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教育部发言人撰文点评王勇平新闻发布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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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7-29 07:50
• 扬子晚报

7月24日，最后一节车厢被吊车从高架吊下地面。新华社

　　这两天，“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强势语言被广大网友戏称为“高铁体”。反观王勇平的发言，不但没有起到新闻发言人答疑解惑、披露新闻事实真相，树立铁道部形象等相关方面作用，反而适得其反。昨天，就连王勇平以前的同行“兄弟”，前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微博)也看不下去了，昨在他的博客中登了《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全文共6000多字，字里行间甚为叹息！

　　前教育部发言人写给王勇平的一封信(节选)

　　勇平兄：

　　你好！

　　几天前在“金话筒”颁奖仪式上见到你，虽还未发生“甬温线7·23特大事故”，但已感觉出你的疲惫、焦虑和压力。是啊，我深深地理解你：年年春运如临大敌、部长腐败中途易人、有关铁路的各种争议此起彼伏、京沪高铁高调出台又险情不断等等，身处旋涡中的新闻发言人的日子不好过啊。记得那天短暂的交流中，我最后的一个问题是，我最担心如果高铁塌陷、动车碰撞或出轨怎么办，该如何应对？你说，我也是最担心这样的事情啊！随后颁奖典礼开始了。

　　不幸的是，我俩共同的担心成了现实。而你，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作为同是“后非典时代”的第一批部委发言人，又同为国务院新闻办第一批新闻发言人培训，被称为“黄埔一期”学员。你确实比我热情、勤奋又坚忍，在新闻发言人的岗位上已经坚持八年多了，而我却已退下阵来；美国受训归来，你成就了一本著作，我却只有十几页纸的收获，一句话，你真的比我强多了。但是，我看了你“甬温线7·23特大事故”的新闻发布会，联想到事故前后的一些事情，还是想说点心里话，直言几点建议，对你，也算是对铁道部政务公开、以及对当下很热闹、时尚的新闻发言工作的心声表达吧！

　　新闻发言人这一词组在语文教学上讲是偏正结构，偏是新闻发言，正是人。换句话说，新闻发言人的核心是人，是一类干新闻发言工作的人面对其他人的工作，因此我一向认为，新闻发言人在拥有许许多多技术手段的同时，应当也是有丰富情感和深刻思想，真诚、善良和美好的人。“甬温线7·23特大事故”发生后广大人民群众从热爱党和政府，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表达各自思想、情感和理念是完全在情在理的。比如崔永元说，新闻发言人，请不要让新闻发炎；新闻媒体对于动车追尾事故发出的一连串追问，希望尽快听到铁路部门的回答，这个要求不高；听到一个说法，高铁和动车正处在磨合期，反感，哪能用人命磨合呢！比如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说：“这么大的事故怎能归咎天气和技术性因素，又该谁来买单，铁道部门应该痛定思痛，从中汲取深刻教训，铁路再提速也要安全第一，生命伤不起啊！”比如我说“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陆海天，一直联系不上，同学及朋友焦急万分。”中国传媒大学数十位同学通过转发微博等不同方式搜寻陆海天及朱平下落。据证实两位学生在事故中遇难。看着他们青春的面容和同学回忆，我哭了。孩子们，记住这场人祸，长大了绝不再造人祸，现在一定要和所有造人祸的人理论到底！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话可能有偏颇，但确是一个个鲜活的、大写的人在这样的灾难面前的理性思考和情感表达。作为新闻发言人应该把这些公众呼声咀嚼和理解以深刻自我的思想和提升自我的情感。同时，也可提升新闻发布会的品质和丰富新闻发布会的内涵。你说呢？

　　应该说，特大事故次日即召开发布会，能够把时间、伤亡人数和事故原因交代清楚就很不错了，当然还要适当地回答公众质疑，比如车体为何掩埋？为什么探测过无生命体征，还会在切割过程中又找到一个女孩子？为什么恢复通车比救人重要？胡紫微说我们想问：1，为什么恢复通车比救人重要？2，为什么凌晨四点就判断车体内无生命体征，而下午五点还又拖出一活八死？3，本次事故谁将承担领导责任？4，何时向公众公布事故调查结果？我以为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真相，铁道部应该面对，如果是谣言，请铁道部的真相快上跑道；如果是真相，请铁道部的谣言快止于跑道。你回答得应该说都非常不准确，还夹杂一些情绪化表达，使受众反而还产生一系列新疑问，这样就没有达到新闻发布会拨乱反正，厘清事实的目的。“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之类的话更不应该在发布会上说了。

