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飞 带土:]珍贵旧影：1937年的延安

1937年的延安



延安城南门挂起“欢迎中央调查团”的标语，同时也呼吁“实行新生活”，以看上去与国民党中央保持步调一致。

　　1937年初，访问延安的美国学者与新闻界的友人曾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照片，充满着史实的感动。中共领袖们在长征之后仍保持坚定与自信，不过任何人都看得出，情势依然十分艰困，危机仍未真正解除。这点从几个革命领袖没有任何排场阵仗的言行举止，风霜满面的脸庞，以及对外发言时有意放低的姿态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的确,在中共党史上，这可能是攸关存亡的严重关头，虽然“西安事变”阻挡了蒋介石的最后一击，换得了宝贵的生存空间，但也使得蒋介石顺势取得了领导全中国抗战的正当地位。客观上，近三万名红军官兵分布在贫瘠的西北高原上，缺乏武器补给，生产资源也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中央军达百万之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配备了德国的新式装备，其他各路军阀见状只能靠拢，不敢像过去那样轻易纠众起事，加上京沪杭三角地带的工商发展欣欣向荣，蒋介石的政军经实力呈现跃进状况。比起江西苏区时代，国共力量的对比更加悬殊。

　　尽管如此，延安的前程并非黯淡无光，军事上的挫败只是有形的，就精神上、人心上的无形力量而言，共产党从来就不是弱者，从来不曾自卑自怜；相反地，有形力量的挫败，带来宝贵的经验教训以及更务实的态度，有助于巩固意志,调整正确的方向。1937年初的延安，根本任务便在于保住最后的实力，创造最大的可能。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密集展开，共产党使用的提法是具有尊严涵义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不过查遍国民党的文件和声明却不见这个字眼。所谓合作包含着平等、对等的意思，可是在国民党看来，国共谈判的主要内容却是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一部，以及中共要员以何种身份加入国民政府。这是谈判的基本框架。政治上，国民党希望无需动用武力就可将共产党吸纳进体内，利用强大的体制机器威吓收买，最后消化于无形；共产党则是反其道而行，希望取得合法的地位，保持独立的自我，并在合法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本身的力量，以待有朝一日能再度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国共两党的斗争实际上是双方体制的斗争，涉及到的是理想、纪律以及实践。在那种环境中，处于逆境的共产党必须对内部反复加强思想教育。事实上，确有一些红军官兵误以为他们不再需要依靠革命来取得正规军的地位，因为他们现在已是国民革命军正规军了。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再三教育属下，在延安挂起国民党旗帜，穿起国民党军装后，共产党必须继续与国民党进行根本的区隔。可以想见，在那样的环境中，共产党对内的思想斗争必然十分严格，一切都是为了保障自我的完整免受侵蚀。

　　2月初，东北军因王以哲被杀内部分裂，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加强了对陕北红军的军事压力，作为谈判的筹码。蒋介石派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进行谈判，后国民党增派张冲、贺衷寒等人，共产党则派叶剑英加入，双方初步陈述各自的意见。9日，毛泽东、洛甫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设定与国民党谈判的基本立场，要求红军初步编为12个师、4个军，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军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司令，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军饷每月80万至100万元；如成立国防委员会，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国民党保证不逮捕共产党员，不破坏党组织，红军中的党组织不变。隔日，毛泽东再电周恩来，又补充几点：中共应参加国府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国民大会等，抗日后参加政府。尽管中共中央立场明确，不过此时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西北军）已呈分崩离析，红军又陷形只影单的不利局面，上述条件被国民党接受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只能看成一连串讨价还价的起点。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致电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切内战，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并且保证共产党：（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武装暴动；（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三）在特区政府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至此，顾祝同、周恩来等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一部，苏维埃政府取消，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等原则达成协议，不过在具体细节上则陷入了可以预料的僵局。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尽管宋庆龄、何香凝等人提案要求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中共也尽量放低姿态以有利其主张，居于上风的国民党仍以严厉的语气通过“根绝赤祸案”：（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国家许可主义绝不兼容之军队同时存在。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它假借之武力；（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它破坏统一之一切组织；（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不兼容，与我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是将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接着，国共双方代表就实质问题再度谈判，主要的分歧集中在红军改编国军后的兵员多寡、国民党在延安派驻人员的性质与称呼、苏区改制后的形式等等。其间，由于贺衷寒突然推翻前议，提高条件，遭中共严拒，造成谈判僵持不下。3月22日，周恩来与张冲飞往上海，再转赴杭州，与蒋介石当面会谈。周具体要求苏区改为边区（18县），红军改编3个师、人数请容许在4万人以上，中央军政人员只任联络等等。蒋答以具体问题他不干涉，但要求有一永久合作的方式，并以共同纲领实践之。蒋的谈话至少在口头上确认了中共在本身控制区域的领导权将不会打折扣。

