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方形如何放线:中国特色是什么？

掌握统治权力的不是贵族阶级或地主阶级，而是在君主领导下的、专门负责掌握统治权力的、独立的官僚阶级。这可能是中国君主社会与欧洲君主社会最为突出的区别。　　

　　民主革命的特殊性曾经引导我们注意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
　　中国的两次民主革命政治主张不同，曾经“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但在政治技术层面比较、与欧洲的民主革命比较，又有若干相同:　　
　　最初都曾经尝试欧洲那样的单一阶级革命。先是单一的资产阶级革命，后是单一的工人阶级革命；　　
　　因此，道路都异常坎坷。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到二七大罢工的英雄，两个阶级最初的斗士们前赴后继、为了民主自由而慷慨地抛撒了年轻的热血，至今令人肃然起敬。但是，欧州那样攻占一座监狱或是一座宫殿就能推翻政府的事情，在中国根本就不可能；　
　　最终都是由单一阶级的革命扩展成为若干阶级联合的革命才走向成功。较早认识到的是孙中山，带领国民党通过国共合作联合工农。继而认识到、并上升为理论的是毛泽东，带领共产党转向农村，建立起主要依靠农民阶级、包括所有被统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由此，人们开始注意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特殊性。政界如瞿秋白、毛泽东等人，学界如李达、马寅初、陈伯达、许涤新等人，先后提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概念。角度不同、程度不同，但他们都注意到:推翻君主统治后，在中国掌握国家权力的不是一般资产阶级。欧洲那样因为享有一定数量的财产就有权力以投票方式参与决定国家大事的事情，在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发生过，资产阶级也不敢有此奢望。　　
　　相应，在中国君主社会掌握国家权力的也不是一般地主阶级。欧洲那样因为享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就可以和国王平起平坐分享国家权力的事情，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地主阶级更不敢有此奢望。　　
　　和欧洲相比，中国社会多了一个阶级——官僚阶级。因为以欧洲社会结构为模式，或只能归类为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又因为确实不同于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又称之为官僚资产阶级或官僚地主阶级。　　

　　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或许曾经注意到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特殊性
　　1943年，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 Joseph Needham)博士专程前往中山大学，与该校教授兼经济系主任王亚南两度长谈，提出了“中国官僚政治”问题，请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角度作扼要解释。李约瑟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这与他提出的“李约瑟难题”密切相关。[ii]　　
　　提出了“李约瑟难题”，又提出了“中国官僚政治”问题，李约瑟或许注意到了中国的君主政治并非欧洲那样的贵族政治或地主政治，意识到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或是中国科技发展实际引发的思考？！或是旁观者清？！　　
　　当我们需要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的时候，李约瑟的意见值得重视，他最少是曾经下过了解中国社会的功夫。大多数与中国有关的外国人没有下过这个功夫，或是他们指手画脚，或是我们捧若神明，都风险较大 

　　官僚取代贵族以科举制取代了世袭制，曾经是划时代的伟大进步
　　春秋战国之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封建制基础上的贵族世袭制。就是所谓诸侯世国、大夫世官、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　　
　　后来，在战争中扩大了领土领民范围的诸侯首先废除了　　
　　封建采邑，设立了直接控制的郡县，郡县制的需要又突破了贵族世卿世禄世业的血缘限制，面向全社会选拔家臣，催生了职业官僚。　　
　　从此，被长期限制在社会底层的读书人风云际会、意气风发、竞相迈上上层贵族独霸的政治舞台。政治权力不再是由贵族阶级依据血缘关系垄断的权力，而开始成为社会各阶级成员都能够依据个人能力争取的权力。这一变化，是人类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伟大的社会进步。　　
　　最初，诸侯和士人都自发采用直销和直选的办法。孔子周游列国可谓团体直销，苏秦、张仪可谓个体直销。从管仲到李斯，从孔子的学生到荀子的学生，大都是由诸侯直接选中的。随着领土领民范围扩大，数量质量都不能适应需要，必须有一套办法，这就产生了选贤任能的官制。　　
　　最初的官制，可能是齐桓公（前685——前643）的三选制，下来是辟除制和察举制，然后是九品中正制，最终发展成为科举制。总的趋势是基础越来越广泛，办法越来越公平。　　
　　科举制选举官吏的范围是全社会各阶层而不是贵族一个阶级，选举的标准是文化水平而不是血缘关系。在政治进步范围内比较，科举制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流动的而非静止的、平等的而非垄断的，先进性明显高于世袭制。　　
　　科举制追求“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是世袭制不可比拟的政治胸怀，在集中各阶层精英的同时，也就有可能程度不同地代表各阶层的政治要求。在历代激烈的社会动荡中，尤其是大大小小、成功或不成功的社会改革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由于科举制比世袭制先进，官僚政治比贵族政治先进。由于官僚政治比贵族政治先进，中国的君主制度比一般君主制度先进。于是，留下了辉煌的古代文明。 

