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当前三大经济理论问题的争论

【内容提要】目前，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与思考、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的贯彻执行、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这三大事件成为学术界讨论和关注的热点。本文综述了三大事件背后的经济学理论观点，并进行简要评论和理论分析。

【关 键 词】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观/金融危机

一、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学分析

    第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30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过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以国家计划为主进行资源配置，转变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起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从过去的单一公有制转变为改革后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方面，由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转变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1]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指出，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同时还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阶层贫富差距加剧；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住房体制等改革过度市场化；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存在一些失误，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环境保护，环境破坏严重，资源环境日趋紧张，等等。承认和正视这些问题并不是否认改革，而是为推进改革开放。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在更高层次上推进改革开放。关于经济运行机制，在继续坚持市场改革的同时，要重新强调和运用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关于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同时，要重新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关于分配关系，要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重视“共同富裕”，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

    第二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是遵循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经济政策的结果，改革就是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核心理念“华盛顿共识”靠拢的过程。[3]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就在于中国走了一条以市场化、私有化、非调控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佳工具，其配置资源的效率远胜于国家计划和政府干预，政府干预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市场作用越大越好。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就是市场自由化过程，也是整个经济的非公有化过程。非公经济比例不断上升、公有经济比例不断下降，说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等私有经济比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等公有经济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4]目前，改革开放仍存在一些问题，原因主要是市场化程度不够，政府干预过多，私有化还不彻底。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政策，中国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要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其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它既演变了资本主义，也演变了社会主义。中国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家请回来，是要发展混合私有制经济，这些政策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演变或修正。

    以上三种观点对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和总结涉及三个基本问题：首先，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原因是什么，即如何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其次，总结或反思改革开放的教训是什么，即如何用经济学理论看待改革开放30年面临的问题和不足。最后，总结或反思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即用何种经济学理论指导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或者说改革开放的方向是什么。

    我国改革开放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主要内容是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环节和方面，借鉴国外合理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为我所用。改革既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也不是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我国要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二者的优势，这正是我国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我国在从传统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确实借鉴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论述，并在实践中从过去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转向适当强调个体利益，从几乎单纯的公有制经济转向适度降低公有制在经济中的比重和开创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和外资等私有制经济发展。有人误以为我国改革开放是遵循了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的逻辑。如果遵循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的逻辑，我国就不可能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如果遵循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实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和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就不可能倡导独立自主的以自力更生为立足点的对外开放。显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种说法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5]

    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不是遵循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经济政策的结果，而且我国改革开放30年出现的收入和财富占有的差距过大、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和浪费性使用、环境污染严重、公有资产流失、私有制企业职工工作条件恶劣、腐败盛行等问题，恰恰是受到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宣传和影响的结果。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倡导的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企业不注重资源节约，肆意排放生产污染物，最大程度地压低工资和降低工作条件，甚至生产和兜售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损害人民生命健康。

    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和主张，虽然其主张的福利资本主义，对缓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具有积极意义，但其本质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而我国改革开放30年探索和完善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质是依据社会生产力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一是建立和完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形态。二是建立和完善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形态。三是建立和完善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形态。四是建立和完善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形态。[6]

