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济云:张弛：中共治疆新政

  　　广场上，一个岗哨，一把遮阳大伞。跳舞、练功的老人，滑旱冰的孩子，放风筝的人们，大家互不相扰，花坛旁坐着几位戴着小花帽的维吾尔老汉，偶尔交谈几句，大多数时间只是静静地坐着。 　　安静的午后，街头缓缓驶过一辆武警部队的巡逻车，这才让人意识到这里和内地所有城市都不同。这里是乌鲁木齐。 　　不过，据《凤凰周刊》得到的消息，2011年7月5日之后，巡逻车将会撤掉，一切恢复正常。 　　距离“七五”事件已过去两年，新疆仍然在海内外的关注中。然而，在一如既往的高调援疆下，鲜少人注意到：那场震动海内外的风波，已成为中共治疆政策的拐点—2010年中央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后，新疆政策即作重大调整，一直置于首要任务的“反分裂”第一次让位于“经济发展”。 　　过去因维稳需要而保留了太多“特殊性”的新疆，将迎来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转型期。 　　援疆之变 　　根据媒体报道，“新疆政策调整的最明显标志是启动新一轮对口援疆。”然而，研究新疆问题的北京学者认为，对口支援新疆从来也没有解决新疆的根本问题，反因此始终欠缺发展的主动性，必须找到一条摆脱援助、自我发展之路，把新疆社会的经济活力从内在激发出来。 　　自治区发改委一位官员更认为，媒体报道“给外界造成了很大误解”，实际上在援疆项目和资金中，“很多企业自发的市场投资行为，媒体不应将其归入援疆范畴。” 　　新疆本地媒体报道称，去年是试点阶段，19个省市到位的对口援疆资金为26亿元，今年正式启动援疆，预计投入110亿元。去年，新疆全社会投资是3539亿元，虽然与广东等东部发达省份动辄2万亿的全社会投资不可同日而语，但不管是26亿还是110亿的援疆投资，相对来讲都是一个小数字。“对于地域广袤、欠帐又多的新疆而言，这部分资金，如果不能有效集中使用，而是像撒胡椒面一样撒下去，起不了根本作用。” 　　提升新疆发展的“主动性”，首先即体现在调整对口援疆的资金利用上。“有效集中使用援疆资金”，成为2010年后新疆对援疆政策利用的最大不同。 　　以前援疆兴建的基础设施建设，多在城市修建学校、医院、工厂，却未必适合当地的发展需要，记者曾亲眼目睹一个外省援疆建成的加工厂，由于当地并不生产原料，原料是由援疆所在地企业免费提供的，结果援疆干部走后，工厂就成了空房子，无法开工生产。 　　2010年，援疆资金集体“转向”，被投向了乡村的民生工程，包括定居兴牧、棚户区改造、安全饮用水、“双语”教育、村级卫生室等小型工程。浙江省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指挥部指挥长裘东耀告诉记者，去年开工建设的26个项目中，上述几类工程占了23个，基本都在县和团场以下，只有5%的项目建在地区一级。 　　这类项目虽然是小型甚至微型工程，却有极强针对性，至少对阿克苏柯坪县玉尔其乡的村民阿里木江来说，他第一次享受到援疆工程对他生活的改变。 　　当地地下水含盐量高，很多居民患有不同程度的肝肿大。阿里木江家里盛水用的铁锅、铝锅，不到一个月就会结上厚厚的一层“盐锅巴”。而将湖州援建的总投资1000多万元的“饮用水工程”，不让当地16个村的2万多人从此饮上安全水。年底，阿里木江就再也不用喝又苦又涩的盐碱水了。 　　记者调查发现，新一轮援疆，经济最发达、实力最雄厚的省市，都被放在了相对贫困落后的民族聚居区。比如，北京对口和田，江苏对口克州，援建喀什的最多，有上海、广东、山东和深圳一共4个省市。 　　当地官员透露，这种安排，除了对经济实力的考量，更多是为了让发达地区的思想观念、发展理念与落后地区形成交流。对新疆而言，这种交流带来的收获，也许比直接投入资金更实际更能起到作用。 　　从反恐到民生 　　“新疆有这么丰富的能源，却还要过穷日子，天然气比内地都贵。”这样的说法流传甚广，是新疆本土感觉不公的重要原因。在中央对新疆的四个战略定位中，其中一项是“我国战略资源的重要基地”，但多年来，这一定位带给新疆人的只有被剥削感。 　　自治区高层官员称，“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该官员表示，新的能源发展战略将考虑尽量延长在新疆的产业链，以增加当地就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新疆发改委官员透露，已经组建了新疆资源委员会，规划能源战略转型，未来新疆民众将从能源发展中直接受惠。 　　自2010年开始，40多个煤电煤化项目相继报批、开工和建设。位于伊犁的庆华煤化工工业园，年内将产出中国第一方的煤制气，预计每年可为地方贡献利税超过25亿元。