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后人的简朴令人感动(图)

2011年07月22日 12:01    来源：天津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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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实录 历史并不全是由风口浪尖的人写就的，时代的大潮里也有无数小人物的奋斗，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平凡人生，他们的曲折命运，更应是媒体关注的——这里讲述的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摄影 任玉书

■ 时间：7月8日

■ 地点：天津平山道人艺宿舍

■ 讲述者：赵大民 李郁文

我眼中的讲述者

7月1日，正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纪念日，我去天津人艺小剧场观看了由赵大民、李郁文夫妇编剧的话剧《铁肩担道》。当最后一幕李大钊昂首走向刑场，开裂的天空被映成血红色，面对发疯般叫嚣着“快绞！快绞！”的敌人，李大钊一字一句地说道：“绞吧，你们这帮丑类！动手吧，你们这些热锅里的游鱼！不要以为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不，革命不会死，共产主义不会灭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听吧，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中华，必是赤旗的世界！”应和着《壮别》的歌声，不由得满心感动。回头望，在观众席的后排，坐着身板挺直的赵大民和头发雪白的李郁文，无论演多少场，他们都是这部戏的“铁杆观众”。边看边征求意见，边进行修改，力求完美。

采访时，两位老人说起《铁肩担道》的创作经过，说起老乡李大钊和人才辈出的老家河北省乐亭县，说起上世纪80年代与李大钊亲人故友的接触和印象，话语如滔滔江水，倾泻而出。在他们的讲述中，窗外的炎炎烈日和灼人的酷暑一点点消退了，风起云涌的遥远年代扑面而来，听两位老人讲述，比看他们创作的话剧更感亲切，这完全是发自肺腑的声音——

写李大钊是一种情结

赵大民：从2000年到现在10多年间我在人艺就做了4部话剧，《芳草碧连天》、《茂陵封侯》、《铁肩担道》，加上复排《钗头凤》。还有京剧《华子良》，评剧《雷雨》等。我这个人的性格，是想尽量把每一部戏都雕琢得好一点，当然会非常辛苦。你说我用写诗词的方法写戏剧，是的，你说得非常对！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我都要精心地去雕琢，不达完美是不罢休的。

李郁文：这个戏是由年轻导演温丽琴执导，她很有才华。赵老师虽然不做导演，但他也全程跟着，给演员做剧本阐述，一讲就是4个小时。剧中人物都是什么身份？他们之间都是什么关系？这部戏里有名有姓的人物有16个，都要讲清楚。你知道我们为写这个戏看过多少资料？党史、党史研究资料、《李大钊全集》、各种回忆录，加起来有几千万字不止。《铁肩担道》这部戏最早写于1982年，那时剧名叫《晨钟》，到现在一些小地方的边排边改不算，正式的剧本已经修改过七次了。

说着，赵老递给我一沓手写的剧本，蓝色的笔迹，清晰有劲。红色的修改和注释，条理分明。两位老人的工作状态也很独特，赵老师白天写，李老师夜里干，夜以继日。他们共同把戏剧的情节结构、人物的情绪和思路都定好了之后，由李老师在夜里打字，黎明时分把一夜整理好的文字放在桌子上，供赵老师白天继续创作。最后的剧本是由李老师在电脑上打字而成。真是了不得，一个85岁，一个76岁，两位加起来1６0多岁的艺术家为写李大钊呕心沥血，实在令人敬佩！

李郁文：以前赵老师还用蝇头小楷写剧本呢！戏剧与电影不一样，不是遗憾的艺术，每次演出都在改，第１场与第40场，质量和效果要好很多呢！

赵大民：我是1980年开始收集素材，1982年开始写。当时没有谁给我下任务，是我的一腔乡情，一个情结。我和李大钊是同乡，都是河北省乐亭县的，他的家叫大黑坨，在城东南，离县城15里。我的家叫前黑王庄，在城东北，距县城也是15里，我们两家距离大概20多里地。我从小就听过许多关于李大钊的事情。1927年李大钊牺牲时我刚出生不久，我上学上到三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个老师，我印象特别深，叫刘华甫，我们那个村没有完小，就上到四年级。刘老师来了以后，就教我们唱李大钊写的“黄族歌”，是我们那时候的校歌。

李郁文：在乐亭县，所有的小孩上学就会唱，李葆华是李大钊20岁时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如今已经去世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去北京拜访李葆华时，他还唱起了这首歌，赵老师便和他一起唱。

