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闪电软尾山地车视频:逝去的春色何处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3 14:20:1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6fc59d0100f4x4.html 逝去的春色何处寻（2004年第4期《长江文艺》）
到了她姥姥家一看，那些枯叶片儿铺落一地，比我想像的还要多。 我不停地扫着抠着枯叶，把它们归拢成一堆儿一堆儿，女儿在姥姥的指挥下，把这些成堆的落叶，不停地往塑料袋子里装。一个又一个大塑料袋，装得满满的鼓鼓的，再也装不下去了，整齐地排列在那儿。可是地面上的枯叶，却一点儿也不显少，今年的落叶实在多。
从后阳台上望下去，看看邻居家的院子。左边邻家收拾得干净利索，甚至地面还铺漫上了石砖，一盆盆花吐着嫩绿的小芽，好似刚刚睁开眼的婴儿，正在努力地探望这大千世界，个个都是那么可爱。转头再往右边看去，一股莫名的酸楚情绪，像雾似的不由地升腾起来，朦朦胧胧地罩在心头。那些久远的往事，原以为早离我而去，不曾想依然没有走出我的视线……
靠右边与我家相挨的两家邻居，一家是九月派诗人之一的袁可嘉先生家；再过去一家是已故去的评论家、美学家蔡仪先生的家。这两家后院的败草、落叶慵懒地散落各方。厚厚的干卷着的落叶相挤相挨，完全是一片狼籍的景象，倘若不慎掉入一点火星，就会燃起烈火浓烟。当然，袁先生一家迁往美国多年，这里早已是人去屋空，这院子自然不会再有人打理。
葡萄藤从吐绿到挂上葡萄珠，我天天在那儿等呀看呀，盼望它们能早点变紫成熟。那时和我一起看葡萄的常客，还有小豆豆，他是蔡仪伯伯的儿子，他一直坐在轮椅上。在蔡伯伯工作累了的时候，会推出小豆豆晒太阳，而他自己一头扎进他的葡萄世界。此时，我会站在阳台边沿的石台上，向蔡伯伯报告着：小芽的出现，小虫的爬向，葡萄叶的卷边发黄，葡萄藤的所有新动态和种种我认为不好的情况。如果，今天我作业完成得快，蔡伯伯他们还没出来，我就趴着窗户向屋里观望，望望躺在床上的豆豆，望望伏案工作的蔡伯伯，想着他们出来的时间，有时甚至会爬坐在窗台上，隔窗与躺在床上的小豆豆聊天。我说的这位小豆豆，其实比我大好多好多，他因患有小儿麻痹，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行走……
有时，我也会跟蔡伯伯的女儿海妮，坐在充满幻想的葡萄架下，玩充满幻想的“过家家”，对女孩子来说那滋味很美妙。我说的所谓美妙充满幻想的家，就是碗里装满糖豆，碟里摆满各种小石头、果核和葡萄——还是最紫的那种。这样我们就也非常满足了。
蔡伯伯家，还有一位“李嫂”，她那丝丝闪亮的齐耳白发，上边没见任何饰物，却永远那么规顺。李嫂有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经常一边麻利的干着活一边用我听不懂的话向我咕哝着，我也就胡乱地点头答应着，极不礼貌地应付着这位奶奶级的李嫂，李嫂却只能显出极无奈的微笑……她知道我没听懂她的话！只有我家的阿姨出来与她聊时，她才会露出排排好看的白牙——笑得舒坦极了。
