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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发布时间:2010-08-04 16:28 作者:徐友渔 字号：大中小 点击: 10559次
我之所以想讲这个题目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去年10月份的时候，《建国大业》之类的大片热闹得一塌糊涂，我对这种东西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符合真实的历史。这个片子我看了觉得问题挺大的，无论是谁演的，如果不真实，那就是一个问题。
去年十一之前，大概是9月份左右，刚好出了两本书，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跟今天要谈的题目有关。其中的一本书我估计大家可能很难看到，我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很多人都看过，而且在网上已经有电子本了。10月份过后我到台湾访问了一段时间，我知道这本书在海外影响非常大。我自己也发表了一个书评，我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很高的，实际上今天谈的东西也跟这个有关系。另外，同样也是在2009年的9月份出的另外一本书我觉得也挺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我讲的题目跟这本书是有关系的。这本书的作者杨奎松是中国一位很著名、很好的历史学家，我看过他很多书，比方说《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这一类书。这本书我认为尤其好，我已经写了一篇书评，可能马上就要发表，大家可以看一看。今天我讲的东西就是对这本书里面写的一些东西的有感而发。
为什么我觉得建国史需要回顾和反思呢？这段历史非常重要，我们60年到底走过了一条什么样道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从什么地方走过来的，知道过去才知道现在，知道过去才知道将来。我觉得过去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笔糊涂账。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想要客观、真实地去探索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就要不带任何偏见，不要说任何一个党派的好话或者坏话，我觉得只有带着这种科学、客观的态度去研究，才有可能搞清楚历史。
在这方面我有几个感想，我觉得我们会很不经意地陷入对历史的不真实的理解里面，而自己还不知道。我自己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觉得大家都是不经意而说的，就是“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历史分界线，从这时候开始中国人民就站起来了，这个说法大家都说惯了，任何一个文艺作品或者任何报告的说法都是“从那天起我们站起来了”。甚至后来遭到非常厉害的打击和迫害胡风，说的更过分，说从那一天“起时间开始了”，我不知道他后来会不会对这句话感到后悔。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有一个特殊的角度跟辨析。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站起来了”必须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问题，它不是一个政治宣传的东西。什么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站起来了”？一百多年以前，也就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确实是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侮辱，我们确实是被压制的很厉害。所谓站起来了，我觉得最基本的事实跟标志就是跟国外签订的不平等应该废除了，国外的治外法权应该废除了，外国人的租界在中国应该逐渐撤消了，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条件。我没有别的标准，不能说一个政党宣称我把中国人民解放了，就是解放了。
我刚才举的这种例子，我们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中国人民从什么时候站起来的，就是说不平等条约是什么时候废除的，治外法权是什么时候废除的，主权什么时候收回的，显然不是在1949年10月1号，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实际上在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国民政府蒋介石就委托宋子文跟西方大国谈，说中国以前跟你们订了那样不平等的条约，你们还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现在我们已经是盟友了，应该废除这些条约。美国、英国回答说：“我们现在是盟友了，我们现在是应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等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再废除吧。”蒋介石问他们为什么要等到抗日战争以后再废除，我们现在是肩并肩做战的战友了，当然现在就应该废除了。我觉得这提的非常有道理，实际上英美这些国家当时已经完全答应了。通过宋子文的交涉，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的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联合国——那时候叫国联——中华民国是发起过，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那时候是国际地位很高的。我讲的这些最重要的标志，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了，站起来了，或者跟外国是平等的，都是发生在国民政府时候的事情。那请问为什么要把1949年10月1号那天定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呢？这种话大家已经非常习惯了，张口就出来了。我自己因为对历史比较了解，所以这句话听起来觉得非常的刺耳。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对头的事情。
