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结合公司现状:文强事件

文强事件与“叛徒案”

何  蜀

　　文强是谁？今天的年轻人甚至中年人知道的恐怕都不多。
　　若是提到影视明星葛优，则可以说是无人不晓。
　　知道葛优大名的许多人并不了解，文强正是葛优扮演过的若干影视角色中“级别”最高的一个──电影《决战之后》里具有中将军衔的国民党“高级战犯”。
　　不过，这个文强同葛优扮演过的其他角色有一点根本的不同：他不是虚构的人物。
　　电影《决战之后》是根据作家黄济人的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改编的。原书中写了这样一件事：国民党战犯们刚被关进北京功德林监狱时，管理员曾向文强请教国民党监狱的规矩。说是因为文强在1931年时，受国民党中央派遣，到重庆了解四川军阀对中央的态度，被军阀刘湘逮捕，关进了巴县监狱。因此，文强有坐国民党监牢的亲身体验。
　　作者这段叙述，是按照文强的回忆录《新生之路》中的有关内容转述的。
　　《新生之路》写于十年动乱结束后不久，文强作为在1975年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思想尚存一些顾虑，同时也不想在这部主要讲述战犯改造经历的回忆录中岔开去谈自己的其他历史，因此对那次在重庆被军阀刘湘逮捕并坐牢的真实原因隐而未言。
　　事实上，文强1931年在重庆被刘湘逮捕时，并非是在为国民党中央了解四川军阀态度，而是作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在同国民党军阀进行殊死斗争！
　　一个中共高级干部，怎么会变成了国民党高级战犯？
　　在这背后，隐含着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

出生入死两度入川

　　文强，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1925年18岁时加入共青团，并赴大革命策源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在黄埔军校转为共产党员（当时共青团员可以直接“转党”，也叫“升党”），还同当时其他许多共产党员一样，按照中共组织的指示，为促进国、共合作，加入了国民党。
　　在预示第一次国共合作“蜜月”结束的“三二○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同其他许多具有“跨党”身份的共产党员一样，毫不犹豫地退出了国民党，坚决保留了中共党籍。
　　北伐战争中，不到19岁的文强被选入宣传大队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不久奉中共组织派遣，随朱德入川，到驻四川万县的军阀杨森部开展革命工作。当时因慑于北伐革命声威，四川地方军阀纷纷“向左转”，宣布易帜“参加国民革命”，杨森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朱德的公开身份是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委任的二十军党代表（兼代政治部主任），文强则在二十军任政治部代理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杨森为了借革命之机发展自身实力，采纳了朱德、刘伯承等共产党人的建议，仿照黄埔军校的模式办起了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被誉为川东小黄埔），聘请共产党人担任教官，文强被聘为政治教官和入伍生第一大队大队长。
　　1927年春，国、共两党走向分裂。“天下未乱蜀先乱”。在上海“四一二”事变前夕，重庆提前发生了军阀刘湘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三三一”惨案。杨森也准备实行“清党”。朱德已于此前赴武汉汇报工作。文强等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人闻警后被迫连夜逃离。
　　文强随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南下潮汕，兵败后经香港逃到上海，按中央统一安排，疏散回乡待命。
　　次年春，不甘在乡间等待革命高潮到来的文强，毅然二次入川，在成都通过黄埔军校同期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重新接上了中共组织关系，化名文莱之（又写作赖之、乃之、乃智），成为川西特委兵运干部。
　　1929年底，他被地下省委派往川东农民革命领袖李家俊领导的万源起义军，任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党代表兼城口、万源、宣汉、达县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22岁的文强成为中共在四川第一支红军部队中的政治领导人。
　　1930年四川一路红军在军阀重兵围剿下失败，文强与李家俊分兵突围。几经血战，文强和参谋长徐永仕率残部退入陕西境内。为救治伤病员和补给粮弹，接受了当地土匪收编。不久，文强假称“回川拉队伍”，到重庆寻找省委。
　　当他千辛万苦回到中共四川省委所在地重庆。等待着他的是笼罩全城的白色恐怖和晴天霹雳般的噩耗：
　　当时军阀刘湘的二十一军盘踞重庆，为对付共产党人，专门组建了一个由共产党或共青团的叛徒组成的特务委员会。由于叛徒们的疯狂活动，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军委书记李鸣珂、组织局主任穆青、工委程攸生、前后两任秘书长邹进贤、牛大鸣等主要干部均遭逮捕杀害，损失惨重。以至在临时省委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竟总结为“全部常委牺牲完”……
　　这时，只有新任省委书记程子健等几个人在重庆苦撑危局。但因叛徒活动猖獗，程子健已到了几乎不能上街露面的地步。文强的到来使程子健大喜过望，他先安排文强代表省委去川南巡视，清理各地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基层组织。返回重庆后，文强担任了省委常委、代理军委书记。在工作中，他与刘愿庵烈士的遗孀周敦琬（第一届四川省委委员，时任省委秘书处及军委负责人）朝夕相处，产生爱情，由程子健主持婚礼，结为夫妻。
    1931年3月，设在重庆城内寮叶巷的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处交通机关因叛徒出卖而遭破获。省委已难于在重庆立足和开展工作，不得不迁往不属刘湘防区的成都，以避其锋。当时因交通、通讯不便，为能统一领导和协调全川革命斗争，省委驻重庆时，在成都设立川西特委；驻成都时，则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
    于是，文强临危受命，被留在重庆组建川东特委并任书记，周敦琬任秘书长。

