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坦级:中韩建交亲历记：金日成说出什么惊人之语

2011年08月11日 10:37
来源：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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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们通报之后，金日成主席，他的表示就是说，中国的事情，中国定了就可以了，你们就按你们定的做，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需要的时候，我们再请你们帮助吧，就这样吧。这个原则，这几句话的原则就是说，他没有阻止这件事情。”
凤凰卫视2009年8月8日《中国记忆》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今天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刮过一场“韩流”，中国的年轻人看韩剧、追韩星、唱韩国歌，穿着也有不少是韩国风格的服饰。但其实，仅仅就在17年前，中韩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那时的韩国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还是个禁区，去过韩国的中国人，更是寥寥无几，中韩两国长时间处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而17年前，两国是怎样突破了相互隔绝的状态，在1992年8月正式建立起外交关系的，这个重大转变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今天，中国首任驻韩国大使张庭延将会为我们讲述中韩建交幕后的故事。
中韩建交亲历记
讲述人：张庭延
时间：2009年7月
地点：北京
张庭延：所以这个事情呢，外界不太了解，觉得可能有一点传奇色彩，也不知道在谈判建交。结果突然就宣布，1992年8月24号就宣布正式建交，互派大使，开辟了两国关系新的一页。那么过去交过手，互为敌人，怎么转变的？
解说：张庭延还记得1953年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开始接触朝鲜半岛事务，当时他认为恐怕他这一生都不可能到南朝鲜去了，因为中国当时非常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支持兄弟国家北朝鲜，从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韩国的外交政策还是铁板一块。
张庭延：我们的领导人不只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我们不会和南朝鲜建立任何关系，当记者问到的时候。我们的领导人甚至在内部讲，我们跟南朝鲜是不会建交，不会发展关系的。
解说：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中韩两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两国之间没有任何往来。即使在国际多边场合碰面，也是一副老死不相来往的姿态。
张庭延：那我们是不握手、不寒喧、视而不见的，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会议、体育比赛，我们不同意、拒绝南朝鲜派人或者运动员来参加，不发签证，你不发签证他就没办法了，他进不来。那么它那举办的同样的活动，多边国际活动我们不主动的去，那么国际会议呢？开始的时候国际会议，我们没松动的时候，就是国际会议你的代表发言，南朝鲜代表发言，我们要退席的，首席代表退席。
记者：都不听？
张庭延：不听，副代表坐着听一听，但是听还得听一听啊，完全不听你不知道他讲的什么，他骂你，你也不知道啦，不友好你也不知道啦，听还是要听。但是我降格，降到副代表或者代表，或者是一般的代表团成员听，首席代表不听，你一讲话我就退席了。
解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在国际上已经有将近一百个国家，和南北朝鲜同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承认南北朝鲜的存在。面对这样的国际潮流，中国的半岛政策要不要转变，这是张庭延当时经常思考的问题，那时张庭延是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
张庭延：我经常办的案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驻外使领馆回来请示，我们能不能跟南朝鲜大使接触，能不能接触，他请我们吃饭我们去不去？外交场合能不能跟他打招呼，握手寒喧可以不可以。我们当时的，到八十年代初以前，都是不可以的。
解说：面对国际局势的变化，1982年外交部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建议松动和调整与韩国的关系，邓小平看罢报告支持了外交部的这一建议。
