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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个比队长矮却一样胖的人走进来，怀里抱着一套棉军服，主动朝我笑笑说：“这是你的，不一定合身，先将就穿吧，反正也快发夏服了。我叫唐克，可不是‘坦克’，是‘唐伯虎’的‘唐’，‘克己奉公’的‘克’，叫我‘坦克’也行，挺顺嘴的。队里的吃喝拉撒睡全归我管，有事找我，别客气。”我想笑又赶紧憋住。
“乱弹琴，怎么能将就呢？明天到军需处找套合身的嘛。”何队长绷着脸训斥道。
“是，马上办。”唐克胸脯一挺做了立正姿势，两只皮鞋撞出很大的响动。
我又想笑，心里说：这里的人平时说话做事也都像演戏一样吗？
“老唐，你把小安送到女队员寝室去，帮助安顿一下。”何队长对我笑笑，做了个“请”的手势。
“好咧。安小姐，请吧。”唐克提着皮箱、扛着行李走在前面，我抱着棉服紧跟在后。在走廊尽头，一扇门半敞着，里面传出唧唧喳喳的说笑声。唐克也不敲门，“嗵”地一脚把门踢开。
这时，房间里的人一齐朝我看过来：惊愕，赞叹。一个正在洗头的姑娘先大声地嚷：“看哪，八成是仙女下凡了吧！”她穿着粉色的紧身绒衣，高高的胸脯，细细的腰身，焕发着青春活力。她顾不上擦干头上的水，急忙穿上棉袄，顺口骂道： “该死的唐克，不敲门就往里闯！”“挺封建呢。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女孩子，一会儿唯恐露得不够，一会儿又遮遮掩掩，真是邪门儿。”唐克笑嘻嘻地放下东西指着我说，“她是新来的队员，你们又多个小姐妹，往后多照顾着点儿。”又转向我，“自己作个介绍吧。”说完便嘻嘻哈哈地走了。
房间里有五个人，都在二十岁上下，年纪最大的一个躺在床上，看上去不像是睡着了，却一直不睁眼睛。房间里很乱，扯着的绳子上挂着洗过的和没洗的衣服，窗台上摆着小镜子和瓶瓶罐罐的化妆品，被褥卷成团横搁竖放没个规矩，地上扔满了纸屑、果皮、香烟头，好像多日没打扫过。
我局促不安地说：“我叫安琪。”“我叫胡美丽。”洗头的姑娘先自我介绍。她又向床上一指说：“她叫刘薇，最大，咱们都叫她大姐。”又指着坐在床上看书的，“她叫林婕。”我逐一向她们点头微笑。这时，那个一直倒背着脸的人转过身来，她手里拿着针线正在缝着什么。她不等胡美丽介绍就抢着说：“我叫吴静文。这屋里一共四个人，还有五个住隔壁，现在算上你，女队员正好10名。”这个吴静文长得挺好看，人如其名，文文静静的。她又指着坐在桌子上嗑瓜子的人说：“她叫陶冶，又淘又野，还是个馋猫。她不是咱们屋的。”“阿弥陀佛，不近人间烟火的老道姑。哈哈哈哈！”陶冶边说边把瓜子皮吐向吴静文。
这时，躺在床上假寐的刘薇突然睁开眼睛，怪模怪样地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让我心里直打怵，我遂主动地叫她一声：“刘大姐。”
“行，小嘴怪甜的。”她一骨碌坐起，问我，“多大啦？”我说：“十七。”“干点啥不好，为啥偏要跑到这儿来？”刘薇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支香烟点着，一连猛吸了几口，仰着脸吐出一串串白圈儿。
我心乱如麻，一面在指给我的地方铺行李，一面敷衍着回答她们提出的这个那个问题。房间里已经没有床，我只能睡在取掉拉门的日式壁橱里。一钻进去我就想起鲁迅的那句诗：“未敢翻身已碰头”，真是又想笑又想哭。
中午和晚饭吃的都是高粱米掺黄豆半干不稀的饭，菜是炒盐豆。我从小就不吃生葱，可炒盐豆偏偏拌了绿绿的一层生葱花，只好捏着鼻子拣不沾葱的豆子吃，可还是满嘴溷气，饭后就偷偷去刷牙，一遍又一遍地刷，一口接一口地漱。
最让我难堪的还是那套不合身的旧棉服，袖子长得能盖住手，上衣肥得能装下两个我，衣领油渍渍的散发着臭烘烘的气味。没来以前我就听说新×军是国军中的“骄子”、“王牌儿”，一色的美式装备，吃的是美国面粉和美国罐头，穿的是美国军服，用的是美国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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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 “八一五”光复那阵儿，在沈阳街头就见过新×军，男兵戴着钢盔，女兵戴着船形帽，开着吉普车满大街兜风，好气派！现在怎么了？这是新×军吗？
