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客运东站附近酒店:神秘的契丹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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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牧歌--契丹文物精华http://jpj2665.360doc.com

         2010710日--1010日湖南省博物馆首度与内蒙古博物院联袂举办的“草原牧歌--契丹文物精华展”。此次展览是湖南省博物馆“中国古代文明系列”中的一次大型展览,将展示北方民族--契丹在建立大辽帝国前后的文物,主要反映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特色。

 

展品总数为114件(套),包括金银器、瓷器、玻璃、玛瑙、漆木、玉石等类器物,其中一级文物接近半数,金银器几乎占了整个参展文物的50%,曾经在日本引来百万参观人潮的陈国公主墓“黄金面具”也在其中。

展览由“马背上的民族”、“粗食华器”、“穿金戴银”、“生命的遐思”四大部分组成,分别展示契丹赖以生存的马具与猎具、宴饮伴歌舞生活方式的金银器与陶瓷器、形影不离的金银首饰、宗教信仰与丧葬习俗的多类型文物。

 

展品中的绝大多数来自于辽代三大考古发现--陈国公主墓、吐尔基山墓、耶律羽之墓出土的文物。

这批精美绝伦、极富生活情趣的文物,不仅形象再现了春秋战国至辽代勃兴时期契丹族千年的草原文化,同时也反映了契丹人在金戈铁马征战四方的同时,与北宋、西域诸国保持的密切联系,以及包容、开放,收精华纳于已身,不断丰富草原游牧文化的胸襟。让观众领略到粗犷豪爽的游牧民族柔情细腻的一面,并对契丹人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文化特色及审美情趣有一番全新的认识。

  展览精品

 

 

 

 

卧马形金牌饰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长4.6厘米、宽4.5厘米、厚0.1厘米,重28.1克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小城子镇那素台出土

赤峰市宁城县博物馆藏

 

佩饰。模铸而成,有两个桥形穿钮,可系挂佩带。草原民族随水草而居,在游牧和狩猎生活中,他们的生存空间较为宽阔,日常生活中讲究的就是速度。马善解人意,又善于奔跑,耐力好,适于长途行走而成为草原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此牌饰制作精巧,形象生动传神,体现了东胡民族对于马的热爱与崇尚。

 

 

 

 

 

 

立人柄青铜短剑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长31.7厘米、宽4厘米

公元1958年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出土

内蒙古博物院藏

 

兵器,也可作割取肉食的器物,曲刃柳叶形短剑是草原民族普遍使用的一类剑。据资料可知此类剑有鞘,上部有方形耳,中有圆孔,佩带方法应属单耳吊挂式,佩于腰带上。此剑柄部铸成圆雕男女裸体立人像,形象大致相近,风格写实,体现出阴阳协调的意境,可能与部族信仰或宗教礼仪有关,是研究东胡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物。在男女的耳下方两侧各有长方形横穿,为穿挂或佩戴饰物所用。

 

 

 

 

 

 

人形金牌饰

东汉(公元25--220年)

长8.8厘米、宽5.5厘米; 长9、宽6厘米

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腰林毛都出土

通辽市博物馆藏

 

人面饰。人为圆脸,额头及颧骨凸起,宽鼻,是典型的蒙古人形象。此牌饰可能与萨满巫师的活动有关,中国古代北方阿尔泰语系的诸游牧民族,都曾信奉原始的萨满教,萨满法师多为女巫,作法时常常佩戴金牌饰,显示自己具有通达上天和祖先、沟通自然界万物之灵的法力。金牌饰具超常能力,故成为人们崇尚的圣物。人们佩戴牌饰作为保护神,希望以此带来福运和力量。

 

 

 

 

 

 

白瓷提梁鸡冠壶

辽代会同四年(公元941年)

通高30.4厘米

公元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鸡冠形皮囊壶,辽代早期产品。因早期鸡冠壶在壶的上部饰有鸡冠状孔鼻,故名“鸡冠壶”。辽代中期鸡冠壶演变成双孔,形似马镫,因此又被称为“马镫壶”。辽代早期有不少白釉皮囊壶,这与契丹族“青牛白马”的古老传说有关,相传契丹族男性始祖以白马为图腾。另外也与烧造精美白瓷的定窑有关,大辽建国之初数次攻破和占据定窑所在的定州曲阳县,俘获工匠,使其北上制瓷。

 

 

 

 

 

 

玉柄银刺鹅锥、玉臂鞲

辽代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

锥长17.8厘米、鞘长14.8厘米; 臂鞲长9厘米、宽3.4厘米

公元1986年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狩猎用具。出土于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刺鹅锥锥尖为银制,柄为青玉磨制,鞘用薄银片卷成筒形,合缝处焊接,外表鎏金。鞘上部系银链,以便狩猎时随身携带。出土时置于驸马的腰际。玉臂鞲系有两条金链,链两端各用双股金丝连接。出土时置于驸马的左臂之上。 北方草原民族素有“驾鹰”的传统。他们手戴护臂,将驯服后的鹰置于护臂之上,策马奔腾于原野,一旦发现飞禽走兽,即抛出猎鹰,凶猛的猎鹰如离弦之箭,能迅速敏捷地捕获猎物。此类玉臂鞲即是契丹贵族所用的护臂物品,而刺鹅锥即是将捕获的天鹅等猎物刺死的工具。

 

 

 

 

 

 

八角形三彩砚

辽代咸雍六年(公元1070年)