说到这，赵大民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激昂高亢，完全不像是一个85岁的老人，连后边的高音部分都唱得准确而饱满，正是李大钊的《黄族歌》：“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莫叫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方不负——石笔铁砚，先哲后贤。”

李郁文：李大钊11岁结婚，妻子赵纫兰比他大6岁，没有上过正式学堂，但家境不错，有一点文化，还是小脚。到李大钊38岁牺牲，他们共生了9个孩子，活了7个。其中一个是遗腹子，李大钊牺牲时这个孩子在妈妈肚子里才4个月。李大钊虽然在外工作，但也是常常回老家。他始终说乐亭县的乡音，即人称“老呔儿话”，比唐山话还要“呔儿”。李葆华也是。周总理曾经问过李葆华，为什么人家说你们的家乡话叫老呔儿话？葆华告诉总理，我们乐亭县人到东北去做生意，人家都叫我们“呔儿商”，挣了钱回来就买地，买了地就办学校。赚了钱就送孩子上学读书。乐亭人不得了，这么一个小县，就有这么多将军，9个工程院士，享受国务院特贴的人有好几十。李大钊5岁以前在家里，他爷爷就教他读书。所以说，乐亭县能产生李大钊这样一个人物也不是偶然的。

当年跟着李大钊（从老家）出来的人很多很多，像我们这部戏中的洪素贞，都是真实的。只有舅老爷是虚构的人物。比如，李运昌是我们冀东的司令员，也是李大钊带出来的，去苏联，去黄埔军校，都是跟着他，跟着革命的潮流过来的。

赵大民：我一直就想写李大钊，“文革”把李大钊打成了叛徒，不能写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李大钊平反，我就又开始想写了。有一种使命感，一种责任感在督促着我，就想着快点写出来。那时候李葆华已经调到北京，我们就到北京去访他。

这时，赵大民取出一本像册，让我看几张很小的黑白照片，是当时尚年轻的他们夫妇在李葆华家拍的，有合影，也有工作照。作为同乡，李大钊成为赵大民夫妇心中的一个结，仿佛总能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心中呼唤，不写不舒坦，不吐不快啊！

李大钊后人的

简朴令人感动

李郁文：（指着一张照片）这是1980年在李葆华家拍的，我们一共住了4天，他的夫人叫田映萱。我们去的时候，他刚刚从人民银行行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才有时间和我们谈。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李运昌，是李大钊的学生，与李葆华兄弟相称。原来是李大钊准备送他去苏联的，但交通不便，他来晚了，船已经开走了，就又送他去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毕业后，就在我们冀东军区当司令员。于是，我们就通过李运昌联络李葆华，就一直说葆华很忙，直到1980年他退下来才成行。记得那是七八月份，我们来到北京，李安排我们住在国务院招待所。他的司机告诉我们，葆华上班从来不坐车，都是自己走着去，或者搭公交车，除非是有公务他才坐车。

那天我们到李葆华家，特别让我们感动，屋里什么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就有一张小地桌，摆着一圈小板凳，仍然是乐亭县老家的习惯。那时已经是80年代了，作为部长级的领导还是如此艰苦朴素，一下子就让我们感到这就是李大钊的后人，就是这样的传统啊。之前，他从未接待过访问他父亲的人。那时候情况还有点复杂，对李大钊的认识还没有完全拨乱反正。好多资料还很难找到。比如李大钊在狱中写的《我的自述》，就是“四人帮”污蔑李大钊是叛徒的证据，和瞿秋白《多余的话》放在一起，曾经都是批判的对象。

赵大民：通常他是不接待寻访他父亲的人的，但他很念乡情，接待了我们。我和他在一起就说起了家乡话——乐亭方言，很亲切。吃饭就在他家的小地桌上。谈了4个半天。从他对父亲的记忆说起，从老家说起，谈到后来和父亲到北京的生活，他说父亲对他们教育很严，但是从来没有打骂过他们。就是要求他们每天要写大字。在剧里不是也表现了“写仿”这个情节吗？父亲还教他们集邮，一直集到父亲牺牲。李大钊牺牲后的第二天，沈尹默和周作人拿着刊有他父亲牺牲消息的报纸给他看，还怕他承受不住，没想到他看完报纸就放下了，没有掉眼泪，一个人默默地回房间了。沈尹默说：“这个孩子的那种沉静，把我们都震住了。”