入队后的头一个晚上失望伴着失眠，我躺在憋闷的壁橱里，听着室友此起彼伏的细细鼾声，眼泪就怎么也止不住了——— 我想妈妈，我想弟弟呀！我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不中用？不是我自己下定决心，好不容易说服妈妈，又经过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才考进来的，怎么刚刚遇到这么一点儿小小的不顺和挫折就灰心了呢？这头一天就认识了这么多长相不同、性格各异的陌生人，接触到这么多从未经历过的事情，我相信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是丰富多彩的，我要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也许有一天真会成就我的作家梦呢？我考进政工队绝对是正确的选择。
今天起得很晚，浑身懒懒的又酸又痛，睁开眼睛见室内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便急忙穿好衣服。这时走廊上传来有人走动的声音，我端起脸盆正要去洗漱，吴静文进来了。
“起来啦？快去洗脸，一会儿还要跑步、练声呢。”我赶紧跑进水房，草草洗漱完毕就跑到院子里。院子很小，还不足一个篮球场大。二十几个人已经站好队——— 说是站队却不整齐，东张西望，说说笑笑，连童子军也不如。我一走过去就成了众矢之的，男队员交头接耳、唧唧喳喳，是在对我评头品足。我已不像昨天那样紧张，不过依然不敢正眼看人。吴静文把我拉到身边———在一个处处感到陌生的新环境里，哪怕有人朝你善意地笑笑，多跟你说句话，都会使你感到特别温暖和莫大安慰。我也对她笑笑，把身子紧紧地靠过去，老半天才肯放开她温湿的手。
吴静文告诉我，站在队前喊口令的就是队副张绍德，面试时见过的，瘦高个儿，一脸的严肃，嘴上叼个哨子边跑边吹，队员们跟着他稀稀拉拉地绕着铁西广场跑。两圈下来人人气喘吁吁，都自动改成慢步走，只有张绍德还在前面一个劲儿地边跑边吹。
跑步结束后回到院子里开始练声，一个皮肤黝黑、膀宽腰粗的人站在前面指挥，队员都叫他“曲大哥”。“啊———啊——— 啊——— ”队员们跟着他把七个音阶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反复练唱，最后又唱了两首歌。我先是跟着哼哼，渐渐也能咬清字眼儿提高嗓门儿唱准调了。
早饭后没有活动就在房间里闲聊，不一会儿男队员也过来凑热闹。吴静文说他们总爱往这边跑，女队员除非有事，不然谁都不过去。现在我已经能叫出他们的名字：韩德曾、于志强是我的“同榜”，还有吴安一、孔亮、徐伟和姜瑞田，他们都是从长春过来的老队员。听到动静，隔壁的女队员也呼啦啦地跑过来，她们是严凤、王亚芬、白萍、李芳芯和陶冶。队里的人几乎到齐了，挤了满满一屋子。我的左右，一边坐着吴静文，一边坐着吴安一，他紧贴着我，连他的呼吸都能感觉到，叫人浑身不自在，身上像爬着许多小虫子，痒得难受，想挪开点儿，这面又紧挨着吴静文。房小人又多，捂着大棉袄，我就觉得浑身都在出汗，偷偷地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不想还是被吴静文看到了。
“怎么了，出这么多汗？”她掏出手绢塞给我，我胡乱地在脸上抹着，生怕被人看见。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笑着，我实在没心思细听，只盼快点儿散去。
“老孔，报考的人那么多，怎么就要了三个人？”吴安一问孔亮。
这也正是我的疑问，就听孔亮说：“政工队有固定编制，你也不是不知道。从长春过来时有几个人留守了，现在不得不补上嘛。”吴静文悄悄告诉我，队里还有一名女队员叫乔莹，因为怀孕待产就留在长春，没跟过来。又听孔亮接着说：“报名的人多很好嘛，可以优中选优。”说到这儿他放低声音，“再说，报名的多报名费就多，”他伸手向上一指，“不是有赚头嘛。”
