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市市场管理:冯骥才：我的书房是在田野里

冯骥才：我的书房是在田野里

    我们当然知道冯骥才。我们知道作家的冯骥才:粉碎“四人帮”之后走上文坛，到目前为止，已先后出版120个版本500万字的文学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义和拳》、《神灯前传》，中篇小说集《铺花的歧路》，短篇小说集《雕花烟斗》、《意大利小提琴》，小说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系列报告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电影文学剧本《神灯》，文学杂谈集《我心中的文学》，中篇小说《神鞭》、《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炮打双灯》。以写知识分子生活和天津近代历史故事见长。

    我们也知道画家的冯骥才:出了5册画集，还举办了16次大型个人画展，有着新颖的视角，多变的艺术手法，开掘生活底蕴的、咀嚼人生况味的画作。

    我们还知道“抢救家”的冯骥才: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大规模旧城改造，他发现不少城市都破坏掉了自己以往的文化特色而变成了一个样子。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包括民俗和民间文学，地毯式的考察，一次性地做10年，致力在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上，从这个家那个家的转向了“社会活动家”。不是为保存某种形式，是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保留下那些美好的情感与精神。对于世界文化而言，东方成果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矿藏，是未来需要重点去探寻的，为了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他执著地呼吁和奔走。

    我们更知道身兼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务的冯骥才。

    采访前一位朋友告诉我:“冯骥才做民间民俗文化的保护与抢救工作，压力很大，中断了多年的绘画，又重新拾起了。有了经费，才能更好地完成这项严峻的工作。这个人是极有深度的，他是一个思想家、艺术家，从不轻易地随波逐流。他是一个认真而平和的人，你不用担心，当你浏览与沉醉在他的书房的时候，一转身就能问出许多问题，你问的所有问题，他都会回答得很精彩。放心吧。”

    安静与活力并存的大学校园中，独辟出一方小院，院中有一汪浅水池，池底的鹅卵石映出水面，似乎和水面上漂浮的落叶是叠在一起的。不知是哪个年代的写着“福海寿山”的木门和现代风格楼的楼门对应着，似乎在告诉我们任何时代都必须要面对历史。

    当我们来到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见到了我们必须去“仰视”的“大冯”时，仍然被他发自肺腑的谈话震撼了。

1.最大书房是在社会里

    人类的文化遗产分为两大类，一个是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是物质性的，是静态的，是以物为载体的，主要的价值是对远去的历史、文化做确凿的见证；后者是非物质性的，无形的，动态的，以人为载体的，它依靠的是人口传心授而世代相传，它是活着的历史社会。自觉地传承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就是传承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角和生命。倘若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人传承，这种文化就中断了，消失了。

    世界许多国家的学者都认为中国的文化是最丰富的、最斑斓的。因为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地貌多样，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板块；因为历史悠久，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发展历程和文化构成是世界上比较少见的，因此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上应该是最多的。然而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与社会的发展中受到冲击，面临濒危，相当一部分都已经消失了，或者正在消失……

    就像齐鲁大地曾经千姿百态的古村落，今天可能已不足百个；就像会随着93岁东巴舞者的逝去就再无传人的东巴舞蹈；就像甘肃那个能唱出很多很多曲调的老人临终前都希望能把自己所会的流传下去……

    这都是冯骥才亲眼所见的，他说:“每一分钟，文化遗产都在消亡，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灵魂消亡，民族就消亡了。面对这样不容乐观的现实需要有一个坚强又清醒的心。在这样严酷的现实中拯救与抢救我们的文化遗产需要莫大的勇气和饱满的激情，这两点冯骥才都做到了。

    从2002年冯骥才就开始主要负责与此相关的两项比较大的工作。一个是国家批准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抢救工作，希望可以在10年到15年把民间文化普查一遍，就是要把家底盘清；另一个就是把我们各个民族的各个地域的文化档案都要整理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浩大的、千头万绪的工作。

    但冯骥才坚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定要做的。我个人的观点，知识分子要到第一线，要到田野里去工作，作家的书桌要搬到田野里，在田野里面阅读那些遗产的书、生活的书、生命的书、老百姓的书。就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来讲，最大的书房是在社会里。从文化上来讲，我的书房是在田野里。”“把书房放在田野就是这样的姿势。”冯骥才指着一幅照片告诉我，照片中几个人相互搀扶着撑着伞险些跌倒在泥泞的山路上。这是冯骥才带领一干人调查滑县年画时拍的照片。当得知那里可能有还没纳入体系的年画时，他们来到了这个家家都还在供着神农像的村庄。

