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台灣的衙門不設崗

      .pcb{margin-right:0} 張鳴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住在台北的中心區，最大的好處是，不經意間，就可以看到許多政府機構。台北的政府機構的建築，都是日據和國民黨威權時代留下來的，幾乎個個高大、雄偉、寬敞，跟大陸沒多少區別。但除了建築之外，以一個大陸人的眼光，所有的官衙似乎都不怎麼像政府。

沒警衛的官衙門

大門檻外，沒有戒備森嚴的警衛，缺了站崗的兵。威還在，但武沒了。好容易才在房子的角落裡，找到一個警察，這個警察還經常溜號，就連他們的「當局」也不例外。每個大門檻，隨便都可以進去，沒人管你。「當局」限制多一點，週一到週五，上午9-11點開放參觀。這些政府機構，「當局」帶頭，都在為台灣的旅遊默默作著貢獻，好些大陸來的陸客，都要求進大門檻看看。但是如果沒有跟團走，單個的旅客也許會錯過—旺報的社長跟我講，就有大陸遊客投書，說是到了台北市政府門口，硬是找不到，因為人家沒有站崗的。

我們這些大陸人，平日裡見慣了高大威猛的政府大樓、政府廣場，見慣了戒備森嚴的門衛，聽慣了門衛厲聲的呵斥，一旦見了沒有門崗的政府大門檻，還真就不習慣。其實，這個世界上好些國家的政府機構，都是這個樣子，別的地方，有的連高大的房子都沒有，寒酸得緊。

有衛兵的大門檻也不是沒有，台北至少有兩處，一是「國父紀念館」，一是「中正紀念堂」。兩個地方，都有一坐姿相似的銅像，一為孫中山，一為蔣介石。兩座像前，各站立一持槍的兵，一動不動，妻還以為是蠟像。過了不多久，到換崗時分，蠟像居然動了起來，雖然動得跟機器人相似，但可以看出，他們是有血有肉的真人。實際上，這兩處的崗兵都是禮兵，不是站崗，而是在表演一種禮儀，每天例行的換崗儀式，跟英國白金漢宮和美國阿靈頓公墓一樣，無非是吸引遊客的雜耍。一邊換崗，一邊玩玩花槍，讓人看了好玩。

在這裡，我注意到兩岸的禮兵，禮服正在趨同，但戴鋼盔的方式卻大不一樣。我們這邊鋼盔是正扣在腦袋上，前面微微上翹；而他們這邊則反之，前面的帽簷兒，壓得很低。據說，非止禮兵，連正經的軍人，台灣這邊戴鋼盔，也是這般，而我們則相反。

懂軍事的人告訴我，壓低帽簷，衝鋒時可以減少傷亡，但的確不怎麼好看。看來，即使禮兵，這邊也不肯將就一下美觀。不知是因為被共軍打怕了呢，還是人家一切從實戰出發？

昔日禁地今成市民活動中心

不過，今天的這兩個紀念國民黨大人物的場所，已經變成了市民的活動中心，「國父紀念館」尤甚，到處是背畫夾子的兒童，跳街舞的少年，還有盤旋的鴿子。「中正紀念堂」，廣場上的大牌坊，已經在民進黨當家的時候，改成了自由廣場，原來的「中正紀念堂」五個字被鑿去，改成四個顏體的大字—「自由廣場」，紀念堂上的匾也被拿掉。國民黨當家，說是撥亂反正，也只是換回了堂上的匾，廣場上牌坊上的字，卻還依舊。

台灣的朋友告訴我，「自由」兩個字，是具有天然合法性的，一旦刻上了，誰也不敢輕易拿下。可憐當年老蔣對「自由」兩字深惡痛絕，雖然沒有寫過《反對自由主義》，但也有專門的文章，批評自由在中國的氾濫，進而痛罵五四新文化運動教壞青年。在他治下的台灣，最稀缺的，恰是自由。今日卻讓他老人家的坐像，天天面對廣場上「自由廣場」四個大字，真是情何以堪。還不如民進黨的辦法，在他的坐像前，弄上好多飛來飛去的蟲鳥，讓他老人家死活看不清廣場牌坊上的字，似乎還更人道些。

至於國民黨自己的辦公處，已經變成了民間團體的所在。我為了找辛亥資料，來到國民黨的黨史資料館，這個館，今日縮在台灣的船業大王張榮發的基金會大樓裡面，隨便報上名來，連證件也不需要，就可以進去查資料，我查了他們可憐的館藏，什麼也沒有找到。

百姓有了選票，原來威武的衙門，都失了精氣神，裡面的官員都要討好選民，更何況建築？原來威權的紀念物，也在悄然之間，改變了性質，開始為人民服務，雖然多少有點轉變過程中的小小尷尬。大門檻，已經沒了。

