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泽梓复出特典:美债谈判是作秀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0 18:49:19

美债谈判是作秀吗?

 

真正的民主制度在重大问题决策中才能发挥作用,正是由于谈判,达到了政府大幅减赤的目的,这才是正正的以人为本!

中国共产党及其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告别‘官国’的历史起点,其代表人物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官国’传统决裂的人。我们也似乎可以依据经验说,官僚政治在任何历史时代都能存在。马克思说,‘这个人是国王,只是因为有别人当做他的臣属。’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官僚政治中帝王百官们的神圣庄严诸相,不过是人为的幻觉。如果老百姓有足够的知识,较高的生活水平,心理上与官吏平起平坐,在职业上允许适当自由选择,再加上有一定法制与机构来保障民主,官僚政治也就难以立足。”总之,“官国”也就是官僚政治之所以能够存在,确实是以劳动者的贫穷与蒙昧为前提的。不迅速提高劳动者——包括一切生产底层的劳工、农民、知识劳动者和公务员的劳动收入,就不能彻底改变劳动大众贫穷与蒙昧的状况,就不可能彻底铲除官僚政治的社会根基,从根本上消除老百姓的不满情绪,从根基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

而一个机构和官员数量庞大、费用高昂的政府,就是滋生官僚政治的最佳温床。不迅速削减政府的开支,就不能彻底铲除这个温床。

因此,中国政治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削减政府开支,增加劳动者收入。使劳动收入在劳动、资本、土地三者的分配比例上占优势,使资本的利润和土地等资源的收益维持在合理的水平上。这样,社会才有公平正义,人民才可能真正当家作主,而不会再一次沦为世界垄断资本势力的奴隶。

庞大的政府及其开支是社会毒瘤

目前的政府的规模有多庞大,开支又有多么惊人呢?请看署名笑傲江湖的网友2009-01-19发表于铁血社区(http://bbs.tiexue.net/2)的文章《从两组数据看中国行政成本世界第一》所披露的一些数据:

  第一个数据是比较一下世界主要国家的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7%

  据香港中评社报道:中国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据了解,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万亿元,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元升至7000亿元,增长达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近年来行政成本与财政收入的比例竟然提升到了惊人的35%。

  再来看一组数据:改革开放后的5次政府机构改革

  第一次:1982年: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编制从5.1万人减为3万人。

  第二次:1988年: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改革后人员编制减少了9700多人。

  第三次:1993年: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减少20%。

  第四次:1998年:不再保留的部委有15个,新组建4个部委,3个部委更名。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

第五次:2003年:设立国资委、银监会,组建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监总局,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组成部门变为28个。

看了这组数据后,我就犯糊涂了,我们的政府机构每次改革都在裁减,完全符合政府提出的精简机构的要求,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行政成本却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人民群众能相信各级政府的庞大规模经过改革已经精简了吗?相反,不断增高的各级政府行政开支,不但表明了各级政府的豪华奢侈,还印证了政府的规模依然是庞大的。

请看部分事实: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2006年7月15日在《中国地方政府毫无遏制到了何种地步?》一文中这样描述道:“有一年在南京讲课完后,乘车去机场,走着走着,眼前突然出现一座美国国会山式的圆顶白色建筑,再定神一看,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政府的机关大楼。当时心中涌出无限感叹:也只有我们的政府部门才能盖出这样气派的大楼。如果说沿海发达地区有钱摆阔气还有情可原,但前年去山东泰安市使我产生了更大的震惊,这个本不富裕的城市,居然在泰山脚下建起了一片足够豪华的政府行政中心,以市政府大楼为主,人大、政法等部门大楼环绕其周,其气魄,其规模,简直可以说无与伦比。那个宽阔的广场绿地足可以与天安门广场媲美。我暗暗地吃惊,在一个人民还这样贫困的泰安地区,这些国家‘公仆’们竟然这样挥霍人民的财产!我们这个共产党执政的政府,还有一点与人民共生共存的思想、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吗?我曾经几次写文章抨击地方政府的奢侈,腐化,曾经数次将这些豪华的政府大厦放到网站上暴光。但无济于事,各地政府的疯狂建行政中心的奢侈之风欲演欲烈。这与历史现象有何差异!任何时代社会资源总是掌握在强势权力集团手中,而任何时代的国民财富都消耗在这个时代统治阶级崇拜的对象之上。在古埃及,法老们崇拜的是高大的金字塔,因此,整个国民财富统统消耗在金字塔的建造上。在古代中国,帝王崇拜的是豪华宫殿和死去的天堂,因此国民财富大都消耗在高城大墓上。在清代,慈禧太后为了建心爱的颐和园居然挪用海军经费。而到了今天,中国社会崇拜的是什么?虽然没有了死后的追求——陵寝大墓,却有了现世的奢侈享受——豪宅、华宫,以及身份地位的显示:宏大的权力象征——政府行政中心。”

除了官员的奢侈享受及身份地位的显示之外,还有官员人数的庞大的现实:

