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泽梓超市封面:请教一下国民党军队军衔的演变知识？

1936年国军施行的加衔制度加衔制度之根源是来自封建社会，小时候听评书《岳飞传》，岳飞就是加少保，清朝末期也依然延用此种加衔制度，如：1910年12月17日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段祺瑞赏加侍郎衔，而于清朝旧式官制并行之新军军衔制度，作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军衔体制，也借鉴了此制度，如：1911年4月7日曹锟赏给陆军副都统衔（陆军中将衔）；1911年4月12日郑汝成赏给海军协都统衔（海军少将衔）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也沿用了此制度，如1912年1月15日授予柏文蔚陆军左将军加大将军衔，而北洋时期则完全照搬了这套制度，如：1912年12月16日王天培授予陆军少将并加中将衔，1913年8月20日郑汝成加海军上将衔等，包括1935年以前国民革命军的加衔制度，都是一种普遍性质的加衔制度，不分军种，不分等级，各级也没有员额限制，只是作为战功等奖励或因为资历以及各级晋升服役年限等因素不能直接晋级而用。1935年国军实行新军衔的原因之一，就是上将人数过多过滥，所以制定新军衔制度时规定了上将有 一定的员额限制，只有上将出缺，才能晋补，保证上将真正成为一种的崇高位阶。因为严格执行此规定，导致了许多陆军中将虽然符合晋升上将条件而无法晋升的问题出现，国民政府遂于1936年9月特别颁布《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给予这部分中将加上将衔，但此规定只有陆军中将才有加衔，这种因为上将有员额限制而特别制定的加衔制度显然与晚清新军、北洋政府时期的加衔制度是同源而不同质。四、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我军人员的军衔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我党领导的军队改编后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编为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部队编制、军服等均改为国民革命军体制，许多我军“高、中级指挥员都有了军衔，……叶挺临危受命，于1937年10月，出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1937年9月，蒋介石为表示与各党派的团结和笼络人心，特邀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还授予中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即中将军衔的人月薪为160大洋，而周恩来被特准享受每月240大洋的上将待遇”；其实这是一种职务军衔，而非正式军衔。1935年国民革命军实行新军衔制度后，正式军衔与职务军衔有严格区分，各成系统，正式军衔是由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根据职务、资历、学历、战功等情况综合考虑，由铨叙厅正式叙任，并由国民政府颁发任官状的军衔，非特殊情况褫夺外，均不随职务变更而变更；而职务军衔做为临时军衔，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任职令，以职务为主，军衔附属于职务，并且随职务变更而随时变更，他注重的是职务而非军衔。正式军衔实际是对将领资历、战功和任职资格等的一种肯定。我军人员当时之国民革命军军衔明显是职务军衔，实际只是对任职本身的肯定，职务一旦变更，该军衔也即失效。和周恩来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黄琪翔就是个最佳参照，黄琪翔于1933年参加反蒋的福建事变，失败后远走德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战，虽然曾任第八集团军中将总司令，但是一直没有铨叙正式军衔，直到1940年4月13日才被任为陆军中将的正式军衔。而当时参加抗战的第八路军、新四军的我军将领均是职务军衔，所以正确表述应为，叶挺任第四军中将军长、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中将副部长，或者表述为任陆军中将职、任中将职，把这种职务军衔说成授衔会让人产生以为是正式军衔的错觉，有鉴于此，职务军衔行文时应在军衔后面带上职务，以示与正式军衔相区别。再者就是关于周恩来享受上将待遇，这点也不严谨，国军享受上将待遇和支上将薪（也叫领上将俸）也有严格区分的，享受上将待遇正式行文应该是陆军中将照上将待遇，它包括薪俸、服制、年资、抚恤、车辆配备、旅费等均按照上将标准给予；而支上将薪则是只包括发上将薪俸，而其他如服制、车辆配备等都按中将本身标准给予。五、军衔与职务的对应问题军衔和职务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且都有相对应的区间，民国成立时，便对各军事机构和部队的各级职务与军衔进行了相应编制，称为“官级表”，每个职务对应相应的军衔或军衔区间，一般任命职务前后会授予职务相当之军衔，即北洋政府时期所称之补官，官级表中职务所对应之军衔就是职务军衔，而补官所授予军衔就是正式军衔。民国初期授衔相对严格，后来因为政权更迭过频，“一朝天子一朝臣”，所以授衔人数累计相对开始越来越多，到曹锟贿选总统后，更是大量授衔，旅长授予中将成为普遍现象，导致后来有些将领只能戴着中将军衔却任秘书、科长等低职。虽然偶尔也会出现“上校团长陆军步兵中校”这种行文，却并未成为普遍现象，所以北洋政府时期一般正式军衔与职务军衔大体相当，甚至高于职务军衔，所以几乎没有出现称呼职务军衔的情况。而国民政府时期，新的部队或军事机构一旦成立，也必制定机构编制，称为“编制表”，每个职务都编定相应的军衔或军衔区间，但是职务将官编制只有上、中、少将三级，里面没有正式军衔中的一级上将、二级上将、加陆军上将衔之分，所以有书籍称“军事参议院一级上将院长李济深”是明显错误，李济深抗战时期曾任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1946年7月31日任为陆军上将，并退为备役”，属于备役陆军上将。《新中国首次军衔制实录》中“由于张治中的军衔是二级上将，为体现对等原则，军事三人小组中共代表周恩来也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这也不符合实际，作为没有经过铨叙厅正式铨叙的临时职务军衔，没有正式上将员额之限制，也没有加衔，所以周恩来应为军事三人小组中共上将代表。1934年7月24日国民政府为了施行新军衔制度，制定《陆海空军官制表》的同时也制定了《陆军军官佐任职暂行条例》，规定了授予军衔的人，要任相应的职务，但是从1935年4月国民革命军施行新军衔制度起，蒋介石就一直大力“围剿”中央红军，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国军为了抗战又大力扩编部队，抗战结束后又开始整军缩编，不久又悍然发动内战，再次扩编部队，长期的战争，使得军队编制变化极大，各级将领之职务也随之升降，而作为叙任正式军衔的工作程序相当复杂严格，受战争的影响也特别大，加上抗日战争时期军事委员会数次迁徙，使得铨叙工作一度处于半停滞状态，其中1944年最为严重，除了追赠一些去世将领外，铨叙将级军官只有2人。使正式军衔与职务由最初的对应变得越来越严重脱节，甚至到了非常普遍的状况，如抗战中后期许多师长的实际军衔都是上校，甚至中校。其中以廖耀湘最为典型，1944年5月1日任国军五大王牌之一的新编第五军军长，1947年9月任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官，而此时这位蒋介石极其偏爱的黄埔将领，虽然职务晋升迅速，也曾留学法国，可是因为黄埔六期资历实在太浅，其正式军衔仅为陆军骑兵上校，直到1948年9月22日才晋任陆军少将，这种情况大量存在，使得职务军衔过分突显。为了解决这种矛盾，铨叙厅从抗日战争快结束时，一向为逐级晋升的正式军衔开始出现越级晋升，（原来任官条例中规定晋任必须要逐级晋任，不得超越）。如由陆军步兵少尉晋任陆军步兵上尉、陆军步兵中校晋任陆军少将，而于1947年更出现了最惊人的越级晋升，王学臣于该年11月21日晋升陆军少将，而此时的王学臣只是个陆军通讯兵上尉，竟连越四级，堪称传奇。虽然如此，但是许多将领的正式军衔与职务脱轨依然严重，造成许多学者常常采用职务军衔当作正式军衔，这也算是国民革命军研究的一个“特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