记得一天，海妮带我一起去拾马粪。那时候提倡学雷锋做好事，也不知怎么的，就想起去拾马粪？拾马粪算是做好事吧，反正，是海妮带我去的，她比我大，我屁颠屁颠地跟着她。那会儿的长安街，行驶的车辆不算多，管得也就不太严，马车也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可能是为了街道的清洁，宣传让马车出门给马带粪兜子。那是一辆双套马车，拉着从冰窖里买来的冰，朝建国门桥方向走去。我俩跟着这辆马车，从头道街（日坛路）一直到建国门桥。六十年代可不是现在这样的立交桥，好像建国门桥下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护城河，再往北拐上什么路就是去冰窖的路。我俩跟马车夫一边聊一边走路，做“出门带粪兜”的宣传，手里还拿着小铲和小桶，时刻准备马尾巴翘起接货——马粪。我们做完宣传回到家，竟提了满满一小桶马粪，这桶“硕果”不能它用，自然赏给了高大的葡萄藤。蔡伯伯一看就笑了，可是他并未表扬我们。他拿起小镐头，在葡萄藤根附近，挖了个不大的坑，将马粪沤了下去，一切都在不言之中进行着，我和海妮却叨叨不停，汇报着一路的“战况”。哈……哈……一串爽朗的笑声，在小院里响起，这就算是蔡伯伯对我们的奖励了。
一天，海妮在屋外的一声叫喊，吓了我一大跳，以为发生了什么怪事呢，我窜出去一看，原来是一队小螳螂足有十多只，正顺着葡萄藤一点点地往上爬，这些螳螂大概也就指甲盖那么大点儿，绿色的身躯跟葡萄叶一样绿，头前举着两把“大刀”，嫩嫩的想“刀”又“刀”得了谁呢？我们俩跳上石沿台上，踮起脚，看着这些小东西爬行，还不住地给螳螂鼓劲儿，喊：“跨…跨……”海妮说，这是一群刚出生的小螳螂，它们的爸爸妈妈，还不知在哪儿哪，怪可怜的。听了她说我赶紧冲回家去，找来一个有机玻璃小盒子。大胆的海妮把这些小东西，一只只抓到盒子里，它们就算有了个家了。它们在自己的家里，互相挨着挤着，相互“刀着”玩耍，显得是那么高兴……
那会儿正是“三忠于”年代，孩子总是学着大人的行为。有一天在宽敞的台阶上玩，海妮教我把各种色彩的废牙刷把锯成一截一截，然后把两边在台阶上磨平，认真地刻上“为人民服务！”、“毛主席万岁！”等字样，学着大人们的样子表示心愿，只是字迹显得很拙笨。我们还捡了许多碎的瓷片，将各种小花边一点点敲成揩甲盖大小，攒了一捧又一捧，海妮都让我保管着，做什么用她未告诉我。有时还趴在阳台上，我们玩羊拐、沙包。没有羊拐时，就拿杏核替代，选四个同样大小的杏核，洗净，在两面涂上颜色，就可以随意耍玩了。我们玩的这些玩艺儿，经常引来别的楼的孩子，争着抢着跟我们一起玩，我们的笑声和欢叫声常常飘荡在院子里。
我们最愿意玩的地方就是葡萄架。葡萄架有阴凉而且很有神秘感，特别是在夜幕降临时，微风轻轻地吹抚过，葡萄叶子发出沙沙声，月光把斑驳的树影洒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显出几分神密、几分恐怖，就像置身于西双版纳原始森林！葡萄架下聚集着几个楼的孩子，有时玩各式各样的游戏，有时就听年长的孩子讲故事，有天不知是由谁开的头儿，讲起了“梅花党与绣花鞋”的故事。故事里充满神秘而恐怖的悬念，常常引起小伙伴尖叫，有的还吓得又哭又喊，使这神秘的葡萄架越发瘆。接着肯定有人捂着耳朵，一溜烟地慌慌张张跑回家，咣当一声门撞上了，此时周围更加寂静了。我似乎看见葡萄架下，还存留着双双闪亮眼睛……这个夏夜，让人感到彻骨的冷，冷得心里颤抖抖的，可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大家熬不住好奇心又都聚集在葡萄架下。
