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阿明.阿诺德的星座:不落实法律已成改革大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18 14:54:45
不落实法律已成改革大敌
作者：戴志勇
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不惜先违法再守法？一场持续4个月的悬案，于2011年7月29日尘埃落定。《广东省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保障条例（草案）》中，被称为“先改革再改法”的第22条，最终被删改。
依据原规定，石头可以先摸，摸的过程中违了法，倒过来再修法就是。循此思路，改革优先于法律，以改革的名义，法律可以被绕过。此时，纸上的法律归于消隐，行政权力则回归全能之身。
无疑，这里出现了法律空白。这个空白，大概只有由全知且绝无利己之心的改革者来填补，才会是改革之福。一旦落在凡人之手，被这种改革所指的平头百姓，失去了法律的挡箭牌与护身符，恐怕就只能自求菩萨保佑了。
与此类似，深圳市住房建设局于2011年4月颁发红头文件，大运会期间禁止农民工群体上访，明确警告上访者：“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连司法部门的活，该局也打算不辞辛劳地一肩挑。
幸好，前者被删改，后者被撤销，体制内外，对反法治行为阻击机制，已在初步形成。但明显有悖法律的条文，屡屡堂皇摆出台面，法治艰难，在此也表露无遗。
官员法律意识普遍薄弱，此非一日之弊。首部宪法出台仅3年，毛泽东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治治多数人……”
饱受“文革”人治巨祸后，法治成为改革共识。但实际改革路径难免给人另一种思想冲击：小岗村村民按血手印单干，从“违法”开始；雇工超过八个的“傻子瓜子”触犯了姓资姓社的教条，要邓小平亲自过问才能继续做生意；民间资本的各种“原罪”，何为混水摸鱼，何为改革必经之路，至今仍没有明确定论。
恶法非法？法总在变动之中？继续先改革后立法？由人治趋向法治，从一切公有到确立私产不可侵犯，这是一场政治经济运行规则的大翻转。为了突破旧教条，的确需要大胆地闯，杀出血路。在新旧规则交替的过程中，无数悲欢离合甚至血泪故事上演。但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转轨已经到了另一个历史阶段：再大胆的改革，再勇猛的闯将，最终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正义的新秩序，也必须止步于这个新秩序。
为了达到这个新秩序，最冒险的不再是突破法律，而是将权贵势力规范于法律，智勇兼备的改革者未必要闯出一条新路，倒是亟需实践已摆在每个中国人眼前的宪法。
2004年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现行宪法，是这个新秩序的根基。它是拢合左中右各派的底线共识。它确定了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分野，规定了政府和执政党的基本权力架构。这个架构未必全然合理，还有改进余地，但首先得让它从纸上站立，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改革的终极目的，就是施行宪政，三十多年埋首摸石头，如今，河对岸早已清晰呈现。
不仅如此，抬起头来就会发现，过河的办法也已伸手可及。在基本成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已有足够支点建起一座大桥，有足够材料做成一条大船。
比如，中国早已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法，现在要做的主要是选出更多能为选民说话的代表；再如，宪法第十三条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甚至在北京奥运期间，还破天荒地开辟了三个给公民抗议示威的空间；面对各种民事纠纷、官民矛盾，各种私法公法基本齐备，只需司法机构挺立权威，不屈从地方行政权力的支配——而这，在宪法中也有“公开审判”与“独立审判”的明确原则。
这一切，都只需要克服各种利益集团的阻力，回归法律，而非突破法律；是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填补司法的“空白”，而非制造法律空白。
已制定的法律不能适用于现实生活，法律权威就会被国民漠视；本应定争止纷的司法，就会成为纷争的源头。长官意志很少受到司法反制，法律倒常常成为地方政府遏制各种正当权利的利器，就会闹出红头文件要追究民众刑事责任的司法笑话。
有法不依是人治，治民不治官，治人不治己，也是人治。置宪法法律于不顾，进行运动式的治理，不可能是良治；抛开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是科学发展。治理国家有大道理和小道理之分，落实法律、规范权力就是大道理。
社会已然过河，政治家们应从摸石头的惯性中抬起头来，重新判断这个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对当下中国而言，更好地落实宪法，走法治大道，才是最重要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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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志勇