张庭延：他不止一次公开地或者内部地谈到中国和南朝鲜的关系、韩国的关系问题。他是坚决，他是很支持，我们要松动和改善和韩国的关系。他讲有这么几点，一个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需要，因为我们改革开放尽可能多的国家，要到我们这来投资，或者我们和它开展各种形式的，多边合作关系。这个是我们方面的需要，如果有一个国家特别临近的国家，被封闭着，不跟它接触不能交往，那对我们是不利的，特别是韩国。它经济发展得比较快，60年代以来发展快，到80年代已经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国际上影响也比较大，所这个要发展。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打击和孤立台湾，因为现在当然跟台湾的关系，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有所改善，这一年多来发展得很不错了，当年都是，也是不来往的，当时呢，台湾的最后一个据点在亚洲，就是南朝鲜，就是韩国。所以我们如果跟韩国实现了这个关系松动，或者是再往前走的话，那对台湾是一个孤立和打击。
解说：有了中央的支持，外交部开始考虑从哪里着手调整中韩关系，张庭延记得，当时他们还曾经设想是不是要向国际上宣布，中国的对韩政策有了一个变化。考虑再三后来还是决定，不作公开宣布，当遇到具体的事情时再作顺其自然的调整。
陈晓楠：1990年中国成功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这届亚运会因为全民参与申办，也因为是中国首次举办国际性的大型的体育赛事，可以说给中国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然而关于这届亚运会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正是从申办第11届亚运会开始，中韩关系这扇封闭已久的大门才慢慢开启。
解说：申办亚运会有一项重要条件，就是要求申办国允许所有亚奥理事会成员国到该国参加比赛，韩国是亚奥理事会成员国之一。如果中国申办亚运会，必然要允许韩国运动员到中国来参赛。1983年8月在申办第11届亚运会的最后期限到来前，中国向亚奥理事会提出了申办请求。
张庭延：同时我们的外长，代表我们的政府作了一个保证，作了一个书面保证，附申请书的后面，附了一个外长的信函，这信函就是说申请成功的话，保证亚奥理事会各成员国前来参加，欢迎他们来参加。用这种方法，这不就调整过来了吗？因为这个比较好说当时，多少个国家希望我们举办亚运会呀。
解说：中国在申办第11届亚运会的同时，也向老朋友朝鲜通报了情况，表明申办亚运会是全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如果申办成功将邀请包括韩国在内的所有亚奥理事会成员国前来参加，届时也欢迎朝鲜派团参加。从国际体育比赛开始，中国与韩国有了非政治性的双边接触，张庭延记得正是由于对韩政策的调整，中国才有可能派团参加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汉城奥运会之后中韩民间经贸往来大幅增加，1991年初双方在对方首都，互设了贸易办事处。
陈晓楠：在中国调整对韩政策的同时，其实韩国更急于和中国建交，早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总统朴正熙就曾经发表过一个改善与中国、苏联、东欧国家关系的宣言，在卢泰愚担任总统之后，朴正熙的政策也得以延续，卢泰愚提出了在他的任期之内和中国、苏联、东欧国家建交的目标，称之为“北方政策”。
汉城奥运会之后从1989年到1990年末，绝大多数苏联、东欧国家都实现了和韩国邦交正常化，就差一个中国，还没有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然而要实现中韩的邦交正常化有两个肯定绕不开的问题，台湾问题还有就是中国与朝鲜的关系问题。
解说：就在中韩两国调整双边政策的时候，一个偶然事件，意外地促进了中韩关系的松动。
张庭延：劫机事件是1983年5月5号发生的，5月5号就是我们还没有申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之前，两个月发生的。劫机事件发生之后，那是我们劫机犯卓长仁等人，劫持我们的民航客机，准备逃亡台湾，跑到台湾去。途经韩国上空，被迫降落在韩国的春川机场，军用机场，春川机场。我们中央马上决定派代表团前往韩国交涉、协商交涉，争取把飞机、人、旅客和劫机犯都要回来。
解说：在张庭延看来，如果韩国还像过去那样把中国当作敌人，韩国不仅不会归还飞机和劫机犯，甚至还可能会对旅客进行甄别，韩国在处理劫机事件时向中国释出了善意。
张庭延：我们在这个劫机案的处理过程中，经过协商，韩国还是当时总统是全斗焕他答应了，双方签署了协议，答应把飞机还给我们，把旅客还给我们，但是劫机犯按它的法律送给台湾，因为他有个人愿望，所谓的个人愿望，他本来就想跑台湾，后来这个人是坏蛋。在台湾被处刑了，处死了，在台湾也是做坏事。通过这个事情就看出来了，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发生了突然事件，像劫机这样的事件，韩国政府所持的立场包括送还飞机，送还旅客，在尽短的时间内，我记得是5月5号发生的，5月9号就都回来了，这个表明了它对中国的友好姿态。
