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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6周年影视展播》
日本电影：《啊　海军》
[海报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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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日本右翼立场的太平洋战争经典彩色片。日本导演村山三男代表作。1933年至1945年冲绳战役前夕，两位出身贫寒、情同手足的日本青年的成长经历和战争命运：投考海军学校的甲狂妄自大、功利心膨胀，薄情寡义换来春风得意，终成军国主义马前卒；投考陆军学校的乙安分守己、富有同情心，愤世嫉俗导致山穷水尽，终成军国主义牺牲品。影片重点塑造了主人公甲作为海军航空队军官坚刚强硬的形象和性格，其间的空战重头戏为主人公甲率六架零战为山本五十六将军视察所罗门群岛前线部队护航，途中迎战18架P-38战斗机……历史感很强，政治倾向明显。主人公甲扮酷耍帅的表现和极端的观念情感均令人难以认同。中村吉右卫门、宇津井健、峰岸隆之介、森雅之、成田三树夫、梓英子等主演。
[剧情资料]
导演: Mitsuo Murayama
编剧: 菊岛隆三 (Ryuzo Kikushima) / 石松爱弘 (Yoshihiro Ishimatsu)
主演: 中村吉右卫门
类型: 剧情 / 战争
制片国家/地区: 日本
语言: 日语
上映日期: 1969
片长: USA: 122 分钟
又名: 啊！海军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日本军阀掌控政局，普通日本民众也及其亢奋，昭和9年四月，来自贫苦农村的少年平田一郎考入著名的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在特殊的教育下，自己逐步成长为一名卓越的舰载航空兵士官，毕业后拒绝了暗恋自己的富家女，毅然参加了刚爆发的太平洋战争，驻扎在日军拉包尔空军基地，目睹日军自中途岛海战后由盛而衰，各种物资抓襟见肘，战斗也变得越发惨烈，随后他的童年挚友命丧瓜岛，自己也在美军在所罗门群岛截袭山本五十六的行动中受伤，并返回日本，受命在母校担任教官，故地重游，感慨万千，最后作为日军仅剩下的卓越飞行员，临危受命于冲绳战役......
[精彩影评]
《啊！海军》的反响与反思
中国人对《啊！海军》这部影片感兴趣，不仅是因为近代中日两国错综纠葛、情感复杂的关系，还因为一部舶来的历史电影竟然可以进入现代政治，和毛泽东、林彪这些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响当当人物联系在一起。当年林彪之子、担任中国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林立果看过作为“内部放映”引进的《日本海大海战》、《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三部电影后，极端推崇“江田岛精神”，居然将自己秘密组织的反对毛泽东的政治集团也命名为“联合舰队”。随着1971年林彪阴谋的败露，“啊！海军”、“联合舰队”就和“五七一工程纪要”、“林彪反革命集团”等词汇一起并列，成了中国普通老百姓也能琅琅上口的历史名词。
1980年代之后，《军阀》、《啊！海军》等“内部观摩片”解禁，普通人也可以抱着批判态度好奇观赏一番，居然又掀起一阵新的“江田岛热”。这大概算是中国现代史上“怪哉”的奇闻之一。反倒是在影片的原产地日本，就连专门的历史学者也得借助资料才能回忆起这部不甚著名的影片——2008年秋天，有中国媒体记者采访日本京都综合研究所所长佐佐木道博，又提起这部在我国可谓鼎鼎大名的日本电影，据说当时佐佐木显得“有些茫然”。
从《啊！海军》拍摄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特点上看，中国观众的热情和日本专家的茫然都是可理解的。1969年，大映株式会社继续制作其内容庞杂的《啊！》系列二战历史电影。这个系列起自1959年的《啊！江田岛》（又名《海军兵学校物语》），拍摄跨度约十年，包含《啊！零战》、《啊！特别攻击队》及《海军四号生徒》、《空之少年兵》等9部内容不重合的单片，内容并不侧重描写太平洋战争的经过或日本军队的“赫赫武功”，而是着眼于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日本青年人，或曰“最后的昭和一代”（在日本现代史中，“昭和史”特指的是1928年皇姑屯事件到1945年日本战败之间的动荡区间，此后的日本历史一般归入战后史）的精神风貌。《啊！》系列的导演村山三男也不是像东映的松林宗惠那样的旧海军人员，对战争题材的把握经验并不是很足。此君之前最著名的作品是1955年的《杨贵妃》，1960-70年代还为香港邵氏公司导过几部格调不高的三级片，让他来执导这样一批历史题材作品，当然不是看重其再现历史全景的功力，而是希望在刻画人物方面有所突破。1969年的这部《啊！海军》和同题材姊妹作《啊！陆军》（又名《隼战斗队》）是整个《啊！》系列的收山作，既无名导，又无名角（几位主演中，中村吉右卫门是歌舞伎演员出身，一直到出道20多年后的1980年代末才开始走红，宇津井健和本乡功次郎在业内也不算特别知名），更无扣人心弦的故事，自然不符合“青春偶像剧”的噱头；剧情和叙事方式又决定了它不可能是《联合舰队》那样的历史正剧。这样一部影片受到日本观众的冷落，可以说是在情理之中。
