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阳气重的人:《彭德怀自述》（全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5 18:48:50
《彭德怀自述》（全文）
20900 次点击
236 个回复
0 次转到微评
南城柳66 于 2005-11-14 19:15:0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韩愈的命运不只属于古朝臣。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一封，申论会议讨论中的未尽之意，对大跃进有所批评。由此招致严厉批判，最终冤死监中。
在蒙冤受辱、“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日子里，在专案组一次次的讯问中，彭写了几份简历材料，尤以
处于受审查、被批判的境遇，彭的每一句话都会受到严格查证，可以认为，这本书有高度的真实性。由于在毛、彭30多年的共事生涯中，他们的合作与“对立”究竟是三七开还是对半分，是庐山会议上两个当事人争执的要点之一，因此彭在记忆中对其与毛一致的方面多作突出，并尽量对毛多作颂扬。既要为自己辩护又要维护毛的一贯正确，阶下囚的屈辱也表现在一种刻意的修辞上。“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１、童年
政治家也是有感情的人，但他的感情通常都经过理智的洗礼和权力结构的编排。就此而言，彭德怀不是一个老练的中国式政治家，而是一个身居高位的普通人。
彭与毛有一个惊人的相似，这就是早在童年时代，他们的人格就已形成，童年经验在他们一生中都有鲜明印记。
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讨到油麻滩陈姓教书先生家，他问我们是否招财童子，我说，是叫化子，我二弟即答是的，给了他半碗饭、一小片肉。
正月初一算过去了，初二日又怎样办呢！祖母说，"我们四个人都出去。"我立在门限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家欺侮。祖母说，不去怎样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70年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柱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彭德怀，1981：2）
童年的经验真是太深刻了。“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童年时代为穷人所受的欺负和困顿而伤心流泪，极盛时期因为农民说话而横遭残害。当然要流泪伤心。
革命最初由边缘知识分子发动，但革命的主力，则是像彭这样的底层农民，他们的阶级意识、政治立场、斗争精神主要源自童年时期就深刻体验过的贫富对立。包括毛在内的革命者的回忆几乎都有这种体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只是赋予他们的意识、情感、行动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整合。彭的特点在于，当一些农民出生的官员已经用这种意识形态代替了原初的农民感情时，他仍然记忆着童年苦难。一般认为，邓发、项英、彭德怀是党内最为艰苦朴素，有清教徒气质的领导人。 1939年年底，邓发从新疆回延安后发现一些人已经开始追逐生活享受，就相当气愤：“我们党是一个劳动阶级的党，但是现在，一小部分人已经忘本了。”（高华，2000：391）同样，1949年4、5月间，彭从西北到北京，发现干部的办公室里一般都摆着沙发，铺着地毯，还有茶几、花盆、盆景、鱼缸等等，就对周恩来说：“前方干部的生活情况与工作条件还极其艰苦，我想说的不只是他们可能看不惯这里的这些情况，而主要的是恐怕进了城的同志会忘记乡下和边远地区的劳动人民，同他们的感情淡薄起来。我察觉到你们住在城里的人对农村开始有点生疏，可是时间如此短暂，就出现了这种苗头，日子长了，会怎么样呢？”（师哲，1995：280）彭确实相信革命就是为了劳动人民，因此对革命者的享受看不惯。但是在1945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却有人责难他的艰苦朴素是“禁欲主义观念”。（薄一波，2002：185）
1959年7月，彭在去庐山的火车上，在大放“卫星”河南境内，看到窗外衣衫褴褛、蓬首垢面的逃难者，情动于中，食之无味。服务员项文芳问他何以吃得这么少，“彭德怀指着站台上的逃荒的人群说：‘你看看他们！我能吃得下去吗？’”（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14）庐山会议结束之际，招待处打来电话，说是为参加会议的首长准备了一些上等云雾茶，是庐山特产，街上买不到。当秘书把上述通知转告彭时，彭立即打断说：“街上买不到为什么不拿到街上去卖？尽搞这种鬼名堂，市场怎么能不紧张！”还要立即打电话给负责会务工作的同志，要他以后不要再搞什么土特产，“这是一种坏风气”。由于秘书婉言劝阻，待罪之身的彭才没有把电话才打出去。（郑文翰，2000）
彭童年时即不爱讲假话（不是招财童子而是讨饭花子），此后也以此赢得荣誉和遭受失败。他不喜欢的“洋顾问”李德也说：“在军团总指挥中，最有特色的是彭德怀。他自从1928年带着他的部队参加红军以来，一直支持毛，把毛看作是革命军队的当然领导人。但这并不是说，事事他都同意。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样都很积极，只要他认为必须批评的，就总是直言不讳。他爽直，严厉，既反对损失耗大的阵地战，也反对分散的游击行动。”（李德，1980：81）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说真话的权利，即使像彭这样的“大官”，讲真话、批评也有是有条件的。对他知之甚深的黄克诚就说：“他耿直，讨厌捧场，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黄克诚，1994：262）党内唯一能管得住他的毛对他猜忌极深，曾对他说：老总，咱们定个君子协定，我死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彭如此动情地回忆童年说明他还保留着常人之情，这也是政治家的大忌。党内斗争的另一个失败者瞿秋白也和彭差不多，
２、爱憎分明
彭德怀不是一个善于修饰感情的人，他的爱憎是直接的。1921年11月，彭因杀了恶霸而被追捕，在易家湾的湘江岸边，一个叫罗六十老倌不要他的钱就把他送过河：
船抵西岸时，我将汗衫交给他，他无论如何也不要。我跳上岸，将汗衫丢在船上说：他日相逢，留作纪念吧！（彭德怀，1981：10）
1930年7月，彭率三军团攻占长沙，戎马倥偬之际，他没有忘记去找这位罗六十老倌，将没收土豪的粮物送了他一些，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他不知我名和姓，我认其为恩人！”（彭德怀，1981：155）
有爱就有恨。第一次打长沙，国民党省主席何健逃脱，彭写道：
何健这只老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彭德怀，1981：154）
1969年《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批判他不要根据地，彭甚为恼怒。在详细叙述了1929年从井冈山突围的经过后，他以农民式的口语责骂文章的作者：
