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望城区有发展吗:认真研究中国转型的深层逻辑

2011-08-02 13: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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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温州7.23动车相撞事故，这几天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其原因不仅在于高速铁路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一，其安全性受到质疑，同时也更由于在善后处理的过程中，一系列原有体制的痼疾统统暴露无遗。

撞车悲剧的起因既有中国高速铁路发展过快，以致安全性缺乏保障的因素，同时也有相当程度的体制性障碍；而体制性障碍在善后处理的过程中无疑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也是导致这一事故成为各方密切关注的原因之一。

一个起因中已带有体制问题的撞车悲剧，在处理过程中却带出了更多的体制性问题，其间的逻辑关系值得人们深层思考。这次事故作为个案，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转型期的瓶颈，以及瓶颈背后的困惑。

                  今日中国：一个病症，多种药方

        撇开动车悲剧，中国发展的体制性瓶颈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最近一段时间，无论在中国发展的大方向上，还是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模式（比如媒体惯常所称的“重庆模式”或“广东模式”）上，都出现了诸多彼此截然不同的声音和方案。笔者曾在多个场合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一个病症，多种药方”。

        下面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一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它的“病理”又是什么？而所谓的“多种药方”，其“药理”和“机理”又是什么？多种“药方”背后的“药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合“病症”背后的“病理”？若不能对这个根本问题提供答案，那么目前所有围绕中国发展的争论或地方模式，就都只是舍本求末的情绪化争论而已，不但于事无补，最后还会导致中国发展的方向出现严重偏差。

        要研究中国发展的“病症”背后的“病理”，涉及到对中国发展已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的解读和定位。笔者曾在多个场合将中国的市场经济称为“非典型市场经济”，其特点就是未能完成市场、政府和法治的三位一体而又互相分离的关系。

               “非典型市场经济”：中国矛盾源头

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有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发展了民营经济。这不但找到了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即只有以私有形态组合的经济才是真正具有活力的经济，而且还突破了中国洋务运动官办经济的瓶颈。

然而，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也有一个最大的失误，那就是政府职能转型不到位。近三十年来中国所谓的政府职能转型，大都只是人员的裁减和规模的合并，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向服务型小政府的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现阶段的政府职能呈现“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穷做”的奇特现象，其具体表现为政府手中拥有过大的经济项目的审批权力，而对经济活动的监管却十分不到位。若将前者比喻成经济活动的“入口”，而将后者比喻成“出口”，那么这种“入口”与“出口”权力倒置的情况，与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权力正好形成皆然反差。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之下，尤其是在强调政府调控功能的经济体系下，政府应着力加强对经济活动的监管，而非时刻把住“入口”的审批权力。

与此同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独立法治建立在中国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因此，政府握有大量的“入口”权力，再加上缺乏独立法治的监管，因此政商利益输送就成为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而这一不正常的普遍现象，实际上坑害了现有体制下的许多能干官员。

大量反腐材料证明，从能干的官员到贪官，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其间的原因与其说是个人道德层面的，还不如说更多是体制层面的。而目前的反腐斗争，更多只是在道德层面上向官员提出要求，而严重忽略了体制改革。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那是指落后时代河边往往无法筑起一道坚固的堤坝。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这道堤坝不是政府与市场无法分离情况下的一味反腐，而是真正完成两者的分离和政府职能转型。如何保证官员“常在河边走，也能不湿鞋”，不但是反腐的要求，而且也是保护一大批体制内能干官员的要求。

因此，只要中国未来继续维持“非典型市场经济”的状态，亦即无法完成政府与市场的分离，并建立独立于市场与政府的法治，那么中国的经济转型就不能称之为成功，中国现阶段许多以官商勾结为特征的腐败现象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矛盾就不但不能消除，而且还将继续激化，以“中国崛起”为标志的所谓“中国模式”很可能将成为昙花一现。

       准确解读中国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

如果说，上述“非典型市场经济”主要发生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那么中国还正在发生另两个深刻的转型，那就是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以及由原来封闭的社会向日益开放、多元的社会转型。三大转型环环紧扣，缺一不可。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两个变化：一是私有财产基础日益扩大，二是利益日渐多元化。两者都带来中国社会形态的必然转型，即从原有封闭的、可由国家绝对控制的社会向着日益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转型。

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在“市场、政府和法治”互相分离的关系之外，带来的另一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三位一体关系的变化。社会正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调解作用。它不但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基础发生深刻变化，而且还导致中国执政党的建党基础已经并还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笔者曾在之前的评论中认为，如果说过去中共靠夺取政权和疾风暴雨式的统治方式赢得本身并无任何私有财产的人民的支持，那么今天当中国绝大部分民众已经或开始拥有私有财产，并继而产生日渐多元的利益分化的时候，中共如何赢得全体人民的支持，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执政课题。

            各种模式的亮点与无的放矢

任何一个现实主义者都必须正视中国正在发生的这一深刻变化，并在对这一逻辑进行准确解读的基础上，考虑开出适当的“药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重庆模式”还是“广东模式”，只有从中国转型的深层逻辑上予以思考，才不致迷失方向。返回革命时代的理想主义做法，也许能缓解阵痛于一时，但不能解除病症于永久，因为其“药理”与“病理”完全不符；同样，强调将蛋糕“先做大，再分匀”，显然也是忽略了“非典型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弊端和危害。

坦率地讲，今天中国在发展方向上产生的争论各方，就其论证的某一部分而言，都有其合理性，都可谓看到了中国改革出现的某一部分问题。重庆强调的公平正义和广东强调的社会作用，都正是中国现阶段所缺失的；但就总体而言，两种模式都没有把握到中国病症的根本“病理”，因而其“药理”也就显得无的放矢。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早已是一条不归之路。在这条不归路上如何既谨慎把握，又大胆探索，是现阶段中国面临的挑战。在这方面，当多种探索涌现之后，如何从理论上进行梳理和提炼，找出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和轨迹，显然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