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楚月电影:论文少未必不是好教授

 
论文考核原理：被引用越多越有影响力，发表刊物越大牌越有利
战后全球科技研究迅猛发展，科技文献层出不穷，文献查询对科研人员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在没有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时代，文献检索方式依旧局限于分门别类的旧式统计，查询起来非常不便，对文献的评价也无法做到及时准确。1951年，化学家尤金·加菲尔德在文献检索中借鉴了法律判例的引用规则，创立了论文SCI索引的规则，它类似于今天互联网上的超链接：一篇论文在涉及到使用前人研究成果或者实验数据时，必须给出来源和出处。这样一来文章与文章形成相互查询网络，不但方便了后来者的查阅，更带来了对论文质量评定的统计学革命：
理想化的状态下，同一学科内，一篇好论文被他人引用的频率高于质量不高的论文，而那些发表好论文较多的期刊，因影响力广泛，形成了所谓的“核心期刊”。通过文章的被引次数间接显示了他的学术质量。
SCI之后形成了社会科学领域、工程科学领域等更细化的索引工具
SCI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成功很快被推广开来，1961年形成了英语文献领域的SSCI社会科学文献索引， 1999 年SSCI全文收录1809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 等55个领域。而随着论文索引被引入中国，而原有的SSCI评价体系并不能较好地反映中文社科类文献，南京大学又尝试建立了中文社会科学文献索引，台湾地区则建立TSSCI系统，着手对中文社科类期刊进行有效评定。而另外更专业的索引体系也在不同程度地被学术界所应用。
从教授评定到科研经费考评都离不开量化考核，在顶级学刊发文“不愁吃喝”
SCI进行学术评价的核心概念是影响因子，即一本刊物过去2年内发表文章当中被引用的比例。从学术评价而言，尽管影响因子不是直接针对论文本身的评价，但是从整体上说，发表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的论文的质量明显较高。而这种量化直接会被作为参照系——图书馆根据影响因子决定期刊订购，研究人员由此追踪学科研究进展热点，研究机构快速实现应聘人员的甄别以及客观分配科研经费等等。
SCI影响因子提供了最为快速直观的学术能力判断标准，按SCI进行奖励的方法也并非中国特色，按西班牙法律，研究人员如果在ISI（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影响因子排行榜上前1/3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就能够得到奖励。芬兰政府将对大学医学研究的资助标准与发表论文期刊影响因子直接挂钩。而对于那些走出象牙塔或是继续深造的学人来说，若能在本专业领域内的顶级学刊发表文章，无论是在就业还是升学都将带来直接影响。
现代论文索引规则的创立者尤金·加菲尔德
 
学术“大牛”论文研究多集中在早期著述，终身教授论文数量不做具体限定
美国教授的门槛很高，成为教授并没有统一的硬性指标，但一般说来副教授的发文量约在30-40篇，而教授通常在60篇左右。很多学人的论文工作都是学术生涯早期中期完成的，许多人在此之后写论文都比较少，比如哈耶克，多数研究都在1950年前完成，战后去了美国之后几乎很少写论文，而是集中精力写书，最终以《通向奴役之路》闻名世界。而另一位经常性出现在媒体版面的明星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也正是如此，克鲁格曼主要涉足的国际贸易、金融货币危机和汇率变化理论的大部分工作，在1990年代初之前就已完成，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克鲁格曼，开始将重心转移到了专栏写作上，进行通俗化经济学普知等工作。
近10年乔姆斯基参与论文4篇，但不妨碍其成为“20世纪全世界前10位最伟大科学家”之一
麻省理工学院荣誉退休教授乔姆斯基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他的语言学著作，对心理学在20世纪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科学》杂志曾评选其为“20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但另一方面，乔姆斯基本人也是著名的反战人士，自1960年代起，乔姆斯基就开始陆续在各类媒体刊物上发表文章，抨击政府，而从他的个人信息中也不难发现，近10年来，乔姆斯基参与了论文也只有4篇，与之相对应的是，近10年来，他在媒体上发文超过115篇。
02年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甚至从未发表过学术论文
02年日本再次蝉联诺贝尔化学奖，获奖者田中更是震惊学界。与以往的诺贝尔获奖者相比，他既非教授、亦非博士，连硕士学位也没有。田中毕业于东北大学工学部电气工学专业，与化学、生化等领域完全无缘。在获奖之时，他也是只是公司中低层的一名普通职员而已。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论文，仅有的几篇也只是发表在不是很重要的会议和杂志上，与日本学术界几乎没有任何交往。以至于在获奖的消息传来时，让日本学术界措手不及。在电视台采访前一年的化学奖获奖者名古屋大学野依教授时，该教授都表示不知道田中耕一何许人也。
人们已经习惯称克鲁格曼为专栏作家，而非经济学人
 
