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霞女儿糖尿病:帝王学的智慧(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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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知人才能善任(1)

  知人才能善任,知人是恰当用人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然而,“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旨在说明知人之难。怎样才能既知其人,又知其心,古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本节对这些经验又做了系统的归纳,想研究帝王学,就不可不细细揣摩下面的内容:

  领导将帅的原则是,一定要了解手下英雄的内心世界。然而,了解人是不容易,这是一种很耗费心智的活动。汉光武帝刘秀是很善于听其言知其人的皇帝,但却被庞萌迷惑;曹操是明察将士的高手,还是给张逸骗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事物之表面现象相似但实质不同,是很容易迷惑人的。所以,目空一切的人看上去很聪明,但他们其实并不聪明;而愚蠢得可爱的人看上去像正人君子,但他们其实不是君子;鲁莽的人似乎很勇敢,但他们的品性其实称不上“勇敢”。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他们大多给人一种颇有智慧的印象,亡国之臣也往往表现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混杂在禾苗里的莠子在幼苗时期与禾苗几乎没有区别;黑牛长上黄色的花纹,也很像是老虎;白骨像是象牙,色泽像玉的石头很容易与玉石混淆。这都是似是而非的事物以假乱真的情况。什么事都要插一手的人好像多才多艺,一旦要他拿出真本事,就会露馅;锐意进取的人似乎精诚专一,可是这种人的热情不会持久;吹毛求疵的人好像是很精明,实际上只能添麻烦;动不动答应给人这样那样的好处的人好像乐于施惠,但是这种人常常说了不算;当面百依百顺的人貌似忠诚,然而这种人大多是阳奉阴违之辈。这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典型现象。

  当然,也有似非而是的情况:大政治家看似奸诈,却是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有大智慧的人看似痴愚,然而其内心却一片空明,聪明盖世;博爱的人看似虚幻,其心胸实际上非常宽厚充实;正直无私的忠言虽然听了让人不高兴,但其情感却是出自一片至诚。人世间诸如此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现象,如果不是天下最精明的人,谁能分辨得清呢?

  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知人比知天还难。天还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可人呢,表面看上去一个个都好像很老实,但内心世界却包得严严实实,深藏不露,谁又能究其底里呢!有的人外貌温厚和善,行为却骄横傲慢,非利不为;有的貌似长者,其实是小人;有的外貌圆滑,内心刚直;有的看似坚贞,实际上疲沓散漫;有的看上去泰然自若,可他的内心却总是焦躁不安。”

  姜太公说:“人有看似庄重而实际上不正派的;有看似温柔敦厚却做盗贼的;有外表对你恭恭敬敬,可心里却在诅咒你,对你十分蔑视的;有貌似专心致志实则心猿意马的;有表面风风火火,好像是忙得不可开交,实际上一事无成的;有看上去果敢明断而实际上犹豫不决的;有貌似稀里糊涂、懵懵懂懂,反倒忠诚老实的;有看上去拖拖拉拉,但办事却有实效的;有貌似狠辣而内心怯懦的;有自己迷迷糊糊,反而看不起别人的。有的人无所不能,无所不通,天下人却看不起他,只有圣人非常推崇他。一般人不能真正了解他,只有非常有见识的人,才会看清其真面目。”凡此种种,都是人的外貌和内心不统一的复杂现象。这是人世间最复杂的事物,没有大智慧的人,是处理不好这样的人与事的,这也是我们在这里研究的“帝王学”的精妙所在。

  南北朝时的政论家桓范说:“如果贤惠和痴愚的不同,像葵花和苋菜那样容易区别,那还有什么不好辨认的呢?可是贤惠和愚劣却像莠与禾苗一样,常常似是而非,那就难办了。”战国时的哲学家杨朱在《法言》中说:有人问到知人之难时说:“人和人的区别如果像泰山与蚂蚁,河海与小水洼一样,那太容易分辨了!可是如果要区别大圣与大奸,就太难了!呜呼,只有把似是而非的现象辨别清楚后,才可以说知人不难的话!”

  知人是合理用人的先决条件,陶朱公派幼子救兄就是典型的用人例证。我们现在姑且把它复述出来,或许会对今人有所启发:

  陶朱公原名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功成身退,转而经商。后来辗转来到陶地,自称朱公,人们都称他为“陶朱公”。这个陶朱公后来成了大富翁。后来,他的二儿子因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想用金钱赎回二儿子的性命,于是决定派小儿子带丰厚的钱财去楚国办理这件事。长子听说后,坚决要求父亲派他去,他说:“我是长子,现在二弟有难,父亲不派我去反而派弟弟去,这不是说明我不孝顺吗?”他同时还声称如果得不到批准,就要自杀。陶朱公的老伴也说:“现在你派小儿子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活老二,却先丧了长子,可如何是好?”陶朱公不得已,就派长子去办这件事,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以前的好友庄生,交代说:“你一到之后,就把钱给庄生,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不要管他怎么处理此事。”

  长子到楚国后,发现庄生家徒四壁,院内杂草丛生,按照父亲的嘱咐,他把钱和信交给了庄生。庄生说:“你可以赶快离开了,即使你弟弟出来了,也不要问其中的原委。”但长子告别后并未回家,而是避开庄生去贿赂其他权贵。庄生虽然穷困,但却非常廉直,楚国上下都很尊敬他。陶朱公的贿赂,他并不想接受,只准备在事成之后再还给他,所以那些钱财他丝毫未动。陶朱公长子不知原委,以为庄生无足轻重。

