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防水布料能做衣服的:一张粮票的38年沧桑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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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1992年定额加字粮票-(杭州)1套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票证和购粮证，其中最小单位的粮票才半两
2008年风靡大江南北的长篇电视连续剧《金婚》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文丽很想给女儿买双鞋，去商店看了几回，可是钱不够。这时，售货员发现了她手中的自行车票，愿意买下文丽的自行车票。文丽咬咬牙，用珍贵的自行车票换来了女儿的新皮鞋……
那是个物质贫乏、没有票证难以生存的年代。共和国走过60周年，其中近40年，亿万民众带票生存。从1955年到1993年，人们买衣服要用布票，上酱酒店要带酱油票、酒票，甚至，想吃一块豆腐，还得拿出豆腐票。《杭州市上城区志》里是这样记载的：上世纪60年代，杭州市民手上有2证(购粮证、购货证)、2卡(蔬菜卡、燃料卡)、5券(糕点券、工业品购货券、副食品购货券、纺织品券、就餐粮券)和33票(油票、盐票、水产票、荤菜票、猪肉票及电视机票等)……一张张的票证，构成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生存故事，而其中痕迹最深的，则莫过于粮票了。曾经，她比钞票还值钱；曾经，家家户户藏粮票省粮票；曾经，手中没有全国粮票，寸步难行……
画粮票者说(蒋怀赋，原浙江省粮食局粮票设计师)
西湖景点画到了浙江粮票上
去年3月22日，是岳飞诞辰905周年的纪念日。杭州西湖景区岳庙管理处向市民征集岳庙景点的老门票，邀请大家晒晒自己的收藏。消息一发出，来送门票的市民几乎踏破门槛。而最大的惊喜是，一位老先生送来了一张绝版粮票，面额50斤，上面的图案正是岳庙大门，左边还印有“浙江省粮食专用券”字样。此人名叫蒋怀赋，就是这张粮票的设计者。
1962年，蒋怀赋从浙江大学毕业后进入了浙江省粮食局。他虽然大学里学的是历史，但绘画水平很不错，就被派去做粮票的设计师，当时粮食局里，只有他一个设计师。
蒋怀赋给记者找出了那张绝版的岳庙粮票，图案是岳庙大门，左边还印有“浙江省粮食专用券”字样，面额50斤。绘有岳庙的这张粮票是他1982年设计的。很可惜，这张印有岳庙的粮票最终没发行。蒋怀赋回忆说：“当时完成设计，也印刷出来了，局长说面额太大了，所以，这版粮票并没有发行。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款粮票。这张应该是当时浙江省面额最大的粮票了！”抚摩着自己的作品，蒋怀赋的思绪沉浸在往事中。
当时设计粮票，很少用风景入图的。从1982年开始，粮票实行一年一换，在考虑第二年粮票图案时，蒋怀赋就想：能不能以西湖景色来创作？最后选定了岳庙，他跑到岳王庙实地考察，拍了些照片，回家后根据照片，把岳王庙画上了粮票的设计图。蒋怀赋家里收藏的一本“西湖十景粮票”上，不仅有六和塔、三潭印月、保俶塔、岳王庙、黄龙洞、西泠印社、曲院风荷、西泠桥等经典景点，甚至还有武林广场音乐喷泉的粮票。1983年1斤定额粮票是钱塘江和六和塔；1984年5斤定额粮票是六和塔；1982年流动油票和1983年5斤定额粮票、1984年的10斤定额粮票都是三潭印月；1983年10斤定额粮票和1984年的1斤定额粮票是保俶塔；1984年周转粮票是西泠印社；1988年浙江流动油票是黄龙洞；1989年的浙江粮票是曲院风荷的迎素阁；1991年流动食油票是武林广场的西子姑娘雕塑。
九十年代，告别粮票，告别贫乏
发行了二三十年的粮票，到了80年代，问题就出来了：粮票种类太多了，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这个粮票什么时候作废。于是，浙江省决定每年更换一次粮票，每年的粮票只能使用一年。可如果要每年都设计粮票，哪里来这么多图案呢？这正是蒋怀赋愁的。
1987年，有一次，蒋怀赋去萧山开会，无意中看到一只铁壳热水瓶上绘有一条龙的图案，“要不把生肖搬上粮票吧！”他动起了这个念头。“西湖景点的粮票虽然很好辨认，但很多农村人却还是搞不太清楚，对于他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生肖，例如1988年是龙年，这个他们很清楚。”蒋怀赋说。
1988年的龙票出炉了，每套生肖粮票有9枚，定额粮票面额分1、5、10斤，农村粮票1、5、10斤，粮食专用券10、20、50斤，另有城镇、农村油票各1枚。这些粮票、油票的龙的图案都不相同。
1989年是蛇票，可在粮票上却始终找不到蛇的影子。“这就是故事了，最开始的确是设计出来了一条蛇，可大伙对蛇的形象有些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蛇出现在粮票上不吉利。于是最后把蛇的头尾省去了，残留有无头无尾的蛇身，很多粮票爱好者把这年的粮票称为‘漏版蛇票’。”
