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指纹涂层:张化桥：农村信用社的悲剧和出路

　　六十年前，那原本是一个美丽的田园故事：中国农民以公社为单位组成自己的信用社。每个农民拥有一元一股，完全平等。他们选出几个认识汉字和懂点算术的人们负责管理。信用社的职责很清楚：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社员们发放小额贷款。

　　跟世界上很多美丽的故事一样，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故事也完全变成了悲剧。今天回头看，大家都知道，信用社作为一个系统，破产了很多次，即使中国三十年的超级通货膨胀也没能拯救它们。通货膨胀使他们的负债不断缩水，也使他们的资产不断升值。每次遇到银行和信用社的坏帐的处置，和对大量垂死的国有企业的抢救，政府就印钞票把中国这张大饼继续摊薄。

　　当年，按照政府的命令，我父亲和村里的乡亲们每人向信用社入股3元。从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跟信用社完全绝缘。1985年，由于坏帐太多，信用社支撑不下去了，每个农民又增资3元。故事也就再次到此结束了。农民把入股当作安排书记和镇长的子女就业所做的捐款。农民的眼光真不错，那确实就是捐款。

　　长期以来，神州大地很多信用社都是负资产，也就是说，负债大于资产。农民做了几十年的股东，不仅没有积攒下来什么，反而倒欠下债务。而且，很多信用社长期坚持带病工作，有些还长期带着绝症工作，比如它们的坏帐比资本金大好几倍，等等。

　　农民当初投入的一元钱现在变成了一毛钱或者负数，虽然今天的一元钱的购买力可能还不如当初的一毛钱。几十年来，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信贷支持。对他们来讲，信用社是高不可攀的衙门。农村信用社在每个乡镇的垄断地位也增加了它们的霸气。他们中只有少量的机构运转正常和优良，多数机构成了公社领导的出纳员（后来公社改为乡或者镇，当然没有实质区别）。每个县都有一个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但是我一直没有弄清楚，联社究竟是监管部门还是控股公司。如果是监管部门，那么它们与人民银行或者银监会是何种关系？如果是控股公司，那么，它们出了钱吗？信用社社员同意让他们控股吗？从来没有人问过我父亲和乡亲们。

　　再看信用社的悲剧：全公社的每个农民都持有一点点股份就等于信用社没有股东，没有人在乎信用社究竟是繁荣还是衰败。而且，没有人有足够的股份和话语权。这样，信用社就不折不扣地由管理层控制。而谁控制管理层？当然是公社书记（和乡政府的官员们）。而他们不是股东，对信用社的死活也无所谓。那些可怜的农民既没有权力，也毫不关心（他们每个人只有3股，股权太分散）。

　　这让我联想到美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包括投资银行的高管们）为什么每年拿几千万美元的薪水！即使银行亏钱甚至快要倒闭了（需要纳税人的拯救），他们也毫不客气。原因就是内部人控制，自己定自己的薪水和奖金，英文里有个说法，they write their own tickets 。股权太分散，谁都不在乎。

　　我们中国的信用社也一样：从书记和镇长到信用社的员工，每个人都欺负那可怜的，没爹没娘的，小女孩。里外勾结，骗取贷款，监守自盗非常普遍，可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喝一声，住手！

　　古今中外的国有企业都是一样：国有就是全民所有，也就是无人所有，因为每个人只拥有一丁点儿，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没有人维护它的利益。

　　把信用社搞垮了，农民也就没有地方获取甘泉资金。多数农民只好长期依靠民间借贷。所以，保持信用社繁荣，利润丰厚，不断壮大，让农民永远有一个巨大的可靠的融资平台，那才是真正的慈善。如果信用社在第一天就把资金全部送给了农民，信用社何必成立呢？如果信用社一直用低息放款给农民，那么，它就无法成长壮大，他就只能苟延残喘，它们何来资金实力长期持续地帮助农民呢？