  庄生向楚王进谏,说某某星宿相犯,这时楚国不利,只有广施恩德才能消灾。楚王听了庄生的建议,命人封存府库,实行大赦。陶朱公的长子听说马上要大赦,弟弟一定会出狱,而给庄生的金银就浪费了,于是又去见庄生,向庄生要回了钱财,并感到暗自庆幸。庄生觉得自己被一个小孩子欺骗了,很是恼怒,又进宫见楚王说:“我以前说过星宿相犯之事,大王准备修德回报。现在我听说富翁陶朱公的儿子在楚杀人被囚,他家里拿了很多钱财贿赂大王左右的人,所以大王并不是为体恤社稷而大赦,而是由于陶朱公儿子的缘故才大赦啊。”楚王于是下令先杀掉陶朱公的次子,然后再实行大赦。结果,陶朱公的长子只好取了弟弟的尸骨回家。

  第12节:知人才能善任(2)

  长子回家后,陶朱公大笑说:“我早就知道他一定会杀死他弟弟的!他并非不爱弟弟,只是因为他年少时就与我一起谋生,所以吝惜钱财,而小儿子一出生就见我十分富有,所以自幼轻视钱财,挥金如土。以前我要派小儿子去办这件事,就是因为他舍得花钱啊。”

  知人难,但不是不能知。古人对如何彻底了解一个人,总结出许多非常实用的方法,下面就是介绍和归纳。

  如果想知道一个人语言的表达能力,可以向他隐晦含糊地突然提出某些问题,然后看他怎么解释;要观察一个人的应变能力,可以出其不意地连连追问他,直到对方无言以对;与人背地里策划某些秘密,可以发现一个人是否诚实;直来直去地提问,往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德如何;让人外出办理有关钱财的事,就能考验出他是否廉洁——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钱财交给他,由他支配,可以观察出他是否仁义;或者,让他面临有利可图的事情,从他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可以看出他是否廉洁;用女色试探,可以观察出一个人的贞操,就能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淫乱的人;要想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勇气,可以把事情的困难告诉他,看他有何反应;突然告诉一个人危险就在其身边,这样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勇气;让一个人喝醉了酒,能看出他的定力,可以看出他会不会酒后乱性。

  《庄子》说:“派人到遥远的地方办事能知道一个人有没有贰心;而在跟前办事则能观察出他是否尽职。还有一种说法是近在身边与他亲昵,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一个轻薄无仪的人;一个劲让人做繁杂的工作,可以看出他有没有临烦不乱的才能,或者说调理繁杂事务的本事;突然向一个人提问可以观察其机智,或者与之共同策划一事,以考察他的智力。姜太公说过,有连续不断之应变能力的人是有谋略的人。此外,还可以用仓猝间和一个人做约定的办法来观察他是否守信用。姜太公还说,办事过程中不向你隐瞒消息,就可以称作有信用。使一群人杂然而处,看某个人的神色变化,就能发现其人的种种隐情;或者让人随便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观察出他对什么事情是坚持不变的。”

  《吕氏春秋》里说:“仕途顺利时看他所尊敬的人是谁;显达的时候看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在一个人青云直上时要看他提拔的是些什么人;富裕的时候要看他所抚养的对象,或者看他帮助些什么人。姜太公说,富贵了仍然那么朴素诚恳,就叫做仁。听其言,观其行,可以知道一个人是否仁善;看一个人经常接近些什么人与物,就能知道他的爱好;或者通过观察一个人的居室,就能大致估计出他的亲朋好友是些什么人,志向如何;经常接近一个人,要体味他说话的真义,是否谈论仁义道德;一个人倒霉、穷困时要看他不喜欢什么东西,或者看他不敢做的是什么,以及会不会做坏事;贫贱时要看他不爱做什么事,这样就能看出他有没有骨气;在一个人高兴时要考察他是否有自制力或者是否轻佻;在他快乐时要考察他的嗜好是什么或是否俭朴;让人发怒可以考验他的本性优劣,或者用仇人触怒他,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个记仇的人;让人悲伤能知道一个人是否仁爱,因为宅心仁厚的人见别人悲哀也会与之同哀;艰难困苦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志气或是否有随遇而安的修养。”

  《人物志》里说:“从小聪慧的人,在小时候就能有所表现。所以说,文才本于辞藻丰富,辩才始于口齿灵俐,仁爱出于慈善怜恤,好施生于大方,谨慎生于畏惧,廉洁起自不拿别人的东西。”壮年人,要看他是否廉洁实干,勤恳敬业,大公无私;老年人,要看他是否思虑慎重,各方面都衰退了,身体精力都不济了,是否还要拼命挣扎;父子之间,看他们是否慈爱、孝顺;兄弟之间,看他们是否和睦友善;邻里之间,看他们是否讲信义;君臣之间,看君主是否仁爱,大臣是否忠诚。”姜太公说:“给他权力但不变心的才是忠。”这些用以识别人的方法叫“观诚”。

  第13节:知人才能善任(3)

  傅玄说:“知人的难处,最难的是辨别真伪。如果一个人的修养是源于道家,他就会言谈自然,崇尚玄妙虚无;如果是出自儒家,一开口就是礼仪制度,崇尚公平正直;如果是出自纵横家,就好谈论权力、机变,崇尚改革、变法。诸子百家各有不同的追求,各有不同的长处。分辨他们的不同,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知人之难。当一个人静默不动的时候,怎样才能知道他将如何行动?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怎能知道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在他从政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业绩?在他赋闲的时候,他的学识如何?这四种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仔细观察,总能发现他们的不同。所以这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难处。