　　官僚取代贵族以专职取代了兼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内在缺陷　　
　　贵族制度并非一无是处，兼职而不是专职，就是一大优势。　　
　　贵族一般以领民领土所有人的身份兼任管理人，类似后来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又以诸侯身份、即部落或宗族代表的身份到部落联盟、给周天子兼职。无论身居何位，他们的基本身份都是占有独立领土领民的一路诸侯，自己给自己开工资，是老板。　　
　　经济上独立，才有政治上独立的必要性，也才有可能独立。周王朝的国人曾经赶走周厉王（前841——前827）、推举共伯和执掌国政。他们能够享有并行使这一权力，首先因为有共同的血缘作为政治根据，否则就是造反；同时又有经济独立作为基本条件，否则就不可能。　　
　　经济上不独立，政治上就不可能独立。“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颇为直白地说出了一个不容否认的基本事实。官僚取代贵族，是以专职取代了兼职。官僚以做官为谋生之道，靠给君主打工养活老婆孩子，衍生出了影响深远的一系列内在缺陷:　　
　　一、谁任命自己当官，就在谁面前低三下四。两千年来，有农民起义、军官政变、皇族篡位，没有官僚造反；　　
　　二、为了能够被各种政治主张雇佣，必须能够适应各种政治主张；　　
　　三、为了谋生，必须一直当官、世世代代当官；　　
　　四、如同农夫会努力扩大耕地产出一样，官吏也会努力扩大做官的产出。　　
　　这些内在缺陷，决定了官僚集团努力成为一个阶级的发展趋势。　 

　　从荫补制与科举制的长期共存看官僚集团的阶级化趋势　　
　　君主社会官僚的来源还有一条渠道:荫补制，即直接任命官宦子弟和高官身边工作人员做官。　　
　　荫补制对于官僚的重要性不亚于科举制。以科举制度较为完善的宋朝比较，科举录取最多的一次是咸平三年（1001年），进士、诸科共1638人；因荫补得官最多的是高宗（1127——1162）年间，每次都不下4000人。[iii]　　
　　荫补制如果看作世袭制的变种，其形成应该是一个很人性化的、渐进的过程。原来是老子做什么官儿子就做什么官，后来改为老子当大官给儿子弄个小官当当。原来是先主做官后代就一直做官，后来改为两代或三代。　　
　　推己及人，推古及今。当官的应该都希望“生子当如孙仲谋”，能走科举正途入仕，可儿孙辈总是不免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只得给他们荫补，甚至不惜科场作弊、花钱买官。　　
　　没有当官的人人都想当官，形成了科举制，这是面向全社会的开放、公平、进步的竞争制度。　　
　　当了官的辈辈都想当官，形成了荫补制，这是专为官僚集团的封闭、垄断、落后的优惠制度。　　
　　科举为主渠道的时候，官僚集团是不可否认的社会精英集团。荫补和科场作弊为主渠道的时候，官僚集团是不可否认的封闭、自我循环、日趋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历代官僚集团的构成，都表现为从以科举为主到以荫补和科场作弊为主这样一个过程。 