　　有人批评慈善捐款的理由就是，如果把钱白白地送给某人，那就不利于他考虑如何把钱用好，不利于培养他商业上的长期可持续性。过去28年以来，我一直资助我弟弟在湖北农村经商。虽然我监督很严，又有一张比刀子更锋利的嘴巴，但是，我最终看到的是他的企业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对我弟弟来讲，对任何人来讲，用别人的钱跟用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就是不一样。同样的道理，用贷款跟用捐款也是不一样的。去年，我承诺分批捐款100万元给我三十多年前的湖北农村中学（马良中学），现在40万已经到帐，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建了操场，买了班班通电教设备。但是，两个朋友建议我把剩下的60万元改为贷款，因为那样的话，资金可以循环周转使用，还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今年六月，我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演讲之前，提出由我付钱把200本书送给听众。主持人坚决反对："送的书不会被人珍惜。人们不会读，因此也不会受益。受书者很可能马上就把书丢掉。我们建议您把书卖给他们"。我照办了，虽然只卖出了60本。这60个人是花了钱的，可能不会马上把书丢掉。

　　最近，某广东财团意欲收购一家把底都烂穿了的农村信用社的县联社（县级市）的控股权。该联社在中部某地区，管辖25个乡镇信用社，虽然存款高达56亿元，但资不抵债相差9亿元。本人有幸被财团聘为高级顾问，参与谈判。下面是一段不愉快的对话。

　　联社理事长：张总啊，虽然我们亏空9亿元，但是在未来，我们县的经济增长率会很高，我们信用社的业绩也会大大改善的。

　　张：是吗？你们未来的增长率会比过去30年还高吗？过去30年里，那么高的增长率你们都把信用社搞垮了，我怎样才能相信在经济放慢时你们信用社的业绩会改善呢？

　　联社理事长：那些亏空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你要向前看。

　　张：我们入股45％很有诚意，但是，我们要控制管理权，要当法人代表，要改革。否则免谈。

　　联社理事长（倒吸了一口冷气）：张总啊！那就没法谈了。我们要留住团队和人才，不能出乱子。还有啊！你们把当地的金融市场搞乱了，谁负责呢？你们把存款卷走了，谁负责呢？

　　张：首先，你们的团队早就该炒鱿鱼！你们还没有引咎辞职，真是奇怪。其次，任何新来的团队即使想要比你们做的更差，也实在太难了。而且，让我们把钱拱手交给一班被证明失败了的管理层，你说可能吗？最后一点，你凭什么认为我们进来就一定要把信用社搞乱呢？我们掏了钱如果是为了来惹麻烦，我们有精神病吗？你们把信用社搞垮了，有谁付了任何责任吗？

　　联社理事长： 你真是太不懂中国国情啦！你不应该在中国生活。

　　张：我不懂中国国情？八十年代，我在人民银行总行当科长的时候，你还不知道GDP与GNP的区别呢！当然，你今天可能还是不知道，虽然你扛着高级经济师的头衔！另外，我在哪里住，我说了算。你说了不算。

　　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救赎

　　窃以为，中国农村信用社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六十年来，我们看见过几个成功的例子，但它们是少数或者极少数。而且，他们的成功是因为运气（碰到了几个了不起的书记，镇长或者联社理事长），而且，我们的货币快速贬值也帮了他们不少忙：他们的债务不断地被摊薄，他们的资产价格在名义上不断升值。

　　如果货币贬值的速度放慢，或者出现经济萎缩（比如象日本那样物价下降），我们大量的信用社甚至银行又会象多米诺一样倒下。

　　怎样才能打造经得起大风大浪的农村金融机构？鄙人不才，但是有几点思考。首先，信用社必须是竞争的产物，而不是政府创造的一个个以乡镇为单位的小垄断。它们应该允许跨乡镇经营。竞争才能练就他们存活的本领。

　　其次，它们应该有强有力的大股东。大股东应该是民营企业或者个人。他们才会真正关心信用社的生存和繁荣。现有的银行，国有企业和准国有企业都不合适做大股东。

　　再次，它们在利率和监管上必须享受灵活的待遇。政府要让它们赚钱，赚很多钱，那样它们才能强大，农村金融市场才可以吸引新的进入者，利率又会回归到低位。

　　今天中国已经有了3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控制的。它们多数还是以发放大笔贷款为主业，因为这样简单，省心，赚钱快。但是，也有大量小额贷款公司埋下头来，以三农（农村，农业和农民）贷款为主，以小额贷款为主。如果政府让他们开办分支机构，增加股本，增加负债，它们会成为农村金融的支柱。现有的信用社在竞争中也会得到提升或者被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