李葆华从老家乐亭说起，一直说到父亲的牺牲，中间也谈到父亲对他们的教育，他用了这样几个词：一是青灯黄卷，每天父亲都在写文章。你想他牺牲时才38岁，就已经写出了120多万字的文集五卷了；二是粗茶淡饭；三是冬衣絮衣，夏衣布衫。他父亲就是这样。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衫。在戏里也写了，李大钊整天就是读书写字，就算他从18岁开始写，到38岁牺牲，二十年他写了一百多万字。

赵老师递给我《李大钊全集》五卷中的一卷，素雅的封面，拿在手中沉甸甸的。这么多的文字，与现在人们用电脑打字不一样，要知道当年的李大钊可都是用毛笔一笔一画写的楷书啊！

李郁文：李葆华告诉我们，他父亲外语很棒，俄语、日语、英语，还有德语。有德国的记者来请他写文章，他用德语写文章，竟然可以做到让对方立等可取。

赵大民：所以我在剧中写了李大钊给学生日文书的情节。我小时候上学那年代，除了林语堂他们能从西方直译过来，中国能读到的许多读物不是直接翻译过来的，而是从日本转译过来的。这戏里最要好的三个人，李大钊、章士钊和陈独秀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那时候在北大任教，欧洲回来的是240块银元一个月，从日本回来的就是180块银元。李大钊最早到北大是章士钊介绍的，北大图书馆主任，也是章士钊把自己的位子让出来的。后来蔡元培认为他可以担任教授了，他的工资就是180块银元。另外他还在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处兼课，也有一些收入。合在一起，每月收入能达到240块银元左右。那时候，两块银元能买一袋40斤的面，一块银元可以买8斤猪肉。你想想他挣的这些钱如果只用于生活的话是多么富裕。可是他用来作革命经费，就连一半都不够了。

李郁文：他家的生活非常简朴，李葆华小时候和一群孩子在家门口玩，谁也看不出来他是教授家的孩子，穿的衣服特别破，冬天就一件棉袄。连想买一副军棋都买不起。全部的钱都用作革命经费。再就是他的乡情太浓了，只要是从老家来的，有困难的，都在他家里住，家里总有很多人吃饭。我们在剧中给他设计了一句和妻子开玩笑的台词：“我成了败家子儿了。”

据有人回忆，他牺牲的时候，家里只剩下一元钱了。他赚那么多钱，自己却身无分文。所以我们给他最后的台词是：“我一生治学，身无长物，我的诗文就是给你们留下的遗产；我的理想就是对你们的遗教；我的事业——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就是你们毕生奋斗的目标！”

赵大民：真的是很穷，于是我们就写了“一件长衫”这个细节，就这么一件长衫还要让给舅老爷，直到就义的时候才穿上。这都是从生活中来的。这个道具特别重要。舅老爷是赵家的人，也有原型的，叫赵小枫，赵纫兰的二舅。在剧中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在我们乐亭有这样一批人，早年也出去经商，给人家当伙计，但没有熬成掌柜的，也没挣很多钱，年纪大了就回乡了。但是这批人有些文化，也见过世面。

我们收集素材的时候李星华，就是李大钊的女儿、李葆华的妹妹已经去世了，她只比哥哥小一岁。我们就找到了星华的女儿贾伟琳，她在北京政协工作。星华生前写过一本书《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伟琳帮助母亲做过这个事，知道很多详情。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伟琳亲手给我们抄了一份李大钊的《狱中自述》。那时候复印机尚不普遍，她白天工作，晚上回家抄写，两千多字，字字工整秀丽。当时外面找不到这份文件。“文革”中就是康生手里拿着这个东西，说李大钊是叛徒，我读完了以后，激动万分，这里面哪有一点点叛变的内容？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感天动地的正气歌，完全是泣血之作啊！之后我们又访问了李大钊的学生李运昌。还访问了原冀东建国学院院长、后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的娄平，原天津市委副书记阎达开等。