当然，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也还有一些问题，就像我说的所有的治外法权、不平等条约逐渐收回这些，都完成以后，实际上还或多或少的留有一些尾巴。这一点我可以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我们作为大历史可以不记，因为总是会有一些历史上残留的问题。比方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国、英国、苏联订了一个雅尔塔秘密协定，他们在这个协定中把很多不公正、不平等的东西强加给中国。这个协定实际上涉及到很多中国的主权和权利的问题，比方说东北的主权或者东北铁路的问题，他们自己就私下决定的，就答应把这些权益让给苏联了。蒋介石被迫签订了这些协定，而且后来做了一个更明确的，跟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这么做，我觉得是非常万不得已的。他要打败日本，但是他靠自己国家打不赢的，必须依靠西方列强。第二种，有一个《雅尔塔协定》，好像苏联就有了一个法理上的根据。这种条约实际上是不平等条约。如果把它作为学理性很强的东西，我要把事情说清楚的话，会留有一些尾巴的。但是这件事情可以从另外一方面看，国民政府在联合国也当了安理会常务理事国，也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但是总是会留下一些尾巴，比方跟苏联的条约就是不平等的。
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过了半年，毛泽东到莫斯科去，实际上也签定了一个同样的条约，那又怎么说呢？我这么说，其实我对这两个条约，不论是毛泽东跟苏联签订的，还是蒋介石跟苏联签订的，我都采取同情和理解的态度。中国实际上还是一个弱国，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东西，基本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的一些小尾巴问题。但是两个政权同样有这种问题，为什么把一个政权说成是卖国，丧权辱国的，另外一个政权就是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说不过去的。我不知道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到这句话，是不是觉得就是这么回事，我自己听到反正觉得是有问题的，这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我昨天在家里看报纸，发现有一条消息，现在网上说的很厉害，哪一个省有个干部，反正我看也不是太好的东西，他自己做了一个博客，就是记录他在世界各地游览的情况。实际上是用公费旅游，到处去参观考察。他在博客里面写他到韩战纪念馆参观过，他就提到他参观过韩战纪念馆，网民全部在声讨这件事：你怎么能说韩战呢，这明明是抗美援朝战争嘛。我认识我的一个朋友，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他在昨天在《新京报》上发表了一个评论，他说那是小节问题，我们其实要晓得这些干部到底到什么地方去旅游了？他们花了国家的多少钱？该不该去？这样的说法是对的。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小节问题，碰巧在这一点上，照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这个干部的称呼是对的。什么叫“韩战”？什么叫做“抗美援朝”？韩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中立的词汇，就是发生在朝鲜的战争，没有说这场战争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谁是有道理的，谁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是一个中立的词。我之所以觉得这个词很好，像我过去的称呼就是朝鲜战争，因为它不代表任何的倾向，就是发生在那里的。抗美援朝是什么意思？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我已经懂事了，那时候的说法就是，美国实际上是想利用朝鲜作为跳板侵略中国。问题是朝鲜战争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发生的呢？如果说是侵略的话，谁先开的枪？谁先越过边境向对方进攻的？明摆着是北朝鲜，是金日成啊，为什么我们长久以来还要有这样一个称呼呢？
从这里我就想到，这段历史确实需要重新回顾、反思，甚至需要重新加以描述。我觉得杨奎松那本书很有意思，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对中国历史的真实情况知道的非常多的人。我实际上从1967年就开始看内部书籍了，那时候是文化革命时期，已经是天下大乱了，很多高级干部看的内部书籍已经流传到社会上了。我觉得我知道很多真实的事情，跟我们流传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看的第一本内部书就是《杜鲁门回忆录》，他非常详尽地描述了朝鲜战争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他接到的第一份电报告诉他北朝鲜的军队怎么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之下，跨过了三八线，最后几乎把整个南方吞了下来。只是到了最后，美国取得联合国授权，组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叫做联合国部队，就跟后来的伊拉克部队是一样的。那他们的做法，我觉得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或者我们从尊重联合国的角度看，他的合法性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当时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很明确的决定，谴责北方的入侵，并且组织联合国军队来阻止这场侵略，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有很多。
