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风暴配什么角色:商君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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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虱官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朴必削。三官之朴三人,六官之朴一人。以法去法者,强;以法致法者,削。常官法去则治。治大国,小;治小国,大。强之,重削;弱之,重强。夫以强攻弱者,亡;以弱攻强者,王。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举劳任功曰强,虱官生必削。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商君书·去强》)
  【译文】

农民、商人、官吏三种人是国家有经常职业的人。这三种人产生了六种虱害;第一是“岁”虱①;第二是“食”虱②;第三是“美”虱③;第四是“好”虱④;第五是“志”虱⑤;第六是“行”虱⑥。这六种虱害生了根,国家必削。农、商、官三种职业的根在三种人身上,而六种虱害的根,却在国君一个人身上。能用法律来治国,国家就强。专靠政令来治国,国家就削。久任一个官而他能把政事治理得很好,就升他的官级。治道扩大,国土就会缩小。治道缩小,国土就会扩大。使人民强悍,国家就削而又削。使人民怯弱,国家就强而又强,采用使民化为强的政策来攻强民,就要亡国。采用使民化为弱的政策来攻强民,就能成就王业。国强而不去战争,毒素灌输于国内,礼乐虱害就产生了,这样,国家必削国强就去战争,毒素输于国外,国内没有礼乐虱害,这样,国家必强。任用有功劳的人,国家就强。虱害产生,国家就削。农民少,商人多,因而贵人穷了,商人穷了,农民穷了,这三种人都穷了,国家必削。

  【注释】

岁虱:指农民游惰,使年岁歉收。
食虱:指农民不务本业,白吃粮米。
美虱:指商人贩卖华丽的东西。
志虱:指官吏营私舞弊的思想。
行虱:指官吏贪赃枉法的行为。
  2.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故其国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此亡国之兆也。刑人复漏,则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则徼幸于民上。徼幸于民上以利求,显荣之门不一,则君子事势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烦;君子不设其令,则罚行。刑烦而罚行者,国多奸;国多奸则富者不能守其财,而贫者不能事其业,田荒而国贫。田荒则民轴生,国贫则上匮赏。故圣人之为治也,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任。刑人有列,则君子下其位;戮人衣锦食肉,则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则羞功;小人冀其利,则伐奸。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劝功也。今国立爵而民羞之,设刑而民乐之,此盖法术之患也。故君子操权一政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劳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商君书·算地》)

  【译文】

  刑罚是禁止奸邪的工具。赏赐是辅助刑罚的工具。羞耻、侮辱、疲劳、痛苦是人民憎恶的对象。显贵、光荣、安逸、快乐是人民追求的对象。如果国家的刑罚不是可以憎恶的东西,官爵、俸禄不是值得追求的东西,这就是亡国的预兆了。如果该受刑罚的人隐藏漏网,那末,百姓就邪僻游荡,不以刑罚为苦,对于君上存着侥幸的心理,而去追求私利。如果显贵、光荣不出于一个门路,那末,官吏就要追求势力、巧取名誉。百姓不怕犯法,刑罚就要频繁;官吏不执行法令,刑罚就要错乱。刑罚频繁而又错乱,国家的奸人就会多起来。这样,富人就不能保有他们的财产,穷人就不得从事他们的职业,土地就因而荒废,国家就因而贫穷。土地荒废,人民就要诈骗。国家贫穷,国君就缺少财物进行赏赐。所以圣人治国,受过刑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犯过罪的人在朝廷上没有官做。如果受过刑的人还有地位,官吏就会看不起自己的地位。如果犯过罪的人还穿着锦衣,吃着肉,百姓就会贪图非分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职位,就会以自己有功为可耻。百姓贪图非分的利益,就会夸示自己的奸巧。本来,刑罚是禁止人们作奸的工具。官爵是鼓励人们立功的工具。现在国家设置官爵,而人们认为可耻;制定刑罚,而人们认为可乐。这就是法度和方法上有错误了。因此,国君必须掌握大权,统一政策,而制定方法。设置官吏,授予爵位,要轻重相当。任用群臣,要讨论劳绩,根据功勋。这样,衡量上级下级的秤儿就得平了。衡量上级下级的秤儿得平,臣民就能用尽他们的力量,国君也就能掌握自己大大权了。

  3.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效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商君书·开塞》)

