是西域都护陈睦、己校尉关宠先后战死,汉朝在西域的据点几乎都被拿掉。耿恭后来离开金满城,新屯扎的疏勒城(此疏勒在今新疆奇台县境内,和南麓的疏勒国没有关系)成为汉军在天山北麓的最后一个堡垒。当年7月,匈奴前来攻打耿恭。耿恭以逸待劳,固守坚城。匈奴人不善于攻坚作战,但他们狡猾地切断了水源,疏勒城边的山涧很快干涸。深陷绝境的耿恭身先士卒,榨马粪汁饮用,同时率众于城中掘深井取水,当井深达到十五丈时,终于有水涌出。匈奴人万没料到建在半山坡上的疏勒城中居然有水源,以为神仙又一次帮助耿恭,只好再次撤围而去。
  不久,匈奴又来进攻。汉朝政府拘泥于国丧,迟迟不发援兵。耿恭只好独守孤城。数月后,耿恭数千士兵只剩下几十人,粮食也吃光用尽了,匈奴开始了劝降攻势,以“封王,嫁公主”诱之。耿恭手刃匈奴劝降使者,“乃煮铠弩,食其筋革”。顽强地活了下来。疏勒城也成了匈奴人不可逾越的一道屏障。
  76年,东汉的援兵终于到了。此时疏勒城中只剩下26个人。耿恭等出城不久,匈奴骑兵又来追击,汉军且战且退,抵达玉门关时,耿恭的部属只剩下13人。汉章帝大为感动,封其为骑都尉。但考虑到国力有限,汉章帝不愿意再和匈奴争夺西域,下令撤回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连伊吾庐的屯田也撤掉了,把天山北麓拱手还给了北匈奴。
  此时的班超也已经在架橐城坚守了一年多。汉章帝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下诏命他回国。南麓诸国害怕匈奴报复,请求班超留下。班超也想在西域完成他立功异域的宏愿,于是拒不从皇命,留在疏勒,并在78年统率疏勒等国军队大破龟兹国的近邻姑墨,斩首7万级,彻底孤立了龟兹。
  80年,班超上书汉章帝,提出只要消灭了龟兹,就可以稳定西域,斩断匈奴右臂,“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这是中原政治家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夷制夷的主张。汉章帝大为感动,接受班超的建议,并派徐干等领兵前往支援。
  在争夺西域期间,北匈奴又几次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天灾人祸,极度困难。单于无奈,再次请求和亲。84年,汉朝发生大的瘟疫,耕牛大批死亡。北匈奴主动派人赶着大批牛羊到边境请求互市。北匈奴的举动无疑是雪中送炭,可汉朝政府狗咬吕洞宾,依然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此事,认为是有意挑拨汉朝和南匈奴的关系。于是再次使出两面三刀的方法,一面允许互市,换取急需的耕牛;一面又指使南匈奴派兵到北匈奴牧地抢掠牛马,送到汉朝。
  北匈奴对于汉朝的做法十分气愤,于是再次对汉朝发起报复性进攻。不过,北匈奴并不想过分刺激汉朝,没有在东、中线发起进攻,而是又一次选在汉朝政府眼中已经可有可无的西域。但是驻节西域的班超并不想丢掉胜利果实,于是双方展开了就此不懈的争夺。
  86年,匈奴纠集龟兹等15国兵3万余人进攻班超的盟友于阗,于阗王被迫投降,纳质子,贡方物。同年,匈奴又把莎车王换掉,扶植自己的亲信上了台。这样,匈奴就重新控制了天山南麓的主要国家,再一次切断汉朝通往西域的交通干道。
  然而上天似乎彻底抛弃了北匈奴,每当他们有点起色的时候,上天就降下灾难予以阻扼。这次又是如此。87年,蒙古草原发生空前的蝗灾,草谷无收。匈奴百姓无以为食,只好大量向南匈奴地区逃亡乞食。不久,老单于归天,优留单于即位。优留不思整顿国内经济,反而把单于庭西迁到鄂尔浑河以西,希望通过压榨西域各国来渡过难关。这引起了左地贵族的不满,他们另外拥立优留单于的哥哥作了单于,北匈奴再次发生分裂。
