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飞和迪达拉图片:缅怀王以哲将军

缅怀王以哲将军

刘培植

今年2月2日是爱国将领王以哲将军遇难55周年。王以哲将军是东北军中将军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秋，蒋介石调东北军到西北“围剿”红军，王以哲将军率领部队开入陕甘。他以赤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正气，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须安内”的误国政策，坚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张学良将军最信赖的高级将领和红军的挚友。毛泽东同志曾赞扬他和张学良将军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他们为逼迫蒋介石抗日，发动了划时代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迫使他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他们不仅制止了蒋介石发动的十年内战，而且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时被扣。当时东北军内部发生分歧。小部分不顾大局的少壮派军官，不惜冒重新爆发内战的危险，要以南京决一死战。王以哲按照张学良的指示，本着张将军团结抗日的初衷，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对他们再三劝告，制止了这些人的冒险行动。不料应德田等少数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竟于1937年2月2日，将重病卧床的王以哲将军杀害。至今，他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

1936年春，主力红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留在陕北的红军只有少数游击队。这时东北军主力全部集中在陕北包围的苏区。王以哲将军统率67军4个师在第一线与红军对峙。为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周恩来副主席经过陕甘省委时命我（当时我任陕甘省委白区工作部副部长）去甘泉城争取67军107师师长刘翰东共同抗日。由于有叶剑英领导下的其他同志也作了工作。此行很顺利，刘翰东师长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从此红军与107师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个师是王以哲将军亲自培养起来的部队，原系他所统率的东北军第7旅。自“九·一八”事变后，王以哲将军为第7旅亲自制定了“旅训”，自编了“旅歌”，并在本旅出版《东望》杂志，谆谆告诫全体将士“不徒东望，必须东归，不达不止，誓必我身而完成之”。这样对第 7 旅全体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激励他们报仇雪耻，收复失地。所以该师爱国热情高，基础好。刘翰东师长是在王以哲军长的支持下，才同我暗中达成了停战、抗日的协定。

后来，我持周恩来副主席的亲笔信又去洛川见王以哲将军和独立的105师刘多荃中将师长（此时105师临时归67军节制）。在甘泉我得到刘翰东师长的帮助，换上了他们的服装。配带该师的肩章、胸章。刘师长还派大卡车将我送到洛川城。由于我不熟悉东北军中的礼节，被副官长怀疑。将信撕开一看说：“你是共匪代表！”遂向政训处报告，将我扣押在飞机场，由三名排长看守。我借此机会向看押我的三个军官宣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是东北军的友军的道理。同时向其宣传共产主义理想。这三个军官都是热血爱国青年，他们不仅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而且还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看押我的唐玉峰将我被扣押的消息暗中报告了刘多荃师长。一天夜里刘多荃师长来到飞机场看我。见面时，他很抱歉地对我说：“刘老弟，对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代表俺们王军长向您道歉！我们敬佩周先生抗日决心，感谢周先生对东北军的诚意。”经我与刘师长的商谈，他同意红军的三条意见，即：停止进攻红军，一旦奉命进攻时、枪口朝天放；互派代表秘密来往；答应帮助红军从西安购买一批布匹和其它军用物资。我们谈完天尚未亮，刘师长派武文祥连长（讲武堂第九期学生）用卡车将我送到甘泉城。此次我虽未见到王军长，但他委托刘多荃师长与我见面，双方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三条协议。我回苏区向陕甘省委的欧阳钦同志和周副主席汇报此行的情况，得到周副主席的同意，并指示我再去时把看押我的三名东北军军官丁毅、唐玉峰、葛宜芳发展为中共秘密党员，由他们在 105 师内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