记得一天晚上，广播说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到学校参加庆祝活动。每人手拿花环（是各种彩色皱纹纸扎成），排着队欢呼雀跃着上了街，“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得尽情，跳得奔放。由于我是班领队，我比别人更加多了一份“豪迈激情”。每次哥哥姐姐他们这些中学生，一定是要到天安门去游行庆祝，而我们这些小学生们，只在永安里转一圈就打道回府了。我很沮丧，一是没欢呼够、激情还没来得及迸发；另外更主要的是害怕回家，这时，爸爸妈妈肯定是没回来，哥哥姐姐更早着呢，他们在天安门且得蹦一阵子哪。我快速冲进那没有人的家门，不敢开灯，来不及脱衣服，更不要说洗脸洗脚了（以前这些都有阿姨监督的）倒头捂上大被子。黑夜，我怕看见门后的衣架，那挂着衣帽的架子——活脱一藏匿在黑暗中的梅花党；我怕床底下端端正正摆放一双绣花鞋；更不敢黑暗中往窗外探去，想象着当窗帘掀起刹那，葡萄架下的双双眼睛与我隔窗相对，那我该怎么办（至今我深怕此举）？
曾有人向我爸爸反映过，说我爸爸那屋窗外丝瓜架下、蔡伯伯家葡萄藤下夜里常有灯光，可能是美蒋特务在用发报机发情报。还有人说，我家阳台上半夜常有人坐着……，如此等等，想到这些，我的想象之锁就会不停地开关，带着恐惧我渐渐地进入梦的世界。有时一觉醒来，头发还湿乎乎地粘在脑门上、贴在耳根旁——那一定是没出息的“小溪”涓涓不断始然。白天葡萄藤恢复了一切的翠绿，它随风轻轻摇曳着，依然那么可人，人们依然各自忙着。我围着它转了好多圈，总想找到那双双惊恐、扭曲的眼睛，却怎也找不到……会不会是到了夜里才从葡萄架下的土里钻出来？
当然，也有欢快的夜晚，由于我们两家阳台是对接的那种，我们两家阳台大吸顶灯一开，别提多亮了！我们玩起了“红灯、绿灯”、“人、枪、鬼”、“跳房子”等等游戏，从我家跑到海妮家，从海妮家再跑到我家，阳台上充满了欢乐的脚步声。如果我的哥哥姐姐参加了，准没我的份儿了，他们嫌我小总被逮着——不好玩。他们不带我玩的时候，就只能坐靠在阳台边沿低矮的护栏上，在旁边凑热闹起哄架秧。偶尔也会蹲在蔡伯伯家的门前，隔纱窗门与小豆豆没大小地逗说两句，因为他只能一个人静静坐在黑暗中观望哪。
那一阵，爆发“革命”了，我们停学了。很多人家门上用毛笔饱蘸浓墨书写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时在家我很少见到爸爸妈妈了，晚上待他们回来我早已进入梦乡。家里一切暂由大哥代管，每天有一堆作业——背诵老三篇、背诵毛主席语录及一切最新指示。哥哥说这是爸爸交待必须完成的，到时会检查，我只好规规矩矩听从安排。中间哥哥也会让我们休息“放风”，我会一遛烟儿地冲出去，与望春、小妹、小七玩着人落人的倒立；我会从一楼我家借楼墙多出的边边角角攀爬到二楼的涛涛家 ，坐在她家窗台上把腿搭在窗外大呼小叫着；我会跑到三毛家用手沾着炸酱抹馒头……每次都还没尽兴耍开，那边哥哥就叫上了，到时间了，回家！此时，我无论爬得多高、坐在多么险之处，我都会叽里咕噜地跑回家，我特别怕哥哥告诉爸爸我的“劣迹”——非常时期，爸爸对我们尤其严厉。
一次，我吸吮着一支3分钱的小豆冰棍在阳台上显摆着，突然对着正在轮椅上晒太阳的小豆豆喊叫起：小豆冰棍，小豆冰棍，我以后就叫你小豆冰棍了……刹那，我惊了，小豆豆流泪了，点点泪珠缓缓往下滴去，我意识到我干了错事，留恋的撇了一眼掉在地上没吃完的小豆冰棍就跑回家了……很久很久我都怕看见小豆豆，更怕他那双眼睛。
一天，葡萄架下传来特别好听的歌声，歌声吸引了我们一群孩子，我们坐靠在晾台台沿边上围作一团。原来是蔡伯伯家来了一个小女孩，她要考什么文工团，在我们使劲要求下，她一首一首不停地唱着“耶吧，赛欧迷吧……”好多好多，真好听！我从来没听过，好像是阿尔巴尼亚歌曲。反正与姐姐小彬最爱唱得“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让我们荡起双桨……”“麦浪滚滚闪金光……”“天上布满星……”“我们的田野……”完全不同。姐姐总是藏在厕所里唱歌。我总缠着外来的小姐姐，在葡萄架下让她教我唱歌，舌头不利索地跟着打转。哈……哈……舌头没打直，肚子快笑破了。后来，这个小姐姐不见了，海妮告我她没考上文工团，就悄悄地回徐州去了。为此,我着实不高兴了几天，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呢，我还想跟她再学几首歌呢。