前述高层官员称，这些国际尖端技术的应用，将为新疆带来低碳与生态的城市化。 　　最令新疆人欢迎的政策还包括30万“五七工”（上世纪七十年代，响应毛泽东“五七”指示，组建街道“五七”厂，无正式企业身份的人员）纳入社保，24小时解决“零就业家庭”问题等民生政策。 　　一位在银行工作的维吾尔族男士说：“现在电视里的新闻，不说新疆GDP增长多快，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每天说生活、住房问题，说得明确，听着高兴。” 　　当律师的艾力敏感地发现，官方媒体报道不再铺天盖地都是“反分裂”、“打击恐怖主义”的内容。街头出现了凶杀案，报道仅以“打击暴力”而非“恐怖主义”则结论，“让法律的事情归于法律，这多好啊。” 　　一位维吾尔学者则发现，上面所说的“发展重心转移”的确不是一句空话，南疆乡村的政治宣传活动没有了市场，压抑的气氛悄悄有了变化。 　　2010年之前的四五年里，很多学校暑假都不放假，老师学生天天“反分裂”，写学习体会，甚至互相揭发相关情况。每到周五，南疆的所有学校，无论寒暑假，全部学生必须到学校住一天，怕的是他们会去清真寺做礼拜。 　　而在自查自纠中，非法、合法并没有清晰界限——有的学生只因为买了一个做礼拜前净手用的塑料洗手壶，而被开除。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因为做礼拜被其他学生告发，被取消了研究生推荐资格，第二年考研也没人敢要。 　　“不参与不行，必须揭发，让人精神崩溃。”维吾尔知识分子告诉记者，许多老师说着这些情况，就会哭出来。 　　现在，类似的强制性学习和审查在学校消失了。 　　这种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彻底转变，也许速度太快，以至于无论疆内还是疆外，目前还有人担忧离开“铁腕”政策的庇护，新疆能不能持续稳定发展。 　　吏治：培训加反腐 　　当局要求新疆的工作重点从反恐转移到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可谓对新疆官僚系统出了个大难题。 　　“以前，工作考量的标准是你反恐是不是得力，那时的工作方式当然会很粗暴。一些反恐有功的官员，常常就恃功无恐。现在，你要求他们去发展经济，去改善民生，他们基本上没有经验，可是又不能把整个班子全部换掉，这对当局来说真是一大挑战。”有观察者说。 　　据当地官员透露，对于干部队伍反映“跟不上上面的节奏”，张春贤本人的态度是“给时间让他们学习”，因为“最终是要靠这支队伍做成事”。 　　从去年开始，新疆组织了一系列考察学习活动。3个月内，新疆本土官员的足迹遍布上海、浙江、江苏、内蒙古和宁夏，很多人第一次有机会认真审视内地省份的发展。 　　阿克苏地委书记黄三平两次随张春贤率领的党政考察团去“口里”（新疆人对内地的称呼）调研，对此他至今记忆犹新。“无论是上海浦东的花园小区、浙江嘉兴的城市化改造，还是宁夏的开发区建设、内蒙古的煤炭资源开发，都很惊人。”考察回来以后，他发现很多人和他一样“坐不住”：被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甩在后面还情有可原，怎么新疆比内蒙古、宁夏都落后这么多？ 　　在19个省市的官员与专业技术人才集体来疆支援、带来先进观念和管理方式的同时，大批本土少数民族基层官员被派往援疆省份挂职培训，为期半年。为鼓励他们走出去，新疆政府甚至为他们配备了专门的穆斯林厨师，在挂职地开设清真食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处长龙民姬说：“这点钱是要花的。出去以后起码能看看先进、发达是什么样吧？” 　　此外，干部培训的课程设置进行了较大调整，龙民姬说，“去年中央党校专门派人来新疆进行了专题调研”，组织部门还加强了对基层官员的“双语培训”——少数民族干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汉族干部学习聚居区的少数民族语言。 　　新疆农业厅市场与经济信息处处长阿迪力，去年刚刚参加了中央党校“新疆班”的培训，他向记者证实，除切合新疆实际的经济发展、特色产业等课程大量增加，宗教政策、民族理论和法制建设的课程也占去不少学时，政治理论类的课程则相应减少。 　　促进本地干部转型的另一重大手段是反腐。2011年1月23日，张春贤开始“亮剑”，直指官员中存在的“懒、散、庸、拖、贪、推”等衙门作风。20多天后，根据基层和群众评议结果，6个反映问题较多的处室负责人被免去现职，并下派基层挂职锻炼或轮岗交流。“看来书记要动真格了”，官员们开始收心，互相提醒。 　　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反腐肃贪。早在2010年，自治区检察长哈斯木.