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长沙天职国际电话:宦海风波恶，文心两相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0 16:30:29
苏轼的感人大度
说及苏轼，世人无不高山仰止。
后世推崇苏轼，盖其手创之不朽文化功业。他的诗词、散文、书法，堪称“三绝”，立极宗师；而他的性情之淡泊，性格之洒脱，累处逆境却不改忠君爱民，甘为苍生造福的高古风范，也引得历代文人士大夫竞相折腰。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的苏轼，其后世影响当不在屈子、李杜、韩柳之下！而他的大度，尤为我所叹服。
宋元符三年五月，苏轼遇赦，结束七年流放从海南北归。时传闻，他将入朝拜相。曾在哲宗朝为相的章惇之子章援，因害怕其父对苏轼的迫害甚多而受打击报复，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苏轼，请求他的宽宥。对官场恩怨早视作过眼烟云的苏轼即作覆书，坦诚相告：“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这种不咎既往，珍惜情谊，以德报怨的胸怀，端的令人击节赞赏。
应予补书一笔的是，苏轼与章惇确有“同年”之谊。仁宗嘉佑二年，苏轼、苏辙兄弟俩和章惇均为同榜进士，并做了颇有情谊的好友。但在哲宗亲政，章惇、蔡卞当权之后，因为政见的分歧，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将苏轼降职免官，贬置惠州。绍圣四年，再贬为琼州别驾，发配儋县。身为宰相的章惇还特别下了一道命令：不准苏氏兄弟在官舍居住。也就是说，章惇不但在政治上对苏轼排斥、打击，而且在生活上也对苏轼加以设障、留难。
双重迫害之下，苏轼只得租用民房栖身。可谓凄风苦雨，备受摧残！两千多个苦熬的日日夜夜，苏轼身心备受伤害。这样的政治恩怨和生活逼迫，无论放在哪个人身上，都是难以释怀，刻骨铭心的！但落到苏轼头上，既不想翻历史的旧账，也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反而用“更说何益”一笔带过。这种宽宏大量，实属罕见。
让人特别感动的还在，不念旧恶的苏轼非常怀念与章惇的“同年”之谊，并为其遭贬后的生活、健康而牵挂。在给章援的覆信中，苏轼叮嘱他好好照顾年迈的父亲，多备些“家常用药”，“切不可服外物”。苏轼还给病中的章惇寄去一些药方，嘱其多多保重自己。苏轼对迫害过自己的章惇，仍像对老朋友那样，关爱有加，不计前嫌。他的宽容大度，到了把苦难、冤屈、创伤留给自己，把友谊、关爱、真情都付于别人的境界。不求利己，唯为助人，如此博爱、宽厚的胸襟，即使放在当世，又有几人能及？
都说文人器量狭窄、小鸡肚肠，那就看看苏轼这位大文豪吧！自然，苏轼的宽容大度，并不意味着是非不分，没有原则。恰恰相反，他所持的政见、立场，异常坚定；也正为此，他既得罪于变法的王安石，又不苟同于尽废新法的司马光，才遭致数度受贬，外放流浪。
但是，苏轼从来不把政见分歧、仕途沉浮与朋友情谊拴在一起，像现今的某些人那样，一切以政治正确为转移，以至翻脸无情，落井下石。在苏轼而言，你我政见虽异、不相为谋，但私交尚在、情谊尚存，仍可以做生活中的朋友。他与王安石、司马光，包括章惇在内，都长期保持朋友关系，而不受宦海迁谪之左右，不为恩恩怨怨所影响，正凸显其人格的高标。宦海风波恶，文心两相知。他与王安石之间的交往，堪称文坛佳话。