海妮的大姐从遥远的什么地方来了，她要杀鸡。她不敢用刀割气管那种杀法，而是端来一盆水，然后牢牢攥着鸡翅膀，楞是把鸡的小脑袋按进水盆里憋死……这一切都是在葡萄架下完成的。我蹲在那儿看，想着我游泳时被水呛的感觉， 想着我在家端盆水练“扎猛子”憋气的感觉。鸡疯狂地扑腾着，翻翻憋红的小圆眼睛望了我一眼，狂蹬几下的小细腿慢慢伸直了，葡萄架下土被挠出道道划痕。那无助的、埋怨我的眼神总不停地扯拉着我，以至多天过去了，那块划痕依旧的土地，仍是我视线寻觅之处。
有时，姐姐和海妮都不在家。我会蹬个小凳子趴到前面阳台上，盼着她们早点回来，她们从学部领到的《批陶战报》到王府井去卖，3分钱一份，这种事她们绝对不带我去，怕我添麻烦，怕我丢在王府井，怕我……反正我知道求也不会带我去。如果顺利，她们回来就早。有时会让我等很长很长时间，趴在阳台我想象着她们是不是像《红岩》里，卖《挺进报》的人那样吆喝着、叫卖着。
一天在家，闲着无聊，手指触摸着爸爸书架的书从这头捋到那头，又从那头捋将回来——感觉着书的薄厚、感觉着书的新旧，突然发现《文学概论》《美学原理》等书署名都是蔡仪。他写的书的内容我看不懂，太深奥了，何况我只是一个一年级的小豆包。不过看到他这样多的书，蔡仪伯伯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比以前更高更大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夜之间，院里很多小孩子，突然互不说话了，也不一起玩了。他们都比我大，都是我平日里的好朋友，我不知该站在哪一头儿好，更不知谁愿意带我玩儿？尤其是我信任的海妮，眼见地对我冷淡下来，她已不再带我去做好事了。我们同时出现在阳台的时间不多了。为什么会这样？谁向谁开始“宣战”的？是谁向谁彻底决裂？我始终是雾水一头。总之，从阳台上飘出的欢笑声、葡萄架下划出的尖叫声，我们的童年都随着渐渐深入的“革命”一点点地逝去了……
这些事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群孩子随自己的父母，先是经历了下放五七干校，后来又跟着返回北京，再后来就是自己上学、工作，直到结婚生子为人妻为人母，如今都已经成了中年人。当我再注意到这熟悉的葡萄架时，那里剩下的只是光秃秃的架子。架子上拉扯弯曲的铁丝，只有晾晒的几件衣服，随风轻轻地摇动着，仿佛在诉说着往日的故事……
“哈，哈……姥姥，到了秋天我就帮您扫落叶呀！”女儿的喊声把我从回忆中拉回，这时我才意识到那过去了的年代，好象很久远又好象很临近，因为这毕竟是那个特殊年份经历的事。
望着欢笑雀跃的女儿，我努力将我的思绪扯拽回来，努力将心情抹得与女儿一样平整，然而不听话的眼泪充盈着眼眶，相互碰撞打转着慢慢地沿颊而下，滴落在了片片残叶上，滴落在被女儿扎紧的塑料袋中，永远地滴落在逝去的春色中……
文：王素蓉 2003．4．24
春露头儿了。太阳照在身上暖暖的，人们也不像冬天那般缩脖耸肩的，街上行人的步伐也似乎放慢了，女儿阿萌说，姥姥家后院里那些落叶，还都躺在那儿，经过一冬天的风吹雪沤，恐怕早就烂得乱七八糟了，我们帮助扫扫去吧！女儿懂事了，我一面暗自嘉许一面顺口应着，何况是为我的妈妈干活呵……