他不了解什么叫做根据地，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创造根据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只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主观主义者，他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也在随声附和地大骂违反毛泽东思想。让他胡说八道去吧，谨慎点罢，防止某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齿啊！（彭德怀，1981：118）
不少革命以骂娘着称，痛快淋漓，被视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标志，其最初起源也许就是穷人对穷人的天然感情、对富人的本能敌意。用贫富二分来分析社会并提炼感情，是革命动员的法宝，它是有力的，但又必然是粗线条的。不是爱就是憎，舍弃了人类感情的许多方面自然也就使爱憎抽象化，这是许多农民出生的革命家实施暴力革命、认同领袖权威和极端政策的心理根源。
实际上，不但广阔的社会领域，就是在革命内部，是非曲折也并不明确。黄克诚就发现，彭“性格刚强，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黄克诚，1994：262）张爱萍《怀念彭老总》诗云：“刚正不阿耻权术，万言上书誉神州。”爱憎分明与无处不在的“关系”是不相容的。这或许是彭个性的局限的，只是中国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又有什么正面价值？为什么每个人都得要适应这种恶劣的“关系”？把彭打倒的结果，是失去了忠义敢言之士，妥协、迁就、无原则的“顾全大局”、逢迎、拍马之风日盛。
３、经验
由牧童、童工、堤工、士兵而军官，彭德怀体验了工农兵极端贫苦的生活，具有自觉的阶级感情与意识。这种感情与意识使他对底层民众有较多的关怀，对革命进程中过火的烧杀政策有不满情绪；同时也使他对知识分子较难认同。庐山会议上他坦承：“在团结知识分子方面，看作关公投降，无礼貌。在敌我斗争中，我是坚决的。”（李锐，1999：225）
1916年3月，彭参加湘军，开始了他壮烈的军旅生涯。湘军是地方军阀的部队，士兵多为贫苦的农民，但也有知识分子，一类是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一类是中学生，彭对他们的评价是：
保定青年军官来部队充当见习官、排长、连长，他们来时朝气逢勃，讲解鸦片战争以后的国耻，编写了不少军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时他们也讲得痛哭流涕。他们随着地位的提高，逐步贪污腐化，什么爱国爱民完全置于脑后，如何升官发财，却成为他们一切闲谈的话题。
我在这段时间，也交了一些来营当兵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生），他们来时也是满口爱国主义，如何发奋图强，廉洁奉功，逐渐发现他们多数是带着升官图来当兵的。我交了二十个左右的知识青年朋友，最后剩了彭公略、李灿。他俩加入了光荣的共产党，当了红三军军长和红八军军长，为中国人民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也交了一些士兵朋友，他们是贫苦农民和失业的手艺工人，老实纯真，容易接受打富济贫，灭财主、灭洋人的思想。到1921年有十人左右加入救贫会，有的在北伐战争中牺牲了，有的以后加入了共产党，在红军中牺牲了。这批人没有一个叛变的。（彭德怀，1981：29─30）
知识分子之所以腐化堕落，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当官的可能性大，而普通的工农子弟因为没有文化只能通过革命改变自己的命运。革命性的坚定性与个人在现实环境中选择性的多少成反比，彭的经验有其真实的社会内容。但对于彻底破坏现存社会秩序、颠覆传统价值体系的革命来说，这种经验有时是不能验证的。比如 1933年，彭一手培养的三军团皮匠出身的师长郭炳生就在广昌叛变。同样，知识分子也是多样的。在毛泽东的红四军，许多知识分子如营长王展程，营党代表程俊、胡世俭、高静山，支队党代表谢唯俊、教导队党代表赵尔陆、纵队政委张赤男，以及从旧军人转变过来的曾日三等等，除赵尔陆外，其余的都很早就为革命献身。萧克上将回顾历史指出：“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红四军的干部，无论是上层，还是中下层，绝大多数是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他们有革命的理想的抱负，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为革命而奋不顾身的精神，有很多人有政治经验和领导能力，这是四军的中坚，是骨干。”（萧克，1993：29）依靠红四军起家的毛泽东对这些人是很熟悉的，但这一经验没有使毛建立起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原因之一是有一个刘安恭，此人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过，1929年春由中央派往红四军传达“六大”文件后，任四军任军委书记。在他主持的军委会上作出了“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的决定，剥夺了前委的决策权力，由此引发了军委─ 前委之争，对毛“家长制”作风的批评也随之而来。毛对他当然极为不满，也许从此开始，毛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在苏联留过学的的人，就多了一份疑虑。
毛上井冈山时得力于王佐、袁文才两支土匪队伍。党的六大决议，对土匪有严厉的惩处政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之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亦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均应当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时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应完全歼除。”毛并不是拘泥于教条的人，况且他对袁、王相对友好，所以红四军前委（毛为书记）在讨论（王、袁参加）决议时，把这一段话删掉了。但袁后来看到了原文，就念给王听，并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相信的。”（彭德怀，1981：142）
其实袁文才不是土匪，而是党员：“他在永新一中读书时就听过有关共产主义的宣传，因而要求进步，向往革命，参加过学生运动，在龙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于1926年底或1927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把宁冈的农民自卫军拉到井冈山，为党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装，那时袁文才部已有党的组织。”（宋任穷，1994：31─32）都是革命部队，他与朱毛的区别只是先上山后上山，为什么不说他们先行走上建立根据地的道路，却认定他是“土匪”、而且后来袁、王被追认为“烈士”后也一直这样称呼他们？可以说明此点的，是当时的土匪与红军在斗争对象上有共同性。
袁、王覆灭之后，毛、彭都认为袁是主谋：“毛主席说，袁这个人很狡滑，名堂很多。”彭则这样比较王、袁：“在红五军四纵队靠近永新城时，袁、王那样惊慌，是可以怀疑的，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也是不怀好意的，袁是个知识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随五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五军是不怀疑的。” （彭德怀，1981：143）王、袁相较，袁更坏，原因之一，在于他是知识分子。