　　5月29日，由涂思宗率领的国民党中央代表团抵达延安，国民党自称为“中央视察团”，共产党拒绝此名称，只愿意接受其为“中央考察团”。双方的各自表述，不过为了避免过于强硬而破坏了更重要的目标。延安方面最后挂出的巨幅欢迎布幅是“中央调查团”。为了欢迎涂思宗等17人的到访，延安精心布置了相关的政治标语,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各部队以及鼓乐队在城南欢迎，调查团抵达城里，则由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接待，并派叶剑英、陈赓陪同涂思宗进行考察。当天，边区政府设宴为调查团洗尘，并举行欢迎会。


中央调查团出发前，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向团员们发表谈话。


欢迎中央调查团的红军鼓乐队

　　有关中央调查团到达延安以后的情况，国民党方面正式文件记载不多，不过当事人涂思宗以及他的侍从参谋杨蔚1949年后曾在台北蕉岭同乡会会刊上留下个人的笔记，涂思宗的外甥曾德宜也曾根据长辈的资料撰写相关文章。他们的叙述大抵如下：

　　中央视察团（国民党方面的用语）是由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所筹划的，目的在实地了解陕北共产党人的真正实力与活动状况，搜集第一手资料。视察团是由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单位遴派人员及陕西省地方党政人员所组成的，团长涂思宗、副团长萧淑萱，团员包括了李华英、邵华、张廷镛、萧树金、杨蔚、王友直、王根生等17人，以对陕北边区中共党政军各机构进行全面的了解与掌握。视察团出发前，延安方面派了周恩来与叶剑英前来担任联络员，周、叶两人与顾祝同、叶青就视察行程进行讨论，并当面就视察团员的提问一一答复，最后敲定整个计划。隔天，视察团便分乘四辆大汽车，从西安出发驶向延安。周、叶两人原为涂思宗在粤军多年的同事，第一次东征时期，叶、涂两人在粤军第二师张明达部分任参谋长及营长，且都是广东客籍人士，交情匪浅。粤东平定后，叶任本籍之梅县县长，涂任大埔县县长，周恩来时任潮梅行政专员，故三人实为旧识。此外，团员中的李华英与朱德为老同事，杨蔚为军统局代表，奉戴笠命以涂思宗侍从参谋的身份随团前去并负责汇报所闻。

　　视察团在出发后的第四天抵达延安，汽车所经之处都贴满欢迎的标语。经过甘泉时，边区政府派遣官员，代表其主席林伯渠列队欢迎，休息片刻后继续启程，不久即见到延安古城，城墙颇高，呈长方形，因年久失修成剥落残破貌，惟城垣仍见苍然遒劲之古风。城外马路上满布旗帜，人群伫立，声势颇为壮观。汽车过了延安大桥，全体人员由涂思宗带队下车步行，走向迎接视察团的欢迎队伍，林伯渠、贺龙、林彪、陈赓、周士第等中共代表都站在仪队前表达欢迎之意，同时又脱帽或举手致敬，并由号兵队吹奏三番军号，武装仪队行军礼并呼喊“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并高唱“国共合作，打倒日本”的军歌，场面十分隆重。叶剑英说这是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举办如此盛大的集会，以示衷诚欢迎之意。当晚延安方面在视察团成员所住的招待所设宴洗尘，所有中共领导人皆出席晚宴。首先由毛泽东致欢迎辞，随即举杯祝林（森）主席、蒋委员长健康。宾主交谈甚欢，互相致酒，十分融洽。