韩德曾扯扯皱巴巴的棉袄袖子，一脸不悦地问：“不是说新×军全副美式装备吗？为啥给咱们穿这破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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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美式装备？小老弟，那是旧皇历不能看了。新×军当年从大西南空运到东北，确实是全副美式装备，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美国造，可如今——— 唉，在吉林跟共军一交手就损失了一个师。在座的有人可能不知道，咱们这个师原来是伪满洲国的‘国兵’，被调到关内帮助日本人跟抗日武装作战，‘八一五’光复后，接受中央军改编开回东北，摇身一变也成了‘抗战八年’的中央军，后来又编入新×军序列，所以号称‘全副美式装备’的‘王牌军’，在咱们师就徒有虚名了。”听到这儿，于志强瞪大眼睛疑惑不解地问：“照这么说，咱们这是汉奸队伍了？”听了这些话，我心里也很不自在，自己的爸爸不就是伪满国兵吗？他不也成了令人痛恨的汉奸？我开始后悔自己太盲目，太轻率，做了错误的选择。又忽然想到当年跟着队伍进关的爸爸会不会也在我们××师呢？不会，不会，他要是跟队伍回来能不回家吗？妈妈总说爸爸十有八九不在人世了。算了，别再想这些没影的事了。
“这叫什么事儿啊？哼，上了贼船啦！”于志强腾地站起，两手攥成拳头怒不可遏地说，“早知道这样，用八抬大轿请我也不来。”孔亮把于志强摁在座位上安慰道：“小老弟，别激动，我也是一时高兴把听来的这档子事抖搂出来，你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听完拉倒。什么汉奸不汉奸的，咱们是堂堂正正的国军、中央军、王牌军，咱们师长那是堂堂正正的国军师长，委员长钦定的。刚才我那是胡说八道。”住在同室的胡美丽接过孔亮的话：“委员长钦定的又怎么样？你们还记得不？去年在长春听师长讲话，他慷慨激昂地说‘我军抗战八年立下卓越战功，我师将士浴血奋战屡受嘉奖’，那阵儿咱们还不知道底细，真让他给蒙了，说不定委员长也让他蒙了呢。哈哈哈！”她的几句话把大家全都逗乐了。
“唉，啥都别说了，谁让咱们上了这条船呢，是自愿的，又没人拿枪逼着你。”陶冶叹着气，一脸的自怨自艾。
我朝她看过去，她正充满敌意地看着我，同时又用一样的眼光看着坐在我身边正在看我的吴安一，看得我心里发毛又莫名其妙。
坐在对面的那个人引起我的注意。他一直轻松地笑着，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像在听一段段开怀解颐的故事，可是细细观察，他笑得很假、很勉强、很无奈。听吴静文说他叫姜瑞田，是林婕的恋人。
“净扯些没用的，烦不烦？”刘薇不屑地说，像在自言自语。她谁都不看，只顾仰着脸吸着烟吐着圈儿。
“对了，几位新同志介绍介绍你们自己吧。韩德曾，你先说说。”显然孔亮是想缓解一下有些凝重的气氛。
“有什么好介绍的，我是流亡学生，老家在安东岫岩，共产党来了，穷棒子闹翻身，分了我家的房子、土地，我爸、我妈都挨斗了，家里的东西也都给分了，叫什么‘分浮财’。我爸让我出来当中央军，就是想有朝一日能打回去，找穷棒子算账。因为我姑父在沈阳做生意，我就投奔他来了，不想扑了空，他们全家已经飞北平了。我正愁没辙，赶上政工队招人就来了。”韩德曾说话时老是盯着我看，像是专讲给我一个人听的，扭扭捏捏、抓耳挠腮的样子叫人讨厌。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阔少爷呢！”姜瑞田的话带着讥诮味道，不过我挺高兴，因为我有些讨厌这个韩德曾，虽然我们是一起入队的。又听姜瑞田说：“现在全东北也只剩下几座孤城，要想打回你老家去怕没那么容易吧。”韩德曾不以为然地反驳道：“有美国帮助还怕打不垮共产党？”他阴沉着脸，像在跟谁赌气。
“老弟，美国人也不一定靠得住，”孔亮接过话冷冷地说，“世界上最滑头的莫过于 ‘山姆大叔’了。过去他的确没少援助我们，可惜咱们不争气，老打败仗，共军的武器倒是快全部美式化了。现在老美也学乖了，再不肯拿钱打水漂了。去年在长春发了一回美国货，士兵没份儿，军官抓阄，有摊上鸭绒被的，有摊上夹克的，我抓到一套罗斯福呢军便服，衣领贼埋汰，人家脱下来还没洗呢，裤子屁股上都透亮了，没穿几天就出了窟窿。” 一个国民党女兵的日记
