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飞正传 梁朝伟片段: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 李诚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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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Post By:2010-8-14 16:40:16 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 李诚奇 我接受了丁惠民家属的委托,从重庆回上海以后,许多人给了我不少表扬,还有人把表扬信寄到了律师事务所。我觉得羞愧,自己仅仅做了一个律师应该做的一点小事,却被社会所称道,现实迫使我要回答大家的疑虑,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句话并不是我现在才说,其实我一到重庆向办案人员递交《律师执业证》的时候我就强调了,我离开重庆时有十几位当年的云南知青来送我时,我还是这样说的。 我跟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的民警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用意是强调我是一个执政党的党员,我所做的事情不会去危害执政党的根本利益,党员有党的纪律约束。希望执法机关在接待我时,消除顾虑照章办事,依法办事。用一句老百姓的话就是“套近乎”。没有想到这个“近乎”不起作用,让我吃了一个闭门羹,但是这个闭门羹是违法了。 我在上飞机前跟重庆的云南知青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同时我还说了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的成就,我的用意是告诉弱势群体,在强调老百姓利益考虑个人问题时也要考虑国家的大局。我的讲话被“二国王”全程录像,我前脚回到上海,后脚接到“二国王”很紧张的电话:“公安局”的民警逼着他交出录像带,我告诉他你尽管交出去,我没有见不得人的言辞,或许可以从中找出半句一词的把柄,我认了,我也不怕由此产生的后果。 现在我面对“感激”“致敬”“敬佩”“丰碑”,还有“勇敢”“善良”“真诚”“正义”“义薄云天”等词语时,我还是强调:“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 一、我有我的律师社会责任观 1988年我从一个县工商银行行长位置上考取了“律师资格”,如果为了谋私,可以动用数十亿资金的行长比律师发财的机会要大得多,我可以无愧的回答我在银行行长位置上没有谋过私,所以我离开银行行长位置时,没有属于我的一间私房,只有不到一万元的存款,我是一个贫穷的行长。 这几年,律师倾向商业化、趋利化,不少律师重经济利益,轻社会责任,外界对律师的评价也不好。官方认为律师是为“坏人”张目,老百姓认为律师是钻法律空子来谋生,所以追逐铜臭、调词架讼,为司法腐败搭桥铺路,是律师的专长。有一个笑话说,一块墓碑上刻了这样一副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位律师,一个正直的人。”路过的人问:“怎么一个坟墓里睡了两个人。”也就是习惯认为“正直”不可能产生在律师身上,所以世界上没有正直的律师。 我认为,律师首先是法治理念的布道者。 律师职业的基本特点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无论是法庭上的慷慨陈词,还是对当事人的循循善诱,律师都是通过自身的法律知识和勤勉努力,使得纸面上的病冷法律条文,变成活生生的正义。 其次,律师应当成为众多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所以我接到丁惠民家属给我的刑事拘留“通知书”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背后,知道了丁惠民是为了一部分知青争取“五十五岁退休”而“聚众”的,即意识到背后那一群,就业无门,生活艰难,交费困难的群体。法律是一门关于公正的科学,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其成果辉煌,但是改革的成果能否给全体实践者享受,是衡量执政党的路线政策能否实施,社会是否公平正义的关键性指标。 所以律师在为弱势群体服务过程中,探讨怎样在中国这个现代、民主、法制国家,扮演好讨论治国良策,推动社会进步中一个重要角色。 二、为什么别人不敢接,我来接。 我知道丁惠民的家里不富裕,所以我接了电话后,告诉他们还是在重庆找律师,因为上海的生活成本高于重庆,上海律师的收费规定就高于重庆,上海到重庆的来回路费也加大了当事人的成本。后来丁一在电话里哭着告诉我:“重庆的律师开价三万,还要研究研究,说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存不接了。” 我是一个从事金融工作四十二年的老律师,我的专长不是刑事辩护,在当事人需要合法利益得到维护的时候,一个律师首先应该想到的是社会责任。到重庆去不但是费用高的问题,对我来说充满着荆棘丛生的风险,这时候我想到的就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应该退缩。”所以,我还是要说的是老生常谈的“共产党员”。 作为一个个体的律师,在社会上是一个平凡而渺小的角色,但是它处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变革的时代,一个特殊的时代。如果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代需要律师去担负社会责任的时候,你却失之交臂,这不仅是社会的损失,更是作为律师的遗憾。 三、作为一个律师的职业操守 我常常用苏东坡的三个“忘”来激励自己: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这也是我从业的操守。 守道而忘势,守道指的是:坚守的是做人之道,处世之道,诚信之道,规矩之道,不搞歪门邪道,不走旁门左道。忘势指的是:不趋炎附势,不装腔作势,更不畏惧权势。不惧邪,不怕压,更不顾及权势的存在,我不去仗势欺人,也不怕有人来仗势欺我。能守住正道就必须要“忘势” 行义而忘利,指的是淡忘个人的私利,是相对于“见利忘义”而说的。为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就要不顾个人的得失,守住一方净土,这就是我的气概和胸怀,也是我们这个职业的品味和情操。 修德而忘名,是处理“表”和“里”的关系。“名”是外在的虚荣,“德”是内在的修养。贪图名利,急功近利,欺世盗名,沽名钓誉,绝不是我的人生哲学。 我接受丁惠民家属委托后,在重庆一事无成,人家不让我行使一个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执业权利,我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时候我深深体会到律师是渺小的。本来我以为只有如此,无功而返了。没有想到在回到上海后,我遇到了空前的压力。 有关当局不停的调查我的所有行踪,所居住的居委会,我当志愿者的街道,我担任讲师的区委宣传部和区委统战部都传来了有人在调查的说法。这样迫使我自己也要调查自己这几年的所做所为,据不完全统计,我在我所居住的街道给党员居民讲授党课七十多场,听众达4610多人次,我在闵行区委宣传部和区委统战部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以及统战理论三十多场,听众达2000多人次,我还在静安区、长宁区等地演讲数十场次,我还被空军某高炮二团请去给指战员讲:建国六十周年的成果。本来我只是觉得老有所乐而做的举手之劳,没有想到成了上海律师界独一无二的理论宣传者。今天写这篇文章也是在徐家汇的均瑶广场上海市律师协会担任世博法律志愿者的办公室里写的。是因为有人来调查,才迫使我做的自我调查。 我所以要说这些,既是自己的爱好,也是自己的特长,人品、能力、兴趣和我的人生观决定了我的行为。好在重庆市公安局很快做出了正确的决策,8月6日,丁惠民被取保候审,回到了家里,8月8日丁惠民又去了云南,做他的维权事业了。 我不关心丁惠民的所作所为,通过丁惠民的抓和放,作为一个律师首先要从法律的层面做出自己的思考。政治家用利弊的标准和学者用是非的标准作决策,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出发的,这和律师站在法律的立场的选择相互是既矛盾又不矛盾的对立统一。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践行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和谐社会的道路上虽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历史的潮流只会一往无前。 我经常问什么叫“和谐”?“和”就是禾木旁一个口字,“禾”就是粮食,“口”就是嘴巴,有嘴巴就有粮食,就是人人有饭吃的社会。“谐”就是言字旁一个皆大喜欢的“皆”,有话都可以说,就是一个政治民主的社会,两个字合起来,前面讲的是“民生”后面讲的是“民主”,所以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以上感慨供一些有识之士参考,不当之处,欢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