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婚纱摄影照片:如何应对美国“凭实力”选择债务违约的举措？

如何应对美国“凭实力”选择债务违约的举措？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今天世界都在关注美国两党的谈判结果。谁都清楚，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在8月2日的最后期限以前调高借债上限，那么美国财政部将无法担保美国政府的所有债务。而且，即使国会和政府能够达成一项协议来调高目前为14.3万亿美元的借债上限，但一项削减赤字力度不够大的预算计划也仍有可能会导致美国政府的“AAA”信用评级遭到下调。那么,这一后金融危机时代所发生的“特大事件”究竟会给国际金融市场乃至世界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想可以设想出以下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情形是：号称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最好的美国国债市场将失去昔日的光环，国债收益率的被迫上升来弥补市场产生的流动性萎缩的风险。再加上目前美国经济没有明显回暖的迹象，美联储继续宽松量化的货币政策的代价将会大大增加。也许，这一结果就是共和党方面挤出奥巴马阵营所希望的结果。但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私利性的攻防战略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复苏节奏大大放慢。中国政府美债的减持成本也随之提高。
第二种情形是：市场投机力量借助美国政府部分违约事件，并利用随之而来的美国信用评级公司的负面评级素材，大量做空美元资产，导致美股继续下跌，美债价格深度滑坡，美元和大宗商品价格也随之一路疲软，而金价却强劲飙升，日元也在避险资金的推动下会大幅升值，尽管资金短时间内主要会流向亚洲各国，但是联邦利率因此而大幅上升，以遏制资本大量流出美国所导致的债务违约风险上升这类防卫型措施不太会启动。因为美元的地位不是在一朝一夕中就可以被推翻的，何况现在世界经济危机四起，美元当下的竞争对手几乎不存在。所以，即使美国政府为了保卫美元的霸权地位，现在也不会轻易加息——用牺牲自己本国经济活力的风险来换取防止资本流出的效果。除非它另有用意。
第三种情形是：可能性最小，但却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冲击是最大的，那就是美国政府真得动用利率的工具来颠覆国际金融市场的安定，很多次都是美国这个主导国际货币体系国家的加息，让很多脆弱的金融市场和开放度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了资金转向的牺牲品。这是一个在目前阶段两败俱伤的举措，除非美国想把自己身陷的困境通过这种方式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以防自己昔日的强势被其他乘虚而入的竞争对手所取代。但是，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完全可能会制造一些紧张的地缘事件而不是利用加息手段，来发挥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作用，以达到吸引全球避险资金重回美国市场的效果。
总之，不管最终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最大的受害者不是美国，而是依赖美元作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润滑剂以及把美元计价的资产作为储备资产的世界各国！美国两党之所以敢拿“财政违约”的筹码来维护和争夺自己所需要的政治利益，是因为他们心里都知道今天国际货币体系中没有强劲的对手，也就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短期内无法撼动，尽管他们各方都想拿“世界利益”来说事，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外部支持，但是，他们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从“美元”这个世界“货币锚”的视角来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之间今天共唱的这出闹剧就和在别人的家园里玩火惹事的性质完全一样。
首先，无节制膨胀的美国财政赤字跟欧洲主权债务国家不一样，它是美国政府借世界的“财富”在通过一流人才的引进、军事实力的强化、科研和研发能力的提升等方式来提高美国不断上升的实力，以达到美元即使阶段性贬值市场也无法离弃它的效果。这和很多债务国家借钱搞福利，经济实力日趋下滑的本质完全不一样。但是，带来的问题是，当美国依靠自己的实力对债权国不负责任而只考虑自己利益的时候，制衡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十分有限。这也是后危机时代需要我们对现有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反思和改革的地方。尤其是，这次美国政府违约的举措更应该让外汇储备达到世界第一的中国引起高度的警觉。
第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走出了靠“金本位”自律调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来到了靠“信用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时代。美国依靠它多方面强大的实力、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国际认可的品牌优势，为世界承担了提供“结算支付”、“资产储备”、“价格标准”这三方面功能的“货币锚”服务。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个信用本位的“公共品服务”，降低了很多因为自己国家货币弱势、价格体系不稳定所带来的交易成本，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出口和增长所带来的就业率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的效果。而美国则由此得到了庞大的铸币税，和越来越多的“美元流动性”的回流所带来的金融市场繁荣的诱人效果。依据承担货币锚服务的好处，美国借助外国的财富进一步发展了美国的“硬实力”。所以，当他们开始凭实力赖账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在信用本位的货币时代，建立一个超主权国际货币和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是，走向超主权货币体系的欧元，今天因为各个国家经济基本面的参差不齐，和由此产生的不和谐举措，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场罕见的主权债务危机让它付出了“稳定”和“效率”牺牲的巨大代价。同时，人民币也在加快自己国际化的步伐，但是，从最近外汇占款的增加现象和人民币结算中单边“流出”的特征中，我们也隐隐地感觉到当年日元升值所导致的泡沫和危机风险。总之，无论是哪一条摆脱“美元疲软”的道路，在短期内都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可以实现的目标。
第三，既然世界上不少国家，尤其是大多数商品出口、原油出口、资源出口的亚洲、拉美各国和俄罗斯等，都是美国的债权国，所以，自己建立一个与美国在岸市场竞争的投资舞台就显得异常重要了。具体而言，对中国来说，就应该先利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平台，主动开展“亚洲美元离岸市场业务”，绕开中国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没有市场化的瓶颈和我们暂时缺乏大量胜任国际金融业务的人才和相应的风险管理制度的缺陷，把美元债权的价值最大限度的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为人民币国际化条件的成熟推进赢得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国声音”，通过上面这一切实可行的渐进模式和受中国政府大力支持的朱民副总裁的个人影响力，带到G20和金转五国等国际峰会和组织中，以达到联合与中国有共同利益的世界更多的力量，来捍卫中国目前作为世界最大的美国债权国应有的利益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