解说：当时与韩国保持着“外交”关系的台湾，对韩国处理劫机事件的态度相当不满。台湾希望韩国把劫机犯、旅客和飞机都交给它，中韩建交，台湾问题成为韩国绕不开的障碍。而中国调整对韩政策，不能不顾及老朋友朝鲜的感受，中国历来支持朝鲜，反对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政策面临考验，1991年5月中国总理李鹏在访问朝鲜时，向朝方提出了这个问题。张庭延：我们跟他讲的道理就是这样，现在联合国多数的会员国都同意，绝大多数的会员国都同意，因为建交，很多国家都是南北朝鲜都有外交关系，他们也同意，韩国或者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如果你朝鲜不愿意的话，韩国单独加入这些国家也同意，如果这些国家都同意就我们中国不同意，那我们也阻止不了这个趋势。而且韩国一旦加入，将来你北朝鲜，朝鲜再想加入，你加入得了加入不了，美国会不会阻止你加入，这个也是难说的。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做了朝鲜的工作，李鹏总理跟金日成主席谈过这个事，后来就决定了，还是同意了，他很快转过弯了。
解说：通过中国与朝鲜交换意见，朝鲜也意识到不能再拒绝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1991年9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成为正式会员国。张庭延说这意味着南北朝鲜从此成为国际公认的两个主权国家，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条件成熟了。
陈晓楠：在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之后，1991年11月中国外长钱其琛到汉城参加第三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这一事件被媒体普遍的认为是中韩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外长在汉城出现，在当时其实是破天荒的事儿，为了促进钱其琛的汉城之行，韩国方面表面得尤为积极。
解说：1991年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颇费了一番周折，这个问题之所以比较复杂，主要是要处理好台湾、香港，同时加入该组织的名称和地位问题。
张庭延：我们提出的是中国和台湾、香港是不一样的，中国是主权国家加入，台湾和香港是作为地区经济、地区经济体加入，最后经过韩国的穿针引线，韩国因为是在汉城举行了，韩国是高官会议的主席，它的高官会议的主席，是外交部的一个部长助理叫李时荣，这个人往返于中国、台北、香港和其他会员国之间来斡旋沟通，最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解说：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同时加入APEC的地位问题上，台湾提出了不同意见，经过韩国方面的努力，最终使台湾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软化。
张庭延：台湾反对了，所以最后就是韩国向台湾下了一个最后通牒了，你要不同意这个方案的话，你就干脆甭参加了，那它也不敢这样，最后还是同意了。
那么韩国为什么做这个事呢？这么积极呢？就是因为它还有，在这背后，当然做这个事本身是好事了，在这背后它还有它的目的，就是促成中国参加，台湾、香港同时参加达成协议，钱其琛外长破例的要到汉城来参加，因为没有外交关系，外长是不会去的。没有外交关系我们的外长怎么会到韩国去呢，不可能，不可能到汉城，促进了这个事情，那外长必须来。
因为你不来，你解决不了你参加的问题，会上要通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要通过，那么我们去了，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就去了。
解说：钱其琛的到访轰动了整个汉城，在钱其琛下塌的饭店他受到记者的包围，记者们最关心的问题，不是中国加入APEC的问题，而是中韩两国的关系会不会发生变化。
张庭延：中国外长去轰动了整个汉城，因为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外长到那个国家去，而且那个国家和这个国家正预示着外交上要发生某些变化，在这个时刻来，那引起了外交界的、韩国政界的高度的关注。很多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等等这些APEC国家的外长十几个都在汉城，但是焦点是在哪儿？焦点是在钱其琛。焦点注视着他，能不能在这上有什么新的作为。
解说：1991年11月，钱其琛到汉城参加APEC会议，受到了韩国总统卢泰愚的单独会见。台湾对卢泰愚会见钱其琛甚为不满，向韩国外交部提出了抗议，但是卢泰愚不仅会见了钱其琛，更是在会见时明确提出希望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张庭延：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单刀直入地，除去欢迎我们参加APEC之外，除了欢迎中国和台湾、香港参加APEC之外，他单刀直入地就讲，我们希望和中国建交，希望外长努力能够促成这件事情。