  “我们所说的难处是,有的人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阴谋奸诈找理论根据。看风使舵,八面玲珑,受了侮辱却标榜自己如何如何品德高尚;贪得无厌却满口清正廉洁;残害众生却偏说自己多么仁慈;怯懦无能却说自己英勇非凡;为人奸诈却要信誓旦旦;淫荡好色偏偏装出坚贞不二的样子。凡此种种的伪君子,都有一套以假乱真的技巧,会花样翻新地迷惑人们的视听。这在普通百姓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然而对于当权者来说,却是最为痛恨、忌讳的。有德行的人,力求使自己的心灵纯洁虚灵,虚心平和地待人,任凭外界人欲横流,但永不动摇端方正直的立身总则。明白了这些,才算明白了最正确的观察人的方法。百家九流,都有他们一贯坚持的原则。内心有了正确的观察人的方法,对外坚持原则,那些千方百计伪装自己的奸险小人就无处藏身了。空头高调谁也会唱,但只要以实践检验其实质,那么是非正误马上就暴露无遗了。”

  因此,韩非子说:“在人们都睡着的时候,就无法分辨谁是盲人;当人们都不说话的时候,就无法知道谁是哑巴。醒了之后让他们看东西,提出问题让他们回答,哑巴和盲人就无法隐瞒了。仅仅是看口齿、观毛色,即使是最优秀的伯乐也看不出哪个是好马,只要让马驾车奔驶,就是不善相马的奴仆也能辨别是好马还是驽马。从一把宝剑表面的颜色和铸锻的纹理去鉴定,就是善观剑的欧冶子也未必知道好坏,只要在地上宰狗杀马,水里斩截蛟龙,即使是蠢人也能分辨剑的优劣。由此可见,能够明白通过实践考查事情、人物的真伪,是最高明的方法。”

  古人知人有理论,也有实践。据说,北宋名相吕蒙正就是一位善于察士知人的人。吕蒙正做宰相后,朝中有人想巴结他,自称家中有祖传古镜一面,可照见百里之外的东西。吕蒙正一听这种论调,就知道此人在瞎吹牛,是个骗子,但他并没有当即动怒,而是很幽默地说:“我的脸面不过碟子大小,何必要一面能照百里的镜子呢?”

  还有一次,皇帝想派人出使朔方,下令中书省选择能担当此任的人。吕蒙正很快便送上人选姓名,但皇帝没有答应,命他再议。第二天皇帝又问了三次,吕蒙正依然如故,三次推荐的都是同一个人。皇帝很是生气,便责问他:“卿为何如此固执?”

  吕蒙正不加思索地回答:“非臣固执,大概是陛下没有深思。”并肯定地说:“臣知道此人可以担当出使大任,别的人赶不上他。臣不想以谄媚来讨好皇上,以免误国。”

  在他的坚持下,皇帝终于任用了吕蒙正推举的人选,后来果然很称职。

  宋真宗景德年间,吕蒙正告老还乡,真宗曾前后两次到过他的家乡亲自探望他。皇帝问他:“卿的儿子中有谁可以担当大任?”

  吕蒙正回答说:“我的几个儿子都不中用,只有侄儿吕夷简现任颖州推官,却是个宰相之才。”后来,吕夷简因此知名,并受到重用。

  史载吕蒙正的朋友富言想求吕蒙正推荐一下自己的儿子,吕蒙正同意了,要求见一见他的儿子。第一次见到那个孩子时,吕蒙正竟大吃一惊:“此儿将来名位不亚于我,而功勋业绩更在我之上。”于是,就把这个孩子留在了身边读书。这个孩子是什么人物呢?他其实就是北宋时两度入相、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富弼。从上述这些事例中,吕蒙正可以说是一个知人有道的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关于“知人”的事例与道理数不胜数,只要用心去把握,并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能力,作为领导者的知人水平就会逐渐提升。

  第14节:明主相人术(1)

  为了在用人之前就能知人,古代中国的智慧谋略长河中就产生了“相人术”这样的支流。曾几何时,相人术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归入“封建迷信”中去,被斥为所谓的“传统文化糟粕”,这确实有点冤枉。以相人术鉴别人的道理,恰于中医的原理差不多,那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在察人识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往往是从对人的外貌举止的观察中得出的——这方面又恰如中医中的“望闻问切”,所以不能忽视,更不能将其彻底否定。本节旨在从源远流长的相人术中摘取实用而合理的经验,并分类予以概述。清末儒将曾国藩结合他阅人无数的实践和两千多年的相术理论,总结出两句经典性的相人总则,可作为本节的提要:

  端庄厚重、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心存济物是富相。

  一个人在关键时刻能不能做出决断,往往表示他是不是一个能成就大事的人,即所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基于这样的原则评价人,再兼之以他的相貌,就能做出万无一失的相人判断。

  《相经》上说:“一个人的贵贱取决于骨骼,而寿命的长短则取决于其精神气质的虚实……人活的是一口气,凡呼吸匀长缓慢的人寿命都长,相反则寿短。骨骼坚硬的人寿长,但一生欢乐少;骨骼柔软的人寿短,但一生都会很快活。”