  北匈奴的分裂给新兴的鲜卑民族创造了机会。鲜卑和乌桓族一样是东胡的别支,最早发端于大兴安岭中的噶仙洞。大兴安岭当时叫鲜卑山,这一别支也就以山为名,称为鲜卑族。秦、汉之际冒顿单于攻灭东胡,乌桓、鲜卑并受匈奴役属。汉武帝大败匈奴,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鲜卑人随之南迁至乌桓故地西拉木伦河流域,鲜卑拓跋部则直接进入匈奴抛弃的呼伦贝尔草原,并在这里迅速发展壮大。
  49年,东汉辽东太守祭彤收降了部分鲜卑部众。为缓解匈奴的压力,祭彤别有用心的命令鲜卑进攻匈奴,并根据斩获的首级数量予以奖赏。新兴的鲜卑族本来就在谋求扩大统治空间,原来的主子匈奴占有大片草原,是他们首要的打击对象。现在又有汉朝的奖赏,鲜卑人的动力更足,开始连年出兵攻击北匈奴。北匈奴发生分裂后,鲜卑趁机发动大举进攻,优留单于兵败,连自己的胸皮也被当成战利品被鲜卑人割去。单于被杀,所部民众惊慌失措,于是大批南迁,屈兰等58部20多万人口投降了汉朝。
  面对大好形势,南匈奴趁机向汉朝提出以南匈奴起兵为主,大举进攻,统一匈奴的计划。汉廷内部意见不一,尚书宋意清醒的看到鲜卑人的发展前景,认为其将来必然会成为汉朝的心腹大患,所以坚决反对出击北匈奴,认为应该保留北匈奴,既给鲜卑人保留一个强劲的对手,又能防止南匈奴坐大,尾大不掉。应该说,宋意的建议和当年班超以夷制夷的主张是一致的,但临朝称制的窦太后想的却是借这个机会给自己不争气的哥哥窦宪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三面受敌:被迫离开家园的骑马民族
  窦宪,字伯度,扶风平陵人,班超的老乡。汉章帝时他的妹妹作了皇后,窦宪沾光作了侍中、虎贲中郎将,其弟窦笃出任黄门侍郎。兄弟二人,同蒙亲幸,并侍宫省,宠贵日盛。窦宪不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刚一富贵就翘尾巴,欺凌百姓。一次,他居然用超低价格把皇帝的姐姐的一所庄园给强买了去。汉章帝得知后大怒,明确的说“国家废宪如孤雏腐鼠耳”。窦宪害怕,连忙求妹妹帮忙。窦皇后毁服(降低服式等级以示自责)谢罪,一再代为求情,章帝碍不过老婆的枕边风,勉强饶了他。
  不久章帝去世,年仅10岁的和帝即位,窦皇后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窦宪兄弟以外戚身份掌握了大权,缩了没几天的乌龟头马上又钻了出来。
  谒者韩纡当年曾经审判过国丈窦勋,窦宪睚眦必报,令人将他杀死,割下首级在窦勋墓前祭奠;都乡侯刘畅来吊景帝之丧,得幸太后,数蒙召见,窦宪怕刘畅分了他的权,公然派遣刺客杀死刘畅。窦太后大怒,把窦宪禁闭内宫之中。不过窦宪毕竟是自己的哥哥,杀了实在不忍心。眼下北匈奴实力很弱,不如让他去碰碰运气吧。
  88年十月,窦宪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和驸马耿秉一起,率领1万汉军,连同南匈奴及部分羌胡兵士,共计4万多人,分三路出击北匈奴。耿秉,名将耿恭的弟弟,当年曾跟随窦宪的父亲窦固出击匈奴,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窦太后任命这么一位世伯随同出征,表面上是作窦宪的副手,实际上是正牌的指挥官,同时也监督一下胡作非为的哥哥。窦宪在这位德高望重的伯父面前到也老实,几乎是言听计从。
  次年,窦宪大军在稽落山附近找到匈奴主力,血战一场,大获全胜。窦宪整军追击,直到私渠比鞮海(乌布苏诺尔湖)。此役,共斩杀名王以下一万三千多人,俘获马、牛、羊、驼百余万头,匈奴来降者达81部,20多万人。窦宪、耿秉去塞三千余里,登上燕然山,命令著名史学家班固撰写了一片铭文,刻石勒功。