项鼎“假投降”事件

　　就在寮叶巷事件发生之前，在二十一军防区的下川东重镇万县，发生了中共下川东特委因叛徒出卖遭到破坏的严重事件。在这一事件中，省委委员、下川东特委书记项鼎被捕后采取“假投降”策略蒙骗叛徒和军阀当局，被省委以“叛变”罪名开除了党籍。项鼎事件与随后发生的文强事件，成为十年内战时期在四川发生的两起中共省委领导干部被以“叛变”罪名开除党籍的要案。
　　项鼎，原名苏幼农，又名苏爱吾，四川邻水人，1925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人纠察队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以后在江苏省军委作过保卫工作，被中央调到四川后，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省委书记刘愿庵等牺牲后，他参加组建了临时省委，任主管工运的常委。
　　1930年底，为给经济窘困的省委筹款和加强与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的联系，省委派项鼎到万县建立下川东特委。因环境恶劣，生活异常艰苦，下川东特委交通站长吴季霞暗中自首叛变，向军阀当局告密后，将项鼎诱捕。叛徒急欲利用项鼎的身份进一步破坏下川东以至全川中共组织，对项鼎劝降。项鼎在情急之中，决定像自幼熟读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中人物那样以“假投降”来“出奇制胜”。
　　他的打算是：先答应“叛变”，但要他们不忙到各县去抓人，而由他通知各县党、团组织负责人来万县开会，这样才好一网打尽，也不致走漏消息，影响破坏全川中共组织的大计划。这样，只要能赢得几天时间，他的妻子黄梦谷（下川东特委秘书）和下川东特委另一负责人余治平见他没有按时回去，一定会判断他出了事，必然要采取紧急应变措施通知各地（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同时，他还可以在发往各地的“开会”通知中做手脚，暗示特委出了问题（尚未来得及发这个通知，他就得到机会逃脱了）。
　　项鼎为了实行“假投降”计划，绞尽脑汁作了周密的考虑，力求既不使革命受到损失，又能让敌人中他的圈套。他后来回忆说：“这样做我当时还有两点顾虑，一是怕他们逼我公开登报反党，就提出绝对保密，以便抓住下东各县后立即前往重庆破坏省委，抓住省委破坏全川；二是我还害怕省委听说我叛变，不明真相，开除我党籍。后来一想，这是没有办法，不能两全的事，只要破坏了敌人的计划，报了仇，解了恨，保全了下东组织及革命，死也心甘。革命成功后，事情的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的。”（《自传》手稿160页）
　　事情的发展正如项鼎所担心的那样：中共四川省委得知他“叛变”的消息后，马上通知全川地下组织宣布开除了他的党籍，并上报中共中央。当项鼎答应“叛变”后获得了有限的自由，并伺机从叛徒监视下脱逃，星夜兼程赶回重庆向省委汇报时，却遭到这一沉重打击。他对此虽曾有过思想准备，但仍然感到如“晴天霹雳”。他恳请省委调查，并要求派他到任何工厂、农村去工作以接受考察，只求不脱离革命队伍。
　　但那时省委因刚发生了寮叶巷事件，正忙于从重庆搬往成都，无法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中进行这类调查，只同意将他的申诉上报中央备案，并要他留下永久通讯处以保持联系，听候省委在有条件时重新调查处理。
　　项鼎作为“职业革命家”亦即无社会职业的革命家，自从参加共产党革命后便断绝了以往的各种家庭、社会关系，离开了党组织便难于生活。此后，他只能在坚信他没有叛变的几位地下党同志资助下勉强渡日，吃尽局外人难以想象的苦头，仍矢志不渝地追随共产党，自觉为中共事业作力所能及的工作。总算在多年后获准“重新加入”中共──但仍然失去了他视为比生命更珍贵的十几年党龄（政治生命）。直到他于80年代末去世之时，有关部门才批准在《讣告》中写上了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话，算是承认了他的前期党籍。
　　项鼎到重庆向省委申诉时，文强已开始组建川东特委。
　　谁也不会料到，与项鼎相类似并更为严峻的命运，将很快降临文强身上。