井冈山时期对知识分子的疑虑已较普遍。1928年湘赣边“洗党”，“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余伯流、夏道义，1987：308）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阶级基础和利益集团，共产党是工农党，知识分子当然不能随意进入，但革命又需要知识分子，关门不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毛泽东发明的团结、改造、利用。但知识分子总是本性难改，常常要犯点独立思考的毛病，不少知识分子确有严重的虚伪、自私、傲慢的毛病，这就令“大老粗”们不断加大打击力度。
４、怎么叙述“打AB团”
彭德怀不是“打AB团”的急先锋，但三军团也开展了以江西人为主要对象的整肃。在“富田事变”中，彭全力支持毛，以至到1965年，毛也承认：“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彭德怀，1981：289）当然，毛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而不是表达感谢之情，因为就在他和彭这次谈话之时，他正在酝酿最终置彭于死地的 “文革”。
考虑到兵变发动者“拥护朱彭黄，打倒ＸＸＸ（即毛泽东）”的口号，彭对毛的忠诚就无可挑剔了。但彭对“肃ＡＢ团”是有自己认识的。1929年春，彭退出井冈山路过赣南的安远县时：
县委杜同志来城汇报情况，谈到他们县委靠砍柴和烧木炭维持生活，很艰苦。我们给了二、三十两鸦片烟（从反动县政府没收来的）和二百元作为党开展工作的经费。他退还二百元，只拿去那点鸦片烟。杜同志说："砍柴烧炭卖，可以勉强维持生活，现洋留给你们作军费，鸦片烟卖掉之后，买个油钱印机和救济几个死难同志的家属。"他们的艰苦卓绝，真是令人感动工作。后来我在湘赣边和湘鄂赣边苏区，介绍过这个县委的艰苦工作的作风。……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他被诬为ＡＢ团杀掉。这样惨痛的事，在王明时期不知有多少！（彭德怀，1981：126）
“打AB团”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1930年2月6─9日，毛主持的红四军前委、赣西南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的联席会议发出“肃反”号令，先是刘士奇、李文林分别领导地方上的“打ＡＢ团”。1930年10月，毛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在部分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不满，有人“骂前委反抗中央命令不打武汉也不打南昌，连打下的长沙都要退出，现在又要退出吉安回到苏区。”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月下旬至１２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并处决四千四百余名“ＡＢ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然后，毛泽东迅速把矛头指向包括李文林在内的赣西南地方党和红20军，先后于
毛泽东是两次“打AB团”的主要领导，而“王明路线”支配下的中央在
1942年整风审干运动，毛主席的方针是：大部不捉，一个不杀，还向被整错了的同志道歉，使这些被整的同志甚为感动。两者对比，毛主席的路线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多么伟大。（彭德怀，1981：126）
这样，如果对“打ＡＢ团”的反感对毛有所刺激的话，那么歌颂延安路线，至少可以缓和一下。尽管这是彭的唯心之论，因为整风审干时的“抢救运动”也很恐怖，只是较少肉体消灭而已，彭对延安时的华北工作会议“操了我四十娘”也耿耿于怀。
复杂性还在于，彭也对毛不开杀戒的一面也有极深印象，1929年红四、五军二次会合后：
在途中某地，没收钟姓地主谷物分给当地贫农。不知是地主同姓的狗腿子还是受蒙蔽的群众阻拦分谷，在分谷时，就发生了械斗。四军司令部的一个负责人，未经调查研究，即令将拦阻分谷的人枪毙了两个。……在午饭时，毛主席得知此事，当时给乱杀人这件事以严肃的批评。（彭德怀，1981：127）
富田事变时，彭还以此事来说服三军团干部支持毛。既然对毛的这一行为记忆甚深，那么对毛在“打ＡＢ团”中的行为就肯定烙印更深，但《自述》没有说到后一方面。
５、“问一个为什么”？
1932年，三军团打赣州失利。下一步如何行动，中央局主张向西发展，以期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毛主张向北发展，与赣东北打成一片。彭支持中央局的意见，以三军团的实力，如果彭支持毛，中央局可能会重新考虑。事后反省，彭觉得是出于对中央的服从，由此得到的教训是：
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彭德怀，1981：176）
“问一个为什么”不但是党员对党的责任，也是党员的权利。事实上，每个党员都有自己的脑袋，在行动上无条件地服从，在思想上也还是可以持不同看法。所以问题不在问不问，而在问了并发现了疑点以后，党员有什么途径可以把自己的观点有效上达并影响上级决策。根据当时的组织体制和普通党员的素质来看，一个党员即使“问一个为什么”也不可能影响大局。当然，身为主力军团的领导人的彭在决策上是有部分发言权的。彭真正想说的：一个党员即使不能影响上级，但至少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要盲目执行。不盲目执行与不执行是不同的，党员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是减少执行的盲目性，而不可能不执行。
通过1930年打武昌的教训，彭已感觉到中央也可能犯错误，
但是党中央路线错误，下级党在开始时不容易了解，因为它不容易了解全盘情况；即使了解了，也只能向中央建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避免严重损失，也只能抵制像打武昌那样的事。如开始就采取对抗，那就会有分裂党的危险。这个问题究竟应该采取怎样适当的办法，到现在我还没有肯定明确的观念。（彭德怀， 1981：151）
客观的限制使党员很难发现上级的错误（“全局眼光”、“顾全大局”常常是上级为自己的错误所作的最好辩护），即使发现了你又能怎样？革命史上确有明知不对却又只能服从或坚持原则却背上“不顾大局”、“分裂党”这样的悲剧！
官大一级压死人。以1932年的事而论，实际上并无径渭分明的是非之分。三军团向西、一军团向北，两个军团都没有打好，真正的教训是：“像手足一样的两个军团，分开都没有打好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那次战斗也是可以歼灭敌军的，这证明一、三军团分开作战是不利的。”（彭德怀，1981：176）所以很难说一方正确另一方面全错，彭当时服从了中央局，是因为中央局在毛之上；而在《自述》又作检讨，又是因为毛此时是最高领袖，并且在庐山会议上对这一段历史念念不忘。所以可以把彭的这句话补足：一个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但对当时的最高权威（可以是中央局也可以是毛）却很难批评。1953年，彭对薄一波说：“一个人要是有点思想，有点能力，工作做得不错，遇事又好讲个不同意见，再加上你平常工作中难免有点毛病，你就准备多受点批评。”（薄一波， 1997：258）“为什么”是可以问的，但你得准备受批评。