王以哲将军与红军联合抗日是真诚的，保护抗日力量也是颇费心机的。1936年4、5月间我受命再去洛川。这次我见到了王以哲军长、刘多荃师长，转达了周副主席的问候和感谢东北军的帮助，同时我向他们提出设法营救关押在洛川监狱中的我富洛县苏维埃主席赵江鸿同志。王军长颇有难色，不便亲自出面，推托给刘多荃师长办。刘师长说军人不便干政，同样感到为难。我便提出派两名护卫兵给我，我去探监。于是我带两名护卫去探监。我对监狱长说今后不许为难和虐待赵先生。西安事变时赵江鸿同志才被释放。

1936年5、6月间，彭德怀同志率主力红军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蒋介石也命令东北军开进甘宁堵截红军。这时我又一次去洛川。王军长、刘师长告诉我，东北军要全部撤离陕北苏区，要西开，叫我尽快把此消息转告周副主席。我回到苏区，欧阳钦同志同我到保安向周副主席汇报。周副主席指示陕甘省委派我返回洛川，随67军和105师一同行动，做为中共的联络员，到甘宁后受彭德怀同志领导。我到洛川向王军长、刘多荃师长说明来意后，王、刘建议我不要随军行动，说部队有人知道我是红军，容易出事。他们说待军队驻扎下来后来电，我再去。后来我接到105师西安留守处转来的电报，去了平凉防地。随即我又去见彭总，向他汇报，并报告了东北军的情况。10月彭总命我去平凉邀请王以哲、刘多荃来前线会见。我陪同两将军由平凉去前方，到三营子，王奉电令回西安，未能见彭总。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向红军进攻，营救马回军被红军包围的一个团，为应付蒋介石，根据彭总指示：由我和刘多荃商定打假仗，经中央和彭总批准，我为督战代表，由刘多荃指挥了这次打假仗，不久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蒋介石为歼灭红军主力，命令胡宗南、王以哲两军组成两路纵队追击，围歼红军、这时王以哲将军的处境最为艰难。蒋介石命令他不敢不执行，为保护抗日力量，不能打红军，可他又不便对下级明言。他只好命令所统率的六个师以保存实力，准备打回老家收复失地为由，避免同红军冲突。因此，他不顾蒋介石军法论处的威胁，千方百计地迟延他的部队的前进速度，1936年11月15日，红二方面军在予旺堡与胡宗南部遭遇，受了一些损失。对此，王以哲军长非常痛心。他说：“绥东战云紧迫，大战即将爆发，吾们责任更加重大，怎能互相残杀！”他认为“东北军与红军休戚与共”，表示“愿共同勉励，以偿素怀，”为了教训内战的急先锋，当胡宗南部于11月20日在山城堡被红军包围时，王以哲将军没有出兵支援，为此，埋下了蒋介石对他的杀机。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自坐镇西安督剿红军。王以哲将军奉调回西安参加最高军事会议。12月11日蒋介石找他“训话”，质问他胡宗南在山城被围，为什么不予支援？要军法处置他。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蒋介石未能如愿。这时王以哲将军协助张、杨两将军处理军政大事，我也于西安事变爆发时由平凉到了西安，在朱理治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由于我的工作任务变更了，彼此又都处于紧张工作状态，我和王以哲军长没有再见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将军送蒋回南京被扣，王以哲将军成了东北军的主心骨。张学良将军虽被扣留，但他仍然通过函电指挥着东北军。王以哲将军最理解张将军的心意，坚决按张学良的指示办，贯彻和执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千方百计地避免冲突，不给亲日派重新挑起内战的借口。不料，竟遭到东北军内部一小部分不明大义分子的毒手，遇难牺牲。这一小撮人干了蒋介石想干而又干不了的事情。噩耗传来，不胜惊悼。我们大家都感到痛失民族干城。

王以哲将军牺牲55年了，他的未竟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已基本完成。他所期望的国家统一大业，海峡两岸的人们正在努力，不久定会实现，几年前由他生前的部下和好友刘向三、郭维城、高存信、孙达生和我为他树碑立传，前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为墓碑题写了“爱国将领王以哲烈士之墓。”

王以哲将军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