  下面引述的《左传》中的一些故事,可以作为以神情举止来预测其命运的参考和例证。

  鲁国的襄仲出使齐国,回国后说:“我在齐国听说他们准备来吃我国的小麦,依我看他们做不到。齐王说话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臧文仲说过:‘做国王的说话支吾含糊,就快死了。’”不久后,齐王果然死了。

  郑悼公前往晋国拜谢结盟成功。在举行授受玉璧的礼仪时,两国地位相等,东道国的君主应站在两楹柱之间的正堂,为客的一方则应站在东面楹柱的西边。不料,郑悼公却快步走到了东边。晋大夫贞伯见此情形后说:“郑伯恐怕快死了吧?他是在自己抛弃自己!他目光流散,脚步匆匆,不安于自己的位置,大概活不成多久了!”后来,郑悼公真的死在当年六月。

  公元前578年春,周简王命令刘康公和成肃公会合晋厉公去攻打秦国。成肃公在土地神庙中接受祭肉时,态度很不恭敬。刘康公说:“我听说人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降生,这就是命。因此产生了行为、礼义和威仪的准则,为的是巩固这命。能遵守这些准则并维护它的人就可以得到福禄,否则就要遭殃。因此有德行的人对待这些准则总是很勤谨,老百姓也是尽力而为。勤谨莫过于恭敬,尽力莫过于老实。恭敬在于供奉神灵,尽力在于安守本分。国家中的大事,就是祭祀和作战。祭礼时供献熟肉和作战前接受生肉的仪式是人神交接的重大环节。现在成肃公那么懈怠,这是不要自己的命了。恐怕他再也不能回到本国了吧?”当年五月,成肃公果然死在了一个叫做“瑕”的地方(今湖北随县境内)。

  晋平公宠幸程郑,让他担任下军的输佐。郑国负责外交的官员公孙挥出使晋国,程郑问他:“请问怎样才能降低自己的官位?”公孙挥回答不上来。回国后对然明讲起这件事,然明说:“程郑要死了吧?不然就得逃亡。高贵而知道害怕,害怕而求降职,不会没有办法,位居人下就是了,有什么好问的?身居高位而求下位的人是有智慧的人,但程郑不是那样的人,恐怕是碰上迫不得已、要使他逃跑的挑战了吧?要不然就是他有老疑虑别人要迫害他的精神病,担心自己随时会被害死吧?”第二年,程郑果真死了。

  周景王派单成公到戚邑去会见韩宣子。单成公目光低垂,言语迟缓。叔向说:“成公快要死了吧?大臣上朝都有一定的位置,会见诸侯时进退有一定的秩序。上衣的左右襟要在胸前交会,腰带的结子要打在前面。会见和上朝时所说的话,一定要让大家都听到,这是为让讲的事明明白白,有条有理。目光不能超出腰带结和衣领之间,这是为了让容貌端庄。用语言明确自己所说的事情,再用容貌加强它,丧失了这些准则就会有损形象。现在成公作为周王的特派长官,在朝会中传达周王的命令时,目光高不过腰带的部位,声音传不出一步远,神情萎靡不振,言语含糊不清。神情不振就无法让人敬重,言语不清就无法让人遵从。这都表明他已经没有守护身体的生气了。”单公果然就死在当年的冬天。

  第15节:明主相人术(2)

  宋元公宴请鲁国大夫叔孙昭子,酒喝得很快乐,两人说话中间又哭了起来。当时乐祁陪宴,退下来后对别人说:“国君和叔孙昭子今年恐怕都活不成了吧?我听说,该悲哀的时候却快乐,或者该快乐的时候却悲哀,都是丧失心智的表现。清爽的心智才有魂魄,现在他们的魂魄都不在了,怎么能长久得了?”就在这一年,叔孙昭子和宋元公真的相继去世。

  邾隐公前往鲁国朝见鲁定公,隐公拿着玉圭的手抬得很高,脸向上仰。定公接受玉圭的手放得很低,脸向下俯。如果按照礼仪观察他们,这两位国君皆有死去或逃亡的征兆。脸仰得高,是骄傲的表现;身体俯得低,是衰颓的标志。骄傲近于昏乱,衰颓近于疾病。鲁国的大臣看到这种情况后表示很担心:“我们国君是主人,恐怕先死的是他吧?”后来,鲁定公真的死在这一年。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鲁国放回了被俘的邾隐公。卫出公与吴国在鲁国的郧邑(今山东莒县南)会见,吴国人包围了卫出公住宿的地方。子贡向吴太宰嚭求情,吴国人这才放了卫出公。不料,这个卫出公回国后竟然开始学着说吴语。他的公子年龄尚小,但是却有自己的见解:“君王你一定将不免于灾祸了,恐怕要死在吴国吧?你被人家抓起来关在那里,还要喜欢人家的语言,说明追随人家的志向是很坚定的了!”后来,卫出公终于死在他国。

  鲁襄公按楚国宫殿的风格建筑宫室,穆叔说:“《尚书?太誓》中说:‘人们所欲望的,上天必定听从它。’大王是想到楚国去了吧,所以才修建这楚式宫殿。如果不能再去楚国,也一定会死在这宫殿里。”六月二十八日,襄公真的死在了这座宫殿里。