　　到了第三天，延安党政军各界举行欢迎大会，地点在延安城外不远处，贺龙部的大操场上。大会临时搭了一个台，上面拉起布棚，集会的群众以军队为主，连同各界和学生，约四五千人。大会开始，由林伯渠以边区政府主席身份致欢迎辞，再由中央视察团团长涂思宗致辞答谢，并说明此行对全民团结抗战及对国家前途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然后轮到毛泽东讲话，涂思宗后来回述：“其语音细小，非侧耳听不可，而措词则冠冕堂皇，言之成理。毛泽东讲完，并要视察团成员轮次上台发表意见，约二三人后，已下午五时，毛与其他人员则陪坐台下聆听，毛泽东烟瘾极大，手执香烟一枝未烧完又接一枝，神闲气定，静听至散会。……晚间八时余又开了一个晚会，节目是歌舞和话剧，歌舞并不精彩，话剧是《放下你的鞭子》，演得极为卖力，煽动性颇大……”隔两天，涂思宗偕杨蔚至中共中央拜访毛泽东，当时毛的住宅实为连接着窑洞的一幢草房，会客室、寝室、办公室三者合一，可见当时物力之艰困。毛泽东穿着灰棉军服，待人接物礼貌周到。当时负有向戴笠做报告任务的杨蔚事后记录：“（毛）与涂团长是早年就认识的故人，颇有旧雨重逢之慨，他曾很郑重地质问涂团长：‘国共既然合作抗日，国民党又何以公然宣布根绝共匪的决议案呢？’涂团长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早有准备的，他说：‘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为敌时，依国法不得不称之为赤匪；今后共党如成了合法政党，红军成了正式国防军，赤匪不就已经根绝了吗？这是过去的事何必介意？’涂团长的答话，他（毛）笑了笑，也没话说。此后谈南京、上海民心士气的问题，毛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内在的矛盾完成团结抗日任务,目前国民党的措施，对共党内部还存在着很多误会，我将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努力加以说服。’他们谈话时，我以随从参谋身份，举起笔记本摘要记录，毛也毫不介意。”

　　在延安的第四天，视察团原本采取集体行动，后来发现太耗时间，所以重新分为党、政、军三组，成员以组为单位赴各地察看。涂思宗和杨蔚锁定三个主要目标：抗日军政大学、贺龙部队以及彭德怀的前线总指挥部。事后，涂思宗对中共红军领袖的描述如下：“毛泽东：各团员分别私人各自接触中共人员，我与毛氏接触最多，经常性之接触多在下午二点左右，彼正以新民主义为话题……每谈论军事，彼自认有天才，常说过去红军行动，在赣时期作战，非出其本人负责，故无若何建树，当十九路军福州树立伪旗时，彼认为中央军主力向建瓯移动，彼即主张红军倾巢入南京，与十九路军合击，以达成其政治目的，余笑谓当时假如执行阁下战略，恐无今日我等陕北之行矣；彼亦笑说当时南京彼我情形，恐我不甚明了，我说其实我在北平，虽未完全明了，但打仗旨在消灭对方主力，非流窜扰乱所能成功，运用力量，虽有技巧，惟力量不充实，绝不能成事。当时红军军力如何，我确未尽知，惟中央的教导师，在南京附近整训，枪械优良，如何对付曾考虑到否？彼对军事确极自负，行其游击战，先以建立点线，发展到面，然后用裹胁乡村人力物力，包围城市，遂行惨无人道之人海战，以作孤注，至今仍以此道，藉作民族战争之法宝。然此一套，人能之，我亦能之，所谓世无常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种因食果，他日其徒必然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余回寓私向叶剑英谓，汝我行伍半生，以兄之经验看毛之军事水准如何？叶谓彼确有一手，余只好含笑点头。”“朱德：朱德身材不高……操娴熟之云南官话，且能说极熟客话，自白其为经商滇中之客人后裔，说话语音较为中和，眼如猫，神光内含充足，外射有力，在红军中性情中和，较易相处……所谈皆过去经历，时与李华英叙旧。”

