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装高手”陈赓穿国民党军服招待中共叛徒

陈赓大将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红队队员复仇的子弹和匕首继续指向一个又一个卖身求荣、叛变革命的败类。

    1929年旧历年腊月二十八，有个穿着长袍短褂的中年人带着一个工人打扮的青年来到了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中年男子一进门就跟门口的警卫很熟练地打招呼：“我来找宋再生！”这名中年男子名叫王铁铮，是警备司令部放在租界里的密探。他好像跟宋再生很熟悉：“老兄最近还好吧？”边说着边把那个青年拉到宋再生跟前，介绍道，“他姓黄。”

    1928年“五三”惨案以后，宋再生调到特科情报科工作。陈赓主持情报科工作以后，在他亲自安排下，宋再生很快同有关方面拉上了关系，并领到了警备司令部的第4号政治密查员证件。不久，宋再生就成了我党打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重要情报员。在司令部，他在杨登瀛的协助下，利用政治密查员的身份，同英、法巡捕房和上海市公安局的督察处、侦缉处等都取得了广泛的联系。

    姓黄的青年见到宋再生，开口就说：“我可以帮你们捕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迈！”

    罗迈是李维汉同志的化名，当时任中共中央江苏省委书记、中共江苏巡视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国民党反动派正在以5万元悬赏他的头颅。

    听到罗迈这个名字，宋再生差点惊出一头冷汗，不禁失口重复了一句：“罗迈？”

    当时，为了贯彻和执行中共六大关于用一切力量争取团结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作为江苏巡视委员会委员的李维汉经常到上海地区重要的支部进行巡视，了解上海的政治形势、各区党团组织状况、工会、工人组织等等情况，有时一天开两三次会议，开会的地点也会根据情况，或在工人家里，或在工人宿舍。李维汉在基层频繁的活动，终于暴露了行踪和身份，被工贼、内奸抓到了线索。

    “逮捕罗迈悬赏的5万元，你晓得有回扣吗？”还没等宋再生开口，姓黄的青年又凑上去问道。

    宋再生装出一副非常严肃的样子：“赏钱一分也不会少，只是事要办得实在、稳妥！”

    姓黄的家伙一拍胸脯：“以命担保！完全可靠！”

    “那好吧！就让罗迈再过一个新年，哈哈……”随即，宋再生与他约定：正月初五在长乐茶社碰头！

    打发走告密者后，宋再生很快想办法把事情的经过报告给了陈赓。陈赓指示：到时候把他带到大东旅社去，特科自有安排！

    1929年2月8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五。上午10点，人们还沉浸在传统节日的喜庆气氛中，长乐茶社与平常相比，冷清了许多。姓黄的青年满脸笑容，旁若无人地走到了正在等他的宋再生面前。

    一个小时以后，根据计划，宋再生把他带到了大东旅社。这个时候，素有化装高手之称的陈赓，身穿着黄色军服，佩戴少将军衔，完全是一副国民党军官的派头，正在一间装饰豪华的房间里“恭候”。宋再生把姓黄的青年领进屋内，郑重地介绍：“这位是我们司令部的王参谋长，他随时可以带你去见钱司令！”

    经过简单的寒暄，正午12点左右，姓黄的青年被“王参谋长”用车带到威海路805号一幢石库门房前。三名红队队员看到车子开过来，急忙走出来“迎接”。

    “王参谋长好！这位莫非就是黄君吧？”

    “正是，快进屋好好招待吧！”陈赓答应着。

    姓黄的青年被请进屋里时，一桌丰盛的佳肴已经摆在了屋中间。“我们先商量一下，再去见钱司令！”姓黄的家伙心里美滋滋的，眼看巨赏唾手可得，又有美酒佳肴可以享受，就毫不客气地开始猛吃猛喝。酒过三巡，姓黄的青年就摔倒在了地上，嘴角溢出了殷红的鲜血，渐渐停止了呼吸。

    原来，中央特科的神奇斗士早已在他喝的酒里下了毒药，帮助他到黄泉路上领取巨额悬赏呢！

    3个月后，中央特科又安排红队队员在事先安排好的警笛声掩护下，除掉了另一个姓顾的叛徒。

    阳春三月，阳光格外温暖。宋再生好不容易抽了个空，想着到市中心去转一下，也享受享受美好的春光。这天下午，他正在南京路闲逛，无意中碰到了法巡捕房的探子范某。范某介绍了一个姓顾的年轻人给宋再生。奇怪的是，当顾某得知宋再生的政治密查员身份后，就一直跟着他，一路大献殷勤，直到天黑来到宋再生的住处。