  晋厉公派郤犨送孙林父去卫国和他见面。卫定公宴请苦成叔(即郤犨),苦成叔很傲慢。卫国大夫宁子说:“苦成叔要灭亡了吧?古时候设置宴席,是为了观察威仪和思虑祸福。所以《诗经》中有诗说:‘牛角杯弯弯,香甜的酒绵软。彼此交往谦恭温和,种种幸福自然光临。’现在他这么傲慢,这是要自取灭亡了!”过了三年,郤氏灭亡。

  公元前552年,数国诸侯在商任(今河南安阳境内)相会的时候,齐庄公和卫国国君公孙剽的态度都不恭敬。叔向说:“这两个国君必定不免于灾祸了!会见和朝见,是礼仪的经纬。礼仪,是政治的车辆;政治,是身体的守卫。怠慢了礼仪,政治上就会有过失;政治上有了过失,就不能安身立命。因此这两国必定要发生祸乱。”四年后,齐国发生了弑君事件,接着,卫国的公孙剽也被杀害。以上这些发生在春秋时代的真实的历史事例,都说明了人的内心灵气的征兆一定会通过形容相貌、言谈举止表现出来,从而可以作为预测一个人命运的依据。上述事例,大体上可以说明这一道理。

  十九世纪著名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说过:“一个人过了四十岁,就要为自己的长相负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根据笔者的理解,他的意思是说,人的内心活动与实际生活对人的相貌有着很大的影响。相应地,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人的相貌大体判断他的身份与经历。看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的读者可能都很熟悉这样一个情节:福尔摩斯在看了一个退伍老兵一眼后,立刻就猜出了他的重大经历:在阿富汗当过兵,参加过两次重大战役,腿上受过伤,退伍后做烟草生意……在惊讶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相人”是一门高深但决不是没有根据的学问,是有规律可循也是可以通过实践掌握的。如果一个领导不会观察细节,不会“以小见大”,无法从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以及言谈举止上去分辨下属的品性,那么他的工作肯定会遇到挫折,这样的领导也很难说是合格的领导。

  第16节:成一流事业必求一流人才(1)

  著名导演冯小刚拍摄的喜剧电影《天下无贼》中的“贼头”胡黎说过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虽然这句话看上去是在搞笑,但实则以喜剧的形式道出了一条千古帝王学的真理——人才永远是帝王成就事业的最重要因素。自古以来,人才难得,欲成就一等事业,必得一等人才。中国历史上前有齐桓公见稷之诚,后有刘备三顾茅庐之志,总之,这些历史事例都告诉我们:人才可得,事业可成。

  黄石公说:“从前太平的时候,诸侯有两支军队,方伯有三军,天子有六军。世道混乱就会发生叛逆,王恩枯竭后诸侯就结盟、立誓,相互征伐。当政治力量势均力敌,无法一决高下的时候,争霸的双方才会招揽天下的英雄。所以说,得到人才国家就会兴盛,失去人才国家就会衰亡。那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下面我们看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例。

  从前,齐桓公去见一个叫稷的小吏,一天去了三次也没有见到,侍从阻止他,桓公说:“有才能的人轻视爵位、俸禄,当然也要轻视他们的君王;君王如果轻视霸主,自然也会轻视有才能的人。即便稷敢轻视爵位和俸禄,我难道敢轻视霸主吗?”就这样,齐桓公去了五次才见到稷。

  《尚书》上说:“能得到贤人并拜他为师的人,可以称王天下。”为什么这样说呢?齐宣王召见颜触时说:“颜触你到前面来。”不料颜触也针锋相对地说:“大王你到前面来。”颜触到前面去表明他是为权势,齐宣王到前面去则说明他礼贤下士。宣王一见颜触对自己持如此的态度,就变了脸,说:“是君王尊贵呢,还是士人尊贵?”颜触说:“从前秦国攻打齐国的时候,曾经下过一道命令:有谁敢去柳下季的坟墓五十步之内打柴、采摘的,一律处死,不予赦免。并且还下过一道命令:有能得到齐王人头的,封他为万户侯,赏赐黄金二万两。由此看来,活着的大王的人头,还不如一个死士的坟墓。”宣王于是被说服,拜颜触为师。

  当时,宣王身边的人说:“我们大王拥有千乘之地,千斤之钟,四面八方,没有敢不服从的。现在名声高的士人也只是普通百姓,每天步行到地里去干活;等而次之的则住在边远偏僻的地方,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士人的低贱,真是到了极点啦!你还傲慢什么?”

  颜触说:“从前禹的时候,有诸侯万国。舜是从一个农民发展起来,成为天子的。到了汤的时候,诸侯只有三千。而到如今,南面称王的还传不到四代。这难道不是由于不重视士人造成的吗?诸侯渐渐地被杀戮,消灭,等到国破家亡之时,就是想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也不可能了。《易经》上不是说过,有些人‘身居高位而不具有相应的德才吗?’所以,帝王不做踏踏实实的工作而喜欢弄虚作假、标榜虚名的,国家会日益衰弱;没有德操却祈望享福的,必然会遭到穷困窘迫的下场;没有功劳却享受俸禄的人必然要受侮辱、遭受灾殃。所以说,好大喜功,必不能建功立业;夸夸其谈而无实际行动的人,终究不能实现其理想。这都是爱虚名、好浮夸而无治国爱民的实际行动的人必然会有的下场。所以尧有九个帮手,舜有七个诤友,禹有五个丞相,汤有三个辅佐。自古至今,得不到贤德之士的辅佐而能建功立业的人,从未有过。因此,君王不应以经常向人求教为耻辱,不应以向别人学习为惭愧,只有将自己的姿态放低,才可以实现他的理想。”

  老子说:“纵然尊贵,必须以卑贱为根本;纵然高峻,必须以低下为基础。所以,君王、诸侯要自称‘孤’、‘寡’、‘不谷’。所谓‘孤、寡’,就是卑贱的意思,而君王们用以自称,难道这不是在表示他们谦居人下并尊重士人吗?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世世代代都称他们为明主,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贤士的可贵啊!”