　　“抗日大学与康克清：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林彪带军事组到校本部，并到各队巡视一周，然后集合大操场，师生千余人，由军事组长执行校阅，该校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不成学制，学生年龄不限，老幼性别不限，男女科系不分，可以说乱七八糟，但不可忽视的学生的情绪似乎还不错，可以从全体歌唱时看出来，声音高昂而整齐，校舍由十余窑洞组成，分布面积极广，余分别与工作人员谈话。女生康克清打绑腿，面貌黑，身体健壮活泼，态度大方，年龄不过二十，林彪介绍系朱德爱人，此时朱已五十余岁，团员问其可否讲其恋爱经过，彼笑答谓朱德同志是革命的，我们是因革命而发生爱情，不过我还年轻，学识不足，所以到抗大来学习，其余女生约六七人。据林彪说，该校注重革命理论与精神教育。林彪身躯不高，貌不甚扬，眼发蓝如猫眼，常俯视，常与学生作球赛，表示与员生同甘苦也。”“贺龙：军事组的第二目标是贺龙部队，在延安附近。军事组一早出发，去贺龙司令部，到达时，贺龙正在早饭，桌上摆的一盘辣椒萝卜干和一盘黄豆，另外一桶稀饭，士兵伙食相同，官兵表现共甘苦。我等已吃过早饭，便请贺龙先吃饭，不要为我们饿肚子。贺龙一面食饭一面谈天，他说：‘诸公，不要以为我们这种生活苦，这比长征时要好得多，我们经过川陇交界的松潘草地时，曾六七天未举过火，大家食炒米，炒黄豆，而且夜夜露营，真是苦极了，可是绝处逢生，有一天正在断粮时，发现草地有一小湖，湖中生着密密肥鱼，那鱼从来没有人捕捉过，因土人不食鱼．鱼亦根本不怕生……简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天就以鱼为粮吃个大饱，还抓许多带走。’贺龙虽不识字，但是相貌堂堂，比其他人长得方正雄伟，一口湖南官话讲得很有趣味，难怪能掌握人心。贺龙所属延安部队，名号有几团，而人数每连三四十人不等，且年轻幼童为多，老兵极其有限。贺龙谈话内容大致为二万五千里流窜经过，如过大渡河、金沙江、铁索桥的情形，并说在松潘路上，过泥沼地，稍一不慎即陷入泥沼，愈陷愈深，若加援手连援手之人也一并不能拔足，除毛驴能渡外别无办法……”“徐向前：午餐时贺龙亲自介绍徐向前和我们见面，他说徐半年前在甘肃作战失利，不得已化整为零来陕，昨夜到达延安，我们听到很兴奋，立刻向徐问长问短，徐面瘦削，两眼下垂，一口山西口音很老实地说：‘去年（民25年）11月率部在陇南渡黄河……被马家回回军打埋伏，部队垮了，除死伤外，都化整为零，我带了几百人先向新疆方面闯，但越走越困难，最后决定化装来陕北，一路利用讨饭过生活，所幸始终无人能认识，很安全到达陕北。’徐说话很有趣，我们都注意听着，有一位团员把一口吸过的烟头丢掉，徐向前一眼看见，勾起了他的心事，他说：‘我在路上肚饿时，只想讨几个旧馒头煎饼吃就高兴了，可是吃了馒头煎饼后，就想吸烟，偶然在路上拾到一个烟头就宝贵得很，吸一口就保存起来，留待必要时过过瘾。’说得大家都笑了。”