到了她姥姥家一看，那些枯叶片儿铺落一地，比我想像的还要多。 我不停地扫着抠着枯叶，把它们归拢成一堆儿一堆儿，女儿在姥姥的指挥下，把这些成堆的落叶，不停地往塑料袋子里装。一个又一个大塑料袋，装得满满的鼓鼓的，再也装不下去了，整齐地排列在那儿。可是地面上的枯叶，却一点儿也不显少，今年的落叶实在多。
从后阳台上望下去，看看邻居家的院子。左边邻家收拾得干净利索，甚至地面还铺漫上了石砖，一盆盆花吐着嫩绿的小芽，好似刚刚睁开眼的婴儿，正在努力地探望这大千世界，个个都是那么可爱。转头再往右边看去，一股莫名的酸楚情绪，像雾似的不由地升腾起来，朦朦胧胧地罩在心头。那些久远的往事，原以为早离我而去，不曾想依然没有走出我的视线……
靠右边与我家相挨的两家邻居，一家是九月派诗人之一的袁可嘉先生家；再过去一家是已故去的评论家、美学家蔡仪先生的家。这两家后院的败草、落叶慵懒地散落各方。厚厚的干卷着的落叶相挤相挨，完全是一片狼籍的景象，倘若不慎掉入一点火星，就会燃起烈火浓烟。当然，袁先生一家迁往美国多年，这里早已是人去屋空，这院子自然不会再有人打理。
看着这眼前荒败的院落，雾般的幻像依然在涌动，不知不觉间，往事竟然一点一点地清晰开来。那是三十多年前，我家曾与蔡仪先生家相邻，尤其两家的后阳台很大很大，是对接的那种，又共用一条通道走下后阳台，两家就自然而然相处亲近。那时，我可不知道蔡仪先生有何等知名？在我眼里他只是个邻家伯伯，我每天有时趴在阳台边沿，看着这位不苟言笑的伯伯，精心地收拾着高大葡萄架，或者看他用那个大喷壶浇花，喷射出来的弧线水珠儿，随蔡伯伯手臂不停上下摇晃，常常让我这个小不点看得入迷，这简直就是一幅五彩缤纷的画。
葡萄藤从吐绿到挂上葡萄珠，我天天在那儿等呀看呀，盼望它们能早点变紫成熟。那时和我一起看葡萄的常客，还有小豆豆，他是蔡仪伯伯的儿子，他一直坐在轮椅上。在蔡伯伯工作累了的时候，会推出小豆豆晒太阳，而他自己一头扎进他的葡萄世界。此时，我会站在阳台边沿的石台上，向蔡伯伯报告着：小芽的出现，小虫的爬向，葡萄叶的卷边发黄，葡萄藤的所有新动态和种种我认为不好的情况。如果，今天我作业完成得快，蔡伯伯他们还没出来，我就趴着窗户向屋里观望，望望躺在床上的豆豆，望望伏案工作的蔡伯伯，想着他们出来的时间，有时甚至会爬坐在窗台上，隔窗与躺在床上的小豆豆聊天。我说的这位小豆豆，其实比我大好多好多，他因患有小儿麻痹，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行走……
有时，我也会跟蔡伯伯的女儿海妮，坐在充满幻想的葡萄架下，玩充满幻想的“过家家”，对女孩子来说那滋味很美妙。我说的所谓美妙充满幻想的家，就是碗里装满糖豆，碟里摆满各种小石头、果核和葡萄——还是最紫的那种。这样我们就也非常满足了。
蔡伯伯家，还有一位“李嫂”，她那丝丝闪亮的齐耳白发，上边没见任何饰物，却永远那么规顺。李嫂有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经常一边麻利的干着活一边用我听不懂的话向我咕哝着，我也就胡乱地点头答应着，极不礼貌地应付着这位奶奶级的李嫂，李嫂却只能显出极无奈的微笑……她知道我没听懂她的话！只有我家的阿姨出来与她聊时，她才会露出排排好看的白牙——笑得舒坦极了。