这不只是权力崇拜问题，而是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的必然要求。彭过于刚直。庐山会议的7月23日，彭对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李锐，1999：178）尽管“忍不住”，彭的信也还是“字斟句酌”；尽管已经“字斟句酌”，还是被定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对此，周恩来一语点破：彭的“骨头是犯上”。面对高压和围攻，彭在“军事俱乐部”的问题上，一直没有屈服，但在其他问题上，也“采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如果不是这样“配合”，彭的下场会更糟。李锐指出：“９月９日，在北京开完军委扩大会议后，彭也写信给毛泽东：‘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许多同志对我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正是毛泽东希望得到的反应，他对此感到满意，立即作赞扬批示，通报全党。”（李锐，1999：325）
明知真理在手、正义大胸，却只能腑首贴耳、甘愿挨整，“问一个为什么”岂不是太天真？
６、“犯上”
在党内军内，彭德怀是敢于表达自己不同意见的人。1933年夏，针对当时的政治、军事政策，彭给最高领导人博古打电报，表示了批评意见，博古“没有回信，也没有其他改正的反映”。（彭德怀，1981：181）1934年广昌战役期间，他与博古、李德谈话：
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我骂了他无耻下流，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忌了。……这次也出乎意料，没有撤职，也没有给处罚，只是他到瑞金以后，造谣说彭德怀右倾。（彭德怀，1981：190─191）
可能因为有这些经验，彭觉得给最高领导人写信不但是应该的，也不会受到太大打击，更不会受到严肃处理。庐山会议上，他的自我辩护之一就是“过去在江西时，对中央也上过万言书。”（李锐，1999：226）“我这个人就是爱提意见，又不大注意方式，伤过不少人。要我有话不讲是困难的。去年出了那么多问题，常委同志都没有讲话，我讲一下也有好处。有问题都不讲，党还有什么战斗力呢！”（郑文翰，2000）虽然如此，他还是知道毛泽东非博古、李德可比，措词谨慎，对大跃进的总体肯定，对毛的小心推崇，但一句“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一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得彭德怀从此万劫不复。彭在《庐山笔记》中有一段极其直率的坦露：“7月23日毛主席给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的旧账翻出来一连打了好几十棒。”“打得遍体痕伤，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以后不准翻案，不准辩驳，但免除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非如此，31年生死与共的战友，既犯有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事先不召我谈谈，规劝规劝，在劝而不听再用重刑也不为迟啊！召开八中全会，我既是斗争对象，为什么事先不通知我呢？！这不叫做打闷棒又叫做什么呢？主席说，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这是明白说出只能作检讨不能辩驳。”（郑文翰，2000）
向上级提意见，博古时代可以放言无忌，毛泽东时代却如履薄冰。结果却反过来，博古照样让彭大将军横刀勒马，毛却让彭元帅进驻“挂甲屯”。可见博古尚有一定的民主作风，而毛泽东则有足够的权威唯我独尊。然而，如果这样来评比博古与毛，又是不够的：在对内对外的斗争中，博古都根本不是毛的对手，是毛泽东而不是博古（包括对党内民主问题稍有自觉的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领导了革命成功。革命与民主根本就是两回事，向革命党要求民主，是超历史的要求。
７、名实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以军事成功为其权威提供了事实基础。在遵义会议上，他也是通过批评博古等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而首先获得是对军事指挥权的。在紧迫的战争环境中，军队是“实”，政治组织似乎是“名”，毛对博古等人的取代，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但“名”仍很重要，特别是当“名”“实”结合之时。长征路上，有过这样一次危险：
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全会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要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彭德怀，1981：204）
张闻天（洛甫）夫人刘英回忆当时情况：“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 ‘让他当总政委吧。’”（刘英，1997：78）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第一，张国焘即使兼任总政委也无法染指中央红军。江西时期，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握于总政委之手，毛、周恩来先后据此要津而位于总司令朱德之上，但总政委如果不是军委主席或前委主席，那它的权力就相应减小。毛要让出军权，但又不能是全部军权，总政委一职恰到好处。此时张国焘的实力远为强大，如果让出总书记，那就等于党权、军队等于全交给张国焘了。洛甫不是纯粹书生，他知道自己所担任的总书记只是“名”；但他毕竟未脱书生气，还不是成熟的中国式政治家，不明白如果这个“名”与四方面的“实”结合起来，那么张国焘就是名实兼具，党和红军都得听命于他了。毛的洞察力在于，张既已在“实”上占了优势，“名”就万万不能给他。事实证明了毛的远见卓识：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他就是借助“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的帮助，利用这个“名”，逐步逼张就范。第二，周恩来让出总政委便于毛泽东总揽军权。遵义会议上毛进入中央常委，但红军指挥权仍归中央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只是其“帮助者”。尽管由于周的有意退让毛实际上成为主角，1935年3月4日毛出任前敌政委，3月12日又成立由周、毛、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但周仍然是军委最高领导。出让总政委一职后，周的发言权受到限制。虽然周同时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兼政委，但不久就病倒。8月19日，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毛取代周负责军事工作。摆脱张国焘后的俄界会议上，一、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毛为政委，周的一方面军司令兼政委职务自然取消。到陕北后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原中革军委），毛为主席，周为副主席，毛泽东的独尊地位正式形成。