苏轼是浪漫、幽默的，苏轼又是兀傲、坚韧的。二十余年的颠沛流离，苦痛磨难，终不改其人性本善的信念。他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大度的苏轼，屹立于对大写的“人”的挚爱与坚信的盘石之上！这种人类情怀、人文情愫，如电光火石般划过千年夜空，照亮华夏！大度东坡奇伟男，绝代风华千古传。苏轼的博爱大度，与豪放的苏词、隽永的苏文、飘逸的苏字交相辉映，成为国人永久注目的一道亮丽历史风景。
东坡好“戏”
苏东坡，天纵之才，诗文俱佳。他不仅天资聪颖，学富五车，而且气度恢宏，生性豁达，不拘泥于小事小节。朋友之间，常常开个玩笑，耍一下“小聪明”，与朋友“戏”，博得一笑欢心。
《醒世恒言》中有《苏小妹三难新郎》一文，文章记叙：才子秦少游(秦观)娶苏轼的妹妹苏小妹为妻，洞房花烛之夜，苏小妹却将夫君拒之门外，要秦少游答出她的三道题方可进门。前两道题少游很快就答上了，最后一道题是对对儿，苏小妹的上联为：“闭门推出窗前月”，要少游对出下联。少游漫步庭院，百思不得其“句”。此时，尚未睡去的苏轼知道自己的小妹在“考”妹夫，便想帮他一下。苏轼来到院中，少游正在倚缸看水，苏轼便就地取了小砖片，投向缸中，“那水为砖片所激，跃出几点，扑在少游身上。水中天光月影，纷纷淆乱。”，少游顿有所悟，援笔写出了下联：“投石冲开水底天”。苏轼一“投”，实在是“游戏之作”，但却以一种“戏耍”的方式，解了秦少游之难。此虽小说家言，但也足以表现出苏轼“戏”的高明。
生活中的苏轼，也确是如此，常常与朋友相戏，彼此取乐。
据《东臬杂录》一书记载，苏东坡的好朋友顾子敦很胖，体“肥伟”，外号顾屠。苏东坡因此常常开他的玩笑。一次，苏东坡为顾子敦送行，写了一首诗，其中就有“磨刀向猪羊”的句子，戏顾子敦为“猪羊”。又一次，苏东坡在京为官，一日和他的从官在慈孝寺集会。看到顾子敦趴在桌案上“假寐”，童心大起，挥笔在书案上写了“顾屠肉案”四字，并且喊醒顾子敦，说道：“赶快给我割几片肉。”引得同僚大笑。但顾子敦不但不以为忤，反而对东坡更加亲近，知东坡好“戏”也。
最出名的，还是众人皆知的“苏东坡遣妓戏佛印”。
北宋著名高僧佛印，与苏东坡是好朋友，两人经常把酒对诗，相交甚欢。苏东坡对佛印的才华很佩服，但想不通佛印出身显宦，却为什么进佛门。为此，想方设法让他破戒返俗。一次两人同游镇江金山寺，晚宴喝酒，苏东坡故意把佛印灌醉，叫琴娘侍寝。第二天一早佛印醒来，看到同床有一美女睡得很香。心里一振，想一定是东坡的鬼主意，于是，在墙上题诗一首：“ 夜来醉酒上床眠，不觉琵琶在枕边。传语翰林苏学士，未曾弹动一条弦。”便拂袖而去。东坡知后，愈加敬佩佛印。
苏东坡不仅与同僚、好友开玩笑，连贵为宰相的王安石，他也戏而谑之。
王安石做了宰相后，政治上推行变法，学问上他也没有停下。在当时，他引导了一阵“字源学”的研究风潮，并因此编写了一本《字说》。不过他的研究，多有穿凿附会之处。对此，苏东坡深恶痛绝。一天，苏东坡和王安石闲谈，苏东坡忽然问：“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组成？”王安石一时语塞。苏东坡就说：“还是我告诉你吧，《诗经》上有‘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就是九个吗？”借此，讽刺王安石字源学研究，妄加穿凿的不经之处。