意外被捕埋下祸根

　　在重庆一片腥风血雨、雾塞苍天的环境里，新组建的中共川东特委举步维艰。文强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军事斗争。而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的缺乏，成了文强面临的第一大难题。
　　正当此时，一个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傅荣来到了重庆。他与文强是同乡、同学，原是国民党左派，在广州“清党”中被捕，坐过一阵牢，回到湖南老家后，得知文强在四川，通过文强留给家人的永久通讯处──重庆城里周敦琬二姐家，前来投奔。文强闻讯大喜，考虑动员这位黄埔同学参加川东特委的军事工作。
　　这天，文强得到交通员送来的信件，知道傅荣已抵达重庆，在大梁子一家旅馆住下，便不顾正下着雷阵雨，匆匆冒雨赶去。
　　不料，文强却因此落入特务魔爪。
　　文强的被捕与后来的脱险，都与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所处地理位置有关。
　　重庆老城因地势所限，分为上下两个半城。下半城位于长江北岸沿江岸坡上，因早期交通运输主要依赖水运而自然形成，是当时的繁华地带。下半城上方，有一道与长江平行的山梁，被叫作大梁子。大梁子后面，就是建筑在起伏山丘上的上半城了。在上、下半城中央半坡上，建有当时重庆城内的第一个公园，因其所处位置而得名中央公园。入园不收费，是来往于上、下半城之间的一条便捷通道。
　　刘湘的二十一军军部就位于大梁子上。从中央公园上方出口石级爬上去，刚好从军部大院后门外经过。后门里的几间平房就是二十一军特务委员办公处，外侧岩坡边拉着一道铁丝网，铁丝网下是一堵约三人多高，陡然下斜的石砌堡坎，坎下即是中央公园地界。
　　文强这天赶去会见傅荣，就是从城南长江边储奇门河街住处爬坡上行，穿过中央公园，抄近路爬上大梁子的。
　　当时在重庆的中共地下党人，上街露面都是十分危险的。从这年4月20日《万州日报》刊发的一条消息即可略见其形势严峻之一斑：
　　“（渝讯）二十一军部自去年颁布奖励反共条例以来，一般久处该党淫威之下之青年，得此时机，皆纷纷宣布退出。迄至现在为止，除外县者不计外，过去曾为该党下死力现已觉悟而参加反共工作，被任为侦缉员者，共已达四十余人，每日散布街头，有如捕雀罗网。……”
　　共产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街，自应高度警惕。但这天文强一是急于见到老友，二是自恃特委会中无人认识自己，便大意了一回。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其实，生活中的事往往比书中编造的更巧。
　　谁也想不到，二十一军特委会中偏偏就有一个大革命时期在万县是共青团员的叛徒，认识当时万县的风云人物文强，而且不早不迟，恰好在文强一只手撩着阴丹士林布长衫下襟，一只手撑着油纸伞，从中央公园上边出口处的石级爬上山王庙街，经过特委会门外时，那特务从门里走了出来，两人打了个照面……文强当场被捕。
　　不过，特务们并不知道文强此时在共产党内的身份，只知道他曾在川东参加过李家俊领导的一路红军，“为患川陕边”。而李家俊起义的地区又是另一军阀刘存厚的防区，不属刘湘的二十一军管辖范围，因此特务们对文强的情况不可能有什么了解。
　　文强从特务们的问话中摸清了这一情况，便一口咬定自从一路红军失败后，他就厌倦了政治。辗转秦岭、巴山及沿途各县来到重庆，寻职谋生，这次刚到重庆，已脱离中共组织一年多了。
　　特务委员会不知文强有“现行”，以为捞不到什么油水，便将他转到巴县大监寄押。
　　——这就是文强1931年在重庆“坐国民党监牢”的真正原因。

