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市人民政府官网:入侵了我们生活的“速度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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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快

类别:社会民生   浏览量:193   版次:AA30   版名:南方评论 随笔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8-07
作者:赵勇 原创   手机看新闻 全国订报编辑此文  摘要:我的老家在山西农村,每当我回去小住,一种时间变慢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按说一天还是24小时,但我在乡村世界却觉得过得丰满而漫长,时间仿佛被抻长了。

    ■发现中国(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 赵勇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的老家在山西农村,每当我回去小住,一种时间变慢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按说一天还是24小时,但我在乡村世界却觉得过得丰满而漫长,时间仿佛被抻长了。而平时我在北京这座大都市里呆着,时间却总是不够用,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副急吼吼的样子,仿佛“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每天过得很快,如同坐着过山车。

    带着这种疑惑,我开始在书中寻找答案。当然,答案很快就找到了。一年多前,我买回来一本《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的书,立刻就读了进去。在这本书中,德国学者博夏德为我们描述了生活变快的路线图:1450-1800年,我们开始变快;1800-1950年,我们加速变快;1950年至今,我们越来越快。他指出,蒸汽机的问世标志着缓慢时代的终结,一个全新的加速时代开始来临。而由于一望无际的铁轨、尖锐的汽笛轰鸣和烟囱排出的白烟已成进步的代名词,“火车站往往也成为人们膜拜科技进步的场所,其火热程度不亚于教堂”。从此之后,我们就感染上了“速度病毒”,我们的生活不断提速,我们因此变得越来越快。

    这种“速度病毒”自然侵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让文学艺术作品的结构与表达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以往我们认为,说唱乐不过是一种新的音乐形式,但是在博夏德看来,它却是被“速度病毒”感染的结果。想一想也是,若是唱出歌词,那是多么缓慢的过程啊。而一旦歌词被rap起来,那就快多了。不光是快,它还带来了比唱的歌词更加密集的言语信息。而他举的另一个音乐方面的例子更是让我惊愕不已。贝多芬于1804年首演《英雄》时,其演奏长度是60分钟。但后来伯恩斯坦在维也纳演奏只用了53分20秒,纽约的一个音乐会又把它提前了四分钟。而到1987年,盖勒指挥的乐队演奏这首交响乐时,仅花43分钟就把它搞定了。

    不过,尽管博夏德提供了许多生活变快的例子,但他似乎并没有专门去解释变快的原因。相比之下,美国学者戴维·哈维则说出了变快的一些道理。在他看来,我们生活中的提速或加速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加快生产速度之后必须同时加快交换和消费速度,所以,科技创新的成果便被迅速运用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领域。而生产与消费又把人们的生活节奏带动起来,于是,“时空压缩”的情景开始出现。而通过压缩时间来消灭空间,实际上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

    这种解释让我想到了桑巴特一个核心命题:资本主义精神并非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与禁欲苦行,而是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便开疆拓土,征服自然;殖民他国,掠夺资源。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交通、运输、通讯等跟上去。当然,它们果然都跟上去了。而我们变得越来越快,很可能便是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副产品。(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以上说的是西方世界的情况,但这种情况适合于中国吗?想到这里我时常会感到疑惑。1949年以来,中国就在搞社会主义,这意味着中国是缺少桑巴特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但为什么我们从来不缺少中国速度?比如,当年的大跃进、赶英超美,强调的就是速度;毛泽东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担心的也是速度。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有“深圳速度”,如今,我们的生活似乎已全面提速。快餐食品的增多,这是吃的提速;时装更新的加快,这是穿的提速;房价蹭蹭上涨且居高不下,这该是住的提速。而具体到行,提速则变得更是直观。从1997-2007年,中国的铁路有过六次大提速。如今我们出行,则可以乘动车、坐高铁了。(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说到高铁,不得不提到一篇长篇报道:《穿越梦幻的时空——— 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纪实》。此文首发于2010年2月28日新华网,最近一段时间却在网上广为流传。此文固然披露了许多高铁建设时鲜为人知的事实,但在我看来,这篇高调叙事的文章,也让“快”的价值观显露无遗。比如,介绍完外国高速列车的研制一般需要花费20年左右的时间后,报道中马上说:“中国铁路发展等不起!经济社会发展等不起!”日本川崎重工总裁大桥忠晴曾劝告中方技术人员:不要操之过急,先用8年时间掌握时速200公里的技术,再用8年时间掌握时速350公里的技术。报道又说:“但是,中国人可等不起!从车辆到线路,再到通信信号技术,一边引进消化吸收一边自主创新,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跑’了起来。”结果,中国只花了5年时间,便走完了国际上40年高速铁路的发展历程。而这样的壮举,则被报道提炼成如下文字:“中国梦想,中国速度,穿越时空,日夜兼程,书写奔向民族复兴的光辉篇章。”

    这篇报道既褒扬高铁建设速度,又夸耀高铁运营速度,无疑是一首关于速度的赞歌。但是,我却从中读出了与“赶英超美”不相上下的思维方式。当年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我们开始提速;后来害怕“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又开始加速。于是,当我们变得越来越快时,固然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关,但在其背后,很可能还徘徊着一个自卑的幽灵。自卑让我们总是处在一个“比学赶帮超”的位置,我们便只好马不停蹄加速跑,快马加鞭未下鞍了。(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我并不否认快的价值观有其价值,我也知道,我们乘坐的这架时代战车只会越来越快。然而,当我们快得收不住脚刹不住车时,快就会带来许多问题。博夏德说:“人们必须认识到,速度可以是致命的,它感染了脆弱的人体以及坚硬的金属和风一样快的信息。速度最令人痛苦的负作用是破坏——— 多层面的破坏,蒸汽机车和汽车撕裂了宁静,它们的跑道割裂了景色风光,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空气、水和土地。最值得注意的是加速的最后一级,它常常转变为突然静止的被撕裂的机车和人的肢体。”在这里,博夏德已把快的危害性说得如此明白,我想我就不需要画蛇添足作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