    二、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理论探讨

    第一，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的探讨。从所有制结构方面进行探讨的学者认为，科学发展必须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私有化的“改制”和私有制经济比重的扩大，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必然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呼声甚高是其结果之一。只有公有制控制的生产力，才是劳动人民控制的生产力，产出的成果才直接属于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劳动人民在实质上处于主人翁的经济地位，才能获得经济民主的权益。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平等关系。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实现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程度。而“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的制度，不能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不是依靠人民的经济制度。积极构建依靠人民的经济制度，才能实现发展由人民共享的共同富裕。[7][8]从收入分配关系方面探讨的学者认为，贯彻落实好“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必须理顺国民收入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初次分配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直接决定初次分配关系，也支配着再分配关系。主导全社会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控制者，是这种所有制关系中生产条件的所有者。“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需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注重在公有制经济中完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关系，明晰和规范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的责、权、利关系，把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的保值增值与管理者、职工个人收入的总额挂起钩来，在促进公有资本保值增值前提下实现按劳分配；在公有资本控股企业中，合理地确定按股权分配总额和按劳分配总额之间的关系，促进初次分配关系既适应市场经济，又能体现按劳分配；逐步发展农民自愿组织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增进按劳分配；在非公有制经济中，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等方式，促进改善劳资关系和分配。[9][10][11]从公平与效率关系方面探讨的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要求效率都要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并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就利润率而言，资本所有者如果是私人，利润率提高并不意味着工人利益的增加，这就出现了是否公平的问题；资本所有者如果是国家或集体，利润率提高则意味着总体或集体劳动者利益的共同增加，但如何把这种增加落实到每个劳动者身上，也有一个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就劳动生产率而言，如果管理者强制劳动者超出正常脑力、体力的承受程度，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这虽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却背离了劳动者健康生存的要求，也背离了劳动保护的要求，更背离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这样的效率是与科学发展观相违背的。公平在内涵上有多重具体含义，所有制关系的性质不同，衡量分配关系是否公平的尺度就不同，因而分配公平的内涵也不同。在我国，既存在着用按劳分配这个尺度衡量的劳动者之间的公平与否，又存在着用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这个尺度衡量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公平与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具体统一。在我国，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具有效率和相对公平的统一。[12][13]

    第二，关于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探讨。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探讨的学者认为，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是实现经济增长拉动力、贡献率、增长源三大转变。经济增长拉动力的转变是要提高消费在社会总需求中的比重，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转变是要提高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特别是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第三产业成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产业。经济增长源的转变是要提高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能力，使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为此，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对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的投资力度，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能力，实现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14][15]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方面探讨的学者认为，要通过技术进步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但对如何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进步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发挥后发优势，从国外大量引进本国没有的一般性的先进技术，实现了技术的长足进步，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基本掌握世界上一般性的先进技术。从新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了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取得和采用高新技术的历史阶段。不管是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克服高新技术的引进困难，满足国内市场对高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还是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外贸持续发展，都需要进行自主创新，而且中国现在已经初步具备进行自主创新的必要的资本、技术、人才和制度基础。[16]另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应是充分利用具有比较优势的廉价的劳动力要素的增长方式。应多利用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升级，只在涉及国防安全、我国已具有比较优势或者国外没有的产业领域等方面，进行自主创新，并且新产品和技术研发要尽量采用以劳动力来替代昂贵的自动化设备。[17]还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是劳动要素非常密集的国家、人力资本高度短缺、技术创新效率低、创新体系不健全、自主创新缺乏金融支持，因此，我国不应采取自主创新的增长策略，而是继续坚持基于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和竞争策略。[18]从协调人口资源环境方面探讨的学者认为，人口发展、资源使用和环境保护应相互协调，必须重视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和优化人口结构，但对中国如何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应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一胎政策，减少人口总量，从而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优化人口教育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资本与劳动配置结构，优化人口的地域分布结构。放宽或放开二胎不能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所造成的男女失配问题，老龄化对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是有利的，加速人口老龄化有助于提高老年保障水平。[19]另一些学者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虽然能使人口老化的程度得到一定缓解，但不利于解决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和劳动就业的压力，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口素质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20]

    学者们对科学发展观的探讨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仅仅在于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其根本原因在于保障按劳分配的实现，从而保证社会有效需求的充足和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进而实现社会经济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因此，公有制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经济基础。我国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这种制度既通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居于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克服作为辅体的私有制经济的弊病，又可适应我国现阶段多层次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从而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21]

    我国落实科学发展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产业结构和完善管理制度机制，核心在于构建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依靠廉价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构建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面临附加值空间狭小、资源投入粗放、低水平过度竞争的约束。虽然为解决我国丰富劳动力就业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应作为我国产业发展的战略，否则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并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扮演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工的角色，始终处于产业分工的低端、经济发展圈的外围。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执行知识产权优势战略，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22]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协调利用中外资的效益；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早日把中国打造为“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和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23]

    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还需统筹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科学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充分和自由发展，因此，为改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也需要像物质生产一样转变人口生产观念和实施生产计划。根据我国现有的自然资源条件、人口发展现状和科学发展要求，我国的计划生育宜采取“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政策，并采取差异性的社会保障政策，比如，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家庭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家庭实行低保，违规生二胎的家庭实行不保，变处罚为奖励，以提高我国人口素质、达到最佳人口数量。[24]