孔子早就说过“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在革命进程中，“名”其实就是最高权力，谁的的位置最高，谁就有“名”。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全面占据中央的领导地位，彭听到传达后就怀疑四中全会有宗派主义倾向；对博古等人在江西的一系列政策也非常不满。
此事到1944年1、2月间，我到枣园毛主席处说，四中全会是不合法的？毛主席说，四中全会合法还是合法的，因为它得到国际的批准。我的怀疑也就消除了。（彭德怀，1981：179─180）
四中全会是由莫斯科派来的米夫一手控制召开的，无论多么荒唐，也无论它给中国革命造成什么损失，只要有国际支持，它就是合法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听命于莫斯科。事实上，即使延安时代毛已经取得了对党和军队的实际控制权后他也仍然需要国际的认可；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共应以毛为核心的口信，使王明等人从此一蹶不振，而毛则借此发动对王明的攻击。
1980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也有人提出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观点，邓小平立即否认：“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同志有个说明，说十位中央委员去世，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上十位，这样中央委员会出席的就是五十位，过半数了。这就是讲的合法性。”（邓小平， 1994：304）重要的是这两次会议是最高领袖毛泽东主持的，谁参加谁不参加取决于他的意愿，他当然可以组织到半数以上的中委。一把手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他是合法性之源。
８、两个军团长
毛、彭之间的一个大疙瘩是遵义会议后不久，林彪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他还给彭打电话，要彭出来指挥。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要求张闻天在会理城外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对毛军事指挥的怀疑和动摇，严厉指责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50）彭自信与此无关，就采取事久自然明的态度，没有当场申明，而林彪也没有说明写信的真相。
此事发生在遵义会议后不久，毛的处境是：取得了两个胜利：第二次攻占遵义时击溃王家烈部几个团，次日又歼灭吴奇伟部一个师；也遇到两次失利：攻鲁班场未克，追潘文华师未胜，撤退时受敌侧击。在此关键时候，如果彭、林两个主力军团首长提出不信任，是极可能动摇毛刚刚获得的军事指挥权的。从1935到 1959，“在这24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彭德怀，1981：199）毛不会宽恕关键时候对他的不支持，事久不一定明。
此事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声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时彭不知道。（彭德怀，1981：199）
林彪受毛之托，在庐山对彭也有严厉批评，但早在井冈山时期，林彪就写信给毛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他不会认为给领导写信提意见是什么罪恶；另外林彪在背地里还说批彭是“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范硕：2002：18）至于他为什么在彭受批时说明真相，也许是因当事人面对面，不能不说实话；也许是要借此表明自己与彭全无瓜葛。无论如何，这在客观上还是使彭得到安慰：总算澄清了20多年的一个误会，这是会议上唯一使彭感到聊以自慰的事。此时毛要和彭算总帐，如果彭自己出来辩解，毛极有可能不相信；有林彪出来讲，才可以把这一灾难性的误会彻底澄清。当彭回忆到庐山这一事情时，对林的“庄严声明”肯定是感激的。另外，作家严文井1997年说：“庐山会议后，整彭黄军事集团，林彪生怕军队里要斗倒一大批人，就授意总政发指示，要刹住反右倾运动。”（陈徒手，2000：163）
会理一事相当复杂。林彪写信、打电话的情况，聂荣臻最了解，会议既批评林彪，聂当然要发言。据杨尚昆回忆，“聂总还说，林彪曾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讲，现在领导不成，你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这样就把彭德怀同志扯进去了，中央同志问彭总。彭总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聂荣臻说，他（指林彪）打电话时，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当时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3个人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 ’。”（杨尚昆，2001：133）这一记忆至少提示三点：第一，林彪写信一事当时虽未讲清，但彭拒绝了林彪的电话当时就是清楚的，彭在此事上与林彪无关因此也是清楚的。几十年后还不放过，实在是成见太深。第二，彭之扯进漩涡，恰恰源自聂荣臻对事件真相的说明。第三，张闻天只因为随三军团行动，就受到牵连，可见毛泽东警惕性之高、想象力之丰富，“总负责”权力之弱、威信之低，而批评林彪、彭德怀的“会理会议”恰恰是由张闻天主持的。
这封信长期没有说清楚，却也没有直接影响彭的地位。大敌当前，彭德怀不可缺少。长征时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分兵北上，朱德、张国焘与四方面军主力为左路军，中央、一方面军及陈昌浩、徐向前等四方面一部为右路军。右路军的布置是一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机关、红军大学等，再后是30军、4军，彭率三军团殿后。一军团即林彪军团，30军、4军属听命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宋任穷回忆，当毛率中央及一方面军连夜北上时，四方面军的李特等人曾想阻拦，当时气氛紧张，枪都拔出来了。毛除向李特讲理外，还“严肃地正告李特：彭德怀同志率领的三军团就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想要南下，火气大得狠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毛泽东同志的严正警告，使李特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彭德怀同志在红军中享有能征善战的声威，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宋任穷，1994：90）彭的作用是如此重要，那封信的帐当然就可以、也必须“挂起来”。
不止这一次。延安时召开华北会议清算彭发动的“百团大战”，彭受到严厉批评，在1945年的“七大”上还作了检讨。两天后师哲在开会的途中遇到毛，两人边走边谈，“当我问起毛泽东如何看待彭德怀的检讨时，毛泽东却说：‘很勉强！’又问他认为彭德怀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他又只是简单的四个字：‘刚愎自用。’”（师哲，2001：213）但在“七大”，彭正式进入政治局，此后在西北和朝鲜为新政权浴血奋战。