在这种意义上，这个干部为什么说是韩战，这个干部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很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坏的事可能就是贪污腐败方面。我觉得中国人对他愤怒的声讨，就是说他用错了“韩战”一个词，这一点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多么需要了解真实情况，多么需要正确使用词汇了。这种需要是太多了。为什么是抗美援朝？为什么说那场战争是美国的侵略？他知不知道到底是谁打的第一枪？金日成和斯大林怎么策划向南方进攻，用武力来统一朝鲜的？他知不知道几十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谴责这种侵略行径？最后是通过联合国的决议，组织联合国军来制止这场侵略。他脑袋里可能装的是别的东西，可能是黄继光这类的故事。当然这种具体故事我不否认，但是我们对基本事实应该有个基本的认识。我现在想问这些谴责干部说韩战是犯了滔天大罪的人，我头脑里清不清楚朝鲜战争到底是哪一方侵略了哪一方，哪一方开的第一枪，哪一方越过了国际规定的界限，对另外一方大力进攻？我觉得我们必须搞清楚这种基本的事实。这些都是发生在建国前后的。
我再举一个事实例子，这些都是我亲身的感受，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些东西，说明中国人需要知道真实的历史。我觉得一般人长期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中国有句话叫做“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入兰芝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就是你长期生活在这里，你实际上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到底生活在多少被掩盖的事实里面，我觉得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就像我自己，我从1967年就开始看内部书，第一本书是《杜鲁门回忆录》，我觉得我比中国人早很多很多，可能早半个世纪，至少早40年，知道朝鲜战争到底怎么回事。大家还在那里说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从来就是使用朝鲜战争这么一个词的。后来我看了大量的书，我自己有一种优越感，可能我在演讲中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这当然不好，但是免不了。
我认为我知道的历史真相远远比一般中国人多得多，因为我从1967年就开始看内部书籍，《杜鲁门回忆录》这一类的书我不知道看了多少本。但是很奇怪的是，当我看这些书的时候，我仍然发现有大量的事实我是不知道的。我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我是1986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那里管的非常严格，中国大使馆管我们，因为我们在社科院生活实际上是很随便的，在那里学习、组织、活动比我在国内不知道严格多少。所以我去了以后，就有人通知我要到大使馆资助的学生会，有一个地方专门是中国留学生跟中国学者活动的地方，那里有很多设备，你可以看各种杂志，看各种书，还可以看电视之类的东西，那时候这些都是很先进的。我当时去了以后发现中国学生会办公室放了一本书，大家都不看，我觉得非常奇怪。我记得是一本蓝皮的书，大概就是这么厚，这么大，也没有题目，也没有出版社，我翻了翻看内容。看了之后，学生会的电视、录像的这些，再好的东西我都不看了，我就一口气把这本书给看完了。这是一本什么书呢？我现在只能这么形容，因为它没有名字，中国人实际上对于外部事件，对于中国发生的大事，是有一整套的故事的，这些故事全是假的。但是现在中国有一部分精英分子，不管他们是留学生，还是像我这样的学者，他们到国外去了，比方我到牛津大学去了，去了以后你要跟西方人接触，你要跟香港人接触，你要跟台湾人接触。当我们在共同描述40年代、50年代的时候，我们会闹大笑话，因为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一套不真实的东西。那本书就是专门提供给中国的精英分子、在外人员你必须知道的最低限度的历史真相，当你知道这些以后才不会振振有辞地跟台湾人在那里辩论什么问题，你辩论的话会受到嘲笑的。
这也是开了一个很小的缝隙，给极少数中国的知识精英，因为你要到国外去，你要接触国外的环境，你不可能仍然像在大陆那样自说自话了。你必须接触另外的一些说法，如果你张口说的就是很可笑的事情，那是很惨的。所以我们政府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必须知道的最低限度的历史真相。我看了以后，客观地说里面大部分的事情我都是知道的，因为我从小就是看内部书长大的，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事情我不知道。
我举了这么多例子，是想说一点，每一个中国人如果真想了解自己的历史，所谓的共和国经历的历史，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做了。因为我们成天侵染在不真实的故事里面，可能我们连自己非常可笑都不知道。就像现在网上成千上万的网民去攻击那个可能是腐败分子的干部，你说“韩战”，这么一个滔天大罪。我觉得说韩战比说抗美援朝不知道正确多少。