马木提说，新疆检察机关已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官员职务犯罪案件534件、586人。 　　2011年3月29日，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对喀什地区巴楚县原纪委书记刘喀生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刘喀生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妻邱小梅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法院审理查明，自2002年起至案发，刘喀生及其妻公开买官卖官，并以干涉公司经营的方式，为7家公司在工程建设、棉花收购、生产经营中谋取利益，夫妻二人共同受贿567.78万元，刘另外单收贿共计108.5万元。在这个南疆的国家级贫困县，此数额让当地人极为震惊。 　　据称，刘喀生曾有一个维稳“功绩”：成功地让上千名维吾尔信众入党。 　　2011年6月8日，各大门户网站都转载了一则关于新疆纪检部门立案调查焦宝华违纪消息，悬在伊犁人头顶上那只靴子终于落地——执政伊宁10年的焦宝华出事了。 　　焦宝华，男，1957年11月出生，祖籍山东，甘肃出生长大。少年进疆在伊宁县上完中学后考入伊宁卫校。由特克斯县人民医院进入政坛，38岁时担任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县委书记。焦宝华与时任巩留县委书记高江淮等人成为全疆最年轻县市委书记。 　　焦宝华主政察县时，正值“稳定压倒一切”成为新疆第一要务的时期，“大事不能出，连小事也不能出”成为当地领导要求下级必须作出的保证。 　　虽然行政级别并不高，但曾于1997年发生过震惊中外的“2.5”事件的伊宁市，一直是国家和自治区维稳工作和防范的重点，伊宁之稳定对于全疆乃至整个中国的意义举足轻重。在这种沉重的政治高压下，作为一名一步步成长至市委书记的本土干部，焦宝华当然比其他人更理解自己的职责所在。 　　焦宝华执政伊宁十年，伊宁市的维稳手段也不断翻新，几乎无异于一场全民战争：公安民警24小时街巷无缝隙巡逻，社区乡村民兵无假日巡防，以开包检查为创新的街头商户十户联防，城市主要路口外地户籍人员入城必查，随时等待启动的三级预警机制，在维护稳定手段的探索方面，伊宁市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不过与此同时，当地低保面不断扩大，贫困化日趋严重。 　　近年来，当新疆的“维稳地图”上安全系数远高于伊宁的喀什、阿克苏、乌鲁木齐等地一次次响起爆炸声、喊杀声时，伊宁市却出奇安宁与平静。只不过，“伊宁市很多维稳手法都使用了非常规手段，这场看不到终点的防御战让很多人都产生了复杂的心态，又困又累又不能停。”当地一名从事多年基层维护工作的干部说。 　　不过，由于维稳的特殊需要，在反恐重点区域的主政者执政时间过长，成为新疆的一个普遍现象。焦宝华在伊宁市担任市委书记长达10年。这10年中，无论伊宁市委常委会还是其他有焦宝华参与的会议，会议民主气氛逐渐减少。无论是市长、副书记或是常委、副市长，在会议上的表态少有自己坚持的主见，基本都会围绕焦提出的观点予以补充，鲜有异见。 　　针对公务人员特别是官员吃拿卡要的行为，焦宝华屡次在百人以上的大会上痛斥他们“把头洗烂了”、“把脚泡臭了”、“不要脸”、“无耻”、“丧失人性”，然而，这种愤怒之后，民众并没有等来纪检检查部门，灯照红，酒照绿，子弹照样到处飞。 　　2011年6月8日焦宝华被调查，官方将其问题定性为“严重违纪”，尚未有调查结论，而民间猜测应该是其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的腐败。焦宝华在当地以拍卖政府百亩用地得到一个外号“焦卖光”。 　　焦落马后，网上既有人以“他对当地反恐有功”，表达复杂心情；也有人将其归咎于体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体制下，行政管理的艺术特质已完全退化。” 　　2011年3月27日，98名新疆克州少数民族大学生赴赣培训班的第一批学员，到达南昌。 　　梯次培训，解决就业 　　新疆官方统计称，自2002年以来，自治区未就业的仅全日制本科生就有1.8万人，加上今年将要毕业的，总共2.2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如果再加上中专生和大专生，可以达到21万人。少数民族就业问题，长期以来是新疆社会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位乌鲁木齐的维吾尔知识分子称，造成少数民族青少年失业问题的原因，是社会不合理的长期规划导致。