1935年10月，彭率军在吴起镇打胜初到陕北的第一仗，毛为此写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六言诗。1957年，杭州的文艺月刊《东海》编辑部写信给毛，请其校阅后允许发表，毛回信说：“记不起了，似乎不像。腊子口中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式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发表。” （王焰，1995）很明显，最晚到1957年，已不再有表彰彭德怀的需要了。正因为此前倚重过深，现在更要彻底肃清，彭的命运并不因澄清20多年前的误会而有所好转。９、低头
庐山会议期间的8月1日，毛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会者都是掌握国家命运的领袖，但在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林彪等人批评中，彭却感到：“你们这样猜测，就难讲话了。”（李锐，1999：251）岂止是“猜测”，周小舟就在会上抗议：“你们要戴大帽子，什么帽子都可以戴。”（李锐，1999： 329）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从江西苏区有“肃ＡＢ团”经延安“挽救”再到“文革”，“上级”、“组织”要给你戴个帽子是毫不费事的。“在党内斗争中，随大流，跟‘风’跑，‘墙倒众人推’，上面说是就是什么，这是党内生活中时常遇到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薄一波，1997：910）李锐却还没有参透：“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的话呢。”（李锐，1999：325）
参加最高级会议的是拥有最高地位的人。20多年前，他们大多是放牛娃、小伙计、教书匠、山大王，他们在会议上的表现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出身低下，更重要的是时势使然。朱德、赵尔陆、陶鲁笳、贾拓夫、万毅等人都因讲了“公道话”而挨批；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听过李锐一句很犯忌的话，就没有揭发──“文革”中张霖之因为毛泽东说他是走资派而被活活打死。而批彭的主力们，在彭信刚刚印出、毛还未公开反击时，发言也不很尖锐，有的还以自我批评为发言开始，但7月 26日后，他们都根据毛的要求迅速加强火力。谭震林7月26日的发言虽然认为彭信是“烟幕加毒气”，但还是对彭个人表示了敬意：“忠心耿耿”、“正直无私”、“立了不朽功勋”，但两天后，有人批评他的这些话时，谭不得不改口说：“我看他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李锐，1999：182）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当时毛接受了彭的意见，这些批评者不是不可能大唱“彭大将军颂”的。
不过，使彭低头认罪不只是因为这些会上的批判，更有会后的工作。为了让彭作检查，聂荣臻、叶剑英奉命去进行劝说。由这两位锋头不是很健的元帅来劝说，容易成功。彭记下了他们的话：
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彭德怀，1981：278）
谁是谁非都不重要，事实如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毛泽东不会错，跟着毛泽东也不会错，错的只能是反毛或与毛不一致的一方。所以，彭决心彻底配合。“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30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作，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彭德怀，1981：278─279）309）完美的批判会以被批判者的认罪为标志。如果公开的斗争达不到这种效果，那就要背后做气氛缓和的劝说，有时还有政策交底：只要你承认，就可从轻发落。只要你承认了强加的罪名之后，如何处置有时就由不得你了。运动的规律是先通过深揭猛批宣布你的罪名，如果你的脊梁还没有被打断，还要加上种种诱导，总之要让你认输低头，最后以一片认罪、忏悔之声来颂扬运动和整人的正确。
1959年6月12日，彭在列车上召开总结出国访问的总结会议。他在讲话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最怕的是官僚主义作风，领导脱离群众，不晓得领导要走群众路线，才能丰富自己、丰富领导。什么是领袖，概念不明确。不能认为职务高就是领袖。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经验很强调防止官僚主义，即，一、民主选举公务人员，并可以罢免；二、公务人员的薪金不得高于一般人员。……这一次看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给我们的印象是极深刻的。领袖遗体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每个国家都搞一个。亚洲国家大概将来也要搞。”庐山会议期间，又几次怒气冲冲地说：他怎么能这样看待这个信！过去打仗时不是经常有争论吗，争论过后还是照常工作，哪个去计较！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一点意见也听不进了！这样下去，同斯大林晚年有什么两样！（郑文翰，2000）保留遗体、斯大林晚年，彭的预言都得到了证实。
１０、“罪恶”
7月23日毛发出反击令后，彭德怀有一段笔记：“我写这封信，是在西北小组会议上，一些不便讲的问题，要点式的写给毛主席作参考的，希望主席考虑信中的一些问题。主席竟把问题提到如此十分严重，如此十分尖锐，提到离开现实情况的高度。因此，国内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在‘左 ’倾急躁冒进的基础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它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它将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会更加严重，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的后果！！”（薄一波，1997：903）
李锐在《庐山会议真面目》中，也抄录了聂、叶两位劝说之后彭的笔记：“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更加深‘左'倾危险。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李锐，1999：209）他还想找毛辩论一次：当前的形势决不是什么一个指头问题，切不可由于他作了检讨，而放松对缺点、错误的纠正。
彭已经意识到意见即使是正确的，也只会给党和人民带来危害。意见不被接受，你说他左，他就要批你的右，其结果自然是左上加左。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庐山会议后，又掀起了1960年的“特大跃进”，中国社会经济雪上加霜。彭写信的动机是想纠正极左，如果反“左”的信刺激了更加的“左”，这不是“罪恶”是什么？