    神农是中国农耕时期农民主要敬仰的一个偶像，面对这个残存在工业化进程和现代文明体系之外的闭塞的村庄，它是否是一个独立的年画产地，是否和相距50公里的朱仙镇的年画一样？为此他们要做大量的调查和比较。冯骥才指着两张并排在一起的年画说:“朱仙镇年画的眉毛是叶形的，滑县的年画是弧线；朱仙镇人物的眼睛双眼皮都在上面，滑县年画双眼皮都在下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比如它的色彩，它的比例，它的构图各种比较，完全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认为滑县为独立的年画产地，它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和独立的审美体系。”他们在调查中还发现了滑县的年画中出现了满文，据调查此前中国还没有年画出现过满文，出现了满文证明当时河南的年画已经卖到了东北，证明它当时的规模很大。在很多年画上看到了“斯格之神”，这是来自于《诗经·大雅》里的一句话，意思是请我们思念的神迅速地到来，这就证明这是很古老的年画。

    他详细地用文字、用图像记录着每一个细节，它的历史，它的传承过程，它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是搁在什么地方、贴在什么位置、叫什么名字、多大的尺寸，它的功能是什么，它有怎样的工艺过程、工艺的形式，它所用的工具材料有什么。比如说盒板子、画、板材原料、纸张，其中的每一种颜色，比如说大红怎么做的，黄怎么做的，黑色怎么做的，它某年的销售情况如何……完备而详尽，最后还要拍一张这里土地的照片，冯骥才说，因为它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一切文化都是从这个土地上产生出来的。

    这就是冯骥才做学问的方式，细致再细致些。对中国每一个年画产地，都要这么做，一个产地做一卷，直至构建一个数据库。然而全国已发现的年画产地有上百个，这项工程的庞大与繁杂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冯骥才却意味深长地说:“惟有这样工作，我们才对得起古人，对得起祖先。”

    年画的抢救却只是冯骥才文化保护工作的一小部分。现在，各地如果发现了某项濒临危机的民俗文化，许多部门都找到冯骥才。因此冯骥才每一天都要收到大量的信件，一个月要有几百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不是每一封信冯骥才都能来得及亲自处理，也不是每一封他都有能力处理，但他却将每一封信分门别类地整理起来。他认为这个信息本身就有价值。在社会转型期间，农村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有的东西，有的时候它消失了，一点痕迹都没有。把一个信息留下来，可能将来就有价值。

    2.他们是中国民间文化“沉默的脊梁”

    冯骥才说他欣赏一个叫郑云峰的人，是长江文化的研究者，原来有个影楼，卖掉后买了一只小船，在长江里漂流了二十年。他把长江两岸的所有的山爬过了，出了本书叫《永远的三峡》，是冯先生给写的序。冯骥才说:“这人非常了不起，只要跟他聊起三峡，一会儿工夫他就掉眼泪了，他的眼泪就是长江的水。”

    人文精神的缺失是一个全球化问题。全球化时代就是经济时代、商业时代，是崇尚物欲的时代，比较重视物质化的时代。人容易受商品经济规律的影响，变得浮躁，容易功利主义，比较追求现实的享受，现时的价值，往往忽视精神的永恒那样的主题。人类的文明在这时也容易断裂，传统价值被人们抛开了。

    然而，存留是因为坚持。“这本书叫做《中国民间文化的守望者》，在民间文化抢救里面，我遇见了很多人，有岁数比我大的，也有比我小的。他们整个全部的时间，甚至全部的生命都放在田野里面了，都跟自己文化的命运搅在一起。”冯骥才捧着这本书，仿佛捧着沉重的中国民间文化。“这些人是中国民间文化‘沉默的脊梁’。”

    李玉祥今年有50岁，中国的古村落基本上他全拍过来了，直至现在都没有结婚。他自己背着个相机，肩膀都压歪了，保存了十几万张老房子的照片；

    郭雨桥60多岁，主要是调查草原的民居，从内蒙古、宁夏一直到新疆的民居，他一一走过，逐个调查。

    但他们基本花的都是个人的钱。冯骥才说:“我跟他们一起做的时候，我也没有钱，我也得不到什么经费，老觉得欠着他们。我想应该让社会知道这些人的价值。我希望更多的人认同这样的价值，就是在一个商业化的重物欲的社会里面，要认识这些人他们的精神的可贵，所以我想给他们一个奖。我跟中国民协商量，去年就设了一个奖，给了那些终身或者几十年来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真正融入到国家文化命运中的这些人。我们给他们一个表彰，表彰没有钱，就是给他们一个玻璃奖杯，一块透明的玻璃砖。”

    3.艺术家不能放弃守望文化的使命

    当社会处于麻木状态的时候，作家先清醒，例如鲁迅；当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作家应该给社会一个梦，例如惠特曼。

    作为作家，作为画家，冯骥才喜欢艺术想象的时候不清晰，天马行空，比如在画一张画或者写一篇散文的时候，可以追随着感觉，拥有意境的朦胧。但是面对文化问题，特别是面对着我们曾经拥有的、正在慢慢消失的文化，他要求自己心里要特别的清晰，要保持特别清醒的头脑。这是对时代的思辨:“我特别喜欢早晨起来的感受，起来的时候头脑是清澈的，我所有的思考都变得非常清楚，所有的事情在我脑子里就像一百万、一千万象素的，非常逼真非常清晰，我觉得特别美。因为这个时候你才能做非常准确的、逻辑性非常强的思辨。这对于人是极大的快感。”