儿媳回忆：

李大钊对妻子的一片深情

李郁文：李葆华的夫人不说乐亭话，但她给我讲过很多往事。她说：虽然我没有见过公公、婆婆，但是我从葆华和姑姑星华他们那知道，公公对婆婆特别好，就单说做鞋吧，那时候可没有买鞋的，五个孩子加上肚子里怀着的，加上李大钊和她自己的，一人一双鞋不够吧，她一年得做多少双鞋！还有这么多人吃饭，她便养成了习惯，做事特别麻利，因为要做的家务太多了，常常顾不上自己，个人有时候就穿戴不太整齐，大襟衣服有时候腋下的这个扣子没扣好，李大钊就帮她系好，还把手绢给她掖上。赵纫兰不仅是他妻子，还是恩人，李大钊结婚时才11岁，赵纫兰16岁，是她把他带大的。开始家里有钱还行，但后来就没钱了，李大钊到天津法政学堂读书，是赵纫兰在家乡靠给别人做活缝衣服挣钱供的他。不仅做家务活，在老家种地她也得干。后来李大钊在北大当教授，每天的午饭也是从家里带的，都是妻子做的。他管妻子叫三姐，或兰姐。李大钊牺牲后，她是小脚，还生了一个遗腹子，到处去找那些大教授帮忙。1933年，终于给李大钊办成了10万人出席的一个盛大的出殡仪式。之前李大钊的遗体一直没有入土。办完出殡后没几天，赵纫兰就去世了。她好像就是为他活的。后来她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并与李大钊合葬……我们写李大钊与别人不同的是，第一我们是同乡，第二我们直接访问了他的亲人，所以我们才能写出他的亲情和乡情。

赵大民：李大钊在天津法政学堂上了6年学，原来的剧本没有写这段。后来总觉得是一种缺憾。看了许多人的回忆录，都有提到他到天津送陈独秀南下这个细节，赶着马车来天津。今年年初，刚刚修改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史，这一版正式写到了1920年，李大钊送陈独秀到上海避难，送到天津。然后也查到了天津当时的报纸，报道了送走陈独秀的第二天李大钊在天津与共产国际谈判时被发现，然后赶快回北京了。

你问我们为什么工作做得这么细？不能有硬伤。比如刚才说到洪素贞这个人，也是有原型的，她叫罗淑贞，她想上学，那时候妇女上学并不容易，她找到表姑夫，李大钊给她改名叫罗国维。当时提倡妇女解放，我小时候在乡下有记忆。

你问为什么用了这样一个结构，从李大钊的狱中自述开始，引出他的被捕前的生活？我原来的剧本是以女儿李星华的回忆开始，但这次我一定要压缩剧本，从5万字压到现在的1.8万字，上演100分钟最好。首先你得有悬念，就是让杨宇霆劝李大钊招供。关于章士钊到狱中去为李大钊求情这个情节，这件事有过，但没有去狱中。章士钊一直和李大钊非常好，他们从日本回来，章士钊长李大钊9岁。是李三个儿子的家庭教师。李被捕后，章到处为他奔走。

我的剧本要达到

美思、美视、美听

赵大民：我写过6个革命剧本，有《把一切献给党》《红色工会》《红岩》《华子良》《觉悟》。如果说，前面几个戏多少还有点“遵命文学”的话，那么《铁肩担道》完全是我自己要写的，我们两人所有的工作都是自费的，从来没有想过要拿它来赚钱。

李郁文：从1959到现在50多年了，真的是一种情结。50年啊，初衷不改！如果不写，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赵大民：写第一稿的时候，我是怀着对“四人帮”的一种仇恨。你看我们改了这么多遍，结构都变了，但怎么改，最后李大钊痛斥敌人的那场戏我不改。你问我写剧本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自己当成演员来读剧本？我读啊，每一句台词我都读。我要读读看是不是上口，不上口的我就立刻改掉。我写李大钊到天津送陈独秀这个情节时，故事发生在天津的哪个码头？都出场哪些人？我构思了一夜都想好了，可是第二天我就病了，但是我不能去看病，我要是去看病了，回来我可能把想好的东西就都忘了。我只能坚持着一气呵成把它写出来，然后才去医院。张星，你说得非常对，我就是用写诗的方法来雕琢台词和剧本。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美思、美视、美听，三美。这是很要紧的。美思，就是美好的联想。美视，不论穿什么样的服装，但给人的视觉要是美的。第三就是美听，台词、语言一定要有美感。剧名最早叫《晨钟》，后来也考虑过很多，也有人提出过许多建议。我们就不按着事件走，按着人生走。只写一生一死。我就是写——铁肩担道，妙手著文，哲人其萎，斯道永存。这个道就是救国之道，救民之道，复兴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道，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献身之道。

话剧《铁肩担道》目前正在天津人艺小剧场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