赵显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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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是自己心理有问题？我不喜欢一些人看不起别人，但别人就一定喜欢我看得起我吗？我不过是个走投无路的穷学生、小丫头片子，也配唱高调自命清高吗？既然披上了这张皮，不就是一丘之貉吗？……思前想后，心乱如麻，怎么也理不出头绪。啪，啪，啪，是清脆的枪声，又听到一阵疯狂的狗叫，不知又过了多久，我才迷迷糊糊沉入梦乡。
今天发饷，是队员们屈指盼望的好日子，大家兴高采烈地往队长办公室挤。唐克坐在队长办公桌前神气活现，像个赏伙计饭吃的阔大爷。我排在最后领到了自己的一份，心里美滋滋的。老队员中有中尉、少尉，我们三个新队员都是少尉，名义上是什么“尉”，其实全是虚的，就是说政工队的这些“军官”，占的是士兵编制，人们管这叫“吃空额”。比如一个连一百人，而实际上只有九十人，多出的十个人的军饷就用来养政工队，因为按建制，师一级不设政工队，而为了撑门面又非要设政工队，于是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以及由谁想出了这个不合法、不成文的办法，并在军队中普遍实行，当官的自然乐得从中取利。
吃过午饭，我向队长请假回家送钱。走进院子，我老远就看见屋门上的大锁。妈妈和弟弟怎么都不在家？我扒着窗户往里看，见屋内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放心了。我正要开锁进屋，常大娘走过来招呼我：“是安琪回来啦？”“常大娘，我妈呢？”“出去做活了呗，你弟弟也出去了，真难为这一老一小的。”我没等常大娘把话说完，转身就往大门外跑，我想妈妈准是去“一百间房”了，那里穷人多，光棍儿多，车夫苦力的衣服破了坏了就要找人缝补。我拐进那条胡同，一眼就看见妈妈正坐在向阳的墙根下，低头弓身穿针引线地缝着。她好像瘦了很多，也老了很多，颧骨显得更高，两腮深深凹进，满头灰发被风吹得散乱如麻。我眼含热泪急忙奔过去，一把抓住妈妈瘦削干枯的手。
“妈，您又出来做活儿啦？”我哽咽得说不出话。
“是小琪呀，好好的又哭什么？今天怎么有时间？是放假吗？”她满脸堆笑地盯住我看，“唉，好像瘦了，想家啦？”我摇摇头，“妈，别缝了，咱们回家吧。”我抢过妈妈手里正在缝补的一只黑袜子。
“应下的活儿怎么能撂下呢？人家一会儿就来取。”“妈，这整天风吹日晒的，您要累坏了可咋办？”“妈没那么娇气，出来干点活儿，活动活动筋骨有好处。”我忽然想起弟弟，忙问：“安珺呢？”“这孩子像你似的，太要强，非要出去卖香烟，我怎么也劝不住。”我一听就急了，“他还小呀，才九岁，您真是的！”我话里夹着埋怨。
“我也不愿意让他干，可这孩子太犟，末了不管我答应不答应，挎上篮子就跑了。你走后剩下的烟两天工夫就卖出一大半，把他高兴得又蹦又跳，说他要多赚些钱攒着，将来上中学时用。我还能说什么？唉，要不是你爸爸撇下我们孤儿寡母的——— ”妈妈说不下去了，眼里溢着泪，我急忙掏出手绢替她擦去淌在脸上的泪水。
“妈，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埋怨您。您别难过，是我说错了。我知道弟弟是个懂事的孩子，我只是担心他挨欺负，算错了账还得赔钱。”“我也不放心，可这些日子他还没出过错，小账算得可麻溜呢。”妈妈脸上挂着喜悦和骄傲，“我寻思，从小让他吃点儿苦，长大才能有出息。”我深知妈妈的苦心，她喜欢弟弟，心疼弟弟，也更懂得怎样管教弟弟。爸爸离家以后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弟弟身上。妈妈曾毫不掩饰地说：“女孩子中学毕业就够用了，咱家安珺，我一定要让他继续念书。”我不怪妈妈，我理解妈妈。
妈让我先回家，可妈妈和弟弟都不回去，我一个人回去又有什么意思呢？我想还是赶在晚饭前归队，这样可以给家里省下一顿饭，于是把刚刚发的薪俸如数交给妈妈。