    冯骥才说，我还有一个书房是在心里的。有的时候跑在路上，我要在心里面写作。我要想我的文章，我要思辨，都要在我的心里解决。这是一个无限大的书房。哈姆雷特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我特别欣赏这句话。内心是无限大的，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作家也好，学者也好，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心灵里工作，用心工作，用全部的心工作。

    作为一个作家，文学是冯骥才最主要的表达方式，也是他首要的思想表达方式。此次采访之前他刚刚完成了讲述一个人和一首歌故事的小说，他说那是一个极度匮乏中的浪漫——北风刮的时候，她在我对面的一个楼顶上唱歌。下着雨的时候，我把窗户关上，后来我听见这个歌声里面有一种伤感，有一种求助的声音，我被感动了。我打开窗户的时候，觉得那歌声淋着雨就进来了——冯骥才这样解读自己刚刚完成的小说。

    如果文学是属于面对社会的，那么绘画首先是面对自己的。绘画对于冯骥才来说，是一种生命的方式，是心里的情感和生命本身的自我感觉，这种感觉往往要交给调色盘，要交给笔墨，这是根本不可能终止的。

    在苏州有一个博物馆他非常喜欢，是贝聿铭设计的，光线感觉特别好，他在那里办了一个展览。我问:这次画展都是新近创作的吗？他说:大部分是今年春天画的。他最爱的就是大自然的十二个月，《我心中的十二个月》这本画册只有62页，却表现了他对一人一生的十二个月的感觉。画了十二个月，不是自然景象，只是借着自然景象来画的十二个时期人生不同阶段的那种生命景象。画里可看到他那种等待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具体的，很朦胧，很自然，就像画中的十二个月他对生命的解读:一月，在所有的生命起始之前，都要经过漫长的平心静气的等待，还有绝对的纯洁和一块光明。

    所有的生命在诞生之前。人总有期待感，不见得是期待一个人或者是期待一个什么具体的事情，人经常会有这种期待，就是这样一种感觉，那个东西好像一碰，就不见了，很轻微的一种感觉，那是很微妙的一种感觉。

    二月，春天是从寒冷的冰雪深处流淌出来的。

    外面还很冷，阳光从窗户进来的时候，屋子里很暖。那个光照进来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的手肌肉全部都透明了，好像都照到骨头里了似的。我想我要把这个感觉画出来，没有颜色，就把纸空出来，让人觉得阳光都已经进入树里头去了。

    三月，幻想是清醒时的梦。幻想多久，童年就有多久。

    画人的童年时代，这幅画的主要是那种朦胧的感觉。对往事的伤感，是最难忘的，心里是有多种东西掺杂在一起，有时候觉得自己很顽强，越大的压力，反而在我心中会引发越大的力量。我忽然觉得，我50岁的时候，要进入一个金黄的世界金黄的岁月，因为，我人生的经历、艺术的经历已经足备了，觉得这时候应该爆发出什么，沾着调色盘里的一块黄颜色，笔上带着红的，就下了两笔，这两笔下了以后，我的手缝里有阳光照进来，我忽然觉得阳光很美，我们一切的生命都是阳光给的。光线进来的时候，照到我手上的时候，那一瞬间，太亮了，感觉太温暖了。

    四月，春天化作一只多情的手，从我的面颊上轻柔地拂过。

    这幅画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表现我在年轻时候作画学的那种长的线，特别细的，特别柔特别流畅的这些线。每一个生命都渴望光芒四射，在万物的相逢中成就自己或者放弃自己。

    ……

    画展的画全部卖掉了，近四百万元的收入，全部都捐给民间画所去抢救传统文化了。他说:“捐了就是捐掉了，我觉得捐的意义超过一切，然而却跟钱没有关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遭遇的事情，让冯骥才知道了国家民族是怎么回事，凡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会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结合在一起，都更会有责任感。他说，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富有责任感的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就是负有责任感的文化人。这个责任感跟那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是分不开的。文学作品虽然也是一种特殊商品，但它有一种功能是其它商品所不具备的，那就是对人类灵魂的矫正或扶正。中华民族虽有5000年的灿烂文化，但并不说明我们今天的文明程度已经提高，作家对民族的灵魂应担负起净化和升华的使命。文艺作品可以市场化，作家和艺术追求不能市场化。一位真正有追求的作家、艺术家，绝不能放弃社会责任。优秀的作家、艺术家的产生，是一个国家文化高峰的典型代表，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使一个人富起来是容易的，但是使一个人有文化是不容易的。

    所以，文化人，在这个时代，还有着巨大的使命。 （黄殿琴 孙维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