  同年,班超调发于阗等国士兵二万多人,用调虎离山之计攻破龟兹的重要帮手莎车国。次年又打败月氏副王谢,威震西域。北匈奴在两线都遭到了惨重失败。91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迫于压力,纷纷前来投降。汉廷随即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把白霸送回龟兹作了国王,取代匈奴的代言人尤里多。这样,西域诸国就只剩下焉耆、危须、尉犁三国尚未归顺。94年秋,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八国的部队7万人,进攻焉耆、危须、尉犁。先后用计杀死焉耆王广、尉犁王泛,另立拥护汉朝的元孟等作了国王。至此,西域50多个国家都归附了汉王朝,班超终于实现了立功异域的理想。
  90年,南单于又派骑兵八千在汉军的配合下远征北匈奴,在天山一带保卫匈奴本部。北单于受伤,在几十名亲随的保护下逃脱。远征军夺得单于玺印,俘虏了他的5个阏氏,斩首8000级,俘虏数千人。
  窦宪认为北单于势力微弱,想乘机将其彻底消灭,于是在91年,派校尉耿夔、司马任尚等率兵出居延塞,在金微山大破北单于,俘虏单于之母,斩名王以下五千余级。汉军此次远征出塞5000余里,是两汉历史上北征匈奴行程最远的一次。北单于再也无力与汉朝对抗,率众退出蒙古草原,西走乌孙、康居,后来进入欧洲。
  窦宪平定匈奴,威名大盛。于是以耿夔、任尚为爪牙,以邓叠、郭璜为心腹,把揽朝政,占据要津。
  此时的汉和帝已经长大。东汉时代外戚和宦官轮流掌权,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皇帝即位是年龄都很小。年幼时太后垂帘听政,自然要重用娘家人。等皇帝长大了,朝廷已经被外戚把持,到处是他们的爪牙,皇帝要想夺回权力,只好依靠内廷的宦官。汉和帝也不例外,在宦官的帮助下,逮捕了窦宪的爪牙邓叠、邓磊、郭举、郭璜等人,下狱处死。窦宪兄弟被收回权利,先后自杀。班超的哥哥班固因为曾为窦宪撰写记功碑文,也受了连累,英年离世。
  卫青、霍去病,连年征战,未胜单于,但都以身名自终,世称良将。窦宪挥兵数千里,平定北匈奴,功绩超过卫、霍,但却因为贪恋权位,终至身败名裂。这到应了东方朔那句话:“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就在北单于低飞远走的时候,他的弟弟于除鞬率领残余的八部二万多人,自立为单于,随即向汉军求和。窦宪为了给南匈奴留一个对手,承认了他的单于身份。但是就在汉军远征北匈奴的时候,鲜卑人渔翁得利,趁机占据了北匈奴故地。于除鞬兵微将寡,无力东进,只好龟缩在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一带。窦宪死后,于除鞬害怕受连累,擅自率众北走。汉军随即追杀,于除鞬被杀,本部人马或死或降,余众亦远走高飞。
  94年,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在汉军的帮助下夺得单于位置。师子当年曾多次率军跟随汉军出击北匈奴,归降南匈奴的北匈奴部众都很恨他。师子也是小人得志就猖狂,开始大肆迫害投降的北匈奴部众。于是,新降的15部匈奴20多万人推举逢侯作单于,逃亡漠北。
  但是漠北已经是鲜卑人的地盘,逢侯的刚一出塞,鲜卑人就和汉军、南匈奴军一起对逢侯发起进攻。逢侯损失二万余,被迫远走。118年,走投无路的逢侯被迫跑到朔方塞请降。汉廷为了防止他再次反叛,把他迁徙到远离边塞的河南颍川郡居住,永远隔离了起来。从94年起兵到118年投降,20多年时间里逢侯的行动在汉文史籍中很少有记载。汉朝在这段时间里也没有对塞外用兵,他是怎么失败的呢?唯一的对手大概只能是新兴的鲜卑族了。