    三、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经济学研究

    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表现之一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盲目扩大趋势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也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供给过剩与劳动群众有支付手段的需求不足的矛盾。劳动群众购买力不足，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当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就美国次贷危机而言，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存在，导致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致使劳动群众购买力不足，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当次贷借款者无力还贷付息时，次贷危机就爆发了，此后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

    另一种观点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过度消费”、“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力”、“政策失误”、“低估风险”、“金融衍生品泛滥”和“美式裙带资本主义”等因素造成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美国是一个过度消费的国家。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次贷危机就是美国居民对住房的购买需求大大超过其收入水平，只有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才能满足需求，而无节制的负债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持信息不对称论的学者认为，次级房贷债券在发行过程中信息不够透明，存在次债买卖双方和次贷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当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时，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银行把款项贷给了没有偿付能力的人，从而埋下危机隐患。持监管不力论的学者认为，美国政府的监管墨守成规和监管体系不健全。美国政府把对次级房贷债券这种金融衍生品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让给私人信用评级机构，私人机构追逐利润目标而放弃了公允标准，以至于风险不断积累，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持政策失误论的学者认为，美联储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催生了房地产泡沫，随后又连续加息，次贷购房者还贷负担不断加重，以至于无力还贷，加之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下跌，次贷危机爆发。持低估风险论的学者认为，一段时期以来，全球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导致投资者低估了风险，贷款机构放松了过去长期遵守的贷款发放、审核的基本标准，信用评级机构等都对前景过于乐观，忽视了隐藏的风险，致使危机爆发。持金融衍生品泛滥论的学者认为，美国政府、美联储、投资银行、评级机构、保险公司在内的各个市场参与者的共同作用，美国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涌现，投机过度，虚拟经济不断膨胀，严重脱离实体经济，以至于流动性过剩和风险膨胀。[25][26][27]持美式裙带资本主义论的学者认为，与一些亚洲国家以“姻亲”、“朋党”勾结为特色的“裙带资本主义”不同，“美式裙带资本主义”表现出私人资本与政府相结合，政府成为私人资本的保护伞。私人资本公司在议会和政府中培养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利用金钱和游说对政治家的决策施加巨大影响，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大搞“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和假公济私。美国“两房”是官商勾结的典型，享有特权，可以发行得到政府“隐形担保”的债券，拥有或担保了美国市场上大约一半的房产按揭业务，成为次贷危机的最大推手。但是次贷危机爆发后却及时得到了政府救助。[28]

    上述观点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作出了解释。“过度消费”、“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力”、“政策失误”、“低估风险”、“金融衍生品泛滥”和“美式裙带资本主义”等因素的确是在不同程度上说明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诱因。但它们均属于金融危机爆发的浅层原因或操作层面的原因，没有深入到事物的内在本质，而金融危机的根源和本质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方式及其基本矛盾，即马克思揭示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并表现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供给过剩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同时我们看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爆发以来的“最大一次危机”，其影响范围之广和危害之重已超越了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上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本世纪初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又称“百年一遇的危机”。而这正是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取代原来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使美国金融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加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波动性和不持续性，又加重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程度。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及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这个基本经济矛盾通过以下四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其一，从微观基础分析，私有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短期和片面追求利润极大化，偏好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及次贷方式，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二，从经济结构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衡，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三，从经济调节分析，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产阶级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四，从分配消费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群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能只寄希望于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曾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流行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许多人就此以为找到了防止和克服经济危机的灵丹妙方。但资本主义的实践表明，这一药方灵验了一时，长期来说并不灵验，进入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出现滞胀现象，因而不得不放弃凯恩斯主义政策，转而实行自由主义政策。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大危机再次爆发，自由主义政策再次失灵，资本主义政府又重新拾起凯恩斯主义政策工具来对付危机。实践必将继续证明，资本主义世界采用的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最多只能延缓矛盾，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必将继续爆发。[29]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注意既从基本制度层面，又从具体机制层面防范和预防危机。从基本经济制度层面，就要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从体制机制层面，就要发展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在夯实实体经济的基础上适度发展虚拟经济，发展和改进金融体制，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以期保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快速、更全面、更协调和更持续的科学发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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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经济纵横》(长春)2009年8期第1～6,20页

【作者简介】程恩富/王中保/崔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程恩富（1950－），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