1990年是马票，1991年是羊票，1992年是猴票。接着，应该是鸡票、狗票、猪票了吧？“1993年的鸡年粮票，整套粮票都已经设计好了，突然接到通知，说1993年1月1日起，粮价放开，取消粮票。最后孕育中的一套十二生肖系列粮票，半途而废。”蒋怀赋觉得有点遗憾。不过，他仍很高兴，因为，粮票从此消失，意味着，改革开放十几年后，吃了几十年计划粮的老百姓，温饱问题彻底解决了。
管粮票者说(童守先，原浙江省粮食局供销处处长)
那时运粮票，赛过现在银行运钞票
79岁的童守先曾先后担任省粮食局计划处处长、供销处处长和办公室主任。他回忆说：“当时浙江省的粮票都是在新华印刷厂印的，先把图像用照相机拍下来后，然后人工素描画下来，出了样版后送去印刷厂，一种粮票出炉一般要一至三个月时间。印粮票管得很严的。当时能进去印粮票的，都是政治上过关的。”
这一点，蒋怀赋也记得很清楚，“每次有多少张纸进去印，我都要登记好的，然后印出来多少张粮票，也要到我这里来登记，就算印错了也要登记过的。”
粮票印出来后，就要到各县去发粮票，那就更“风光”了。每过一个季度或者半年，省粮食局就会专门派车子送粮票下去，每次都是武装押送，有配备实弹的武警保护。“就好像现在运钞一样，丝毫马虎不得。”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地用现在银行运钞车比较。
钞票是有防伪记号的，那么当年的粮票有这种记号吗？“那时候印刷技术还不高，但防伪已经有了，而且一般人绝对看不出来。”
童守先告诉记者，那时候为了防止有人伪造粮票，组织上决定在粮票上作记号。这个任务就交给了蒋怀赋。“这个在当年绝对是机密，谁要是泄露了，或许就要杀头的。”蒋怀赋翻出一张羊年粮票的版样，比粮票大了二三十倍，是设计者手绘版的，绵羊身上的毛都画得很清晰。“你仔细看这些版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蒋怀赋指着绵羊说。我用放大镜一照，在绵羊腿上竟然藏着“浙粮”的字体。
童守先说，“这就是当年做的记号。下面城市的区县每次发现有可疑的粮票，就向上级汇报，然后我们就下去看。我们拿放大镜一看，就知道到底是真是假了。”
上海粮店吃紧来杭州调粮
老话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到凭票吃饭的年代，这句话就成了“手中有粮票，心里才不慌”。现在的80、90后，已不知道当时为何要凭票吃粮。1950年，共和国成立不久，面对战乱之后几近崩溃的经济，即开始酝酿粮食计划供应，以解决全国人民的饥饿问题。1955年，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从此拉开了长达38年之久的“票证经济”的帷幕。
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吃饭以粮食为主,菜为辅。所以粮食又称为“主食”,“下饭”的小菜、肉蛋等统称为“副食”。“民以食为天”,可见粮食在老百姓生活里的首要意义。“粮票，是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作为调节供需的手段、购买粮食的凭证,在初期起了稳定社会的作用。粮票所实现的乃是一种粮价补贴。城镇居民凭粮票买粮,享受国家计划价格,但这个价格低于国家的收购价格,其差额由国家财政来补贴,因而是一种暗补。它成了指令性计划体制下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童守先说。当时，浙江全省有关粮食工作的重要决策，都要向省委省政府作汇报。省委省政府领导叫粮食局负责人汇报工作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半夜三更也要随叫随到。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到来，从1958年开始，一连4年，国家掌握的粮食收不抵支，库存越来越空虚，有的地方面临粮食脱销的危险。为了平衡地区间粮食余缺，保证市场供应，全国粮食统一调度。1959年以后，不仅年度粮食调拨计划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季度调拨计划也由中共中央安排下达。童守先回忆说：我省的粮食调拨就由我们计划处提出，向领导汇报决定。
童守先认为，粮票在那个年代象征着“粮权“，非常神圣。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个红卫兵想打白条来要粮，因为没有粮票，被义正词严地给挡回去了。
还有一件事过去很多年，但童老先生一直记忆犹新：“那是困难时期的某一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上海粮食吃紧，据说上海市区有些粮店粮食库存短缺，一面以进口面粉堵门面，装成粮食库存充足的样子，以防止群众出现恐慌心理，一面经中央与我省商定紧急调粮。结果，我们在短短的几天内就完成了任务。可那时储运部门不仅没有得到表扬，反而受到了批评。”这是为什么呢？据说当时有个叫“停停打打”的原则没有执行好。所谓的“停停打打”，就是既要服从中央统一调度，又要保证省内粮食局势稳定。