解说：在张庭延看来，钱其琛外长的这趟汉城之行，让中国准确地摸到了韩国积极谋求与中国建交的脉搏。在这之后，中国也开始寻找时机，对外放风，表达愿意与韩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立场。张庭延：第一步就是1992年3月全国人大是第一步，为什么人大是第一步呢？第一，人大会议上，要有一个外长的记者招待会，这每年都有，现在还有呢。过去历年来都是被记者问到，中国和南朝鲜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钱外长也不只一次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们和南朝鲜不会发生任何关系，一直是这么答的。
但是到这年三月回答有了变化，有了变化，真的有了变化。就是说我们和南朝鲜的关系没有一个时间表，这是第一个信息，就是跟韩国改善关系的一个重要信息。这个信息很快被记者捕捉到了，也很快地传到世界各地，外界就盯着呢，中国到底下一步怎么走？
解说：1992年4月，韩国外长李相玉到北京参加亚太经社理事会第48届年会，中国选定这一时机，促成两国外长会面，就中韩关系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与此同时，中国决定借杨尚昆赴平壤为金日成祝寿之机，向朝鲜通报中韩关系即将有所调整的情况。
张庭延：到那去了，就找机会，要跟金日成就这个问题，向他通报我们中央的决定。因为中央那个时候已经定了，口径都有了，就说我们准备和韩国进一步发展关系，这个大的方针是定下来了。因此这个杨尚昆主席去了以后，在最后一次会见中间，坦诚地把我们中央的考虑，都通报给金日成。这是我们这个就中韩建交，做的一次重要的通报，金日成当时的态度就是，请中国方面缓一缓，等一等，等一年到两年吧，他有这样一个表示。他的当时的谈话，当时的说法他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和韩国的关系，和南朝鲜的关系，两年之后都会有变化。
解说：张庭延说，当时中国与韩国建交的各项条件已经成熟，这个进程已如箭在弦上，但也希望这件事尽可能不影响中朝友谊，希望能够取得朝方的谅解。1992年4月，钱其琛与韩国外长李相玉在北京商定，双方任命副部级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级的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领工作班子，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商谈建交。很快，中韩双方各自任命了首席谈判代表和副代表，中方首席代表为副外长徐敦信，韩方是外务次官卢昌熹。双方的工作班子分别由中方的张瑞杰大使和韩方的权丙铉大使牵头，各有六七个成员。5月，双方开始商谈，韩国提出来，谈判不能在汉城举行。
张庭延：因为韩国说了，汉城耳目比较多，所谓耳目就是台湾的眼睛、台湾的耳朵，都比较多。也确实，因为他们和台湾有这个“外交关系”，所谓的“外交关系”已经几十年，也在上层也有些亲台势力，他们确实是难以保密，所以我们就同意在这谈。
解说：谈判期间，韩国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严密，为了使他们的谈判代表消失在公众视线之中，而又不至于引起怀疑，韩国方面制造了种种借口。
张庭延：韩国方面不得了，韩国方面如果他一个人，谈判的像他这个首席代表权丙铉大使，他当时是在这个缅甸做了大使之后，然后回来，正是等待新的工作分配的时候，外长把他找去，让他参加谈判，作为副代表主持谈判。那么他如果没有一个托辞，他几天不见，那特别是又上北京，这个就会露馅，因此他就说，我有事情或者是，连他的夫人他都不告诉，他的夫人都不知道，整理行装，说你要到哪去？他都不告诉。他好像说了，对外界他说的是不是好像，在农村的父亲身体不好啊，有的人好像有这个理由，有的人就是说自己生病了，等等吧，都有借口。
解说：韩国谈判代表到北京，不是堂而皇之地到达，他们一行七八个人分批分次赴京，并且都选在天擦黑时到达，一切都为了掩人耳目。
张庭延：他的七八个人，都不是一个，坐一个飞机来的，有的人走东京，有的人从香港，而且到北京的时间都选择在比较傍晚的时候，就是说要黑不黑的时候，外界不引起注意的时候，他到北京，都是这样。
陈晓楠：中韩建交谈判期间，据说在韩国，除了参加谈判的代表之外，当时只有三个人知道中韩已经开始建交谈判，这三个人分别是韩国总统，总统外交安保室事务助理，还有韩国外交部长。韩国的保密工作之所以做得如此的周全，主要是要防止消息传到台湾人耳朵里。
张庭延：就是防止台湾捣乱，就这个问题，这很简单，就是防止台湾捣乱。我们做的保密工作也做得很紧的，为什么我们选择钓鱼台14号楼？钓鱼台14号楼所以被我们看中，就是因为饭店不保密，这个大饭店都不保密，在外面任何场所都没有钓鱼台里保密，钓鱼台是比较，国宾馆嘛，进出比较严格。14号楼是在钓鱼台中间最角落的一个楼，你要去你就知道了，它是在一个最角落的楼，在那块儿进行，一般人不会去的。我们的人也住在里面，韩国谈判代表团的人也住在里面，双方就在里头，吃住都在里面，他们也不出去，让他们出去他们都不出去，连屋子都不出，不要说出钓鱼台了。
解说：中韩建交谈判，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台湾问题，就是韩国要不要与台湾断交。张庭延：谈判的进程主要取决于韩国方面对它和台湾关系是不是下了最大的决心，5月份开始谈判，5月13号开始谈判，6月初开始谈判，6月底开始谈判，就三次吧，就三次，就达成协议。但是最大的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能不能够，韩国下没下决心和台湾断交，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句话。看起来它是下了，只是在谈判过程中，跟我们讨价还价就是了。