  逢侯失败后,留在漠北的匈奴部众还有10余万落。这些人大多和鲜卑人融合为一体。这其中的宇文部依旧在大青山一带生活,在2世纪的时候甚至还曾经赶走鲜卑人,占据了西拉木伦河上游。可惜不久鲜卑民族中涌现出一位勇健而有智略的首领——檀石槐。檀石槐统一了鲜卑诸部,建牙帐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县)。随后,檀石槐率部北拒丁零,东败夫余,西击乌孙,南扰汉边,尽据匈奴故地,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部落联盟。宇文部无力抵抗,遂加入檀石槐的阵营,逐渐演化为宇文鲜卑。
  但是鲜卑人的联盟更原始,更依赖英雄的存在。檀石槐一死,聯盟很快瓦解,继之而起的是拓跋鲜卑。这拓跋鲜卑的来历比较复杂,还要从那位飞将军的孙子汉将李陵说起。
  李陵投降后,单于把女儿嫁给了他,这位公主的名字即拓跋。李陵死后,他的儿子参与了五单于争立,支持乌藉单于。乌藉单于兵败被杀后,李陵的后裔投到郅支单于麾下。郅支西走,李陵后裔没有随行,而是留在了漠北。“胡俗以母名为姓”,他的后裔因此姓了拓跋。此后,拓跋一家逐渐繁衍成一个小部落,并与鲜卑人通婚,最后形成了拓跋鲜卑部。一般人都知道拓跋鲜卑是鲜卑父胡母的混血儿,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的舅家曾经是汉将李陵。拓跋鲜卑可以说是鲜卑民族中血统最不纯的一支。不过正是这一支后来统一了混乱的黄河流域,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开启了大门。
  在与鲜卑人联姻形成的部落中还有一支匈奴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后来也曾风光一时,并为我们留下了唯一一座目前还能看到残余的匈奴城市——统万城。
  
 最后的疯狂:独守西北的呼衍王
  102年八月,年迈的班超离开西域回到洛阳。九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时年71岁。班超的继任者任尚改变班超只看大义不拘小节的方针,频繁追究西域各国以及手下官兵的小过失,盲目、急切的推广汉地文化,激起各国反抗。汉廷认为维持在西域的存在成本太高,于107年下令撤回都护,放弃西域。
  汉朝一撤,回到大漠的逢侯马上进入西域,并以之为后勤补给基地,大肆勒索贡物。但鲜卑人的持续进攻打碎了逢侯的美梦,118年,逢侯再次投降汉朝。
  119年,汉朝敦煌太守曹宗派长史索班率军到伊吾庐一带屯田,并招抚西域各国。这时,曾经和窦固大战伊吾庐的北匈奴呼衍王又突然出现在这里。在匈奴的官员系列中,并没有呼衍王。呼衍是匈奴贵姓之一,估计史籍中所说的呼衍王应该是呼衍姓的一支力量。
  索班没料到在西域还有匈奴,仓促无备,战死沙场。曹宗损兵折将,很没面子,于是求中央给他5000军士,去找匈奴报仇。好在当时主持政务的邓太后没有昏头,他听从了班超之子班勇的建议,在敦煌设立西域副校尉,遥制西域。其余不过是在国力衰微的情况下虚张声势罢了。呼衍王见汉朝示弱,信心倍增,于是拉着车师等仆从国一起进攻汉朝的河西走廊一带。汉廷无力还击,一度想关闭玉门关,放弃关西领土。与呼衍王相呼应,在车师附近又冒出一个伊蠡王,主要和羌族人联合,进攻东汉的张掖一带。
