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市家具厂:天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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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客

杨晓民

《 人民日报 》( 2011年08月03日   24 版)

  天涯,这充满着悲凉意绪的名字,长久以来一直是海南的代名词。

  碧波滚滚的南中国海,将海南包围在无限的孤独之中。这是诗人的抒情。

  一道南北宽20—40公里的琼州海峡,划出了中土和天涯,也就划出了文明的分野。

  孤独的海南,这块孤悬海上的“飞地”,它不仅是历代王朝的贬谪之地,更是一块化外之岛。

  西汉汉武帝元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西汉大将路博德征服海南,在海岛上设立珠崖和儋耳两个郡,海南由此成为中原王朝的漫不经心的一块领地。东汉初年,马援开始了他著名的“马革裹尸”南征,自己也死在这次瘴疠遍地的征途上。公元246年,汉家三分,吴主孙权为了减轻来自北方曹魏的压力,致力于开拓南土。后来孙权征伐海南失败,留下了海南乃兵家不易之论。在军事和地理的考量下,这块中土政权欲罢不能、食之无味的“飞地”,开始成为文人墨客心目中“天涯”二字的指代。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些感叹天涯的诗章数不胜数,但究竟何为天涯,古代有不同的说法。从对中原距离远近的角度看,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边陲当中,“飞地”无数,中华帝国的边界也屡屡随王朝势力消长而移步换形。在这四方之中,海南并非最远,也绝非最荒之地。海南之所以能从诸多飞地中脱颖而出,成为天涯的代名词,必然有其区位和文化的独特性,在我看来,其中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出于大陆文明对海洋文明的蒙昧与恐惧。

  相对于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既具有海洋性又兼有陆地性的区域,海南完全隔绝于大陆,它以彻底的海洋性,埋藏在中华文明花园中的偏僻角落。海岛的著名景观“天涯海角”,恰如阴阳割昏晓的切分线,成为两种文明边界的直观注解。

  既有天涯,必有天涯客。在两千年来的政治史中,孤悬海上的海南,主要功能就是历代高级官员贬谪之地,流放到此被视为严厉的惩罚。如果说在草创之初,海南还因少数族群和边人的不断反抗,成为让中原统治者头痛的“问题区域”,那么到了隋朝末年,岭南出生的土著领袖冼夫人率领海南各州人民的归附,随着中原文化影响的加强,琼崖逐渐成为唐宋以来历代王朝放逐流人的客居之所。

  “崎岖万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正断魂。”从隋代的杨纶被贬,唐宋的大批流放者就先后来到了这片天涯孤岛,成为不折不扣的天涯客。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唐朝深陷“牛李党争”的宰相李德裕,宋朝宰相李纲、赵鼎,抗金名将胡铨和李光,一代文豪苏东坡。这些惨遭诬诟的贤臣名相来到这块化外之地,虽然凄苦无比,心绪索然,但浸润他们骨子里的文化薪火及其自身文化身份的苏醒,却使他们成为海南文化教育当之无愧的启蒙者。也许他们来到这片土地上的遭遇,并未如想象的那样糟糕,苏轼还留下了“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的绵绵追思。但在潜意识里,海南依然是一个地理的“南荒”和文化的“南荒”,这种傲慢的中原叙事,构成了外界看待海南人的潜意识。即令如逃难到天涯海角30年的黄道婆,这位“衣被天下”的大纺织家,50多岁时还是抱着棉纺机义无反顾地乘船北归,天涯客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外界的视角,同样也渐渐沉淀,成为海南人自我历史叙述的主要模式。在几千年的大陆文明占优势的时期,“天涯”不可避免地成为海南人的集体无意识。他们甘居于“天涯”,以“天涯”为自我定位,为潮来潮去、熙熙攘攘的“天涯客”自得。从地理的天涯走向文化的天涯,实质上是一种本土文化的自我客居和自我心理的边缘化。