　　从西汉初年的小吏以权谋私看官僚集团的阶级化趋势　　
　　西汉初年，许多有功将士返乡后得不到规定优抚，刘邦（前256——前195）为此专门下诏:　　
　　……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兴。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又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iv]　　
　　“背公立私”，表明这件事情的性质是小吏在复转军人安置工作中以权谋私。　　
　　“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表明国家对官吏也有给予田宅的规定；同样有规定，“有功者顾不得”，而小吏“多满”，又表明只有规定不行，还必须有权力才能得到田宅，并且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主要原因应该是他们应得的田宅在小吏之前已经“多满”，又如何教育小吏？　　
　　“吾数诏吏先与田宅”与“其令诸吏善遇高爵”，表明刘邦已经讲过不止一次，但也还是坚持以教育为主，最后的话只是吓唬，并不动真的。　　
　　小吏职位虽低，政治头脑很清醒。他们知道，“法以有功劳行田宅”是假，“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是做样子，真正决定田宅分配的是权力。权力大的多得，权力小的少得，没有权力的、即使“有功者”、也只能“顾不得”了。“有功者”如此，平民百姓又该如何？　　
　　小吏虽然是官僚阶梯的最低一级，但一直是极为重要的致富之道。明朝人曾经有这样的记载:　　
　　自郡守除，亲戚吏胥门隶，往往成富人，至今为吏胥门隶者，酷以剝剋讼人为事，而吏人之害为尤甚。[v]　　
　　小吏如此，遑论朝廷命官？真正决定财产的是权力而不是其他任何冠冕堂皇的东西，这一根深蒂固的基本原则有力地推动了官僚的阶级化。

　　从田横五百壮士到宋辽金官吏换授看官僚集团的阶级化趋势　　
　　春秋时期家臣和家主之间实行策名委质制度。策名:家主授予注明官职、权力、任务的命书。委质:家臣进献礼物表示效忠。这种类似授土授民、册封诸侯的隆重仪式，培育了普遍、强大、悠久的政治共识和社会舆论:　　
　　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vi]　　
　　一日为臣，终生效忠，以死效忠。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永垂不朽的忠义之士。其中最为激荡人心的、较大的群体就是田横五百壮士。这时的官僚，还不是一个阶级。　　
　　宋辽金时期，我国境内同时存在两个以上政权，统治地域经常变动，新政府一般都是直接任命原有地方官维持政权，换政府而不换官吏。赵翼曾经谈到这一官吏换授现象:　　
　　宋、金、齐分画地界，前后不同，守土官亦随地为所仕之朝……至金以河南、陕西地与宋，后仍取之，其时守土官吏并不迁改，地在金则官属金，地入宋则官属宋，及再入金，则官又属金。[vii]　　
　　如果贴得太近，和当时的君主站在一起看，自然是背主求荣的卖国奸臣。如果拉开距离，站在今天往回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两党制国家的文官中立制度。中国太大、历史太悠久，我们差不多什么都曾经有过，一不留心就是个曾经很阔。　　
　　官吏换授表明，文天祥的同事们大都没有仿效文天祥。宋朝的官僚集团已经成为类似职业经理人那样的独立社会群体。他们很敬业，注意到了社会问题严重，曾经反复的、顽强的、多次发动社会改革试图挽救赵氏政权。他们也很专业，赵氏后人破产跳海的时候，多数并没有跟着跳，而是已经面向新的雇佣者。　　
　　宋以后，官僚集团无论个人或集体都绝少以死报效某个王朝。明亡后一些读书人拒不仕清，不是效忠于明王朝，而是效忠于汉民族。明王朝的官僚集团、包括宦官集团在内，基本是整体被满清王朝雇佣了。　　
　　成为相对独立于君主王朝的职业经理人集团，是官僚集团的阶级化过程基本完成的标志。　