解说：中国提出的建交原则，要求韩方与台湾断交、废约、撤馆，韩方最初不同意，设想只把台湾的“使馆”降为“联络处”，对此中方当然不能同意。
张庭延：韩国人来之前都查了，中国跟各国建交的资料他都查了，那就是说中国要求这个建交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和台湾断交外交关系，就这几条嘛，我们要求的也就这几条。开始他只是强调我们跟台湾是特殊关系，特殊关系应该有所照顾，稍微级别高一点，等等，谈这个。后来我们不同意，慢慢他也就撤下来了。
解说：在第二次谈判取得进展之后，做事严谨的韩国人开始放松下来，他们表达喜悦的方式就不再那么含蓄。
张庭延：开始有一点紧张，后来就放松了。后来知道这个大局已定了，谈得差不多了，开始是没有声音，因为他们住在楼上，我们的代表团住在楼下，14号楼，这个楼上他们住的也没有声音，也没有什么反应，没有动响。等到快谈得差不多那两三天，他们又唱歌、跳舞，要酒喝了。他们高兴了以后，他们就是了，他们就又唱又跳，又唱又跳又喝酒，喝了不少茅台。
解说：按照有来有往的原则，第三次谈判将在汉城举行。中韩宣布建交之前，对于中国来说，还剩下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向中国的老朋友朝鲜通报情况。
张庭延：那么到7月中旬，耽搁了大概有二十天左右，就是说到底我们这个事情，怎么样向朝鲜方面通报？是书面的通报，就是写一个东西通报，还是口头通报？是在这向它的大使通报，还是向，我们的大使在那边通报？还是说其他方式？这最后江泽民主席和党中央定的，还是请钱其琛跑一趟，当面为了郑重起见，当面向金日成主席通报。
陈晓楠：钱其琛在他的《外交十记》当中，回忆了他的这趟并不轻松的外交访问。钱其琛一行的专机到达平壤之后，机场没有按照惯例举行欢迎仪式，飞机停在机场的偏僻之处。钱其琛一行改乘朝鲜准备的直升机，飞到金日成夏季常住的湖滨别墅。钱其琛向金日成转达了江泽民的口信，在钱其琛的记忆当中，这次会见是金日成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时间最短的一次。会见之后，没有举行任何例行的招待宴会，钱其琛一行当天就返回了北京。
张庭延：我们通报之后，金日成主席，他的表示就是说，中国的事情，中国定了就可以了，你们就按你们定的做，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需要的时候，我们再请你们帮助吧，就这样吧，这个原则，这几句话的原则就是说，他没有阻止这件事情，没有反对这件事情，这就说明金日成主席他还是从两国关系大局来考虑的。
解说：回到北京后，钱其琛一行直接驱车去中南海，向江泽民总书记汇报情况。江泽民听完汇报，感到满意。张庭延说，在中韩建交的进程中，这算完成了一件大事。至此，中韩建交再没有遇到什么新问题。按照有来有往的国际惯例，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谈判改在汉城举行，韩国方面一如既往，把保密工作做到极致。
张庭延：他们接都不敢接，机场，躲在一个角落里接的，有一个人把他们带出去，带出去，躲在一个角落接的。因为他们就，生怕，因为保密已经保密一两个月了，如果漏出去就麻烦了。所以最后漏出来呢，是因为这个韩国和台湾，原定的，有一个在8月24号建交，原定的7月或者8月要举行经济部长级磋商，这边进行着谈判，这个经济部长级会议就不能开啊。那么韩国就讲，也不出道理来啊，台湾催问，韩国就讲咱们推一推再开。台湾再催问，韩国还讲不出道理来，它不能讲啊，它一讲，它说我要建交了，我们不开了，那不行。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引起了台湾方面的敏感的觉察，这里是不是有点问题？但是临近建交的时候，你再保密得好，也会露出一点蛛丝马迹，肯定的是这样。
解说：在中韩建交的前一天，听到风声的台湾宣布撤走在汉城的“大使馆”，1992年8月24日上午9时，中韩双方外长在中国钓鱼台芳菲园，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中国首次向全世界电视直播了建交公报签字仪式，在中韩关系的政策调整和建交谈判期间，张庭延一直是整件事情的幕后推动者，中韩正式建交后，令张庭延没有想到的是，他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韩大使。张庭延说，赴任前他曾经作过思想准备，设想到一个与中国隔绝多年的国家，开展工作会有困难。但事实却出乎他的预料，一切进展都很顺利。
张庭延：跟我预计的，我的想法相反，到那还总得讲，小的困难有的，大的困难没有。我到了，我12号到，13、14、15号就递交国书了。他们韩国人跟我讲，韩国外务部的官员跟我讲，你创造了大使到任最快递交国书的记录，跟我一起递交国书的是印度大使、日本大使，同一天递交国书，他们都等了几个月了，在那等着。而我就到了三天，到了三天就递交国书了。
解说：1998年张庭延从汉城卸任回国，现仍担任中韩友协副会长。回顾17年中韩关系的顺利发展，张庭延十分欣慰。现在中国已经是韩国的第一贸易伙伴，每个星期往来中韩之间的航班达到830个班次，中韩建交取得了双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