同为当事人的袁恩昭(曾担任上海市粮食局供应处处长)也对上海的记者聊起过此事。外面出现粮食供应紧张的谣言。粮食局的运粮卡车三天三夜没有休息，从外地(杭州)紧急调粮进沪，才平息了市场的恐慌。
用粮票者说(章林玉，原杭州闻裕顺幼儿园教师)
粮票曾比钞票还珍贵
1993年浙江省正式取消了粮票。店员在登记注销最后一批粮票。
9月18日，退休老师章林玉很想在家里找一张旧粮票出来怀旧，翻了抽屉还是没寻到。想了想她又释然了：“真是年纪大了。那时家里人多，每个月定量的粮食不够吃，不到月末就把粮票交给粮店了。哪里还有剩的。”
是啊，那个年代没有粮票，一个人寸步难行。粮票比钞票还珍贵。章老师说，杭州人吃早饭，喜欢泡饭加油条，或一副烧饼加油条。可烧饼、油条、稀饭、豆浆，都要用粮票。
每个月买米，要带上购粮证和粮票。粮站的人对照粮本上的定量卖米，如果超过定量，就是有粮票也不能卖。粮站收回粮票后，工人会把收上来的粮票一张张贴到报纸上，然后用毛笔一行行划掉，再拿到印刷厂销毁。
除了浙江省粮票外，还有一种全国通用粮票，人们称之为“满天飞”。拿着全国粮票，可以在全国各地出差，并且不会过期作废。
最怕外地亲戚来
浙江省是从1953年开始取缔粮食自由贸易市场的。当年12月，省人民政府发布了《浙江省农村粮食计划供应暂行实施办法》，在全省范围内开始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之后采取的办法是，居民按户口人数供应，集体伙食单位，按参加搭伙人数供应。
章老师的领导沈老师说，那时，人们很害怕有外地亲戚来走动。一般的职工定额是29斤大米，自己有时都不够吃，假如再多一个人，不到月末就会断炊。所以，如果有外地亲戚到杭州来，家里人会交代亲戚自备粮食，或带上全国粮票。
据童守先回忆，当时按照不同的工种(工人、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脑力劳动者、大中学生、一般居民)配给，粮食的供应也不一样，每一类还要细分，如工人要分特重、重体力、轻体力。大学生以及特殊工种要高一些。章老师家除了3个大人，孩子们都还小。当时的定点定量供应，“吃不饱，但饿不死”。
粮票管理严过户籍
在使用粮票的年代，商品粮是个火热的词。农村人进城，如果转了粮食关系，吃上了商品粮，则意味着“鲤鱼跃龙门”，成了城市户口，一辈子有“粮票”了。
章老师说，商品粮定点供应，一个粮站管所有在它那里买粮的居民。谁家有几口人，吃多少大米，定点粮店一清二楚。
“粮店比派出所的户籍管理还厉害。”童守先说，现在的人们体会不到，定点粮店可以控制居民流动，“它可以把人管到一粒米也没有。”计划经济年代，控制人口的工作主要由粮食局和公安局组成，如果没有向粮食局事先通知，就是户口进来，也是没有商品粮证的，也就是说，粮店不会供应一粒米的，你还是成不了城里人，拿不到一两粮票。
一个时代的开始
粮票命运的大转折，发生在1993年。据《浙江省粮食志》记载，1993年，浙江省正式取消了粮票。
很多时候，变化来得急促又没有声息。其实，转机早已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国家物资慢慢丰富起来，其表现之一就是，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粮票“生命之本”的宝座开始逐渐发生动摇。特别是进入198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减少，因此这时家家户户粮票基本上有所盈余。而在章老师的印象中，那几年已经不大用得着粮票了。所以，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已经有一些胆子大的城市家庭妇女用粮票跟郊区的农民换鸡蛋。“三斤粮票换一斤鸡蛋”。
1985年，国家政府就规定“取消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这可以说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是中国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的转折点。有的饭店、商店出售食品时，由必须使用粮票，转变为“没粮票可多花点钱替代”；“某某吃食不要粮票，可选择”；乘坐火车、轮船、飞机吃饭时，不再用“全国火车、轮船、飞机专用粮票”等等。
那时候，老百姓的餐桌已经越来越丰富了，老百姓手中的钱也越来越多了。
终于在1993年，一直作为不可缺少的“第二货币”——粮票，在见证了中国人民38年物质生活沧海桑田般变化后，终于在这一年“光荣退休”了。粮票的正式废止，意味着统购统销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意味着中国人民物质文明时代的到来。
来源：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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