记得一天，海妮带我一起去拾马粪。那时候提倡学雷锋做好事，也不知怎么的，就想起去拾马粪？拾马粪算是做好事吧，反正，是海妮带我去的，她比我大，我屁颠屁颠地跟着她。那会儿的长安街，行驶的车辆不算多，管得也就不太严，马车也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可能是为了街道的清洁，宣传让马车出门给马带粪兜子。那是一辆双套马车，拉着从冰窖里买来的冰，朝建国门桥方向走去。我俩跟着这辆马车，从头道街（日坛路）一直到建国门桥。六十年代可不是现在这样的立交桥，好像建国门桥下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护城河，再往北拐上什么路就是去冰窖的路。我俩跟马车夫一边聊一边走路，做“出门带粪兜”的宣传，手里还拿着小铲和小桶，时刻准备马尾巴翘起接货——马粪。我们做完宣传回到家，竟提了满满一小桶马粪，这桶“硕果”不能它用，自然赏给了高大的葡萄藤。蔡伯伯一看就笑了，可是他并未表扬我们。他拿起小镐头，在葡萄藤根附近，挖了个不大的坑，将马粪沤了下去，一切都在不言之中进行着，我和海妮却叨叨不停，汇报着一路的“战况”。哈……哈……一串爽朗的笑声，在小院里响起，这就算是蔡伯伯对我们的奖励了。
一天，海妮在屋外的一声叫喊，吓了我一大跳，以为发生了什么怪事呢，我窜出去一看，原来是一队小螳螂足有十多只，正顺着葡萄藤一点点地往上爬，这些螳螂大概也就指甲盖那么大点儿，绿色的身躯跟葡萄叶一样绿，头前举着两把“大刀”，嫩嫩的想“刀”又“刀”得了谁呢？我们俩跳上石沿台上，踮起脚，看着这些小东西爬行，还不住地给螳螂鼓劲儿，喊：“跨…跨……”海妮说，这是一群刚出生的小螳螂，它们的爸爸妈妈，还不知在哪儿哪，怪可怜的。听了她说我赶紧冲回家去，找来一个有机玻璃小盒子。大胆的海妮把这些小东西，一只只抓到盒子里，它们就算有了个家了。它们在自己的家里，互相挨着挤着，相互“刀着”玩耍，显得是那么高兴……
那会儿正是“三忠于”年代，孩子总是学着大人的行为。有一天在宽敞的台阶上玩，海妮教我把各种色彩的废牙刷把锯成一截一截，然后把两边在台阶上磨平，认真地刻上“为人民服务！”、“毛主席万岁！”等字样，学着大人们的样子表示心愿，只是字迹显得很拙笨。我们还捡了许多碎的瓷片，将各种小花边一点点敲成揩甲盖大小，攒了一捧又一捧，海妮都让我保管着，做什么用她未告诉我。有时还趴在阳台上，我们玩羊拐、沙包。没有羊拐时，就拿杏核替代，选四个同样大小的杏核，洗净，在两面涂上颜色，就可以随意耍玩了。我们玩的这些玩艺儿，经常引来别的楼的孩子，争着抢着跟我们一起玩，我们的笑声和欢叫声常常飘荡在院子里。
我们最愿意玩的地方就是葡萄架。葡萄架有阴凉而且很有神秘感，特别是在夜幕降临时，微风轻轻地吹抚过，葡萄叶子发出沙沙声，月光把斑驳的树影洒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显出几分神密、几分恐怖，就像置身于西双版纳原始森林！葡萄架下聚集着几个楼的孩子，有时玩各式各样的游戏，有时就听年长的孩子讲故事，有天不知是由谁开的头儿，讲起了“梅花党与绣花鞋”的故事。故事里充满神秘而恐怖的悬念，常常引起小伙伴尖叫，有的还吓得又哭又喊，使这神秘的葡萄架越发瘆。接着肯定有人捂着耳朵，一溜烟地慌慌张张跑回家，咣当一声门撞上了，此时周围更加寂静了。我似乎看见葡萄架下，还存留着双双闪亮眼睛……这个夏夜，让人感到彻骨的冷，冷得心里颤抖抖的，可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大家熬不住好奇心又都聚集在葡萄架下。
记得一天晚上，广播说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到学校参加庆祝活动。每人手拿花环（是各种彩色皱纹纸扎成），排着队欢呼雀跃着上了街，“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得尽情，跳得奔放。由于我是班领队，我比别人更加多了一份“豪迈激情”。每次哥哥姐姐他们这些中学生，一定是要到天安门去游行庆祝，而我们这些小学生们，只在永安里转一圈就打道回府了。