“妈，我要在晚饭前赶回去，这是队里的规矩。您千万要保重身体，不要天天出来做，千万别让弟弟耽误功课。”我鼻子里酸酸的，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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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早点儿回去吧，别惦记家里，倒是你一个人在外面叫妈不放心。对了，你应该去看看冬生，他常来家里打听你，还说要去看你呢。他一来就帮着干这干那，家里烧的煤球就是冬生帮你弟弟买的，累得满头大汗连口水也不喝就跑了。安琪呀，我看冬生这孩子真不错，从小你们一起玩一起上学，知根知底，你们要是——— ”“妈。”我忙截住她的话，“冬生对我好，对咱家好，我都记在心里，我从来都把他当哥哥看待，您说的那事不行，您别多操心了。今天晚了我就不去看他了。下次吧，下次回来准去。”“妈不是老脑筋，婚姻大事你自己做主，可我就是觉着冬生那孩子挺好，心眼好，诚实可靠——— ”
“妈，咱们别说他了行吗？”“得，不说了。唉，你也不小了，在同事里头遇到情投意合、知冷知热的——”“哎呀，我的好妈妈，您又说这个，我才17岁忙什么呀？”我忽然想起必须嘱咐妈妈的事情，“妈，您一定要告诉冬生，千万不能去队里找我，队里不许外人去，不然我要受处分的。”我故意编瞎话吓唬她。
妈妈无可奈何地说：“好，我都记住啦，都听你的。”望着妈妈的满头灰发和日渐消瘦的脸，我感到一阵揪心似的痛，满眼泪水夺眶而出，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
“小琪，好好的哭什么？眼睛哭红了回去怎么见人哪？”“妈，我走了。”说着急忙站起来转身就走，我真怕忍不住一头扎进妈妈怀里走不了。我不敢回头，直到拐出胡同才停下，扒着墙角偷偷望过去，见妈妈还愣愣地坐在那里，不停地抹眼泪，又是一阵揪心的痛。我用手绢紧捂住脸，任泪水泉涌似的倾泻着。
哭过一阵，心里好像舒畅了许多，我小跑着赶到金星电影院门前，在那些小贩中间一眼就认出了弟弟，他脖子上挎着我曾经挎过的小方盘，上面摆着红红绿绿各种牌子的香烟。
“谁买烟啊，前门，哈德门，美国红光，骆驼啊。”弟弟用清脆稚嫩的童音大声吆喝着。
我走到弟弟跟前，故意憋粗了嗓音：“小孩儿，买盒烟。”弟弟一转身就认出我，高兴得又蹦又跳又喊：“姐，啥时候回来的？”他拉起我的手不肯放开，先是天真地笑着，突然又抽抽搭搭地哭了。
我一把搂住他，抚摸他的头、他的脸，蜡黄的小脸上两只大眼睛嵌在眼窝里，脖子显得又细又长，叫人担心能否撑得住那大大的脑袋。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实在找不到让他放弃沿街叫卖的充分理由，我挣的几个钱只能贴补家用，况且弟弟要上学，没有足够的钱，不用说交不起学费，就连书本文具也没钱买。唉，我这个没用的姐姐！
“姐，今天还回去吗？”弟弟睁大眼睛等着我说“不回去”。
“回去，晚饭前必须归队，这是队里的规矩。”我又撒了谎。
他失望了，像是为了安慰我，很勉强地笑笑，笑得我两眼酸酸的。我忙从兜里掏出留下的零用钱，跑到食品店买来饼干。弟弟接过纸袋，顺手把两块一起塞进嘴里，噎得直伸脖子，呛得饼干渣喷到我身上。我看得又想笑又心疼，忙说：“慢点儿吃。”“不吃啦，吃饱了，这些留给妈妈。”弟弟小心翼翼地把饼干包好装进布袋里，把掉在袖子上的饼干渣一粒粒捡到嘴里。
唉，他才9岁！都说穷人家的孩子立事早，但我却无心赞美弟弟，只觉得他太苦、太委屈。
“姐，你比在家时瘦了，吃不饱吗？”“谁说的，顿顿有肉吃呢。”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原本想宽慰弟弟，可无意中却馋了他，从那双大眼睛中我看出他不仅信以为真，而且非常羡慕。
我立即改口：“姐是哄你玩儿的，其实我们连一次肉也没吃过。”“我知道你是糊弄我。”弟弟傻傻地笑。
他又不住地问这问那，像个懂得关心人、体贴人的小大人。我抚摸着他的大脑袋，拣着让他高兴地说，不惜夸张和扯谎。我又嘱咐他晚出早归，用功读书，遇事忍让，絮絮叨叨的像个老太婆，可弟弟一点儿也不嫌，我说一句他“嗯”一声，心里越是喜欢越是舍不得离开，最后还是弟弟催我：“姐，你放心吧，不用惦记家里。天不早了，快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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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依不舍地同弟弟告别，一路上弟弟的影子一直盘旋在脑海里。要不是生活所迫，我不必离家，弟弟也不必沿街叫卖，妈妈也不必风吹日晒地蹲在街头替人家缝补，一家三口朝夕相守，该是怎样的幸福和快乐呀！