然而，仅仅彭认罪就能避免或减少“罪恶”了吗？薄、李所引的话应当是引自彭的《庐山笔记》，其中有一段：“其实庐山会议上，左的现象虽然纠正了一些，但浮夸虚报，对群众的强迫命令，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发展，蒙蔽着真相，使一生英明伟大的毛主席也难以洞察。据我看，你这一闷棒打得不适当，不仅在政治上打死一些人，而且（在经济上）会要打出一个大马鞍型。”9月9日，彭给毛写信认罪受到毛的欢迎后，彭在接完电话后在座位上长久沉默不语，后来缓慢地说：不该给他写这封信。(郑文翰，2000)也许彭同时意识到，他的低头也会将加剧党和国家的危机。认罪不认罪都将可能造成恶果。这就是彭的最大痛苦。
薄一波后来说：“人们或许可以这样想，假如毛主席当时接受彭德怀同志信中的意见，或者对彭德怀同志的信‘参考’、‘参考’就算了；假如彭德怀同志不写这封信，不犯颜直谏，而是缄默不语，情况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很可能不会这样曲折，彭德怀本人的命运也自会安然无恙。”（薄一波， 1997：903）两种假设都根据不足：延安整风建立了绝对权威之后，毛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刘少奇、贺龙、林彪庐山上都是顺着毛的，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
彭大将军以犯颜直谏而留下光辉形象，但由于他的努力当时并没有导致政策调整，所以他的光辉更多是他个人的，他的意义在于他的悲剧。很长一段时间，领导人的价值常常是因为他敢于顶风、敢于抗压，而不是他完成了什么建设性的贡献。这不只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和党的悲剧。
１１、彭与毛、刘
薄一波介绍，1961年6月12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庐山会议以后，我们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一反右，就有一个假象。搞下去，就整出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就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反革命分子。一反右倾，“共产风”又出来了，几个“大办”出来了。（薄一波，1997：1075）
但是，毛对彭积怨甚深，不向“县以下”的公开怎么能达到批倒批臭的目的？庐山会议之前，毛已意识到大跃进的一些问题，但彭信一出，他激情膨湃，要秀才们准备材料，“由我编一本书，例如1955年《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那样，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动派。……为此问题要向全世界宣战。”（李锐，1999：393─395）他怎么会担心批彭而强化“共产风”？
毛1961年的认识与刘少奇有关。庐山期间，刘像许多人一样明白彭所说的是大实话，所以曾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另外再发一个反"左"的文件。胡乔木回忆，1961年“从广州回来时，在路上我向毛主席说少奇同志会议时曾经想写个反‘左’文件的建议。毛主席听后没有表示什么，只是说：‘啊，有这回事。’后来开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在这件事上对我批评得很厉害。”（胡乔木，1994：16）1969年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还专门把刘与彭划在一起，也是基于这些事实。
刘少奇批彭确实是积极的，不但在庐山会议上拍过桌子、要和彭≤帐”，而且在1962年，彭的意见得到充分证实、刘也在会上承认“信中所说的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时，但他强调：“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王焰，1998：773）理由有四：一，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二，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阴谋篡党，背着党中央搞派别活动；四，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写，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向党进攻。刘的讲话表明，是非别有标准，彭的意见肯定是对的，但他这个人却不能放过。为什么？聂荣臻回忆劝说彭认罪时的情形说：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桀骜不驯”的彭大将军是敢于向毛提意见的人，准备接班的刘少奇怎能不担心几分？毛代刘少奇把话说明了：“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对付你，很多同志对此有顾虑。”（李锐， 1999：238）
所以，事实越是证明彭的正确，对他的批判就越要上纲。《三国演义》第31回，袁绍出兵打曹操，谋士田丰劝阻无效反被打入囚牢。袁绍兵败后狱吏向田丰报喜：“袁将军大败而回，君必见重矣。”但田丰深谙最高领导人的心理：“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矜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袁绍回师后果然即将田丰杀死。彭不是没有文化的人，《三国演义》应当是读过的，但他看得肯定不像毛泽东那样读得细，所以没有记住田丰的话，他以为既然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就可以获得平反，以至于1962年代初还上书“八万言”要求翻案，结果是贺龙受命组成彭德怀专案组，彭永世不得翻身。
12、浦安修
“文革”中彭德怀在经受多次批斗、折磨后被关在解放军总医院。1974年7月以后，他无法承受日益加剧的病痛，感到“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连连哀求：“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333）彭大将军的结局令人浩叹，然而，人们容易忽略的是，彭德
庐山会议后，浦安修就由北京师大党委副书记降为师大附校办公室主任，而且因为她总得回家，总得见到彭德怀，因此就被认为交代不清彭的“反党罪行”，划不清和“反党集团”的界线。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她准备离婚，悄悄地把自己的用品从家里带到学校。10下旬，彭发现了这一迹象，在她最后一次回来时，彭把一只梨分为两半，以示同意。饭后彭她送到公共汽车站，“他目送这辆老式公共汽车颠晃地驶去，寻找车厢中妻子的身影，十分伤感地发现她没有回头。”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296）1974年9月彭德怀临终前，浦没有去作最后的看望。尽管如此，浦安修并不真的认为彭有反党罪行，“七千人大会” 后，她还在学校说了一句：“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问题和彭德怀的意见也差不多”，为此被批判多次也过不了关。1965年彭去三线时，浦在得到彭真批准后应约去彭处话别，表示待彭安顿下来后，可以去成都工作。但他们夫妻的真正再见，却是在“文革”的批斗台上。