  123年,汉朝政府终于顶住压力,开始反击。班勇被任命为西域长史,率并进驻柳中城(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倍受匈奴压榨的西域各国见汉朝将领回归西域,而且是班超大将军的后人,欢欣鼓舞,纷纷主动提出愿意在班勇的领导下反击匈奴。班勇顺势召集各国军队,于次年冬季进入车师,在伊和谷(今新疆滕格里山)打败伊蠡王。125年秋季,班勇又统领6000汉军攻入车师后王驻地,抓获匈奴使者,并在当年索班遇害的地方处决,算是为索班报了仇。126年,班勇发各国兵直扑呼衍王驻牧地,呼衍王逃走,手下2万多人投降。在这次大战中,班勇意外的抓到一个单于的哥哥,这才知道匈奴又冒出一个单于。为了引诱单于来攻,班勇特意让车师王亲手杀死了这位王兄。单于果然中计,怒气冲冲的带着仅有的1万多骑兵前来讨伐车师国。班勇在金且谷(今新疆博格多山)整兵迎战。单于自知不是对手,主动撤走。
  135年秋,呼衍王的部队又一次出现在车师,并攻破后王部。这是汉朝再重新进入西域后的唯一一次重大失败。敦煌太守裴岑非常气恼,因为他是最接近车师国的汉朝将领。137年,裴岑独立率领本郡边兵突袭呼衍王的驻地巴里坤,大破其众,并杀死呼衍王。似乎呼衍王的子孙不愿意离开故土西迁,14年后,又一个呼衍王出现在伊吾庐,汉军追击到蒲类海一带,呼衍王退走,从此再没有出现。
  从91年北单于退出漠北,到151年呼衍王最后一次出现,整整60年的时间里,北匈奴的骑兵不时出现在西域,说明此时的匈奴正在西域一带挣扎,还没有完全放弃东方草原大国的梦想,还在依依不舍的遥望着已经换了主人的蒙古草原。草原民族是没有家的,无垠的草原随处是我家。可这次,部分匈奴人却恋家了,不舍得走了。大概也就是因为这种留恋,使他们没有形成一股合力,没能共同努力齐步向西走,以至于在西进的路途中遭遇到一些不必要的坎坷,直到2个世纪后才出现在罗马帝国的万千子民面前。
 
第七章 最后一个匈奴:留在中原之匈奴民族的最后下落
  
  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纠军”,即少数民族部队。这些纠军开始一般是归附的外族,被安置在边境一带。后来因为中原王朝国力衰微,看这些外族以前表现还不错,索性把防御边塞的重任交给了他们。可是这些纠军和同为游牧民族的北方新兴民族感情更亲密,所以经常把边塞拱手相送,害的中原王朝屏障尽失,不得不在内地组织抵抗,最终都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
  匈奴人有幸充当了第一支纠军,于是,在中华大地上,他们开始上演自己的最后一幕悲喜剧。
  
  在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纠军”,即少数民族部队。这些纠军开始一般是归附的外族,被安置在边境一带。后来中原王朝国力衰微,看这些外族以前表现还不错,索性把防御边塞的重任交给了他们。可是这些纠军和同为游牧民族的北方新兴民族政权感情更亲密,所以经常把边塞拱手相送,害的中原王朝屏障尽失,不得不在内地组织抵抗,最终都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
  南匈奴大概是纠军的缔造者。北匈奴溃逃后,南匈奴逐渐成为东汉政府的边防军,配合政府军对抗羌族和鲜卑人的侵扰。鲜卑人占据了匈奴故地,南匈奴视之为寇仇,真心对抗。可羌族人以前一直是匈奴挑战汉朝权威的盟友,和他们作战时难免会弄虚作假。东汉政府对这样的两面派行为很是不满,所以也不时敲打一下他们。可敲打一下的尺度实在不好把握,稍有过火,匈奴人就会奋起反抗。这样,合作与对抗交织就成了东汉政府和南匈奴之间长期的一支变奏曲。