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不惜先违法再守法？一场持续4个月的悬案，于2011年7月29日尘埃落定。《广东省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保障条例（草案）》中，被称为“先改革再改法”的第22条，最终被删改。
依据原规定，石头可以先摸，摸的过程中违了法，倒过来再修法就是。循此思路，改革优先于法律，以改革的名义，法律可以被绕过。此时，纸上的法律归于消隐，行政权力则回归全能之身。
无疑，这里出现了法律空白。这个空白，大概只有由全知且绝无利己之心的改革者来填补，才会是改革之福。一旦落在凡人之手，被这种改革所指的平头百姓，失去了法律的挡箭牌与护身符，恐怕就只能自求菩萨保佑了。
与此类似，深圳市住房建设局于2011年4月颁发红头文件，大运会期间禁止农民工群体上访，明确警告上访者：“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连司法部门的活，该局也打算不辞辛劳地一肩挑。
幸好，前者被删改，后者被撤销，体制内外，对反法治行为阻击机制，已在初步形成。但明显有悖法律的条文，屡屡堂皇摆出台面，法治艰难，在此也表露无遗。
官员法律意识普遍薄弱，此非一日之弊。首部宪法出台仅3年，毛泽东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治治多数人……”
饱受“文革”人治巨祸后，法治成为改革共识。但实际改革路径难免给人另一种思想冲击：小岗村村民按血手印单干，从“违法”开始；雇工超过八个的“傻子瓜子”触犯了姓资姓社的教条，要邓小平亲自过问才能继续做生意；民间资本的各种“原罪”，何为混水摸鱼，何为改革必经之路，至今仍没有明确定论。
恶法非法？法总在变动之中？继续先改革后立法？由人治趋向法治，从一切公有到确立私产不可侵犯，这是一场政治经济运行规则的大翻转。为了突破旧教条，的确需要大胆地闯，杀出血路。在新旧规则交替的过程中，无数悲欢离合甚至血泪故事上演。但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转轨已经到了另一个历史阶段：再大胆的改革，再勇猛的闯将，最终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正义的新秩序，也必须止步于这个新秩序。
为了达到这个新秩序，最冒险的不再是突破法律，而是将权贵势力规范于法律，智勇兼备的改革者未必要闯出一条新路，倒是亟需实践已摆在每个中国人眼前的宪法。
2004年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现行宪法，是这个新秩序的根基。它是拢合左中右各派的底线共识。它确定了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分野，规定了政府和执政党的基本权力架构。这个架构未必全然合理，还有改进余地，但首先得让它从纸上站立，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改革的终极目的，就是施行宪政，三十多年埋首摸石头，如今，河对岸早已清晰呈现。
不仅如此，抬起头来就会发现，过河的办法也已伸手可及。在基本成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已有足够支点建起一座大桥，有足够材料做成一条大船。
比如，中国早已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法，现在要做的主要是选出更多能为选民说话的代表；再如，宪法第十三条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甚至在北京奥运期间，还破天荒地开辟了三个给公民抗议示威的空间；面对各种民事纠纷、官民矛盾，各种私法公法基本齐备，只需司法机构挺立权威，不屈从地方行政权力的支配——而这，在宪法中也有“公开审判”与“独立审判”的明确原则。
这一切，都只需要克服各种利益集团的阻力，回归法律，而非突破法律；是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填补司法的“空白”，而非制造法律空白。
已制定的法律不能适用于现实生活，法律权威就会被国民漠视；本应定争止纷的司法，就会成为纷争的源头。长官意志很少受到司法反制，法律倒常常成为地方政府遏制各种正当权利的利器，就会闹出红头文件要追究民众刑事责任的司法笑话。
有法不依是人治，治民不治官，治人不治己，也是人治。置宪法法律于不顾，进行运动式的治理，不可能是良治；抛开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是科学发展。治理国家有大道理和小道理之分，落实法律、规范权力就是大道理。
社会已然过河，政治家们应从摸石头的惯性中抬起头来，重新判断这个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对当下中国而言，更好地落实宪法，走法治大道，才是最重要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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