　　勇平兄，说这话，你真别生气。这个发布会根本就不该开，领导一定要开也不该由你一人开；即使你一人开了，也不该这么开。我干过这行，知道这行的苦处，有许多事儿，咱主宰不了，但在咱能主宰的那些地方，比如如何表示态度，比如如何公布事实，比如如何遣词造句、语气语态等，我们是能有一点作为的啊！可不能一场新闻发布会之后，不但不能平息或引导舆论，相反引来更多质询和谴责。南方电视台《拍案》栏目编导徐静称，这是史上最混乱的新闻发布会。说得虽然严重了，但其合理内核值得我们，特别是正在做新闻发言人的所有人深思。因为不定哪一天这样的事儿就落到你头上，今天勇平，明天谁？

　　按常识说，速度是要逐步提升的，因为越高速风险系数越高，危险性越大。据说，日本新干线在积累了运行几十年的经验之后才在今年提到300公里以上，而我们是在没有什么经验积累，管理水平又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一下子提速到三百以上，这种干法的风险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你在做客新华网的时候却说“应该说，目前我们有充分的把握认为，提速列车的运行安全有可靠的保证，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们是不会开行这样的列车。”7月23日事故发生前，一系列不安全迹象和7·23特大事故，以至于就在25日还发生的京沪高铁供电事故发生故障，造成部分列车晚点，这些都说明你的话至少不够严谨。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你还说，“我仍然跟社会说一声，中国高铁的技术是先进的，是合格的，我们仍然具有信心。”有评论说，铁道部从高技术决定论中醒醒吧！这也是常识，铁路运营是否是一流，不仅仅取决于你的硬件设备，当然还包括管理水平、安全系数以及许多非机械的因素。白岩松在7月25日的新闻1加1中反问，仅仅是技术先进，但是你的管理是否先进？运营整个给予的实验答案是否先进，监督是否先进，对人的尊重是否先进，所有的细节是否先进，归根到底，综合下来你的运行能力是否先进？这样的诘问值得深思。在我看来，常识对于领导者重要，对于新闻发言人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在我们发言的时候，真的，要想一想常识！要想一想尽量不说、少说或绕着说的，也是要遵守常识的话。

　　7月27日《环球时报》社评有一段话值得当下中国所有官员，特别是新闻发言人思索：“可以预见，将不断有与政府相关的部门和机构卷入公共危机中，它们在舆论面前的笨拙将不断显现。这些笨拙将给中国的大形象抹黑，并将一点点损耗中国的政治资源。因此这个问题应当受到中国官方的高度重视。”这话太好了，我在讲如何把好话说好、把不好的话好好说的意义时，总是尽所能地给各部门官员如是说。不知道今后我们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怕事情发生，事情发生了，处理得好、表达得好，政府的威信就高一层；相反，处理得不好，表达得不好，政府的公信力就削弱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和所有正在从事新闻发言人工作的人们一样责任重大啊！公众期待着、我也期待着你和你们有更精彩的，更让大家心服口服的表现！

　　因为我已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站着说话不腰疼又爱之深、急之切且求之高，说了许多，望老兄海涵。更希望老兄多多保重身体，工作顺利！

　　顺祝 夏安！

　　愚弟：旭明

　　2011年7月28日

　　不能再有替罪羊

　　官员问责有无“死亡35人”定律？答案是没有。事实上，官员就算要做手脚，也会做在30个或者10个上，而不是35个。按照2007年国务院出台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条例》，30人以上死亡事故，构成特别重大事故。10人以上死亡事故，则可定为“重大事故”。可见，死亡人数影响事故等级定性，并可能“惊动中央”，导致官员被严厉问责。事实上，有关官员问责的种种非议，往往是因为各种或明或暗的规则纠缠不清：类似问责界限模糊，处罚理由不透明，甚或公然违规提拔被问责官员等问题，屡屡出现。

　　“临时工”受刑罚

　　问责则往往在事故发生之始就已启动，比如“就地免职”，往往被看作平息民愤之举。此次动车追尾事件发生的第二天，铁道部党组就决定，对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予以免职，并进行调查。这不是最终的结果，某些官员随后可能被作党纪、政纪处分，有的人甚至被追究刑责。从以往的事故案例看，最终处理结果往往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领导“记过”，普通工作人员撤职，而事故责任单位的人员和雇佣的临时工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近几年重大事故中被追究刑责的官员越来越多，记者统计的自2008年以来的三十多起特别重大事故中，有官员被追究刑责的占三分之一，滥用职权、受贿、玩忽职守，最为常见。已开庭审理的上海大火案中，就有原上海市静安区建交委主任高伟忠等4名官员被控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再次印证了“事故背后往往有腐败”。

　　“领导责任”到底有多大？

　　被问责的领导层级越高，方式越严厉，显示其所涉安全事故越严重。但“领导责任”界限到底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事故，可导致省部级官员被问责？答案在2001年起实施的《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中，此文指出，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者性质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但何为“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何为“性质特别严重”？受访专家认为，标准并不明确。从2008年至今，共有3名正省部级官员被问责，都发生在2008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胶济铁路撞车事件被记过，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因襄汾溃坝事件引咎辞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则因三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引咎辞职。

　　问责变成“暂时受点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