唯一成功的虎口脱险

　　特务们谁也想不到，就在他们特委会内部，已经有人在为文强的脱逃进行着准备。
　　这一工作，是在外号“四川卡尔”、“第二马克思”的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组织部长郑佑之领导下进行的。
　　郑佑之是川南著名平民教育家和农民运动领袖（他另有一外号“农王”），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干部中的最年长者（40岁）。他与年轻的外乡人文强在工作中配合得十分默契。
　　郑佑之鉴于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的猖獗，深谋远虑地对这个危害极大的特务机构采取了分化瓦解、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把一批不愿或不敢继续作恶、愿意“回头”的叛徒联络起来，以“做事讲良心”为号召，在这个叛徒窝中建立起了为中共效力的秘密组织“良心会”。他通过两个从不同途径打入特委会、与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分别领导了一批“良心会”成员，为中共组织传送情报、输送枪枝弹药、制裁死心塌地的叛徒……这是当时四川共产党人在特务机构中建立反特务组织的一个十分成功的创举。
　　文强被捕后，郑佑之马上就通过“良心会”得到了情报，并下达了设法营救的指示。因此，文强还在特委会禁闭室关押候审时，就有人偷偷扔了字条给他，嘱咐他以假供与敌周旋，拖延时间配合组织营救。
    关了约半个月后，文强被提回特委会劝降。郑佑之安插进特委会的地下党员，已事先把堡坎边的铁丝网撬开了一个大洞。几圈麻将后又是酒宴。席间，文强得到地下党员示意，借上厕所之机，脱下身上的长衫系在铁丝网木桩上，从破洞处缒下堡坎，逃离了虎口……
　　文强是当时被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逮捕后唯一成功脱险的中共领导干部——在他之前和之后被捕的共产党人，除去叛变者外，不是被杀就是被判刑关进了反省院。
　　这是四川共产党人在与军阀刘湘及其鹰犬特务委员会较量中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可叹的是，这一胜利的价值很快便因左倾路线的错误处理而报销了。