  从郑和下西洋肇始,明万历三十三年海南大地震后,海南乡民迫于生计,开始造船,“过蕃谋生”。特别是1858年海口被列强通过《天津条约》辟为通商口岸后,海南纳入全球贸易体系,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涌动着,这就是海南人下南洋的开端。在我看来,这一持续不断的移民浪潮,第一次清晰地宣告“天涯”叙事的破产,成就了海南天涯客的先驱地位,并由此启动了海南“去天涯化”的进程。

  这些富有冒险精神和乡祖情谊的天涯客,来到那异域文明中天涯的天涯。他们不仅前赴后继地在异域生存,而且相互勾连,在遥远的异域顽强地开辟出一片文明的天空,“琼侨”,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在海外的五大侨帮之一。这个向死而生的琼侨群体真正切实地改变着20世纪中国的面貌。只要提起文昌的“宋氏三姐妹”,我们就可以深刻理解海南华侨群体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地位。

  不过,相对于琼侨在海外的辉煌,海南本土一直孤独地沉寂着。由1887年清末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上书设海南特别行省,而孙中山先生“开发琼崖”,国民政府设“海南特别行政区”及冯白驹在海南岛建省的提议,“海南梦”成为天涯客近百年来化不开的情结。直到1988年,海南建省办特区,海南才彻底结束千年封闭的孤独岁月。刹那间,十多万求职大军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奔向海南,演绎出十万人才过海峡的“闯海”奇观,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才流动大预演。 

  不过,海南是否能真正“去天涯化”,还在于天涯客的文化自觉和价值重建。任何区域的历史,都是人的历史。判断一个区位是否能崛起的简单标准,就是来到这片土地的迁徙者,不再把自己当做一个过客,一个旁观者,一个精神的流浪者,而是自觉自豪地将自己融入、沉淀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一个天涯客到天涯人的转变。唯此,这片土地的命运才会赢得真正的转机。这,才是海南“去天涯化”的意义所在。

  1997年,当我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到这片土地,正是海南的又一次低谷时期。经过第一波赶海大潮的洗礼,淘金客纷纷散去,“闯海人”留下一地鸡毛。当时我写下了这么一些诗句:

  这就是海南,和我美丽的大陆连在一起/和千年的波涛,和城市的季风连在一起/雨季没有到来,谁牵引梦中的河流? 

  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向超级制造大国的道路上高歌猛进。而一个只有单一房地产概念的海南,渐渐退居到无边的海风和椰林当中。“海南梦”破碎了,椰风海韵的激情不再,海南人又复归天涯路。天涯海角,竟成为不约而同的官商禁忌,这虽然只是一种迷信,但它却透露出中原文明对海南的一种顽固的遥远记忆,一种正统中心政权对边缘地区的历史叙事。这种不公的叙事当然也有具体的历史相支撑:和其他特区相比,海南似乎每次都没有踩对节拍,开发之路步履维艰。

  难道命运真的让海南成为永远的天涯吗?

  历史不可捉摸的魅力再次呈现。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海南,屡屡放置在千年正统叙事中荒凉边陲的背影渐渐隐去,海南再次成为大国复兴的一颗棋子。低碳、生态、宜居、人文、智慧、国际旅游岛、排头兵,海南第二次从中国历史的最后一排走向文明复兴的前台。

  海南是最小的,它的陆地面积只有3.4万平方公里;海南又是最大的,它的海洋面积浩瀚得超过210万平方公里。海南文明进化的迟滞,也许是一种幸运。当人类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一种面向海洋、面向自然、面向心灵的慢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被认可。天涯客,终于寻到了自己的根。

  天涯,因此又有了时尚、前卫、先锋、浪漫、休闲、异域的概念。

  天涯,这梦想开始的地方。同样在1997年,我在诗中还写道“我来到海南/这辽阔而明亮的省区/这隐藏的入海口/我还听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寂静”。

  这是一片流淌着梦幻的疆域。海南,究竟能在未来中国乃至世界中的格局占据何等的位置,我们不妨让时间慢慢地揭开它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