“如果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如何外国势力煽动也没用。” 　　新疆政策调整后，民营企业大量进驻，新疆就业形势出现了历史上最奇特的景象：甚至连南疆地区也开始出现“用工荒”。 　　“我们招不到工人”，外来企业家找到阿克苏地委书记黄三平，对他说，“只要是懂汉语、能交流、身体健康的，我们都要。” 　　新疆过去是劳务输出地，特别是新疆南疆和田、喀什、克州贫困地区，每年当地政府都要想法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签订劳务输出合同，以解决当地剩余劳动力打工问题，有些地区甚至将这种劳力输出作为干部的政治任务列入考核，当地官员为能向内地多输出劳务而四处求人，如今这种情况开始发生逆转。 　　“这些企业天天缠着政府领导要人”，当地干部称，“过去的大国企都倾向安排系统内员工。但这些民企要是从内地带工人过来，成本就太高了，所以他们宁可要本地劳工，现在是招工比招商难。” 　　最终，官方和企业达成合作，一起做本地人的思想工作，劝他们外出学习培训，费用由企业或政府承担，回来后在企业就业。 　　4月，初中毕业的阿娜尔古丽和300多个女孩一起去了浙江，接受阿克苏政府与企业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半年以后，她们将回到家乡的纺织工业园上班，阿娜尔古丽也许能当个车间班组的小组长。她妈妈告诉记者，小古丽在电话里说：“这边好得很，都不想回去了。” 　　2010年来，政府将就业问题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由财政出资创造了大量公益性岗位，要求24小时内实现“零就业”家庭的动态清零。在自治区强力就业政策的压力下，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越来越受到各地方政府的重视。各地州纷纷许以土地、税收政策的优惠，甚至包揽了所有员工的外出培训费用。 　　这只是新疆政府本地人才培训工程中的一个梯次。 　　在就业问题的解决方案中，除引进企业提供岗位，更重要的是全面输送本地人至内地学习培训。比如为布局能源战略而引进的新型企业，需要的都是高端技术人才，而新疆本土的大学生大多以文科类专业为主，无法为企业所用。新疆于2011年开启了大学生输送内地培训工程。 　　3月24日，第一批来自12个地州市的2600多名学员登上了去19个援疆省份的火车。在那些地方的64所院校里，他们将要在那里进行为期两年的培训学习。学员中，少数民族占84.33%，女生占80%以上，有人没有见过火车和飞机，还有人从未到过乌鲁木齐。 　　两年时间的培训课程安排，是在调查了新疆的用工需求后确定的。半年用来强化汉语运用，一年用于专业技能培训，半年实习。这份官方调查称，这些孩子所学多为文史类专业，不符合未来的用工需求；此外，语言也是制约少数民族青年就业的最大障碍。 　　临行前，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专门接见了他们，并表示：对于大学生就业难，自己的“焦虑之心不亚于他们的父母”。 　　“所有这些培训，都是成梯次的，是为了形成本地的高、中级人才和技术梯队。大专、中专生及等低学历人群的培训，大多面向企业；本科大学生培训，不完全是配合企业用工。本科生是最优秀的，投入最啊，政府也最不惜血本。”当地官员称，这些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学习的专业，培训期间食宿、培训费用全免，而且能计入工龄，每月还有500元生活补贴。走前，他们已经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就业意向书，承诺培训结束后到乡镇或社区工作。 　　新疆大学生就业培训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刘相林告诉记者，未来两年，将把全部2.2万本科生送往援疆省份培训，分两批实施，预计每个学生花费4.5—5万元，共需10亿元。这笔资金，新疆和援疆省份各承担一半。 　　刘相林说，把大学送往援疆省份培养，一是为了尽快开阔他们的眼界，二是增长知识和技能，三是强化语言训练。“这个举措，不仅是为就业开辟门路，也是为新疆未来发展积聚人才。”他判断，这些接受培养并返回新疆基层岗位的大学生，将会成为发展新疆可依靠的最重要的力量。 　　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人及文艺团体、个人，以及一些民族语出版事业，开始获得来自政府的补贴。 　　