    刚走进院子，顾某就直奔主题了：“捕获柏山奖赏是多少？”

    柏山，是李立三的化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这个姓顾的，在大革命失败前，曾经当过上海铁路工会秘书，与李立三接触较多，关系还不错。但是现在却为了敌人的悬赏要出卖同志！

    顾某听到赏金是5万元时，高兴得手舞足蹈。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拿来了一张李立三在国外时拍的照片给宋再生，要求宋带他去见警备司令。打发顾某走后，宋再生遂将此事报告给了陈赓。中央特科根据掌握的情况，很快制订了惩罚这个叛徒的行动方案。

    3天后，宋再生通知顾某，晚上10点带他去见警备司令。接到通知的顾某心花怒放，迫不及待地等着夜幕降临。离10点还差10多分钟，姓顾的已经在指定的地点等着宋再生的到来了。乍暖还寒的春夜，站在街口的顾某看到大都饭店不远处的街角拐弯处，两个年轻人正在小烟摊前买烟。正走过来的宋再生从烟摊经过，也买了一包烟，站在烟摊前，撕开烟盒上边的封口，从里面抽出一支，放在唇边，边走边用打火机把烟点着。看着正在走过来的宋再生，姓顾的好像感觉那5万元赏金已经装到腰包里了，心里美滋滋的。

    突然，一辆夜巡的警车呼啸而过，长长的警笛声在深夜尤显刺耳。顾某跟着宋再生朝大都饭店走去。只听“砰砰”两声枪响，两颗子弹已经打中了顾某，一颗子弹从眉心穿出，另一颗从胸膛穿出。枪声得到了警笛声的掩护，没有引起远处巡警的注意。

    当警笛声消失的时候，大都饭店附近街角的小烟摊和买烟的年轻人都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一具叛徒的尸体。

    共产党似乎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任国民党绞尽脑汁，动用庞大的特务机构，并以封官许愿的诺言引诱党内的意志薄弱者，企图将共产党的堡垒从内部攻破，但是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因为国民党安插的这些“内线”和被引诱的叛徒，大多数总是在刚要发挥作用甚至是还没有实现其利用价值的时候，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丢了性命。

    国民党当然不会死心。为了打击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机构，他们变本加厉，改换花招，继续引诱共产党内的意志薄弱者，充当他们推行反革命政策的打手和帮凶。

    革命的道路上仍然荆棘满布。国民党的军警特务时时威胁着党组织的安全，而且国民党反动派还豢养着一批政治流氓，他们上蹿下跳，同黑社会纠缠在一起，构成对中共地下斗争的极大威胁。

    1929年的夏天，红队又处决了一个因勾结流氓而暴露身份的叛徒陈尉年。

    陈尉年当时在上海小沙渡路西街口的理发店工作。这个理发店是党的一处秘密接头点，陈尉年的公开身份是店里的勤杂工，暗中具体负责党中央文件的收发接转工作。工作了一年多后，财迷心窍的陈尉年决心要好好“利用”这一发财的好机会。于是他通过关系，主动到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自首，表示悔过自新，弃暗投明，从此效忠党国。

    陈尉年的自首正中国民党特务的下怀。为了充分利用这个内线，敌人让陈尉年在这个秘密机关继续干下去，一般情况下按时提供中共中央文件，除非有重大情况，否则不许暴露身份。就这样，陈尉年成为国民党安插在我地下党组织的密探。他每次拿到共产党的秘密情报送到警备司令部，总能得到一笔不小的“报酬”。然而，欲壑难填，为了拿到更多的钱，他又把同样的情报卖给了王松生。而私欲的膨胀也给了陈尉年应有的惩罚。

    杨登瀛接过来信翻了一下，心里不由地紧张起来。

    这确实是中共的秘密文件，但是这个小流氓是怎么搞到的？

    为弄清底细，杨登瀛假装不屑一顾的样子，他把东西扔到一边，说道：“这不是真的，是‘二路货’。中共的秘密文件不是一般人能搞到的。你是闯江湖的，不是搞政治的，提供假情报对你可是没有什么好处啊！”

    王松生一听急了，他可不会让到了嘴边的肥肉白白丢了，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兜了出来。王松生殷勤而又有些得意地凑到杨登瀛跟前，“这是一个共党知情人提供给我的，绝对可靠。此人叫陈尉年。以后我还可以介绍你们认识！”

    杨登瀛恍然大悟，马上答道：“好哇，哪天把他带来我们认识认识。”

    王松生拿着一笔丰厚的报酬，悠然得意地走了。

    杨登瀛和陈尉年接上关系以后，陈尉年就不再通过王松生转卖文件了。经过频繁的接触，杨登瀛把他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并很快如实通报了中央特科。特科通过其他的途径，进一步核实了陈尉年的叛徒行为，决定尽快除掉这个叛徒。