  东汉末年,南匈奴卷入黄巾大起义和后来的诸侯割据,占了不少便宜,也损失了很多人众。194年,南匈奴的最后一位单于——呼厨泉单于即位。呼厨泉单于势单力薄,于是以祖先曾经是汉朝公主为由,宣布改姓刘,希望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中讨一点便宜。可偷鸡不成蚀把米,枭雄曹操不仅没有给他什么好处,还为了防止匈奴再次参与中原权力争夺,把匈奴部众一分为五,每个部分别选贵人作大帅,另选汉人作司马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呼厨泉只剩下一个徒有虚名的单于称号。不过由于当时曹操控制的领土还很有限,匈奴虽然被分解,可还是被全部安置在山西境内,彼此并不遥远,留下了后患。
  更让匈奴人感到丢脸的是,以前都是他们跟汉朝要公主,要女人,这回不但国家被分割,连自己的女人也被搞走了。
  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纠军”,即少数民族部队。这些纠军开始一般是归附的外族,被安置在边境一带。后来因为中原王朝国力衰微,看这些外族以前表现还不错,索性把防御边塞的重任交给了他们。可是这些纠军和同为游牧民族的北方新兴民族感情更亲密,所以经常把边塞拱手相送,害的中原王朝屏障尽失,不得不在内地组织抵抗,最终都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
  
    匈奴人有幸充当了第一支纠军,于是,在中华大地上,他们开始上演自己的最后一幕悲喜剧。
  在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纠军”,即少数民族部队。这些纠军开始一般是归附的外族,被安置在边境一带。后来中原王朝国力衰微,看这些外族以前表现还不错,索性把防御边塞的重任交给了他们。可是这些纠军和同为游牧民族的北方新兴民族政权感情更亲密,所以经常把边塞拱手相送,害的中原王朝屏障尽失,不得不在内地组织抵抗,最终都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
  南匈奴大概是纠军的缔造者。北匈奴溃逃后,南匈奴逐渐成为东汉政府的边防军,配合政府军对抗羌族和鲜卑人的侵扰。鲜卑人占据了匈奴故地,南匈奴视之为寇仇,真心对抗。可羌族人以前一直是匈奴挑战汉朝权威的盟友,和他们作战时难免会弄虚作假。东汉政府对这样的两面派行为很是不满,所以也不时敲打一下他们。可敲打一下的尺度实在不好把握,稍有过火,匈奴人就会奋起反抗。这样,合作与对抗交织就成了东汉政府和南匈奴之间长期的一支变奏曲。
  东汉末年,南匈奴卷入黄巾大起义和后来的诸侯割据,占了不少便宜,也损失了很多人众。194年,南匈奴的最后一位单于——呼厨泉单于即位。呼厨泉单于势单力薄,于是以祖先曾经是汉朝公主为由,宣布改姓刘,希望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中讨一点便宜。可偷鸡不成蚀把米,枭雄曹操不仅没有给他什么好处,还为了防止匈奴再次参与中原权力争夺,把匈奴部众一分为五,每个部分别选贵人作大帅,另选汉人作司马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呼厨泉只剩下一个徒有虚名的单于称号。不过由于当时曹操控制的领土还很有限,匈奴虽然被分解,可还是被全部安置在山西境内,彼此并不遥远,留下了后患。
  更让匈奴人感到丢脸的是,以前都是他们跟汉朝要公主,要女人,这回不但国家被分割,连自己的女人也被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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