我很沮丧，一是没欢呼够、激情还没来得及迸发；另外更主要的是害怕回家，这时，爸爸妈妈肯定是没回来，哥哥姐姐更早着呢，他们在天安门且得蹦一阵子哪。我快速冲进那没有人的家门，不敢开灯，来不及脱衣服，更不要说洗脸洗脚了（以前这些都有阿姨监督的）倒头捂上大被子。黑夜，我怕看见门后的衣架，那挂着衣帽的架子——活脱一藏匿在黑暗中的梅花党；我怕床底下端端正正摆放一双绣花鞋；更不敢黑暗中往窗外探去，想象着当窗帘掀起刹那，葡萄架下的双双眼睛与我隔窗相对，那我该怎么办（至今我深怕此举）？
曾有人向我爸爸反映过，说我爸爸那屋窗外丝瓜架下、蔡伯伯家葡萄藤下夜里常有灯光，可能是美蒋特务在用发报机发情报。还有人说，我家阳台上半夜常有人坐着……，如此等等，想到这些，我的想象之锁就会不停地开关，带着恐惧我渐渐地进入梦的世界。有时一觉醒来，头发还湿乎乎地粘在脑门上、贴在耳根旁——那一定是没出息的“小溪”涓涓不断始然。白天葡萄藤恢复了一切的翠绿，它随风轻轻摇曳着，依然那么可人，人们依然各自忙着。我围着它转了好多圈，总想找到那双双惊恐、扭曲的眼睛，却怎也找不到……会不会是到了夜里才从葡萄架下的土里钻出来？
当然，也有欢快的夜晚，由于我们两家阳台是对接的那种，我们两家阳台大吸顶灯一开，别提多亮了！我们玩起了“红灯、绿灯”、“人、枪、鬼”、“跳房子”等等游戏，从我家跑到海妮家，从海妮家再跑到我家，阳台上充满了欢乐的脚步声。如果我的哥哥姐姐参加了，准没我的份儿了，他们嫌我小总被逮着——不好玩。他们不带我玩的时候，就只能坐靠在阳台边沿低矮的护栏上，在旁边凑热闹起哄架秧。偶尔也会蹲在蔡伯伯家的门前，隔纱窗门与小豆豆没大小地逗说两句，因为他只能一个人静静坐在黑暗中观望哪。
那一阵，爆发“革命”了，我们停学了。很多人家门上用毛笔饱蘸浓墨书写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时在家我很少见到爸爸妈妈了，晚上待他们回来我早已进入梦乡。家里一切暂由大哥代管，每天有一堆作业——背诵老三篇、背诵毛主席语录及一切最新指示。哥哥说这是爸爸交待必须完成的，到时会检查，我只好规规矩矩听从安排。中间哥哥也会让我们休息“放风”，我会一遛烟儿地冲出去，与望春、小妹、小七玩着人落人的倒立；我会从一楼我家借楼墙多出的边边角角攀爬到二楼的涛涛家 ，坐在她家窗台上把腿搭在窗外大呼小叫着；我会跑到三毛家用手沾着炸酱抹馒头……每次都还没尽兴耍开，那边哥哥就叫上了，到时间了，回家！此时，我无论爬得多高、坐在多么险之处，我都会叽里咕噜地跑回家，我特别怕哥哥告诉爸爸我的“劣迹”——非常时期，爸爸对我们尤其严厉。
一次，我吸吮着一支3分钱的小豆冰棍在阳台上显摆着，突然对着正在轮椅上晒太阳的小豆豆喊叫起：小豆冰棍，小豆冰棍，我以后就叫你小豆冰棍了……刹那，我惊了，小豆豆流泪了，点点泪珠缓缓往下滴去，我意识到我干了错事，留恋的撇了一眼掉在地上没吃完的小豆冰棍就跑回家了……很久很久我都怕看见小豆豆，更怕他那双眼睛。
一天，葡萄架下传来特别好听的歌声，歌声吸引了我们一群孩子，我们坐靠在晾台台沿边上围作一团。原来是蔡伯伯家来了一个小女孩，她要考什么文工团，在我们使劲要求下，她一首一首不停地唱着“耶吧，赛欧迷吧……”好多好多，真好听！我从来没听过，好像是阿尔巴尼亚歌曲。反正与姐姐小彬最爱唱得“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让我们荡起双桨……”“麦浪滚滚闪金光……”“天上布满星……”“我们的田野……”完全不同。姐姐总是藏在厕所里唱歌。我总缠着外来的小姐姐，在葡萄架下让她教我唱歌，舌头不利索地跟着打转。哈……哈……舌头没打直，肚子快笑破了。后来，这个小姐姐不见了，海妮告我她没考上文工团，就悄悄地回徐州去了。为此,我着实不高兴了几天，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呢，我还想跟她再学几首歌呢。