  俗语说:“沐浴不一定要去江海中,只要能去污就行;马不一定非要骐骥,只是它善跑就行;用人无须他多么贤德,只要他懂得道就行;娶妻不必出身高贵,只要她贞节就行。”为什么这么说呢?淳于髡对齐宣王说:“从前的人喜欢马,大王也喜欢马;从前的人喜欢美味,大王也喜欢美味;从前的人喜欢美女,大王也喜欢美女;从前的人喜欢士人,大王却偏不喜欢。”

  齐宣王说:“国家没有士人啊,如果有,我就会喜欢他们。”

  淳于髡说:“从前有骅骝、骐骥,现在没有,大王从众多的马中挑选好马,这说明大王是喜欢马的;从前的人好吃豹子、大象的胎盘,现在没有,大王从众多美味中挑选佳肴,这说明大王是喜欢美味的;从前有毛嫱、西施,现在没有,大王就从众多美女中挑选丽人,这说明大王是喜欢美女的。大王一定要等尧舜禹汤时的贤士出现,才去爱惜,那么尧舜禹汤的贤士也就不会喜欢大王了。”

  第17节:成一流事业必求一流人才(2)

  鲁仲连对孟尝君说:“你说你重视人才,其实不是。”孟尝君说:“那是因为我没有得到人才的缘故。”鲁仲连说:“你马厩中有上百匹好马,没有一匹不是不身披绣衣、吃精料的,难道都是千里驹?后宫中的十个妃子,没有不身穿绫罗绸缎,吃美味佳肴的,难道其中有毛嫱、西施?美女、骏马要用现在的,而人才为什么一定要用古代的呢?所以说,你说你重视人才,其实不是。”

  张敞在《与朱邑书》中说:“对饥人来说,糟糠都是美味;对饱人来说,美味都让人厌食,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有’还是‘没有’。从前陈平虽然很贤德,有才能,但必须通过魏无知才能进入朝廷;韩信虽然有奇才,但必须在投靠萧何后才会被信任。所以,每个有才能的人想要发达,都有个时机问题。如果等有像伊尹、吕望一样的人来推荐你所需要的人才,那么这些人才就无须通过你进身了。”

  《淮南子》说:“等有腰袅、飞兔这样的骏马才驾车,那世上就没车可乘;等有西施、洛神这样的美女才纳妃,那终身别想成家。只有不等古时的英才出现而能获取的人,才会凭借现有的人才去使用他们。”俗语说:“美玉做的船和桨,没有渡江的功用;金玉成的弓弦,没有发射箭矢的功能。因此,光是清高而不干实事的人,不是拨乱匡时的人才。温文尔雅而无治理才能的人,不是诚信、聪慧的辅佐。”何以见得?魏无知把陈平推荐给汉王刘邦,汉王任用了陈平。周勃和灌婴说:“陈平和他嫂子私通,还接受过贿赂。”汉王责备魏无知,魏无知回答说:“我所说的是才能;陛下你听说的是品行。现在即便有如尾生一样坚守信约的好人,却对胜负的命运一无所益,陛下能靠这样的人打江山吗?现在楚汉相争,我举荐人,只考虑到他的计谋是否确实对国家有好处而已。陈平与嫂子私通,接受贿赂,这是事实,但我们又何必因此而怀疑他的才能呢?”汉王说:“说得好。”

  黄石公说:“品行高洁的人,不能用爵位、俸禄打动;坚守节操的人,不能用刑罚逼迫。招引品行高洁的人,要以礼相待;招引坚守节操的人,要能有助于实现他的理想。”为什么呢?郭隗劝燕昭王纳贤的例子就是明证。

  郭隗说:“为帝王者与老师相处,为君主者与朋友相处,称霸者与臣子相处,亡国者与仆役相处。曲意顺从,虚心求教,才能百倍于自己的人才都会前来;求贤不持久,求教没恒心,就只会得到才能十倍于自己的人才;人家主动前来,自己才去迎接,那只能得到才能与自己相仿的人;颐指气使,只能得到奴仆,而暴戾恣睢,怒吼喝叫,那就只能得到奴才了。”

  黄石公说:“士人所依附的是礼义,为之而死的是赏赐。把礼义和赏赐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你所需要的人才就会到来。”为什么这样说呢?魏文侯的太子向田子方行礼,田子方不还礼,太子很不高兴,对田子方说:“不知道是贫贱的人傲慢呢,还是高贵的人傲慢?”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傲慢啦!高贵的人怎敢傲慢?在高位者傲慢就会失去国家,大夫傲慢就会葬送封地,贫贱的人却没什么可丢失的。不顺心了穿上鞋就走,没什么可留恋的,到哪儿还不是一样的贫贱?”

  《论语》中说:“眼力一样的人才能看见同样的东西,听力一样的人才能听见同样的声音。同心同德的人才会相亲相爱。声音的频率相同,即使在不同的地方也会互相呼应。”韩非子说:“志趣相同才会彼此欣赏,志趣不同就会互相排斥。”怎么才能证明这一点呢?