开始给大家讲这些，是为了说明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跟研究历史。然后我就要具体讲这方面的情况。当我在回顾跟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比方我看杨奎松这种书的时候，受到了很多的启发。第一点启发，我马上就想到了邓小平在他的文集里说过的一句话，邓小平是这么说的：“对左的思想错误不能忽略，它的根子是很深的”。当我在看各种各样的历史资料的时候，来回顾建国这段历史，要总结出一些经验的时候，我觉得邓小平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内涵的，确实是他的经验之谈。如果我们看杨奎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这本书就能够发现，实际上这段历史充满了左倾思潮、左倾路线、左倾政策，而且这种政策是长期的，几乎贯穿始终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反复地出现。还有一个特点，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人提出正确的心平气和的、比较合理、理性的想法，每一次都有，真的。但是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在我们的历史上，比较实事求是的做法跟左的做法发生争论的时候，从来都是左的东西占上风，然后就是左的东西大肆泛滥，最后事情搞不下去以后，比方杀的人太多了，工作做不下去了，引起众怒了或者事情做不好了，比如说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粮食也没有，什么都搞不下去了，然后又开始恢复一点，但是等日子稍微好过一点，就又开始“左”起来了。
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正规地讲，我们这段历史有哪些这样的事情？杨奎松的书里讲，实际上是从抗日战争之后算起的，因为抗日战争之后马上就是国共之间的内战，这段时间很短，几年时间内就把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打败了，然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们在讲建国历史的时候往前面延伸一点我觉得是对的。大概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1946年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面临了农民要求实行土地改革的问题，实际上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解放区这些农民已经开始把地主的土地占为己有了，这时中国共产党就面临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你领导的地方，你怎么看这件事？你是反对、组织还是支持？这些问题都出现了。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来看，他当然应该支持农民，但是这种支持又是需要非常小心、需要考虑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即将爆发的前夕，他正面临争取人心的问题。现在我们当然很好理解了，但是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很难理解这个问题，当时就觉得打土豪、分田地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了私有财产权概念以后，我们有了物权法之后就会想：土地明明是地主的，你要把它抢过来——等于说这其实还是一个有问题的事情。所以中国共产党就有几个考虑：第一要考虑统战，因为中国共产党还是想联合其他非常有社会地位、非常有财产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让他们站到自己这一边，而不要站到国民党那边，他有统战的需要。同时还要考虑国际上的观感问题，大家觉得你一个政党像个土匪一样，什么东西想要就抢过来，好像是不行的。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考虑。所以在1946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一个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5月4号发出的指示，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和的指示。
我看了杨奎松的书之后才知道，其实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间，在这种关键时刻，中国并不是只有一种唯一的选择，并不是像我们已经发生过的一样，只能是支持农民把地主的土地分过来就拉倒。更好的选择，实际上在历史上我们是完全考虑过的，甚至实行过的。比方台湾做得最好的，就是50年代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他感觉他被打败的原因，可能就是对农民的土地问题考虑的太少了，他忽视了这个问题。他也在台湾搞了一个土地改革，就是一个非常和平的手段，叫做“三七五减租”，就是农民租地主的地，租子最多只能占收成的30%，不能超过这个。更多的时候就是政府用钱把地主的地买过来，分给农民，不存在镇压跟剥夺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陕甘宁边区跟别的地方实际上也是采取过这些方法的。在“五四指示”中，当初也是采取过类似的方针，这些词挺难念的，比方叫做“佃权交换”，就是租赁土地权利的交换，还有“清偿负债”这一类的说法。实际上类似的说法就是采取和平的方式，用金钱补偿的方法，把地主的地买过来，然后分给农民，而且这种分针也实行了。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经济非常有限，但实际上他是有过这种考虑的。像那种很文明的、很灵活的改革做法，实际上并不是在我们的视野之外的，我们也采取了一阵。
来源: 传知行 | 来源日期：0 | 责任编辑：鲁南珞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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