苏轼，嬉笑之间，表现的是他的真性情；是他的幽默、诙谐，寓庄于谐的风趣人生。让后人识得了一个豁达不羁的苏东坡。
说及苏轼，世人无不高山仰止。
后世推崇苏轼，盖其手创之不朽文化功业。他的诗词、散文、书法，堪称“三绝”，立极宗师；而他的性情之淡泊，性格之洒脱，累处逆境却不改忠君爱民，甘为苍生造福的高古风范，也引得历代文人士大夫竞相折腰。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的苏轼，其后世影响当不在屈子、李杜、韩柳之下！而他的大度，尤为我所叹服。
宋元符三年五月，苏轼遇赦，结束七年流放从海南北归。时传闻，他将入朝拜相。曾在哲宗朝为相的章惇之子章援，因害怕其父对苏轼的迫害甚多而受打击报复，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苏轼，请求他的宽宥。对官场恩怨早视作过眼烟云的苏轼即作覆书，坦诚相告：“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这种不咎既往，珍惜情谊，以德报怨的胸怀，端的令人击节赞赏。
应予补书一笔的是，苏轼与章惇确有“同年”之谊。仁宗嘉佑二年，苏轼、苏辙兄弟俩和章惇均为同榜进士，并做了颇有情谊的好友。但在哲宗亲政，章惇、蔡卞当权之后，因为政见的分歧，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将苏轼降职免官，贬置惠州。绍圣四年，再贬为琼州别驾，发配儋县。身为宰相的章惇还特别下了一道命令：不准苏氏兄弟在官舍居住。也就是说，章惇不但在政治上对苏轼排斥、打击，而且在生活上也对苏轼加以设障、留难。
双重迫害之下，苏轼只得租用民房栖身。可谓凄风苦雨，备受摧残！两千多个苦熬的日日夜夜，苏轼身心备受伤害。这样的政治恩怨和生活逼迫，无论放在哪个人身上，都是难以释怀，刻骨铭心的！但落到苏轼头上，既不想翻历史的旧账，也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反而用“更说何益”一笔带过。这种宽宏大量，实属罕见。
让人特别感动的还在，不念旧恶的苏轼非常怀念与章惇的“同年”之谊，并为其遭贬后的生活、健康而牵挂。在给章援的覆信中，苏轼叮嘱他好好照顾年迈的父亲，多备些“家常用药”，“切不可服外物”。苏轼还给病中的章惇寄去一些药方，嘱其多多保重自己。苏轼对迫害过自己的章惇，仍像对老朋友那样，关爱有加，不计前嫌。他的宽容大度，到了把苦难、冤屈、创伤留给自己，把友谊、关爱、真情都付于别人的境界。不求利己，唯为助人，如此博爱、宽厚的胸襟，即使放在当世，又有几人能及？
都说文人器量狭窄、小鸡肚肠，那就看看苏轼这位大文豪吧！自然，苏轼的宽容大度，并不意味着是非不分，没有原则。恰恰相反，他所持的政见、立场，异常坚定；也正为此，他既得罪于变法的王安石，又不苟同于尽废新法的司马光，才遭致数度受贬，外放流浪。
但是，苏轼从来不把政见分歧、仕途沉浮与朋友情谊拴在一起，像现今的某些人那样，一切以政治正确为转移，以至翻脸无情，落井下石。在苏轼而言，你我政见虽异、不相为谋，但私交尚在、情谊尚存，仍可以做生活中的朋友。他与王安石、司马光，包括章惇在内，都长期保持朋友关系，而不受宦海迁谪之左右，不为恩恩怨怨所影响，正凸显其人格的高标。宦海风波恶，文心两相知。他与王安石之间的交往，堪称文坛佳话。