  楚襄王问宋玉说:“先生你莫非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吗?为什么大家都不钦佩你呢?”

  宋玉回答说:“鸟中有凤凰,鱼中有巨鲸。凤凰一飞,冲上九万里云霄,翱翔于清空之中,那笼中的鹌鹑怎能知道天有多高?鲸鱼早发昆仑,晚宿孟津,水沟里的小鱼,怎能知道海有多大?所以不单是鸟中有凤,鱼中有鲸,士人中也有与凤和鲸一样的人啊。圣人心志瑰伟,超然独处,世俗之人,又怎会了解我的所作所为呢?”

  第18节:成一流事业必求一流人才(3)

  我们可以这样来讨论这一问题:世间的善恶,是不容易了解的。如果不是聪慧之人,是分辨不出善与恶的界限的。为什么呢?文章被军人武夫耻笑,不一定就不好,但如果被扬雄、司马迁所耻笑,那才是真的不好呢!大臣被桀、纣否定,不一定真的愚蠢,必须要是被尧、舜否定,那样才算是真的愚蠢。世俗的毁谤与赞誉不值得相信。人们常说:夜里不出门,怎知有夜行人?姜太公说:“智慧与众人相同的人,不能做人的老师;技艺与众人相同的人,不能做一流的匠人。”

  老子说:“凡夫俗子听到‘大道’时,就会哈哈大笑,如果他不大笑,就不是‘道’了。”所以说,常人所嘲笑的,正是圣人所重视的。根据我们对古往今来的历史故事的考察,这是千真万确的。

  《论语》中说:“拥有国家的君王,不能说全国没有深谋远虑的臣子,整个朝廷没有计策高明的士人,而完全在于君王能不能精明、审慎地发现人才。”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的汉高祖是英明的君主,他采纳陈恢的计谋,就攻下了南阳;不采用娄敬的计策,就被困于平城。广武君,是足智多谋的人,韩信采纳他的计策,就把燕、齐攻下了;陈余不用他的计策,泜水之战就失败了。由此看来,不能说事情成功的有出谋划策之士,失败的就没有深谋远虑之臣。虞公不采用宫之奇的意见,被晋所灭;仇由不听赤章的话,被智氏所灭。秦国老臣蹇叔的哭泣,不能挽救崤之战秦国的失败;赵括母亲的苦劝,也不能挽回长平之战赵国的惨败。这都是由于当权者听取意见时不明慎造成的。因此说,只要在高位者善听善察,天下的忠臣谋士遍地皆是。

  从另一方面来看,天下如果没有灾难发生,有贤德的人也无处施展才能。老子说:“大道败坏,然后才有仁义产生;国家昏乱,然后才有忠臣出现。”《淮南子》说:“一个人在没有业绩的时候就想了解他的才能,只有尧对舜才能做到;功业建立之后才了解他的才能,这是市井之人了解舜的途径。”

  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商朝没有鸣条打败夏桀一事,伊尹就只能是作为陪臣陪嫁到有莘国;如果周朝没有牧野之战的胜利,太公就只能是一个在渭水河畔钓鱼的人,那样他们怎么能在碑刻和史籍中留下名字,将其功勋记载在国家档案中呢?所以说,贤能与不贤能,是人的才能;能不能得到君主的赏识,则是机遇。

  黄石公说:“网罗英雄豪杰,敌国就会势穷力竭。英雄豪杰是国家的栋梁;有教养的国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得到栋梁之材和民众的拥载,国家的政策才会得以贯彻执行,人民群众也不会有怨言。”由此可知,知人然后才会明哲。对于帝王来说,这是最困难的事情。

  第19节:有好制度才有优秀的人才

  英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必须辅之以完善的管理体制,才会有政治的清明。国家如此,机关如此,企业如此,任何一个“治人”或“人治”的单位莫不如此。任何政治制度,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得到有贤德之人才就兴盛,否则就失败。所以我们首先简要地讨论了人才的品行道德。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论述政权的本体了。

  古代设立帝王的原因,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因为社会上的人总是强大的欺压弱小的,狡诈的欺侮老实的,因此才设立天子来管理他们,好让天下公平合理,万众一心。然而,天子一人无论多么英明,也不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所以才设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因为风俗与中原不同的偏远之地感受不到天子的恩泽,所以设立诸侯来治理、教化他们。所以说,这种用教化来统治的方法是由来已久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管仲说:“使国家处于不被倾覆的稳固状态,是因为有了道德。”

  周武王问鬻子(音yù,名熊,西周时有熊家族首领,其曾孙熊绎楚国始祖):“我希望守住基业就一定成功,想获得就一定到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鬻(yù)子回答说:“攻与守的道理相同,和睦与严苛是基本方法。然而,守业可以依靠和睦但不可以依靠严苛,严苛不能像和睦那样使国家稳固;和睦的方法可以用来进取而严苛不能,用严苛的方法不如像和睦那样容易获得成功。诸侯发布政令,能对人民公正,是‘文政’;对待士人,使用官吏都能做到恭敬有礼,是文礼;断案用刑,以仁义待人,就是‘文诛’。以这三种政策作为国策,并作为基本理论统一国民的思想,守业不存,进取不得,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还未曾听说过。”