延安城内的政治标语包括了“实现普选”等口号。


毛泽东在欢迎会上致词，强调国共两党合作将是长期的。

　　“彭德怀：军事组第六天视察彭德怀的前线指挥部，总指挥部位于延安西南，靠甘泉方向的一个山谷中，坐汽车约走三小时到达彭的总部，离部不远，彭率司令部人员，并卫队及地方人士、学生排列道左，吹三番号来迎接，远望欢迎队伍，余等即下车答礼，彭引入司令部稍微休息，即展开视察工作。彭集合约一加强团参加检阅。阅兵式后，彭即登台致欢迎词，台上布有“火星剧社”之布幕，想系常设随军宣传使用之道具，彭当时是真正红军总司令，而朱德则是名誉总司令，前者系指挥所有武装部队，后者系办理后勤，彭短小精干，望之如乡下农夫，打灰布绑腿，与士兵无异。彭操十足湘西口音，说话紧切有力，极言联合抗日之必要，并述欢迎视察团之至意，余登台答谢彼等欢迎盛意，告以此来之任务，并传达中枢诸公与顾主任关心怀念之诚。讲完后，回其司令部休息片刻，再前往他处观其部队驻地，各编组人员分别进行。总部虽隐藏于山沟中，所备军中书籍不少，包括苏俄、德国和我们陆大（陆军大学）各兵种兵科学校书籍，彭讲话时还手拿一本战斗纲要，明显的反映他们对军事学术的不断研究，毫不疏忽，他们的部队从排级单位起都有一个地上沙盘，塑造各种地形地物为官兵讨论战争战斗之用。我们视察后，大家都觉得共军的训练方式，有若干地方颇值得我们研究与参考，今后对共军的战斗力，更不可估计过低。其他部队分驻各地，交通不便，前往视察来回非一个半月所能完毕，只得从略，刘伯承与陈毅所部未见，可能个人亦散在他方活动，故未视察。”

　　调查团去过彭德怀部队后，涂思宗便决定结束工作，准备回南京复命，这次在陕北待了将近半个月，是1927年国共分裂10年以来国民党人员第一次观察中共与红军的具体情况，特别是集中评估红军真正的实力，以提供蒋介石和戴笠参考。由于此时的共产党刚刚从重大的军事挫败中站稳脚步，并在形式上接受红军改编之议，国民党军事首长难免以居高临下的心理视之，带着几分优越感。加上长年党派成见，对共产党领袖的描述带有贬意。尽管如此，涂思宗等要员尚不至狂妄无知，对抗大与红军仍有平实虚心的评估。他们看见了延安物质上极端的艰困，但也清楚地感受到这里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意志与精神。共产党吃苦耐劳，官兵一体，一时的挫败与困难并没有击垮他们，反而让他们更认真地学习，不断地调整与改进。涂思宗等人认为延安几乎没有一样东西算得上是正规的，不过它呈现的精神状态却不能轻估，这种结论应是中肯客观的。只不过这批观察陕北边区的国民党要员大概万万想不到，他们所看到的红军军事将领在十多年以后，几乎以同样的非正规形式，将拥有新式配备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打得溃不成军。

　　毫无疑问，共产党借着国民党要员首次来访，表达了最大的善意，增进双方友好合作的气氛，取得了实质议题上的主动性。6月4日，周恩来来到了庐山，与蒋介石多次会谈。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冲都参加了，不料蒋介石见中共态度放软，反而得寸进尺，改变杭州会谈的承诺，进一步要求限制共产党的活动空间，企图以国民革命同盟会的形式吸纳共产党的组识力量，造成这次会谈无法达致任何协议。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中共中央再行研议新的方案，决定忍辱负重，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作出让步，包括原则上同意加入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同盟会；红军编成三个正规师，同意设训政处。中共军委会则改为党的秘密组织；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在7月间自动实行，并将蒋推荐的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为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长官；毛泽东、朱德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去。

　　简单地说，蒋介石的目的是严格限制红军的人数，同时又设置一个国共两党之上的政治联盟，由他担任主席，拥有决定权，并代共产党联络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同时还要求将毛泽东、朱德调出延安工作。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半年以来，蒋介石的权势获得巩固，中共被迫在形式上作出最大的让步，力求保留实质的力量，新方案可说是让步的最大极限，形式的东西几乎全让了，甚至准备以秘密组织的形式来指挥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军队。7月4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从延安抵西安，飞往上海，准备带着重大让步的新方案赴庐山见蒋介石。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缨为国效命，电文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的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无庸置疑，卢沟桥事变是国共双方整合的又一转折，事变的发生带着偶然性质，不过以日本长年对中国的侵略企图来看，这一刻的降临是迟早之事。一开始，日本军部以其惯性的反应，立刻增兵华北，主观上以为中国政府经此恫吓自会息事宁人，让步退却。不料此次中国政府态度强硬，认为日军得寸进尺已是忍无可忍，全民抗战的时机虽较原定的计划提早出现，但此刻已别无选择。聚集在庐山的国民党领导阶层和民主人士皆处于激奋的情绪，全国人民也引颈期盼那历史性的一刻。尽管每一个人都知道战争将带来严重的破坏、死伤和流离的惨剧，但这是中国人为了摆脱被宰割命运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为了下一代的尊严、和平与繁荣的必要牺牲。