“最需要时间”的难题：文化认同 　　新疆乡镇“换届”于4月份完成。据记者调查得知，南北疆各地州都有少数民族的“一把手”书记上任地在阿克苏的一个边远乡镇，甚至出现了一位维吾尔族的女性乡党委书记。和田一位官方人士说，他们地区目前也在进行相应的“试点”。 　　这是当局消除维吾尔人不被信任感的努力。据一位维吾尔知识分子观察，2000年以前，南疆农民对民族问题很陌生，只管天天干活。当时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因为当权的是少数民族干部。1997年后，开始宣传反对“三股势力”，地方权力集中到汉族书记手中，再无维吾尔人担任基层党委书记。这种情况慢慢影响到南疆农民，“共产党是汉族人，汉族人就是权力”的意识在不知不觉中形成。 　　“现在，基层政府里面维吾尔‘一把手’重新出现，是有助于体现维吾尔人参政合法权利和地位的。”该人士说。 　　此外，另一位维吾尔知识分子表示，最近他注意到一些变化，“周围一些从事文艺创作的朋友，声称拿到了政府的补贴，工作开始忙碌起来。”据记者所知，阿克苏阿瓦提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和农民画家，每月开始领到600—800元的补助；一些规模较大的文艺团体补贴也会更多。有些人则是通过维吾尔文图书出版之类的项目，获得补贴。 　　“一些维吾尔文新闻网站的更新也进步了很多。”前述学者表示，一些维语新闻更新很快，一些政策也被及时翻译成维吾尔文。 　　据悉，互联网被张春贤视作“文明之窗”，信息化被视作是现代化的前提。而现代化，是张为新疆指出的最终出路。 　　不过，在新疆，现代化注定是一场艰难而漫长的转型。 　　由于新疆诸多民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几乎合而为一。新疆统战部门某官员认为，宗教真正对新疆产生影响，并非借由清真寺、做礼拜这样典型的宗教场所与仪式，也非利用宗教从事暴力活动，而是千年来渗透当地的风俗和思维。“在这样浓郁的宗教氛围笼罩下，很多事情超乎外界想象。” 　　一位维吾尔知识分子认为，维吾尔族没有像汉族一样经历过类似五四运动的洗礼，在观念上，汉族全民形成了一种推崇和接受外来现代文化，批判和质疑传统文化的潜意识。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现代化，很容易让人分不清汉化和现代化的边界，某种程度上，宗教成为民族文化和情感的最后寄托。 　　此外，由于维吾尔语的广播出版事业相对极不发达，维吾尔人几乎很难通过维吾尔语获得现代信息和知识，而维吾尔族社会大部分人不懂汉语，这使得维吾尔社会无形中成为信息孤岛。“很多人的观念与几百年的祖先并无区别。”这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总结说。 　　由于南疆与北疆的维吾尔社会，在接受现代信息的便利和环境上存在巨大落差，导致维吾尔社会内部出现巨大的习惯和观念断层。 　　在乌鲁木齐工作的古丽（化名）嫁给来自南疆的丈夫多年，甚至也无法习惯彼此的文化差异。“有一次，家里来了亲戚，我建议到外边饭馆吃饭，婆婆很生气，说这是你姨，是来看你的，你怎么能这么不懂礼貌？你应该把她请到家里，亲自做饭给她吃。见面打招呼，北疆握手很普遍，但南疆女人和女人必须贴面，不然对方会觉得，谁家的女孩这么不懂规矩？南疆请客一坐就是一天。我去老公家里都快吃吐了，但还必须得吃，不然别人会说你不懂礼节。水果、馕、肉、抓饭、混沌……一道道吃下去，回来以后得了急性肠炎。对孩子，我想科学养育，但我婆婆非要绑腿。在家里，我想摆结婚照，但按维吾尔族的习惯，家里有老人，墙上不能挂这些，因为他们要做礼拜。我觉得有一个房子不挂照片用来祈祷就好，但是不可以！因为南疆的朋友来了看了会觉得你不尊重老人。所以照片经常被老公收起来。我拿出来，他再收……” 　　类似“文化差异”，甚至成为维吾尔族内部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北京长期关注新疆问题的汉族学者认为，文化传统的力量，远大于经济和法律的力量。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也许要经历几个世纪的时间。 　　对此，有新疆高层表示：外界不要期待瞬间转变，应给新的主政人相当的耐心和时间；同样地，“也要给维吾尔人时间和空间”。 　　媒体观察人士注意到，在中央去年宣布对张春贤的任命之前，他曾带队到土耳其、埃及等伊斯兰国家专门考察过。2011年6月，结束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后，张春贤再次带队去了新疆以西的国家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