另一方面，这样一部失败的作品，当初则是作为“批判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罪证”引入到中国的，这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大映和东宝等几家日本历史电影大户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二战之前，与昭和政府近二十年的“言论统制”、一元化宣传一起成长，在战争期间充当了为日本对外扩张张目的共犯。战后六十余年来，日本文艺界在历史问题上的“靠右站”倾向并无太大改观。就在《啊！海军》上映的1969年，首相佐藤荣作出访美国，以坚持日美安保条约和向美妥协为基础达成冲绳归还案，遭到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广大青年学生的一致抵制，左翼社会思潮和工运、学运正在高潮中，大映在这个时候却在成批出产《啊！海军》一类的反潮流“硬派”电影，无疑是在为佐藤政府的右倾文化、社会和外交政策张目。“缅怀”以忠君、爱国、勇敢、坚忍为核心的“昭和精神”，反击左翼高潮，这是1970-70年代日本战争电影的共性特征。至于其在中国产生的意外反响，倒是始料未及的。
然则时过境迁，到了21世纪的今天，让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日两国青年再来观看《啊！海军》，大概既产生不了多少感动，也少见直接的愤怒和厌恶。大家最惊讶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世界上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
是的，像平田一郎这类言语乏味、行动简洁单调、缺少利益观和“辩证思维”的“政治人”（Homo Politicus），在80后看来实在太难想象了。我们所熟悉的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是以自我需求和自我利益为中心、最现实也最灵活的个人主义者。至于“政治人”，则即使不是疯子也该是被批判的对象。但我们无法回避的是，观察问题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疯子”平田一郎的成长同样是必然和有规律可循的，并且恰恰是由整个历史时代自身所孕育和塑造的。
按照影片的交代，平田一郎是海军兵学校第65期首席毕业（同期生中有珍珠港事件中驾驶“甲标的”战死的“军神”岩佐直治中佐和第204航空队飞行队长宫野善治郎中佐），也就是于1938年3月16日结束在江田岛的学习的。据此推算，他应当在1934年春入校（第65期是海兵最后一届按照四年课程培养的学员，此后因为战局恶化、军官紧缺，学制不断压缩，到第73期以后培养时间居然缩短到了2年又4个月），出生于1915-1918年之间。他的成长时代，恰值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矛盾面临总爆发，“和平”的经济扩张主义破产、军事帝国主义再度勃兴的一个动荡期。像平田及其童年好友本多一样，生于贫困的农村家庭、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都处于最末端的年轻人最容易感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也最容易对政治变革和对外军事扩张产生兴趣。因此平田虽然抱着不满情绪进入海军兵学校（平田最初抱定的志向是进入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更多知识，其实是1920年代大部分日本政治家鼓吹的“和平扩张”、在体制内谋求发展的思维在底层的共鸣），但在教官们的蛊惑和劝导下，那种伴随经济萧条而产生的对社会的不满很快发展为黩武情绪，随后顺理成章地被纳入了“大东亚战争”的轨道。
平田一郎们出生太晚，自海兵毕业后三年即投入一线作战，没有可能介入海军的领导阶层（作为参谋骨干的中层军官中，最年轻的奥宫正武、千早正隆等人也是海兵第58期毕业），甚至因为起点太低、资历和官阶都不足，不可能像第60期之前的青年军官们一样很快就在领导和指挥能力上崭露头角，等待他们的几乎只有当炮灰一途。同期187人中，像虚构的平田一样在战败前已经升到少佐阶（现实中的海兵65期生里，宫野善治郎和那位“军神”岩佐直治都是在战死后被认为“事迹壮烈”、破格追晋二级才升到的中佐；后来的历史学家富士信夫战败前已经升任第29航空战队参谋，军衔也只是少佐）的不过凤毛麟角，大多数人还来不及从军国主义的扩张成果中分一杯羹，就在中后期残酷的岛屿海空消耗战中丢掉了性命。平田1939年春从海兵65期毕业，随后从1939年9月到1940年4月接受了为期8个月的飞行学生第32期教育（此系根据实际届别推算，与影片的交代大致吻合），随后以中尉军衔到航空本部任职。照此推断，开战时他应该是一名指挥9架战斗机的大尉分队长。在平田表现最活跃的拉包尔航空战时期（自1942年夏到1943年末），他已经是一名空中经验3年以上、军衔升至少佐的飞行队长了。和著名的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中尉一样，平田一郎似乎从来也没有在航母飞行队服役过，在调回海兵担任教官之前一直是在基地航空队作战。而他最终也未能凭借战功和资历升任不须执行战斗任务的飞行参谋（通常为中佐衔），而是在1945年冲绳战役的最后阶段被迫重回战场。影片虽然没有交代平田最后的结局，但可以推测，如果他在冲绳的“菊水特攻”中战死，将被追晋两级军衔、以大佐阶进入靖国神社，时年约30岁。这在当时的海军飞行员中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成绩了（作为对比，出身海兵62期、参加过珍珠港攻击的第121航空队飞行队长千早猛彦在1944年战死时为31岁，追晋二级军衔成为大佐，在日本海军飞行员中是前无古人的纪录）。