　　这种为国奋战的高昂士气使得各党派更为团结，有利于国共更快地达成协议。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做出下列承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中共的最新立场实际上代表国共的政治整合已然实现。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抗战演说，强调希望和平，但中国主权问题已无可退让，一旦开战，将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对于中国的抗战宣言，日本事先并没有预料到，面对后也只是抱着一贯轻蔑的眼光。于是在没有完整的作战计划下，日军由平津和上海两路大举入侵中国，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将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往华北和华南一带集中，战事惨烈，举世瞩目。国共两党的谈判更趋紧迫，抗战以来每天均有数起电文往返，双方就红军地位以及作战方针的具体问题反复磋商。8月18日，蒋介石正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并根据中共的要求，同意八路军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箝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此外，还同意中共在各地设办事处，发行《新华日报》以及释放目前囚禁中的共产党员。


参加欢迎中央调查团大会的延安百姓


涂思宗与毛泽东等合影，由右至左为萧致平、毛泽东、涂思宗、朱德、邵华、叶剑英。

　　10月间，国共两党再达成协议，又将分散在江南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国共两党军事力量整合完成，在山西、河南的几次作战中密切合作，振奋了全国人心。不久，国民党公布了第一届国民参政员的名单，其中将共产党列入“文化团体”，共产党籍的参政员有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以及邓颖超。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甚至别出心裁地决定恢复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等人的国民党籍。对于这种几近闹剧的行为，周恩来等人连夜开会研究，随后吴玉章向外界澄清此事事先完全没有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此议遂不了了之。

　　总而言之，1937年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过度依赖国民党，以至于国民党突然翻脸时，共产党几乎毫无准备，难以招架；到了江西苏区时期，由于对国民党的深仇大恨以及对革命教条的盲目坚持，共产党走上左倾冒进主义路线，错判情势，对外放弃了争取中间力量，对内则整肃忠良，最后损兵折将，几遭灭顶之灾。只有到了延安时期，共产党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客观地看待敌我的力量，在坚持革命信仰的同时，既不妄自尊大，也不投降当官，而是把与国民党的斗争细致地划分为几个层次；卧薪尝胆，忍辱负重，接受国民党形式的领导，但绝不出让本身的主体性，相反地要借机巩固自己的合法地位，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加强政治宣传，号召人心；换句话说，形式上的妥协是为了扩大实质的斗争空间与能量。此外，为了抗拒国民党的压迫与腐蚀政策，共产党反复对内解释说明，定期地批判错误的偏向，清理阶级队伍，抗拒收买的诱惑，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对外则以合法的地位要求国民党实现民主和包容，并以灵活的手腕处理与中间人士的关系。这是个高度平衡、极端微妙的政治技巧，不偏不倚，对内对外同时进行。也只有共产主义这样的理想能产生坚定不移的意志，也只有毛泽东这样杰出的领袖能够在挫败后进行反省，实事求是，重新设定最好的斗争方向。国民党显然错估了这个对手，以为中共如同中国历史上的流寇，最后会因财富美色堕落与自残，而自动烟消云散；或者像中国近代的军阀，封个番号，授面旗帜就足令对方沾沾自喜，安于一隅。事实证明，抗战时期，共产党不仅在敌后游击战方面功不可没，在抗日宣传方面更努力争取主导的角色，对全国人心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这样的事实也只有在抗战之后，国共重新对峙时，国民党才有真正的体会与认识。


国民党中央调查团全体在延安留影，前排右三为团长涂思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