苏轼是浪漫、幽默的，苏轼又是兀傲、坚韧的。二十余年的颠沛流离，苦痛磨难，终不改其人性本善的信念。他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大度的苏轼，屹立于对大写的“人”的挚爱与坚信的盘石之上！这种人类情怀、人文情愫，如电光火石般划过千年夜空，照亮华夏！大度东坡奇伟男，绝代风华千古传。苏轼的博爱大度，与豪放的苏词、隽永的苏文、飘逸的苏字交相辉映，成为国人永久注目的一道亮丽历史风景。
东坡好“戏”
苏东坡，天纵之才，诗文俱佳。他不仅天资聪颖，学富五车，而且气度恢宏，生性豁达，不拘泥于小事小节。朋友之间，常常开个玩笑，耍一下“小聪明”，与朋友“戏”，博得一笑欢心。
《醒世恒言》中有《苏小妹三难新郎》一文，文章记叙：才子秦少游(秦观)娶苏轼的妹妹苏小妹为妻，洞房花烛之夜，苏小妹却将夫君拒之门外，要秦少游答出她的三道题方可进门。前两道题少游很快就答上了，最后一道题是对对儿，苏小妹的上联为：“闭门推出窗前月”，要少游对出下联。少游漫步庭院，百思不得其“句”。此时，尚未睡去的苏轼知道自己的小妹在“考”妹夫，便想帮他一下。苏轼来到院中，少游正在倚缸看水，苏轼便就地取了小砖片，投向缸中，“那水为砖片所激，跃出几点，扑在少游身上。水中天光月影，纷纷淆乱。”，少游顿有所悟，援笔写出了下联：“投石冲开水底天”。苏轼一“投”，实在是“游戏之作”，但却以一种“戏耍”的方式，解了秦少游之难。此虽小说家言，但也足以表现出苏轼“戏”的高明。
生活中的苏轼，也确是如此，常常与朋友相戏，彼此取乐。
据《东臬杂录》一书记载，苏东坡的好朋友顾子敦很胖，体“肥伟”，外号顾屠。苏东坡因此常常开他的玩笑。一次，苏东坡为顾子敦送行，写了一首诗，其中就有“磨刀向猪羊”的句子，戏顾子敦为“猪羊”。又一次，苏东坡在京为官，一日和他的从官在慈孝寺集会。看到顾子敦趴在桌案上“假寐”，童心大起，挥笔在书案上写了“顾屠肉案”四字，并且喊醒顾子敦，说道：“赶快给我割几片肉。”引得同僚大笑。但顾子敦不但不以为忤，反而对东坡更加亲近，知东坡好“戏”也。
最出名的，还是众人皆知的“苏东坡遣妓戏佛印”。
北宋著名高僧佛印，与苏东坡是好朋友，两人经常把酒对诗，相交甚欢。苏东坡对佛印的才华很佩服，但想不通佛印出身显宦，却为什么进佛门。为此，想方设法让他破戒返俗。一次两人同游镇江金山寺，晚宴喝酒，苏东坡故意把佛印灌醉，叫琴娘侍寝。第二天一早佛印醒来，看到同床有一美女睡得很香。心里一振，想一定是东坡的鬼主意，于是，在墙上题诗一首：“ 夜来醉酒上床眠，不觉琵琶在枕边。传语翰林苏学士，未曾弹动一条弦。”便拂袖而去。东坡知后，愈加敬佩佛印。
苏东坡不仅与同僚、好友开玩笑，连贵为宰相的王安石，他也戏而谑之。
王安石做了宰相后，政治上推行变法，学问上他也没有停下。在当时，他引导了一阵“字源学”的研究风潮，并因此编写了一本《字说》。不过他的研究，多有穿凿附会之处。对此，苏东坡深恶痛绝。一天，苏东坡和王安石闲谈，苏东坡忽然问：“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组成？”王安石一时语塞。苏东坡就说：“还是我告诉你吧，《诗经》上有‘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就是九个吗？”借此，讽刺王安石字源学研究，妄加穿凿的不经之处。
苏轼，嬉笑之间，表现的是他的真性情；是他的幽默、诙谐，寓庄于谐的风趣人生。让后人识得了一个豁达不羁的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