    一天，陈尉年又送来了中共中央的文件。杨登瀛做出很满意的样子，邀请陈尉年和王松生吃饭。酒桌上，杨登瀛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勉励，不断巧立名目劝酒，陈、王两人为了讨好买主，在飘飘然的感觉中，来者不拒，一杯一杯地喝酒。酒过三巡，这对流氓和叛徒已经面红耳赤。此时，红队派来的队员已经认清了陈尉年。饭后，这名队员又尾随陈尉年回家，弄清了他的住处。红队很快就把陈尉年的住处监视起来。

    第二天，红队在陈尉年住的弄堂门口，摆了一个连环画书摊，注视同他来往的人，了解他的社会关系以及他进出的时间和活动规律，没几天就摸清了情况。鉴于陈的这种行为对党的地下工作危害非常大，红队经过周密的部署，决定在弄堂口处决他。

    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陈尉年又出现在弄堂口。一个沿街叫卖冰棒的“老人”慢慢地迎着陈尉年走过来，当离陈不到一米远的时候，只听见一声枪响，陈尉年打了个踉跄，下意识地感到情况不妙，捂着受伤的胸口往回跑，结果正和迎面走来的“警察”撞了个满怀。只见警察往旁边一闪，手起刀落，持刀的右手手掌一翻，一把利刃插进他的胸膛，还想再挣扎的陈尉年无力地倒在了地上，命丧黄泉。说时迟，那时快，连环画书摊前挤满了一群等着买书的孩子，红队队员扮演的卖冰棒“老人”和“警察”已经在嘈杂声和树上知了的鸣叫声中，安全地离开了弄堂口。

    红队这次行动雷厉风行，干净利落，前后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

    1930年，又一个卖身求荣的变节分子黄第洪被处决。

    黄第洪又名黄警魂，湖南平江人，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黄埔第一期学员共643人，尽管他们年龄参差不齐，入学时有的才十几岁，有的却已30出头，但在黄埔毕业生中均称之为黄埔老大哥。黄第洪于1924年同左权、陈明仁等近150人由湘军讲，人们武学堂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6队，也成为黄埔的老大哥之一。在校期间，黄第洪政治思想表现都不错，被中共吸收入党，毕业后经周恩来提议，留在军校政治部编纂股工作。

    1925年底到1930年10月的这段时期，黄第洪一直待在莫斯科。在大革命时期，黄第洪几乎没有出过黄埔军校，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砺和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是个标准的托马斯·潘恩所称的“春天爱国者”。回国后，在苏联习惯了安逸平静生活的黄第洪已经不再有为革命理想奋斗的激情，在国民党成天鼓吹“剿匪胜利”的叫嚣声中，对革命的前途开始悲观失望，并最终走上了叛党投敌的不归路。

    懦弱也会使人变得卑鄙无耻，良心泯灭。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黄第洪秘密写信给蒋介石，说他在共产党内“不得意”，要求同蒋面谈，但不要让旁人知道；信中还自称他回上海后直接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与周恩来来往密切，与刘伯承、左权等也有来往。蒋介石看到信后，高兴得很，昔日的大弟子能从中共方面回头，寄书输诚，并且还有求之不得的“见面礼”，这似乎可以与他打败冯玉祥、阎锡山，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相媲美了。

    蒋介石直接将信件和批示交给了徐恩曾，授权他全权处理黄第洪输诚事宜。徐恩曾又将此事交给了他的亲信杨登瀛办理，并告之接头的办法和地点。

    杨登瀛被告知与黄第洪接头的地点在南京路邮局，对方手里拿着皮包和报纸。杨登瀛接到通知后立即把黄第洪秘密自首的情况报告给了刘鼎，因事关重大，刘鼎直接通过陈赓把此事报告了中共中央。接到报告的周恩来知道黄第洪，而且他在前不久还与周恩来联系过，要求在上海安排他的工作。一向做事谨慎的周恩来指示特科先将黄第洪隔离，同时进行深入的调查以确定情况。

    7月14日上午10点整，杨登瀛一手拎皮包，一手拿着当天的《申报》，准时来到南京路邮电局，坐在大厅里的木椅上，漫不经心地看起了报纸，等待黄第洪到来。但是快一个小时过去了，黄第洪也没有露面，杨登瀛起身离去。狡猾的黄第洪在试探了两次之后，才在南京路邮电局露面。聪明反被聪明误。黄第洪以为中共对他的叛变行为没有觉察，他一心一意想的是：只要抓住周恩来，就是投靠蒋介石的最大晋见之礼。