意想不到的打击

　　文强撤离重庆城后，周敦琬与郑佑之研究决定，因文强已经为二十一军特委会人所共识，难以继续留重庆工作，应请示省委另行分配工作。周敦琬把有关工作交待给了郑佑之，陪同脱险后大病了一场的文强赴成都向省委汇报。
　　不料，他们却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
　　当时，新任省委书记罗世文，刚从上海接受了新的中央精神归来，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更加左倾的王明路线。
　　后来毛泽东曾以生动的语言概括了王明路线在认识上的一些特点：革命道路要笔直又笔直，革命力量要纯粹又纯粹，“圣经”（马列著作）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如果同蔡廷锴（抗日反蒋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握手的话，也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
　　按照这种认识，在敌人面前不慷慨激昂自然就等于是妥协投降。
　　罗世文听取文强汇报后，断然将文强在被捕期间虚与委蛇应付特务的言行“上纲”判定为“变节”，决定给予处分。
　　罗世文当时在四川共产党人中被公认为留学苏联回来的马列主义理论权威。能直接阅读俄文版列宁原著的罗世文，却忘记了列宁在其重要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关于应该有必要的妥协的论断。列宁在谈到俄国十月革命后为赢得喘息时机而由他力排众议坚持与德国帝国主义签订的那个“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时，针对一些“左派幼稚病”患者对他的指责，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
　　“假定你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你把钱、身份证、手枪、汽车都交给他们，于是你从强盗的光顾中脱险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妥协……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可以坐上汽车，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列宁选集》第四卷19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列宁用了一个较为委婉的词“妥协”，其实，他所举的这个例子，显然不仅是妥协，而是“投降”，准确些说是“假投降”。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还特地用了整整一章来论证“不作任何妥协吗？”这个问题。他抨击那些“左派幼稚病”患者拒绝任何妥协的态度是“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认为“这是愚蠢，而不是革命性。”（《列宁选集》第四卷231页）
　　当时四川的一些共产党人，在被军阀当局逮捕后，就并非“愚蠢”得“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只会作“浑身是胆雄赳赳”的英雄状。
　　从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留下的年度报告中可知，在文强事件之前已经壮烈牺牲的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干部中，除刘愿庵、邹进贤、程攸生等人是在开常委会时被当场逮捕并搜缴大量文件，无法否认身份外（即使如此，刘愿庵等仍未承认真实姓名），其他如李鸣珂、穆青、牛大鸣等省委领导干部，都无不有过以假口供与军阀当局虚与委蛇的经历——尽管李鸣珂是在制裁叛徒后军警包围搜捕中在现场被捕，穆青、牛大鸣都是被认识的叛徒当面指认逮捕，他们也拒不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或身份，都要编造一套看上去不仅毫不慷慨激昂甚至还显得“丧失原则”的假话以作“招供”，在被捕之初都是采取的避实就虚，避重就轻，以曲求伸之类策略，以假口供蒙骗当局，混淆视听，掩盖真相，力求保守机密，并尽量争取获救机会。直到最后这一切努力失败，他们才从容显出了慷慨激昂的英雄本色，留下遗书或遗诗，英勇就义。
　　若按左倾路线的观点，这些烈士在被捕之初的一些言行，显然也大可上纲为“变节”。
　　当然，罗世文此时的左倾，不应看作是出自他个人品质或性格、学识、经验等方面的原因。在当时，左倾冒险，左倾盲动，或曰“左倾机会主义”，不仅是中共全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是笼罩中共全党的思潮和情绪。年轻的文强也同样未能幸免。文强在1930年底代表省委巡视川南，回重庆后于12月16日写成《乃智向省委的报告——川南巡视概况》，就按照“立三路线”的精神严厉批评了川南行委的“右倾错误”。（《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县委文件·1927年12月—1934年）》，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编，144、142页）
　　就像那时文强认为川南行委“右倾”一样，如今，在更加左倾的王明路线影响之下，罗世文认定文强与特务们的虚与委蛇是“变节”，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变节”与“右倾”相比，性质显然大为不同。“右倾”再严重，也是共产党内的错误；而“变节”则属于“叛党”的罪行了。
　　更何况，身为南宋抗元名将文天祥后裔（27代孙）的文强，其家族中人无不自幼熟读《正气歌》，“气节”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品德之一。“变节”的罪名自然使他更加无法接受。
　　这时文强24岁，罗世文27岁，各自都有一番不平凡的革命经历，又血气方刚，当然互不相让。周敦琬作为四川党内的资深干部、前省委书记刘愿庵烈士的遗孀，众人尊敬的“大姐”，也无法说服“坚持原则”的罗世文。
　　文强希望找程子健申诉，他相信曾与他在重庆地下机关里同甘共苦抵足而眠的程子健，会信任他，理解他。但不巧的是，程子健正好在文强他们从水路赴成都的同时，已代表省委经旱路赶往重庆安排撤销川东特委、另建江巴中心县委去了。
　　不过，即使程子健这时在成都，又能怎样？
　　只需看看这样两个事例——
　　在湘鄂西苏区“肃反”中，身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三军军长的贺龙，眼见自己的亲密战友、著名红军将领段德昌被中央代表、湘鄂西中央局书记夏曦以“莫须有”的“改组派”罪名杀害，也毫无反对之力，只能叫人做了一碗段德昌爱吃的粉蒸肉，含泪端上，让段德昌临刑前吃上几口……（刘秉荣《魂飘重霄九——苏区“肃反”大纪实》600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听说自己的妻子程训宣被保卫局以“改组派”罪名逮捕之后，对她的命运也只能是“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最后程训宣在保卫局严刑逼供中被活活打死……（同上书756—757页）
　　当时在中共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显然是某一个人很难抵制和改变得了的。

“白区”处分，“苏区”处决

　　文强当时并不知道，就在他受到罗世文错误处分的前后，在中共执政的革命根据地“苏区”内，一些战功卓著，久为国民党当局“悬赏缉拿”而不可得的共产党人、红军将领，却被左倾路线领导人以种种罪名残酷斗争、严刑折磨之后杀害了。其中，文强的黄埔军校先后同学中即有许继慎（曾任红一军军长、红四军十二师师长，中共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皖西分会主席）、孙德清（曾任红二军团参谋长、红三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中共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董朗（曾任红四军参谋长、红三军独立团参谋长）、姜镜堂（曾任红一军第三师政委、红四军第十二师政委兼师党委书记）、熊受暄（曾任红一军政治部主任、红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曾中生（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胡陈杰（胡慎己，曾任红三军第九师参谋长）、段德昌（曾任红六军军长、红三军前委委员兼第九师师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周维炯（曾任红一军第二师师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段玉林（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曾任红三军第八师师长）、胡筠（女，曾任红五军第一纵队党代表、赣北暴动委员会总指挥、中共湘鄂赣省委常委和妇女部长）……
　　回顾那一段历史，后人们也许会注意到这样一些耐人寻味的事实：
    后来在中共党内被尊称为“谢老”，时任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兼《工农日报》主编的谢觉哉，本已上了自己人的“肃反”处决名单，只因被国民党军俘虏，反倒才幸免于难，谢觉哉后来为此感慨万端地写下了“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的诗句……（刘秉荣《魂飘重霄九——苏区“肃反”大纪实》518页）；
　　因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名句而广为人知的两位革命烈士，分别是一个（杨开慧）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另一个（柳直荀，湘鄂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被中共党内左倾路线杀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发的第一号烈士证书所认定的革命烈士，不是被国民党当局或日本帝国主义者杀害，而是被中共党内左倾路线当成“反革命”杀害的红军将领段德昌……
　　文强应该感到庆幸的是，他仅仅是在中共处于秘密状态的“白区”环境里受到处分……