除去这些读者们多少知晓、实际描述中也是连篇累牍的关乎平田军旅生活的情节，另一个为我们好奇的无疑是他的感情生活。从影片的情节发展上看，平田并非纯然的冷血之人，少年时代受到地主女儿的照顾，两人间难以言说的暧昧情感，乃至多年后重逢时的唏嘘，和他“政治人”的形象多少有点格格不入。但平田终究还是因为他所信奉的某种“报国”、“尽忠”理想而放弃了个人爱欲，最终完成了政治人人格的自我塑造。这就是基尔克果所言的“弃绝”（Rejection）——个体必须与自己的有限偶在（爱欲）诀别，通过献身某种伟大的行动而献身到整个民族甚至全人类的无限恒在中去。靖国神社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大众动员设施：只要日本国民为现人神的天皇光荣战死，每个人都可以成佛，都将化为无限的恒在。只有在无限的恒在中才有偶在个体的终极性生存理由，弃绝无限的“大日本帝国的荣耀”，有限偶在的个体据说就丧失了活着的理由。因为社会性的“报国”，平田终于放弃了个人性的爱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令本来应当是个人性的爱欲、亲情、友情等等品性全部附着于社会性的恒在目标（例如，和战友的情谊、对母亲的情感处理，在平田看来都只有在服务于“帝国的万世光荣”才有意义。甚至于他最初基于实际社会经济状况而产生的对政界和体制的不满，在恒在之下也神奇地被消弭了）。
比较起来，经济人喜欢计较利益得失，不仅要问“我为国家做了什么”，还经常反问“国家为我做了什么”；而平田一郎之类的政治人似乎更接近爱国者的本来形象，只有责任意识，没有利益观。在某个时代，我们绝对拒斥前者，认为经济人既贪婪粗鄙又猥琐卑下，似乎只有政治人才是高贵和神圣的；如今我们又高呼其实人性本来就低下，经济人选择才是既舒服又稳固，政治人倘不是别有用心的阴谋家就是傻瓜、疯子。仔细想来，两种情况似乎都比较奇怪。因为倘若有神圣而万世不朽的东西，这种东西应当且必然是合乎自然的（by Nature），既不可能像政治人一样，把“帝国”、“忠魂”或者其他什么由现代人生造出来的观念随便就拿来膜拜了，也不可能像经济人一样，把人随随便便就降到了一个“低而稳固”的基础上（这种“稳固”内部蕴涵的其实正是极端的不稳固）。
无视古典时代的良识（Knowledge of Good），意味着丧失了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而这种丧失的两个侧面在《啊！海军》中都是有所体现的：平田是一个全无判断力的平面人，而影片似乎是想高扬的另一类人（无论是取材于井上成美中将事迹的井口校长还是山本五十六），仔细分析起来也是大有问题的——山本和井口是理性的经济人，但他们最关心的其实并不是“战争是否应当”，而是“有没有打赢的把握”、“打不赢又该如何生存”。换言之，是败战问题而非开战问题。而1945年以后的东京审判，由于受到国际局势和外部力量的左右，实际上也是退化成了对“败战者”的公审，正义问题被一带而过。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一直到战后60多年的今天，历任日本首相顶着反对声去参拜的仍然是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的是战死的军人及其家属，即已经把个人的偶在生命奉献给了后来被证明只是胡说八道的“无限恒在”的那一部分人。按照日本政府“不带感情色彩”、冠冕堂皇的说法，这些人代表的是战争中的亡者，所以应一视同仁。我们不由得想到，原来广岛、长崎那些悲惨死去的原子弹遇难者（日本政府倒是经常用“被爆者”一类确实既含糊又没感情的词语称呼这些人）其实不算“战争中的亡者”，他们没有为“无限恒在”做过贡献，所以死了也是白死。只有“战死者”才算“亡者”——多么残酷又可笑的逻辑！
《啊！海军》并非军事电影史上的经典，甚至在原产国都掀不起多少波澜，但它展示的主题显然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那就是“人”。当激昂的《元寇》乐曲声响起，当平田一郎凝望唱起《江田岛健儿之歌》的后辈海兵学子，当我们发现这个精神总是高度紧张的“政治人”也有同情、友爱、孝顺等自然道德，但这些道德却总是被有意识地扭曲和放置到次要位置的时候，那个困扰人类几千年的问题又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或者，引用法国作曲家Ropartz充满文艺气息的发问：“Qui nous dira la raison de vivre（谁会告诉我们活着的理由）？”
（原文载《现代舰船》2008年第12期A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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