旁聽台北市議會

8 月份台灣「立法院」開臨時會，但去旁聽，卻趕上人家表決，只欣賞了一下搭棚子抗議的一群老頭、老太太。進入9月，立法院依舊沒有開會，但台北市議會在開，朋友告訴我，今天下午（9月7日），市議會台北市政府總質詢。這一陣，台北市市長郝龍斌陷在新生路高架橋和花博會採購弊案的風暴裡，質詢一定有戲看。於是，依照朋友的指點，我準時在下午兩點到達了台北市議會。

台北凡是公家單位，房子都很雄偉，市議會也不例外，一棟很厚重的白色大樓，走廊十分高大寬敞。台北的政府機構，除了正門之外都不掛牌子，我一個外來人，當然摸不準哪個是正門，結果進的是後門，後門裡面有個警察，但見到我這樣東張西望的可疑人員，既不阻攔也不盤問，聽任我繞到正門，跟志工會合。辦理旁聽要登記，拿出我的大陸同胞證，辦事的小姐看都沒看清楚，就在旁聽證上寫上「張鵬」兩個字。證件後面有不干膠，撕開粘在衣服上就可以進去了，就這樣，我頂著張鵬的名字，旁聽了將近兩個小時。

旁聽席在四層，可以居高臨下地看下面的議會大廳，但隔著厚厚的玻璃，可以看見裡面的人的動作，卻聽不見聲音，好在旁聽席有大屏幕，聲情並茂，可以同時看見張牙舞爪的質詢者和垂頭喪氣的市府官員。這一次是總質詢，市政府主要官員幾乎傾巢出動，連7個顧問都到齊了，坐了黑壓壓好幾排。但是，質詢議員一方，卻只有3個人，其他議員一律缺席，一排排的空椅子，不，沙發。

雖然只有兩男一女三個市議員，可發起聲來，卻震天動地，連珠炮式地交替發問，一會兒放PPT，一會兒展示文件。總共兩個小時的質詢，質問的話題轉換了無數次，但沒有一個話題是有答案的，市府這邊剛要回答，就被打斷。議員叫誰上來，誰就得上來，上來之後，明白人不許回答問題，不明白的，卻非要站在那裡被問。 7個顧問都被像過堂一樣提過來，但卻一個問題不提，依次點名之後，又一揮手讓這些人下去了。剛剛提了一個建客家文化中心的問題，然後就放PPT，說是讓郝龍斌市長好好看看，我以為是關於這個問題的證據，沒想到，放出來的卻跟剛才的問題風馬牛不相及，是大陸電視台採訪副市長的畫面，說她明明是副市長，被人稱為市長卻不更正。我看出來了，原來所謂的質詢，質詢者只在意「質」，而沒有「詢」，他們根本不希望被質詢者回答問題，自己問完了，也就完了，所謂的問，其實就是指責甚至羞辱，羞辱完了，也就完了。讓我這個旁聽的人，連一個問題都沒弄明白—不是我的智商低，或者不瞭解情況，問的問題都很簡單，但我就是不知道真相。整個一下午，只有兩個小問題，我似乎是聽出了點頭緒，一個是市府號召公務員跳花博舞，一個是市教育局發文讓中小學號召學生參觀花博會，似乎兩件事在辦的過程中，都有點強人所難的意思。但是，質詢者對這一點，恰恰沒有窮追猛打。反而在如果買花博會的預售票丟了，要不要給賠償的荒唐問題上糾纏不休。

沒有新聞價值的質詢會

偌大的旁聽席上，只有我們兩個人，二樓的記者席，也沒有幾個人，幾台攝像機早就架在那裡，記者們懶洋洋地三三兩兩坐著，幾乎沒有任何人注意議事廳發生的事情，即使在議員有意向他們呼籲的時候，記者們也無動於衷。我知道，他們見的世面太多了，市議會的這點事，又算什麼呢？媒體寧可報小偷偷空調，也不熱衷報這個。

聽完之後，我跟陪我的志工講，如果我是台北市市民，我會對這樣的場面很不滿意，因為聽了半天，沒有一件事我能知道究竟的。我看到的，只是黨爭，只是作秀，而沒有質詢，沒有真相。感覺三個議員痛快淋漓地罵了一陣，市府官員唯唯諾諾，吭吭哧哧一陣之後，這個過程就結束了。志工說，沒有人會滿意和不滿意，因為，沒有人來旁聽，媒體基本上也不會報，除非其中爆出某些值得娛樂的話題。

記得看1910年清朝資政院的會議記錄，看到那些民選的議員議事，也爭，也吵，但每個議題都爭得明明白白。歷史總是會進步的嗎？我真的有點糊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