　　官僚集团的官僚化、阶级化过程就是历代王朝由兴旺到衰败的过程　　
　　历代官僚集团刚刚形成的时候，既不能说是官僚，更不能说是一个阶级。其构成大概可分为三类:带头造反的革命者或野心家，跟着造反的庄稼汉，因科举而得官的读书人。他们是救民于水火的人、是穷人、是好人；作为社会各阶层代表，会很自然地把各阶层愿望带进庙堂；政策因此而得民心、合民意。所以，历代王朝初期都是一派兴旺景象。
　　官僚集团官僚化的过程，微观看，是官僚成员个人脱离群众的过程，例如“涉之为王沈沈者”；宏观看，是官僚集团脱离其他各阶层的过程。从微观到宏观，都是从救民于水火到再陷民于水火的过程。
　　官僚集团阶级化的过程，就是垄断权力、兼并土地的过程。垄断权力，既垄断既有权力又扩张权力外延。垄断既有权力在东汉末年表现得较为典型，宦官集团大肆任用私人、官满为患，太学生无法就业而奋起抗争。扩张权力外延在北宋中后期表现得较为典型，以官吏经商为主向全社会扩张，以苛捐杂税泛滥为主向低层社会扩张，行政权力几乎取代了所有社会权力，成为历次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兼并土地，既巧取政府土地更豪夺百姓土地，在明朝中后期表现得较为典型。
　　随着权力和土地的逐步集中，每一批做了官的穷人或穷人的后代都迅速成为特殊的富人，和所有的穷人不一样，和其他的富人也不一样，自然成为一个特殊阶级。这时，科举制名存实亡，彻底丧失了开放性和流动性；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混乱不堪，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大量破产，纳税耕地急剧减少，君主国家在政治上孤立到了极点、经济上贫困到了极点。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土崩瓦解。历代王朝的兴衰，大都是这样一个版本。“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个中原因，岂能只在那些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极少迈出宫门的君主？！ 