妻子在丈夫“反党”后要求与之离婚是一种政治表态。黄克诚的妻子唐棣华也曾犹豫过，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记得：从庐山回北京后不久，唐“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征求我的意见。她说：庐山会议定黄克诚是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她很痛苦。她考虑再三，想与黄克诚离婚，以示对党忠诚。”（张劲夫，2001）张劲夫委婉地表示不赞成，黄克诚夫妇得以白头到老。北京师大似乎没有张劲夫式的领导。离婚本是压力下的被迫，但在彭德怀平反受到非议。“当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的时候，她‘因为与彭德怀划不清界线'而受追查，挨批斗；当彭德怀平反之后，人们又责备她不该和彭德怀划清界线。参加过批判彭德怀、揭发彭德怀‘罪行 '的人能够得到谅解；她没有批判他，她用生命顶住了要她揭发‘彭德怀罪恶行'的压力，却要背负历史的十字架。”（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302）彭德怀平反后，如何看待她和彭的婚姻关系问题被提了出来，鉴于当时的历史情况，而且他们的夫妻也没有正式解除，中央原谅了她提出离婚一事。
说到浦安修，不能不说到她那位被毛泽东称之为“能干的女将”的姐姐浦熙修，40年代大后方坚决支持共产党的名记者，与周恩来十分熟悉。在延安的浦安修没有手表，周恩来还出主意说：“你姐姐浦熙修在重庆《新民报》当记者，不妨请她帮助买一只。”浦安修考虑到姐姐也不宽裕，就说“还是不麻烦她好”。（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204）正是在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的共同斗争中，浦熙修爱上了民盟领导人罗隆基，这就使得浦安修的很为不安。虽说罗隆基勇敢地与国民党斗争、与共产党合作，但他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怎么能接受这样一位连襟？在浦安修的等人的劝说下，浦熙修只和罗保持着朋友关系。（朱正，2001）然而即使如此，浦熙修也还不是自己人，入党要求始终未获批准，1957年还成了大右派。当她1970年4月在医院孤独地逝世时，也许她不知道，一心想在政治上帮助她站稳立场的妹妹遭受了与她同样大的灾难，1966年6月31日竟至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杀，因被人发现而未遂。
浦安修付出的代价一定程度上源自对革命了解不够。与彭同案的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后来批评她：“彭老总病危了，你不去看看，这不对啊。”刘英是有权利这样批评的。在张闻天蒙冤的日子里，她从未有过离婚的念头。原因之一，“刘英经历了从苏区以来的多次党内斗争，她认为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但这一次张闻天没有错。因而她能顶得住任何压力。”（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302）这似乎也是彭德怀与黄克诚的区别。黄的身体素质不如彭，但却能熬到平反之日，原因在于他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我有什么错误，我有什么可烦恼的？！”这一认识也来自他的经历，“据统计，在他参加共产党以后，虽有十次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挨了批判后仍然坚持已见，实践证明他又大都是对的，因之越是批判，他在党内的威望越高。”（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260─261）“免职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在历史上他被撤职有五、六次之多，事情过后，证明他没并没有大错，结果多半是官复原职。”（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267）庐山会议后，他偶尔还写诗抒情，“文革”被抓后，他也以“抓走不外杀关管，人生一世也平常。反躬自省无憾事，脸不变色心不慌”自慰。就此而言，黄比彭更是一个成熟的革命政治家。
历次运动中落难的官员很多，但各有各的表现。一般而言，有过起落经验的人较能经得起打击，而一直顺利的人，却常常不堪一击。于光远回忆说，1976年 “批邓”时，“胡乔木一开始也也没有交代什么实质问题，但经不起那一两个负责人的揭发批判，就痛痛快快地交代了他同邓小平两次谈话的情况。当时我想，他在 ‘文革’中挨斗很少，又一直在北京，缺少挨斗受批的经验，真的有些惊慌失措了。对于胡乔木的揭发，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原谅了他。”（于光远， 2000）与彭案有关的李锐，早在延安时代以墙报《轻骑队》而挨整，他后来说：“这样突然而来的打击当然毫无思想准备。不过我是平江人，那个地方红白斗争极其剧烈，老家中有好些老弱妇孺被红军移民而死去，也有党员亲属被国民党杀害，从小也知道一点党内斗争残酷的情况。”（李普，2001）这使他能够挺过 “五天五夜不给睡觉，不准眨眼睛”之类的审讯；也使他能够挺过1959年后的艰难岁月。当然，有了经验还要记住。1966年底，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被江青点名批判后服安眠药自杀，临死前与童小鹏通电话，童劝她说：“延安抢救运动你也是参加了的，最后不都是甄别了吗？”（童小鹏，1996： 407─408）许明没有记住历史的经验，所以轻生。
彭德怀简历：1898年10月生于湖南湘潭。
1922年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任湘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26年随军编入北伐军，接触共产党人。
1928年率部在平江起义，任红五军军长；同年冬率主力转移井冈山，与朱毛会师；1930年6任红三军团总指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任红一方面军副总指挥、总前委委员；1931年1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1月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修补委员。
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改称陕甘支队，任司令员。同年11月任恢复后的红一方面军司令员；1937年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华北军分会副书记；1945年在党的“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同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
1947年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1949年年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50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952年回国主持军委工作，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常务副主席、国防部长。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撤销国防部长，所保留的政治局委员的权力实际上被剥夺。
1974年被迫害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