  【译文】

  政治修明的国家,刑罚多而赏赐少。政治混乱的国家,赏赐多而刑罚少。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家,刑罚有九分,赏赐有一分。削弱的国家,赏赐有九分,刑罚有一分。人的罪过有厚有薄,所以朝廷的刑罚有重有轻;人的善行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赏赐有多有少。这两项是世人常用的法则。但是刑罚加在人民已经犯了罪的时候,奸邪就不会断绝。赏赐用在人民所认为“义”的上面,,人民的罪过就不会消灭。刑罚不能除去奸邪,赏赐不能遏止罪过,国家必乱。因此,成就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人民将要犯罪的时候,所以大的奸邪才不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奸人方面,所以小的罪过也不致漏网,治理人民能够使大的奸邪不产生,使小的罪过不漏网,国家就治了。国家治,就必定强。一国这样做,他的国家就可以单独治安。两国这样做,战争就可以稍微停止。天下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认为杀戮、刑罚能够归于道德,而“义”反倒合于残暴。

  4.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民习以力攻难,故轻死;见敌如溃溃而不止,则免。故兵法:“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小战胜,逐北无过五里。”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敌众勿为客,敌尽不如,击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谨。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也。(《商君书·战法》)

  【译文】

  一般说来,战争的策略必须以政治上的胜利为根本。有政治上的胜利,人民才不争夺。人民不争夺,才不逞个人的意志,以君上的意志为意志。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君的政治,使人民乡里械斗就胆怯,和敌人作战就勇敢。人民习惯于用力量攻打凶险的地方和强悍的敌军,所以没有怕死的心情。看见敌兵像水决一般地崩溃,奔跑不停,那就放他跑吧!兵法曾说:“大战打胜了,追赶败兵,不要超过十里。小战打胜了,追赶败兵,不要超过五里。”军队一动,先要衡量敌国。我们的政治赶不上敌国,就不要和它作战;我们的粮食赶不上敌国多,就不要和它相持;敌兵比我们多,我们就不要做进攻的客军;敌国一切都赶不上我们,我们就象它进攻,不必犹豫。所以说:用兵的重大法则在于谨慎,研究敌情,考察双方兵力的多少,或胜或败,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5.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商君书·修权》)

  【译文】

  人臣侍奉国君,多是以国君所爱好的东西为转移。国君爱好法度,人臣就用法度来侍奉他;国君爱好言谈,人臣就用言谈来侍奉他。因此国君爱好法度,正直的人必定出现在他的面前;国君爱好言谈,说长道短的人必定出现在他的左右。只有公私的界限分明,小人才不嫉妒贤人;无能的人才不嫉妒有功的人。尧舜的治理天下,并不是独占天下的利益,乃是为了天下人而治理天下,所以选拔贤能,而且把天下传给他。尧舜并不是疏远自己的儿子,亲近外人,乃是明晓治乱的道理。三王用道义来爱护天下人,五霸用法度来纠正诸侯,都不是独占天下的利益,乃是为了天下人而治理天下。因而才能取得名誉,建立功业,天下人都喜欢他们的政治,没有人能够伤害他们。现在乱世的君臣很渺小地独占一国的利益,或掌握一官的职权,从而就追求个人的私利,这就是国家危险的原因。可见公私的分界就是国家存亡的根源。

  6.臣窃以王吏之明为过见,此其所以弱。不夺三晋民者,爱爵而重复也。其说曰:“三晋之所以弱者,其民务乐而复爵轻也。秦之所以强者,其民务苦而复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复,是释秦之所以强,而为三晋之所以弱也。”此王吏重爵爱复之说也,而臣窃以为不然。夫所以为苦民而强兵者,将以攻敌而成所欲也。兵法曰:“敌弱而兵强。”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敌失其所守也。今三晋不胜秦四世矣,自魏襄以来,野战不胜,守城必拔,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商君书·徕民》)

  【译文】

  我个人认为王的官吏虽然聪明,而见解却错误了。他们所以不去争取三晋的人民,是吝惜爵位和重视免租免役。他们说:“三晋所以弱的原因,是由于三晋人民追求快乐,朝廷又轻易准人免租免役,轻易给人爵位。秦国所以强的原因,是由于秦国人民甘愿劳苦,朝廷又不轻易准人免租免役,轻易给爵位。如果我们也多给人民爵位,延长免租免役的时间,就是放弃秦国所以强的原因,造成三晋所以弱的原因了。”这就是王的官吏重视爵位、吝惜免租免役的说法。我个人认为这种话不对。我们所以叫人民吃苦来加强兵力,是为了攻打敌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兵法说:“敌国兵力弱了,我们兵力就强了。”这是说我们没有失掉进攻的条件,敌人就失掉自卫的条件。现在三晋战不胜秦国,已经四代了。自魏襄王以来,他们野战打不过秦国,守城必定被秦国攻下,大小战争,三晋割给秦国的土地及其它损失,是数不过来的。像这样,他们还不屈服,是因为秦国仅能取得他们的土地,而不能夺去他们的人民。