论文考评的基础：同行评审
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首创聘请同行，评审投寄给皇家学会《哲学会刊》的文章。工业革命后，同行间的评审作为一种学术和科学研究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欧美历史、文化和立法中。而SCI等索引的量化评价基础则正是来源于此。理论上而言，量化评价所统计的每一篇论文都是经过同行匿名评审后，才会正式发表在学术刊物之上。由于高水平权威性期刊如某专业核心期刊或SCI收录期刊的责任编辑、主编尤其是编委或同行评审专家往往都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其审查把关较普通期刊更为严格，使那些优秀的论文最终形成聚合，使优秀的论文在出色的刊物上发表，形成更大的影响力。
没有高水平的同行和出色的学刊质量，就无法保证论文考评的真实性
论文考评当然也有空可钻。在国内引入SCI考核机制后，在一些大学内与奖金机制挂钩，也催生了大量花钱发稿的灰色产业，整个中国的论文数量在引入该考核机制后开始迅速增长，2009年，全中国论文数量第一次突破10万篇，跃居世界第二。于此同时，出版署副署长却表示，中国学术杂志存在“严重”问题，“质与量间存在很大差距”。
一位资深出版人称，中国5000家左右中文学术杂志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大学学报，而这些学报存在的目的只是便于研究生和教授能够攒够考评所必需的论文发表数量。《浙江大学学报-科学》英文版主编2010年给《自然》杂志发去的邮件显示，提交给该杂志投稿论文中高达31%论文包含剽窃内容。更令人尴尬的是，多数中国顶尖研究人员已经放弃了中国的学术杂志，改投国际刊物。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也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2010年9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学术出版会议的开幕式上，李东东宣布在2011年1月之前，将推行新的管理规范，以“淘汰”劣质的学术杂志。
 
学术的社会意义在于知识的公共运用，人文社科类研究无法脱离社会议题
学者徐贲认为，学术是探索和发现新知识的方法和过程。学术是是为了发现新知识并将获得的知识用于社会普遍教育和其它形式的公共事务参与。学术的理想与人的教育和公共事务参与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目标包括实现人的平等、自由、尊严，以及尊重人的多元、理性、独立、创制。而诸如社会学、法学乃至整个人文社科类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游离于公共话题之外。对于社会热点议题的看法、见解甚至简单直接的剖析，也很难说不是另一种学术研究。
“纯学术类”研究也受制于公共事务，饶毅等学者也曾批评科研“潜规则”
对于那些自然科学类研究来说，受制于公共事务的表现也越发明显，最新一轮中科院院士评选结束，被业内看好的学者饶毅落选，引起关注。而饶毅本人曾多次对中国教育科研问题提出过直言不讳的批评。去年年底，他还联合施一公在美国《科学》杂志刊出社论称，中国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更多的是靠关系而非学术水平高低，“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详细]
2010年9月，饶毅、施一公联名在《科学》上发表社论称，虽然中国科研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但科研经费的分配问题却阻滞了创新步伐，而这一部分归结于体制，一部分归结于文化。
论文考评更像是高考，虽然它不完美，但却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取而代之。比起论文考评更加令人担忧的，是长久以来浮躁、假大空盛行的科研学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