    为此，黄第洪绞尽脑汁，设下圈套。他写信约周恩来在先施公司旁边的邮电局见面，声称有中共党员在苏留学的重要情况汇报和商谈分配工作的事情，信中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这个时候，特科经过周密的调查，已经证明黄第洪写信向蒋介石自首，企图勾结敌人对党组织进行大破坏。鉴于这种情况，接到信后的周恩来决定将计就计，答应与黄第洪准时赴约，并指示红队伺机镇压这个叛徒。要处决“黄埔的老大哥”，也是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周恩来感叹：我方的黄埔老大哥不多，他们是很宝贵的。但是黄第洪叛变投降证据确凿，如果手下留情，会后患无穷啊！

    但是黄第洪狡猾得很。经过再三思量，赴约那天，走到半路，他还是回去了。因为黄第洪知道周恩来一向办事谨慎周到，没有十二分的把握，他不会轻易赴约的。周恩来的赴约，肯定有许多的特科队员保护，而自己又不能带太多的特务随身保护。而且他晓得红队队员个个身手敏捷，如果中共知道了他的叛变行为，自己会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把小命搭进去。

    黄第洪只猜对了一半。周恩来确实在约会地点安排了“重兵”等着姓黄的，而周恩来本人正在忙着筹备六届三中全会和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根本没空理会，也不值得亲自出马来见他。

    经过这次之后，黄第洪更加小心了。他做贼心虚，整天惶惶不可终日，走马灯似的变换住址，找到他不是太容易。但是由于黄第洪的特殊身份和影响，特科暂时把其他的案子停办，加紧了侦查，终于找到了他的住址。

    初冬的一个黄昏，外面突然刮起了大风，路上的行人少了很多。黄第洪刚吃完饭，正坐在屋子里筹划着他的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突然，两个戴着礼帽、身穿浅蓝色长袍的大汉来到黄第洪的住处。他们自称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听到是黄埔的，黄第洪暗自高兴，毫无提防之意，他以为是南京蒋介石派来的“自新同学招待所”的干事要带他去南京。这时，两个黑乎乎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姓黄的见势不妙，一边假装问话一边推翻了桌子，把自己的手枪也掏了出来。但是为时已晚，“嘭嘭”“嘭嘭”，几声枪响，子弹准确无误地击中了黄第洪的额头和脑部。忘恩负义、贪生怕死的叛徒顿时倒在了血泊中，到另一个世界去“享受”他的荣华富贵去了。

    中央特科的有效工作，让敌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徐恩曾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忧心忡忡地对杨登瀛说：“真奇怪，共产党的消息怎么就这么快呢？”

    杨登瀛若有所思地点头：“是啊，我们已经很小心了，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呢？”

    疑团未解开，“红队”却依然活跃在上海滩。

    1932年10月中旬的一天，国民党中统特务黄麻子在中共的叛徒解叔达、费克清陪同下，径直来到“中国托派”中央常务秘书谢少珊的家中。正在开会的“托派”中央常委彭述之、宋逢春等当场被捕。书记陈独秀，这个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中共的主要创始人，由于种种原因，这时已经被自己亲手创建的党开除党籍。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追求，于是就另起炉灶创办了“中国托派”。这天，因为急性肠炎，他没能出席会议，幸免于难。但是，他很快被自己人出卖了。

    谢少珊被捕后，经不住敌人金钱和封官许愿的诱惑，将只有他知道的陈独秀的地址供出。当天晚上，敌人就在岳州路永兴里11号楼上将陈独秀逮捕。这次是陈独秀的第4次被捕。对有着满腔革命抱负和满腹才华的陈独秀来讲，这次的被捕太残酷太漫长了，一坐牢就是5年，直到1938年8月23日，全国抗战爆发，国民党颁布了新政策，他才出狱。出狱后，因为当时中共党内“左”倾思想的干扰和中共“左”派人物的冤枉，陈独秀没能回到党的队伍中实现报国宏志，也不屑于与国民党为伍和接受它的嗟来之食，不久客居四川，于1942年5月27日病逝，享年64岁。

    这时，特务黄麻子拿着上司赏给的1万元，出入上海的妓院娱乐场，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中共的几个叛徒，只能从黄麻子那里拿到一点残羹剩饭，夹着尾巴跑了。可恶的黄麻子经常大言不惭，吹嘘他已经抓到了“共党旧派领袖”，为党国作出了贡献。对这个嚣张的特务，特科人员怒不可遏。1932年年底的一个晚上，黄麻子正在妓院调情作乐时，红队队员突然出现，就地处决了这个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