我回到队里时已开过晚饭，是吴静文帮我把饭打回寝室的。我看着碗里已变冷发黑的高粱米黄豆饭，又想起刚才跟弟弟说的 “队里顿顿有肉吃”的瞎话，不禁哑然失笑。
今天晚上一直没有见着于志强，我有事没事地往走廊跑了好几趟，希望能看见他，结果让我大失所望，连他的影子也没见到，想问别人又不敢，因为实在编不出让人信服的借口。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总想他，看见了就高兴，就踏实，看不见心里就慌慌地，空落落的，坐不稳站不安，睁开眼睛是他，闭上眼睛还是他。我又想起白天妈妈说的话——“在同事里遇到情投意合、知冷知热的……”她话没说完就被我打断，我知道往下她要说什么。就在妈妈说这些话时，不知怎么我脑海中竟闪出于志强的影子，难道他就是我心目中那个 “情投意合、知冷知热”的？我们相识的时间这么短，彼此了解得这么少，我怎么想到这上面去了？又或许那个“他”是沈冬生？当然这是妈妈最可心的人选。我跟沈冬生从小一起上学，一起玩耍，有好吃好玩的都想着对方，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无拘无束，像一对亲兄妹，从没有过面对于志强的那种感觉：脸红、心跳、慌张、羞怯、甚至举止失态。妈妈说我 “不小了”，难道真到了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年纪？不，不。妈妈和弟弟都在过苦日子，他们正需要关心、照顾，需要我的爱。现在的我顶多会唱几首歌，这算什么本事？我的梦想要美得多呢。我要让妈妈享福过好日子，弟弟上中学读大学。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告诫自己不要去蹚那不知深浅、祸福难料的情感旋涡吧。可是，他偏偏闯进来了，而且如此固执，赶不走挥不去。于志强，于志强，你也有同我一样的心思吗？人家都说男女相爱是一种缘分，我跟于志强相遇、相识或许就是缘分？打住，打住吧，别再想入非非、自寻烦恼了。听说就要有任务了，再不可心猿意马，我要把全身心投入到即将开始的我一直向往的工作中去！
时间过得真快，进入政工队一晃已经一月有余，我的“日记”坚持得很好，有时间必写。这跟在学校老师的命题作文不同，根本不用冥思苦想、咬文嚼字，只要把所见、所闻、所经历的种种事情信手写出就好，常常有大河决堤滔滔不绝的感觉。我不是也梦想当作家吗？那就从写日记开始，体察人情世故，积累生活素材，坚持下去也许真有成功的一天呢！
早饭后大家被召集到会议室排练节目，准备下周的慰劳演出。昨天政工处下达命令，为配合即将开始的兵团西进，要发动一次宣传攻势。
男队员一个个懒洋洋的，像没睡醒，刚刚洗过头的姑娘们，都披散着湿漉漉的长发，带进一阵阵洗发露的味道。房间里仅有的几把椅子已被女队员捷足先登，男队员只好坐窗台和地板。我发现吴安一总挨陶冶坐，徐伟总挨胡美丽坐，这该不是偶然的。队长何勇和队副张绍德最后晃进来，队长胖队副瘦，大家背后都叫他们“劳瑞”和“哈代”———美国银幕上的一对活宝。
何队长见椅子都被占了，一脸的不痛快，走到林婕跟前一努嘴，“起来，让个座。”林婕不情愿地站起来，嘟嚷着：“干啥非让我起来？”“看你太老实呗，谁不专挑软的捏？”吴安一嬉皮笑脸地说。
陶冶狠狠瞪他一眼，“哪儿都有你，多嘴多舌的。”吴安一不气不恼，只管嘿嘿傻笑。刘薇让出半个座位摆手叫林婕坐到自己身边去。
队副见没人让座就凑到孔亮身边坐到木箱上。
何队长落座后眯缝着一对细眼，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特意慢条斯理地说：“丁处长昨天把我找去，布置了下团里演出任务。为配合兵团西进做好宣传鼓动工作，从下周起要按一、二、三团顺序下部队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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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长时间没比划了，得好好排练一下，别让人家说咱们光吃饭不干活。”何勇边说边掏出手绢在肉嘟嘟的后颈上擦汗，“老曲，你们几个把乐器拿出来，该擦的擦，该修的修。”这老曲叫曲南亭，是音乐组组长。孔亮吹拉管，曲南亭吹黑管，吴安一吹小号，都咕咕嘎嘎地试吹。梁大戈拎过大鼓，拧紧螺丝装好踩锤，咚咚地踩着。于志强也坐过去，从琴盒里拿出小提琴紧弦调音。