直径22厘米、高12.6厘米

公元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头道营子乡埋王沟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文房用具。砚台作八角形,砚面呈“风”字形,与底座对扣成盒形。辽地天气寒冷,为防止冬季墨汁冰冻而特制,底座可置炭火以保持温度。构思奇巧,集美观与实用于一体,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独特的民族风格,也反映了契丹人不但尊崇并且锐意模仿汉族士人的文化修养。这在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辽国的路振所写《乘轺录》中即有记载: “(契丹)自与朝廷通好已来,岁选人材,尤异聪敏知文史者,以备南使,故中朝声教,皆略知梗概。”

 

 

 

 

  

 

鎏金双鱼形银壶

唐(公元618--907年)

高28.5厘米、口径5厘米、腹径20.4厘米、底径15厘米

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龙山乡牛子沟门村哈达沟窖藏出土

赤峰市喀拉沁旗博物馆藏

 

盛茶酒用具。壶呈双鱼形,双鱼合一口,腹部相连处有一条凹线,鱼尾外展,形成壶底。整个壶体线条柔美流畅,纹饰錾刻细致,十分美观。

  由于“鱼”和富余的“余”谐音,因此鱼一直是富贵的象征物。同时,还引申出许多类似“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在古人的艺术创作中,鱼是运用广泛的一种传统吉祥图案。

  双鱼形酒器在唐代较为流行,目前所见到的有双鱼三彩瓷壶、双鱼瓷壶等,都呈双鱼对腹联体状,寓意好运成双。这种形制的器物后也为辽代契丹人所仿效,成为人们喜爱之造型。

 

 

 

 

 

 

定窑白瓷瓜棱形注壶

辽(公元916--1125年)

通高12厘米、腹径10厘米、底径5.4厘米

公元1981年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毫欠营子辽墓出土

内蒙古博物院藏

 

注壶为定窑常见酒器,此件注壶口部作盘式向下凹入,圆心作板钮凸起,两侧有小孔,可流入液体,构思极巧妙。定窑始于唐代晚期,终烧于元,其器以丰富多彩的装饰花纹取胜,被视为陶瓷艺术中的珍品,为契丹人所喜爱。

契丹人生活在劲风多寒、霜雪苦多的漠北之地,其游牧生产,随季节迁徙,居无定所。在严酷的生产、生活环境中,酒助其御霜寒、缓疲劳,成为密切的生活伙伴。契丹人的豪放洒脱、激昂慷慨之情,尽现于杯壶之中。

 

 

 

 

 

  

白瓷注壶、温碗

辽(公元916--1125年)

壶口径4.8厘米、底径8.6厘米、高22.5厘米;碗口径19.6厘米、底径8厘米、高7.8厘米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白辛墓出土

内蒙古博物院藏

 

酒壶和温碗成套使用,是辽代常见的酒具,设计巧妙。契丹人游牧和居住的大草原冬季漫长且寒冷异常,而碗里的热水可随时更换以保持壶里的酒温,非常实用。壶和碗均为白胎,施白釉,刻莲瓣纹,宛若一朵绽放的白莲花,美丽而圣洁,为辽代中期白釉瓷器精品,是契丹贵族结束游牧,追求生活品质的见证物。

契丹人好酒,常常痛饮,不醉不休,大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两个孙子世宗耶律阮和穆宗耶律璟死于非命,皆因嗜酒如命,醉后被部下所杀。

 

 

 

 

 

 

高足玻璃杯

辽(公元916--1125年)

高12.5厘米、口径9厘米、足径3.8厘米

公元2003年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酒器。此杯晶莹剔透,质地精良,是迄今内蒙古地区考古发现保存最好、质地最优的玻璃杯,式样与现代的西洋酒器极为相近,为伊斯兰地区常见的器物。高足杯多在贵族墓葬壁画里看到。有专家推测那时中国人用碗喝米酒,蒸馏酒还没有流行,用这种杯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它应是对外国器物的一种时髦的模仿,首先出现在贵族家里,而贵族们赶时髦的行为是要显示自己尊贵的身份和地位。

 

 

 

 

 

 

鎏金高士图银杯

辽代会同四年(公元941年)

口径7.3厘米、底径3.9厘米、高6.4厘米,分别重226克、146克

公元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盛茶酒用具。通体呈七棱形,口沿一侧有椭圆形花式柄,表面模铸卷草,下带指扳,扳不封口。杯沿、折棱、足沿及开光边框均为联珠纹饰,开光内以鱼子纹为地,上平錾七位高士。他们均着广袖长袍,阔脸长髯,背倚竹树,坐于蒲团之上,作书写、把酒、执扇、饮酒、捧钵、抚琴、阅书状,表情闲适,神态各异,极具神韵,有明显的唐代风格。下腹平錾缠枝花,足壁錾刻“山”字纹。通体鎏金。该杯造型源于中亚粟特系统器形,而杯柄部装饰简约,且柄部下不封口,联珠棱为焊接的做法均与唐代金银器有别,应视为契丹人的创新与发展。

 

 

 

 

 

 

玛瑙杯

高3. 1厘米、口径7.4厘米

公元1986年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酒器。这件玛瑙酒杯以天然纹理取胜,雕琢细致,超凡脱俗,宛如丽质佳人,瑰丽夺目,属于上等红玛瑙制品,应为陈国公主生前挚爱之物。人们相信以其饮酒可辟邪袪毒,能给人带来快乐和信心,象征着幸福与甜蜜。在辽代早期,玛瑙器皿随契丹民族与中原、西域等各地贸易文化交流而流入辽境,深得辽人珍爱。至辽中期以后,契丹人在本地也开始了采集、加工玛瑙等生产活动,常用玛瑙制成生活用品与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