海妮的大姐从遥远的什么地方来了，她要杀鸡。她不敢用刀割气管那种杀法，而是端来一盆水，然后牢牢攥着鸡翅膀，楞是把鸡的小脑袋按进水盆里憋死……这一切都是在葡萄架下完成的。我蹲在那儿看，想着我游泳时被水呛的感觉， 想着我在家端盆水练“扎猛子”憋气的感觉。鸡疯狂地扑腾着，翻翻憋红的小圆眼睛望了我一眼，狂蹬几下的小细腿慢慢伸直了，葡萄架下土被挠出道道划痕。那无助的、埋怨我的眼神总不停地扯拉着我，以至多天过去了，那块划痕依旧的土地，仍是我视线寻觅之处。
有时，姐姐和海妮都不在家。我会蹬个小凳子趴到前面阳台上，盼着她们早点回来，她们从学部领到的《批陶战报》到王府井去卖，3分钱一份，这种事她们绝对不带我去，怕我添麻烦，怕我丢在王府井，怕我……反正我知道求也不会带我去。如果顺利，她们回来就早。有时会让我等很长很长时间，趴在阳台我想象着她们是不是像《红岩》里，卖《挺进报》的人那样吆喝着、叫卖着。
一天在家，闲着无聊，手指触摸着爸爸书架的书从这头捋到那头，又从那头捋将回来——感觉着书的薄厚、感觉着书的新旧，突然发现《文学概论》《美学原理》等书署名都是蔡仪。他写的书的内容我看不懂，太深奥了，何况我只是一个一年级的小豆包。不过看到他这样多的书，蔡仪伯伯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比以前更高更大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夜之间，院里很多小孩子，突然互不说话了，也不一起玩了。他们都比我大，都是我平日里的好朋友，我不知该站在哪一头儿好，更不知谁愿意带我玩儿？尤其是我信任的海妮，眼见地对我冷淡下来，她已不再带我去做好事了。我们同时出现在阳台的时间不多了。为什么会这样？谁向谁开始“宣战”的？是谁向谁彻底决裂？我始终是雾水一头。总之，从阳台上飘出的欢笑声、葡萄架下划出的尖叫声，我们的童年都随着渐渐深入的“革命”一点点地逝去了……
这些事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群孩子随自己的父母，先是经历了下放五七干校，后来又跟着返回北京，再后来就是自己上学、工作，直到结婚生子为人妻为人母，如今都已经成了中年人。当我再注意到这熟悉的葡萄架时，那里剩下的只是光秃秃的架子。架子上拉扯弯曲的铁丝，只有晾晒的几件衣服，随风轻轻地摇动着，仿佛在诉说着往日的故事……
葡萄藤在哪儿？抚弄葡萄藤的人又在哪儿？没有人告诉我。再也看不到碧绿透紫——让我充满幻想的葡萄园；再看不到耀眼的白发苍苍——蔡仪伯伯那寸立白发、老李嫂那丝丝会闪光的银发；再也看不到那永远闪着忧郁眼神的小豆豆，他们先后都已随风而去了；而远在大洋彼岸那边的海妮与我已是那么的陌生、那么遥远、那么模糊……
“哈，哈……姥姥，到了秋天我就帮您扫落叶呀！”女儿的喊声把我从回忆中拉回，这时我才意识到那过去了的年代，好象很久远又好象很临近，因为这毕竟是那个特殊年份经历的事。
望着欢笑雀跃的女儿，我努力将我的思绪扯拽回来，努力将心情抹得与女儿一样平整，然而不听话的眼泪充盈着眼眶，相互碰撞打转着慢慢地沿颊而下，滴落在了片片残叶上，滴落在被女儿扎紧的塑料袋中，永远地滴落在逝去的春色中……
文：王素蓉 2003．4．24
（此文已收入《长江文艺六十年从书——散文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