我望着于志强，心想：怪不得在那么多参加考试的男生中他被录取，原来他是个 “多面手”，不仅能写能画，还能拉小提琴呢！每次集会我总要鬼使神差地把眼睛盯在他身上，总要特意挨着他坐，我是说如果可能。
“老张，你看先练什么？”胖队长问瘦副队。
“就先练独唱吧，我排个顺序，大家看行不行，不合适再改。”坐在木箱上的张绍德受宠若惊，满脸堆笑。据说何队长是丁处长跟前的红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所以队副特别惧他，在他面前总是谦恭有加。
“行，你是总指挥，你说了算嘛。”何勇在油光的下巴上抹了一把说，“那就开始吧。”这时我忽然看见吴静文走到于志强身边，递给他一个紫红色的小盒子，于志强点头微笑，吴静文也报以微笑，然后走开。我看在眼里不觉浑身一阵燥热。我不眨眼地盯着于志强看，只见他打开小盒子取出一块黄色的东西，在弓弦上蹭来蹭去，这时我才看明白，吴静文递给于志强的是一盒松香。我知道吴静文也喜欢拉提琴，她的琴是自己带来的，可能她发现于志强在找松香，就把自己的拿来给他。我暗笑自己太小心眼儿，实在可笑又可悲！
“女声独唱有刘薇的《敬郎三杯酒》、《何日君再来》、《花好月圆》，刘薇准备。”张绍德的一声喊剪断了我的思绪。
“不行，不行，”刘薇摆着手娇声娇气地说，“把《敬郎三杯酒》换掉。”她一脸的浓妆艳抹，卷曲的长发披在肩上，说话时总爱把头发甩来甩去。
“别的可以拿掉，唯密司刘的《敬郎三杯酒》不能拿，全指它打炮呢，哪回不是满堂彩？大伙儿说对不对？”坐在陶冶身边的吴安一比比划划地说。陶冶在他胳膊上狠狠地拧了一下，疼得他把屁股颠起老高，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什么满堂彩？还不是瞎起哄？那些短命的，又是吹哨又是跺脚，一双双饿狼似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你，就像要把你一口吞下去，这回说死也不唱啦。”“刘薇，这可是你的杀手锏，怎么能不唱呢？”胡美丽搂着刘薇的脖子亲昵地说。
“要唱你唱。”刘薇扳开胡美丽的手，把脸扭到一边去。
“咱可没这本事，唱《敬郎三杯酒》最要紧的是‘浪’，没那个‘浪’劲儿谁爱听呀。”胡美丽又去搂刘薇的腰，痒得她吃吃地笑。
“看我不撕你的嘴。”刘薇真去掐胡美丽的脸，吓得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好啦，别闹了，这首歌还是要唱，受欢迎就好嘛。”何队长一锤定音。
刘薇笑眯眯的，脸上露出满足和得意。
张绍德立刻讨好地说：“刘薇，你就先唱吧。”乐队奏响过门，刘薇双手握在胸前含情脉脉地唱起来：“一杯酒，蜜蜜甜，劝郎早日把家还。……”看着刘薇忸怩作态的样子，我心里很不舒服，再听那曲那词更加反感，这样的歌也能劳军，也能鼓舞士气？这是军人唱的歌吗？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刘薇又接着唱第二首歌《何日君再来》。
唱吧，不把士兵都唱趴下才怪呢，还打什么仗？想不到政工队要唱这种歌，看着眼前的情景我不禁思绪绵绵。还是“八一五”光复那年的冬天，当时进入东北的苏联军队还没撤走，共产党的八路军开进沈阳，队伍的装备极差，有穿军装的，有穿便服的，臂上戴着印有中俄两种文字的“八路军”袖标。学校里也进了八路军的工作队，有男有女，都穿着灰军服，扎着皮带，打着绑腿，上衣长得盖住屁股，看上去土里土气的，可这些人的言谈举止很文明。教室正面墙上贴着两张印刷粗糙的画像，一个戴着有角的帽子，叫他“毛主席”，另一个戴着跟国军一样的中山帽，叫他“朱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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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课，工作队就讲他们打鬼子斗汉奸的故事，还讲他们怎样帮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当时听得津津有味又似懂非懂，似信非信。