署名文丐的网民在2009-11-7发布的贴子《央视透露“三公”费用高达9000亿网民震惊愤怒 》中指出: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栏目出现惊人的披露,中国行政开支,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3公费高达9000亿元。在目前经济危机的严重局势下,央视披露的这一数字,让网友大感震惊……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王锡锌提供的数字,让主持人柴静似乎吃惊的样子,重复问道:“您再说一遍,是多少?”王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也就是三公,一年9000亿。占这个行政开支的30%。”……以下是央视《新闻1+1》节目内容节选:”

王锡锌:关于人员的庞大有一些资料,当然也有一些微观的实例,我最近就看到一个新闻,让我吓一跳。我们辽宁的铁岭市,一个304万人口的地级市,居然有9个副市长,而办公部门居然有20个副秘书长,另外有一个山东的贫困县只有30多万人口,居然有15个县长助理,的确是令人震惊。  
  主持人:所以这个膨胀究竟有多严重?有没有比例或者数位能够说明现实的情况?  
  王锡锌:同样的这一方面的资料资讯,资料的发布也是各有说法,有些资料显示,中国的官民比例达到1:19,1:26,当然也有一些资料讲是1:198,这是不同的统计口径,我想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政府资讯公开的问题,到底老百姓在供养多少官员,供养了哪些官员,这些官员是不是真正地对应着必要的履行社会服务的职责。

于是,《人民日报》主办的强国论坛上有网友感叹,“三公”开支高达9000亿,要官员不腐败也难!

 这种行政成本高昂的状况能否通过人民群众的监督而有所改善呢?2010年05月27日新华网报道说:“北京45部门网上晒预算 ‘三公’消费无从查证”。摘录如下:

孟景伟(市财政局新闻发言人):今年是北京部分部门财政预算向公众公开的第一年,各部门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执行中也有快有慢,目前财政部门正督促各个部门尽快公开,同时尽可能地公开更多内容。

新京报:公开的内容中,公众关心的比如行政成本、“三公”费用等都看不出来,无法实现监督。

孟景伟:如何更清晰地界定行政成本,是财政部正在研究的课题。……从长远来看,将其单列是一个趋势,但其界定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

实际上,也许高达9000亿的这类豪华享受,也并没有给大部分公务员带来什么好处,他们工资性的劳动收入依然是较低的,并没有因此得到提高。高额的“三公”一类的所谓“行政开支”主要还集中在少数的高官身上。为一些腐败的高官抬高自己的权威,制造寻租的机会铺路,甚至制造携款外逃的通道。这一类豪华奢侈的费用,提高的不是公务员本身的劳动收入,而是隐藏在其中的部分当权者权力资本化的灰色收入。因而政府的庞大和豪华奢侈也只能是腐败的官僚政治形成的最佳温床。

低微的劳动报酬是劳动者尚未得到彻底解放的标志

与政府的豪华奢侈,官员数量的庞大与腐败相对应的就是大多数劳动者的相对贫穷与蒙昧。

据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与广东各界进行了题为《中国奇迹与广东创新》的对话。克鲁格曼表示,全世界仍未走出经济危机,各国走出危机需要依靠提升内需,而不能再依靠出口。……中国急需提振内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我对中国的成就充满赞赏。”在赞赏中国的经济成就之余,克鲁格曼提醒中国人民不应为已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中国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是美国工人的4%,跟1975年的韩国类似。目前,即使墨西哥生产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工资的3倍。”

2010年05月22日大河网的文章《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5 专家称要大幅提高职工收入》指出:“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注]超过0.4,该国可能发生动乱,而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5,该咋办?新华社专家:大幅提高职工收入提高‘个税’起征点,取消低收入者的纳税,让暴富者为社会平安提供补偿。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 .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  ”

可见在劳动、资本和土地资源的分配比例上,劳动的分配份额趋于下降。资本与土地的分配份额趋于上升。因而,劳动者的相对贫困是越来越重,而不是日益改善。这样,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依靠劳动生活的人群,就只能是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中,而看不出改善之路。相反,“食利者”所得份额却日益增长。

这种状态比西方发达国家还不如,这必须充分引起人们的重视。黄世贤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文中指出:“西方发达国家要素收入份额变动呈现出的趋势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各要素的收入份额会依贡献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经济的高度发达和工会势力的强大,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据西蒙·库兹涅茨研究,西方国家国民收入中由物质资本所贡献的份额已从45%下降到25%,而劳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从55%上升到75%。”

《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因而,低微的劳动报酬是劳动者尚未得到彻底解放的标志,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不能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就是尚未为成功,人民也就还没有真正站起来。

中国人民必须真正站起来!

傅国涌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的《我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点看法》一文中这样说:“成王败寇、‘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逻辑支配了中国至少几千年,以暴易暴、循环往复的历史从未改变过。1945年7月抗日战争即将结束,黄炎培有过一次延安之行,曾和毛泽东作了一番著名的窑洞对话——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延安归来》,《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204—205页)

今日的问题,不仅仅是“人民来监督政府”的问题,而是如毛泽东所说的要“人人起来负责”,也就是人民要当家作主,而不是永远由少数高官来当家作主。人民只有当家作主,劳动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才能真正站起来!新中国才不会人亡政息。因而削减政府开支,增加劳动者收入就是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稳定人心的当务之急。


[注]基尼系数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由于长期积累形成的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导致我国消费开支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内需和消费不振又直接造成我国过分依赖外部市场,降低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性和长远发展的潜力,甚至已经影响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