　　中国君主社会的特殊性集中表现为官僚集团发展成为独立的、特殊的阶级
　　君主制的基本原则是以一人治天下，但在技术上无法实现。郡县取代封建，必须有一个群体取代贵族。这种技术上的需要，催生了君主的代理人——专职官僚群体。他们作为唯一的权力载体，以运行权力、服务君主、治理社会为职业，是不同于一般经济阶层的政治阶层。
　　逐步完善的科举制，将读书人从社会中选举出来，成为以做官和准备做官为职业的特殊阶层。
　　双重所有的土地制度，就是产权关系不明晰、个人的都是国家的、国家的都是个人的，这就为官僚凭借权力占有土地提供了可能性。
　　官僚集团是唯一能够凭借政治权力占有土地的群体，他们在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中所处位置与任何阶层都不相同。从秦汉到明清直至北洋政府，官僚都会成为地主，大官僚成为大地主，中小官吏成为中小地主。他们的土地，个别的随着权力易手而流转、总体上随着王朝更迭而流转，遂成为一个特殊阶级。
　　由于社会结构中具备了条件，任何官僚集团，哪怕是朱元璋（1328——1398）那样真正的穷汉领导的官僚集团，也会迅速发展成为官僚阶级。
　　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区别在于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不同。例如西汉时，被抑制的豪强、破产的“中家以上”富裕户是地主阶级，有权力抑制豪强、使“中家以上大率破”的是官僚阶级，一方是统治阶级，一方是被统治阶级。
　　官僚阶级大致可分为五个阶层:君主、皇室成员、外戚构成的皇族，功臣勋旧，在职官员，在乡士绅，幕僚和小吏。读书人如无功名在身，即为必须全额承担赋役的农民，不能算作官僚阶级成员。真正决定社会地位的从来就不是读书，而是权力。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表象，本质是“万般皆下品，惟有权力高”。
　　中国社会自然可以根据经济关系划分为若干阶级，但更重要的、决定社会基本面貌的是根据政治权力关系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自古以来，统治阶级成员作为大大小小的官僚，因为享有政治权力而占有土地或资产，成为官僚地主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反过来，遏制了一般地主阶级和自耕农的发展、遏制了一般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的发展。　　
　　决定阶级结构的不是经济关系而是政治权力。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不是财产里面出政权，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可能就是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特殊性。　　
　　对于官僚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古人在李约瑟之前很早就已经看得很清楚。　　
　　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宋神宗（1068——1085）和宰相们讨论变法，枢密使文彦博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回答:“（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viii]　　
　　文彦博的论断，至今读来仍然震撼人心。这是自秦汉以降逐步形成的政治共识。其中蕴含的，是独立的群体意识，是清醒的阶级觉悟。　　
　　君主社会的阶级主要是以政治关系划分而不是以经济关系划分。譬如后人把官僚地主和军功地主认为新兴地主阶级，但当事人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和那些开田而耕或因商致富的地主是一回事情。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确定为官户，在户籍分类中和皇族一起列为“贵”类，唐名之为衣冠户、宋名之为形势户，明名之为势家。那些开田而耕或因商致富的地主和自耕农都属于民户，归于“良”类；习惯称之为土地主，不是相对于洋地主，而是相对于官地主。
　　君主社会，在所有方面都用政治权力分割为官和民两部分。例如服饰，也明确分为官和民两类。无论多大的地主，如果没有功名在身，就只能穿布衣白袍。有的朝代允许平民结婚时穿用九品官服饰，那是皇恩浩荡。
　　在原有“工商食官”的基础上，官僚阶级的消费需求更加有力地推动了工商业发展。官僚阶级在总人口中只是一小部分，但却一直是消费主体，古代手工业主要是为他们而生产、古代商业主要是为他们而贸易。我国君主社会的工商业与一般君主社会相比格外发展，原因主要在此。“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主要是为官僚阶级服务的发展。
　　表面看，中国的君主社会类似欧洲社会，一端是财富、一端是贫穷；实质一端是官、一端是民，财富和贫穷只是官和民的一般表现。中国社会的主要差别，并不是城与乡、工与农、脑力与体力三大差别，而是官与民这一大差别。
　　由于官民之间的巨大差别，做官自古就是第一就业选择。对此，明末学者侯朝宗有一段深刻而又易懂的议论:
　　明之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加之，役加之，水旱灾祲加之，官吏之食渔加之，豪强之吞并加之，是百姓一而所以加之者七也。于是百姓之富者争出金钱而入学校，百姓之狤者争营巢窟而充胥吏。是加之者七而诡之者二也。即以赋役之一端言之，百姓方苦其积极而无告，而（入）学校则除矣，（充）吏胥则除矣，举天下以是为固然而莫之问也。百姓之争入于学校而争出于吏胥者，亦莫不利其固然而为之矣。约而计之，十人而除一人，而以一人所除者更加之九人，百人而除十人，更以十人所除更加之九十人，辗转加焉而不可穷，争诡焉而不可禁。天下之学校胥吏渐多而百姓渐少，是始犹以学校胥吏加百姓，而其后遂以百姓加百姓也。彼百姓之无可奈何者，不死于沟壑即相率而为盗贼耳，安得而不乱哉！[ix]　　
　　生员和胥吏所享有的仅仅是官僚特权末梢的特权，高官大僚或不屑一顾，却是平民百姓一生的、甚至几代人的不懈追求。一旦小有成功，必是合族弹冠相庆，并谆谆告诫子孙后代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努力做大官。　　
　　官民之间差别太大了，使得人们既仇官又希望做官。希望做官为了享有特权，为了享有特权就需要保持特权；为了保持特权就必须不断给特权披上新的合法性外衣；官僚特权与时俱进，仇官心理也与时俱进。二者互相促进、共同成长、长盛不衰。人们不能改变社会，就只能适应社会。在个人无可厚非，在社会则是一种病态。 