  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其所著的《尸子》一书中说:“德,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象征;义,是天地万物和谐融洽的象征;礼,是天地万物井然有序的象征。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使形式和本质相统一,就是最大的仁。”

  老子的学生尹文子说:“人无廉耻就无法管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法律能杀人,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可以惩罚盗贼,但不能使人知廉耻。明君在上,应将善恶美丑明明白白地显示给人民大众,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蔑视小人并黜退他。不随便动用刑法,同时要修明礼义,任用贤能。”又说:“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人民大众就会追随跟从;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可是只要危害到某一个人,人民大众就会有反心。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或者废除,不能不反复考虑,慎之又慎。”

  明朝的一些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从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制度的力量。

  终明一朝,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力在皇帝手中,设立内阁的作用只是作为皇帝的个人顾问,并且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明太祖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是想要做到集国家所有权力于一身,大到国家政事,小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要纳入皇帝的操控范围内。我们需要了解,在洪武和永乐两朝,这个严酷的制度对于整饬(chi)国家事务,是颇有效果的。但是,那样的高压政治毕竟不是国家统治的常态。

  但是,到了仁宗、宣宗统治的时候,因为当时明朝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开始向内阁和六部转移,皇帝那事必躬亲的无上权力开始逐渐萎缩。必须承认,这样的演变不是皇帝的初衷,而是符合了一个国家在实现稳定之后的官员们的诉求,并不是因为皇帝昏庸、懒惰才导致的。在这一时期,明朝的文官体制开始逐渐成型。

  在这种体制下,首先,明朝的官员敢于犯颜直谏,敢于用礼仪道德的大义束缚皇帝,以近代学者辜鸿铭所说的“道德宪法”来约束皇帝,对皇权形成了掣肘(che zhou),所以,他们能争取到越来越大的权力。至于皇帝,他不可能一个人就能管理全国的政务,所以需要依赖内阁和六部大臣来帮助自己具体执行政治决定,皇帝也确实需要依赖大臣们给自己做参谋。

  到了弘治年间,文官体制更趋成熟,这种情况就已经是皇帝没有办法控制的了。皇帝虽然是国家统治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作主张了。比如说,明武宗正德皇帝想要南巡(其实就是想去富庶的江南玩一次),权力意识大增的大臣们全体表示反对,说那样太浪费了,而且会扰民。任性的正德皇帝也无可奈何。至于嘉靖年间的“大礼仪”和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则更是明朝中后期历史的两大事件,对整个王朝统治的走势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制度的力量在官员们前仆后继的苦谏下显得巨大无比。此时,明朝的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行政权已经几乎完全落在了内阁和六部大臣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苦于要不回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行政权力,只能逐渐退居深宫,避开大臣们来做最高的决议人。当然,这两个皇帝动辄(zhe)十数年不上朝,则不是大臣们希望看到的事。不过,在这样的时期,整个国家名臣辈出,学术思想也空前繁荣。君王无能或者懒惰的时候,国家往往人才辈出,这是历史跟人们开的大玩笑。

  说远一点,我们再看看后来的清朝。同样,皇帝一个人不足以全理国家事务,但是他们死守着手中的权力,不信任大臣,尤其是汉族大臣。但是,清朝的皇帝普遍给人勤政的印象,而明朝的皇帝呢?除了昏庸、懒惰,一般人大概找不出别的好词了。我们拿为很多人喜欢的乾隆皇帝和明朝的正德皇帝比,根据他们二人的所作所为看,这两个人非常相像,但是二人的历史名声则有着云泥之差!其实,两个人都是好玩好色、宠幸奸佞的皇帝,而乾隆的南巡次数远多于正德,他的宠臣和珅搜刮的钱财远胜于正德帝宠信的太监刘瑾。即便可以说乾隆比正德在执政能力上有高明的地方,但是明清的体制不同,正德皇帝手下有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在帮他,因此正德在治国方面不比乾隆差,他身后的嘉靖、隆庆皇帝统治期间,明朝的国势到达巅峰。

  也许,乾隆帝和正德帝的区别仅在于,正德南巡的时候,百官谏止,大臣们以死相逼,搞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区区一件南巡的“小事”就演变成皇帝和大臣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那么,在乾隆统治的时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历史上,乾隆南巡的时候,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们(其实是“奴才”们)想的是怎么样争取做个皇帝南巡的随从,以接近皇上,讨得欢心,遑论进谏了。乾隆驾崩后,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起,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大清朝的国力可谓是江河日下,扼杀人才的制度使得整个神州大地呈现出一片“万马齐喑”的惨淡局面。坏制度的巨大负面力量不幸地得到了证明。

  总之,由于制度的原因,明末在各项政治规定上已经接近于近代,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个朝代的皇帝的自由最后萎缩到那么小的范围,连立太子都身不由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到了满清时期,异族统治下皇权的畸形强大是中国在满清时代落后于世界的根本原因。乾隆皇帝在晚年对于他统治下的朝廷有个评价,就是“本朝无名臣”,他的意思是,朝廷能取得那么大的政绩,身为“十全老人”的他自然居功至伟,他手下的大臣不过是给他跑腿办事的。其实,清朝大臣的能力并不见得比以往的朝代差,但是由于体制不同,一旦“万马齐喑”的局面出现,那么有多少人才也都会被制度扼杀掉了。所以,作为现代的领导者,必须要注意审视、反思自己单位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否则,不仅招不来人才,即使人才来了,也会被浪费掉,最终导致本单位的事业与利益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