  7.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治民。三官生虱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朴,必削。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商有淫利,有美好伤器。官设而不用,志行为卒。六虱成俗,兵必大败。法枉治乱,任善言多;治众国乱,言多兵弱。法明治省,任力言息;治省国治,言息兵强。故治大国,小;治小国,大。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民弱而弱之,兵重强。故以强重弱,削;弱重强,王。以强攻强,弱,强存;以弱攻弱,强,强去。强存则削,强去则王。故以强攻弱,削;以弱攻强,王也。(《商君书·弱民》)

  【译文】

  农民、商人、官吏,这三种人是国家有经常职业的人。农民耕恳土地,商人贩卖货物,官吏治理人民。这三种职业会产生六种虱子:第一是“岁”虱;第二是“食”虱;第三是“美”虱;第四是“好”虱;第五是“志”虱;第六是“行”虱。这六种虱子生了根,国家必定削弱。农民有了剩余的粮食,于是成年安逸享乐。商人获致了大的利润,贩卖华丽、玩好的物品,于是对于日用必需物品发生了不良的影响。官吏虽然设置了,而不肯为国家出力,思想行为成为国家和人民的病害。六种虱子形成风俗,军队出征,必定是大败的。法度邪曲,统治就要错乱。任用贤良,谈论就要盛行。治道纷繁,国家就乱。谈论盛行,兵力就弱。法度明确,治道就会省简。任用力量,谈论就会停止。治道省简,国家就治。谈论停止,兵力就强。所以治道扩大,国土就缩小了;治道缩小,国土就扩大了。政策建立人民所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政策建立人民所喜欢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更强,结果,兵力就弱而又弱了。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转弱,结果,兵力就强而又强了。所以实行强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而又弱,国家就削;实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强而又强,就能成就王业。用强民的政策攻治强民和弱民,强民是仍然存在;用弱民的政策攻治弱民和强民,强民就会消灭。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灭,就能成就王业。可见,用强民政策统治强民,国家就会削弱;用弱民政策统治强民,就能成就王业。

  8.凡世莫不以其所以乱者治。故小治而小乱,大治而大乱。人主莫能世治其民,世无不乱之国。奚谓以其所以乱者治?夫举贤能,世之所以治也;而治之所以乱。世之所谓贤者,言正也;所以为言正者,党也。听其言也,则以为能;问其党,以为然。故贵之,不待其有功;诛之,不待其有罪也。此其势,正使污吏有资而成其奸险,小人有资而施其巧轴。初假吏民奸轴之本,而求端悫其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众,庸主安能以御一国之民?彼而党与人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举一与民,民倍主位而向私交。民倍主位而向私交,则君弱而臣强。君人者不察也,非侵于诸侯,必劫于百姓。彼言说之势,愚智同学之。士学于言说之人,则民释实事而诵虚词。民释实事而诵虚词,则力少而非多。君人者不察也,以战必损其将,以守必卖其城。(《商君书·慎法》)

  【译文】

  现代的国君没有不用乱国的方法去治国,所以他们小小地搞,国家就小乱;大大地搞,国家就大乱。因此,国君没有能够辈辈统治人民,而世界上没有不乱的国家。什么叫做用乱国的方法去治国呢?例如任用贤人,就是现代国君们采用的治国方法。然而,这样治国,正是乱国。因为人们所谓贤是良善、正直,但良善正直的名声出于他们的党羽。国君听他的言论,认为他是贤能;问他的党羽,都称赞他是贤能,因而不等待他立功,就给予官爵;不等待人有罪,就加以刑罚。这种情况,正是使贪官污吏有所凭借而成就他们的奸险;使小人有所凭借而施展他们的巧诈。既然树立了官吏和人民进行欺诈的根本,而希望他们长出端正和诚实的枝叶,即使是大禹也不能支配十人之多;而况平庸的国君怎能统治一国的臣民?那些结成党羽的人们不等待国君,而就能搞成自私的勾当,国君从臣民中间,提拔这样一个人,臣民就背叛国君而倾向私交。臣民就背叛国君而倾向私交,国家就弱了,大臣就强了。国君认识不到这一点,不是受外国的侵犯,就要被百姓所推翻。那些人谈说的技术,愚昧和智慧的人一齐学习,学士向谈说的人学习,因而人们都放弃实际工作,去诵读空虚的言论。人们都放弃实际工作,去诵读空虚的言论因而国家也就实力少、而诽谤多了。国君认识不到这一点,用这样的臣民去战争,必定损兵折将;用这样的臣民去守卫,必定出卖城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