　　官僚作为独立的、特殊的阶级导致社会权力结构失衡
　　官民社会中权力两极分化，一切权力归官僚，其余各阶级、阶层毫无政治权力，权力结构严重失衡。官僚阶级类似生物链上没有对手的物种，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公权力无限制；无限制的公权力又把厚重的官僚风气弥漫到全社会，使得所有人、包括多数官僚集团的成员都会被无法排遣的郁闷笼罩、觉得窒息。　　
　　尝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集，皆由体制尊隔之故。自知县号称亲民，而吏役数千人盘隔于内，山野数百里辽隔于外，小民有冤，呼号莫达。累上而为知府，则千里剖腹之寄。又累上而为司道，则百城藩屏之任。然上未得具折以上达，下须行县乃逮民。若夫督抚之尊，去民益远，百县之地，为事更繁。积弊如山，疾苦如海，既以漫无省识，安能发之奏章，一省一人，一月数折，隔塞甚矣，何能为治？京师百僚千万，非无人才，而惟九卿台谏方能上达，古直省民数虽四万万，而达官仅数十，余皆隔绝。是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俱弃之……比之外国君主，尊隔过之。[x]
　　较早放洋出海、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徐继畲、郭嵩焘、严复等人，都有类似感觉和认识。越是博学通儒，感觉越明显，认识越深刻。　　
　　哪里的权力都不可能绝对平均分布，但我们的权力结构严重失衡。哪里都有官僚，但我们的官僚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特殊的阶级。哪里都有官僚风气，但我们的官僚风气使人窒息。　　
　　权力结构失衡要求从严治吏
　　权力结构失衡的社会如何能够长期稳定而不颠覆？
　　依靠明君清官从严治吏。
　　明君清官最少表面上站在平民百姓一边、以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代表的身分出现为民做主，从而使得权力结构形成特殊的平衡，社会也就形成特殊的稳定。
　　所谓特殊，指不改变权力结构就不可能真正稳定，就必须始终保持从严治吏的高压态势，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从严治吏，必须持之以恒地以老百姓欢迎的各种名堂不断整治各级官僚。从严治吏一日或缺，失衡的权力结构就会立刻表现为官吏的恣意妄为。
　　君主政治的全部问题都可以压缩为吏治问题。君主政治的全部希望都在于明君清官。一旦没有明君清官，一旦不能从严治吏，政治生命其实就已经终结，只是以官样文章混吃等死，等着哪个造反者来代替他们从严治吏。

　　从严治吏、造反、革命都没有能解决官僚问题
　　造反者代替君主从严治吏的手段大都采用人头落地为主的极端方式。造反者或以为是创新，其实君主们原来就是如此，不同的只是一个个杀与一批批杀、集中杀与陆续杀。
　　从严治吏就是一个个杀、陆续杀。较为突出的是朱元璋。造反就是一批批杀、集中杀。历代农民起义大都如此。
　　但是，杀一个必须换上一个，所能够实现的仅仅是以明天的官僚换掉今天的官僚；杀一批必须换上一批，所能够实现的仅仅是以明天的官僚集团换掉今天的官僚集团。新的一个、新的一批刚上去总会好一些，但很快就会成为老样子，后天的官僚就会准备接班。
　　两千年来，我们不间断地以各种手段、各种说辞从严治吏或造反，都没有能解决官僚问题。
　　于是，我们引进了欧洲革命理论推翻了君主制度。然而，官僚问题以超强的适应性保持了超强的生命力，继续活跃在君主制度后的中国。
　　孙中山曾经意识到，但也无法阻止国民党的迅速官僚化，国民党主要是作为官僚阶级被推翻的。　　
　　毛泽东几乎是执政伊始就开始反对官僚主义，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点虽然有变化，但老百姓参与的兴趣始终是反对官僚主义。改革以来，官僚主义如果不能说是更严重，也肯定不能说是有好转。许多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革命，至今仍然因官僚主义这个毒瘤不能根除而痛心疾首。
　　革命，显然也没有能解决官僚问题。
　　官僚问题，可能和政治主张、意识形态、人的差异都没有多少必然联系，反而可能对政治主张、意识形态、人的差异造成影响。
　　如何有效解决官僚问题？尤其是如何避免官僚成为一个阶级？对于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是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