讲完故事就教唱歌，有些歌词至今没忘，什么“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天天教天天唱。这些歌节奏明快，铿锵有力，同学们都喜欢唱，唱得热火朝天，唱得浑身热血沸腾。咱们怎么就没有这样的歌？什么《敬郎三杯酒》，什么《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能鼓舞士气吗？我看不用共产党打，自己就得先趴下，想着想着，也不知哪来的冲劲儿，我腾地站起，“何队长，我有些话要说。”何勇好像很生气，一张胖脸涨得像猪肝，刚要发作却又出人意料地咧嘴笑了，柔声媚气地问我：“小安，你想说什么呀？”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看了胖队长一眼，心一横说：“刘薇唱的几首歌都不好。”我一语惊人，大家都愣住了。我壮着胆接着说：“不是她唱得不好，是歌不好。我们是慰劳演出，也就像队长说的是给士兵打气鼓劲，唱这样的歌能给士兵打气吗？郎呀郎的，还不把士兵唱迷糊了？还能打仗吗？应该选些有力量的歌唱，我说完了。”我长出一口气，然后坐下，像卸掉了千斤重担。
大家听我说“郎呀郎的”，都忍不住笑。姜瑞田第一个拍手响应：“安琪说得对，我同意她的看法，咱们的确应该选些好歌唱。”我特意看了林婕一眼，她正在瞪着姜瑞田，嘴里嘟嘟囔囔不知在说什么，反正没有好话。我已经听说他们在长春时就好上了，只是姜瑞田时冷时热，气得林婕常常跟他吵闹。
刘薇嘴一撇，不忿地说：“什么是好歌？人家爱听就是好歌。什么有力量？大兵唱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有力量吧，可谁爱听？队长同意我就唱它。”刘薇故意学着山东人的腔调唱了两句，逗得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徐伟一拍大腿说：“是嘛，谁听那玩意儿，还是刘薇的‘郎呀郎’好，我爱听。”刘薇两眼一斜，“你爱听？我偏不唱，你算老几？”“好啦，好啦，别斗嘴了，安琪的意见原本不错，只是哪有更好的歌呀？”曲南亭摊开两只大手无可奈何地说。
“何队长，光复那会儿我听过一首歌，好像叫《黄水谣》，只要把其中的一句词改改就能唱。”“怎么改呀？”副队问。
“其中的一句是‘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把它改成‘自从八路来百姓遭了殃’，这不正合咱们的宣传要求吗？”韩德曾自鸣得意，以为自己出了个好主意。
孔亮提议让韩德曾唱唱这首歌，张绍德也让他唱。
韩德曾忸怩地说：“我怕唱不好。”说着把眼睛瞟向我，我假装没看见，把脸转到一边去。你唱你的，看我干什么？莫名其妙！
张绍德催他：“让你唱你就唱嘛，唆个啥？”又对曲南亭说，“你记谱，弄准了给他伴奏，这首歌就让韩德曾唱，算他的节目。”韩德曾忸怩地走到前面去，看看我胸脯一挺唱起来：“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好像专给我唱似的，我干脆换个地方坐，让柜子挡住了他的视线。不过说真的，他确实唱得很好，很动情，我几乎落泪。
这真是一首好歌！我在心里赞叹着，记得八路军工作队也教过这首歌，同学们都喜欢唱，考政工队时我唱的就是它。我看看于志强，他却是另一种反应：脸色铁青，眉目紧锁，怒视着韩德曾，不等他把歌唱完便猛敲谱台说：“我反对唱这首歌！”刘薇也随声附和：“我也反对。”韩德曾正踌躇满志地唱着，突然被于志强打断，心中自然不快，遂沉下脸质问于志强：“你为啥反对？”“很简单，因为它是共产党的歌，我们不应该唱。”于志强说得理直气壮。
“小于，你怎么知道这是共产党的歌？”曲南亭问。
“‘八一五’光复那会儿在学校里传唱过，听老师介绍说它是组歌《黄河大合唱》中的一首，冼星海作曲，他是共产党。”于志强说得有根有据。
“如果是共产党的歌当然不应该唱，可是韩德曾这一改就成了反对共产党的歌，我看也可以唱，只要对反共戡乱有利就行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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