一步步走向人生转折

　　文强据理力争，希望省委撤销处分。而对一心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以打开革命新局面的罗世文来说，“反右倾”是不容动摇的“革命原则”，绝无转圜余地。
　　文强见要求省委撤销处分无望，愤而决定到上海找中共中央，找周恩来申诉。周敦琬毅然与之同往。
　　他们并不知道，正当此时，中共中央已在《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中，强调了目前“党内主要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灰心、失望、消沉”，要“集中火力反右倾”（《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24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即使找到中央，又能怎样？
　　文强和周敦琬这一走，问题当然更加严重。文强的“变节”问题被升级定性为“叛变”，党籍被开除。周敦琬被省委发出通告（当年二十一军特委会在邮检中就曾查获这份通告），令其与文强脱离关系，否则也开除党籍（不久也就自然被党内除名）。
　　项鼎事件，使中共四川省委损失了一员大将。
　　文强事件，则使中共四川省委一下子损失了两员大将。
　　文强带着周敦琬于1931年底先回到湖南长沙乡下老家。他们通过写信，托人，还借口找朋友专程去过一趟上海，利用以往所知的各种联络地点和办法，都与中共中央无法取得联系。
　　他们不知道，上海此前已连续发生了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特大恶性事件，周恩来已被迫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关系，废止旧的联络方式，并于1931年底潜赴中央苏区。因此，文强和周敦琬按以往的联络方式和地点，根本无法再找到党的关系。他们原想找党中央申诉的出川行动，却成了事实上的脱党。
　　在有的党史著作中，提及文强出川一事时往往以“出川投敌”一语概括，是很不准确的。文强并非“出川”就“投敌”了。他进入与中共敌对的国民党阵营，有一个过程。
　　1932年后，文强在长沙化名文浮生，作过教师、记者，宣传抗日救亡，与进步新闻工作者一起创办了湖南全省新闻事业协进会，并受聘为少年通讯社负责人和《湖南建设日报》主笔。1935年，因有日本炮舰到长沙泊留时，省府派员登舰慰问，文强组织人在报上发表文章痛斥当局“媚敌”之举，得罪了军阀何键，通讯社遭到何键手下的特务团人员抄砸，文强本人也受到威胁，难以在长沙立足。
　　这时，文强的好友，原在四川的中共军事干部廖宗泽已脱离中共，到南京黄埔同学会报到，受训后分配到浙江省警官学校。得知文强在长沙有难，廖宗泽便邀请他到该校任教。
　　于是，文强于1935年底去到了杭州。
　　他起初只是打算暂避一时以作权宜之计。如果他面对的是一个对他不信任、不友好甚至猜忌、打击的环境，他也许不会久留，他的生活道路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可是，当时掌握着浙江警校实际权力的戴笠，却对他采取了“不咎既往”，大胆放手任用的态度，使他在受到中共组织左倾领导人错误处分之后，却在国民党方面感受到了“知遇之恩”；加上民族矛盾上升，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旋律，文强便安心投身到了国防教育和日本问题研究之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强已是戴笠手下的军统局高级骨干，主要从事对日情报战、反间谍战和对汪伪策反等工作，在上海租界“孤岛”的地下抗日斗争中，他多次险遭日伪捕杀；在太行山国民党抗日游击根据地，他从日军大扫荡中绝境突围……
　　周敦琬，在抗日战争中携子回乡，因患子宫瘤去成都作手术，不幸在手术台上突遇日机轰炸，手术失败，在痛苦中病逝。
　　抗战胜利，文强因抗战有功晋升中将，调任军统局东北区区长（后改为保密局东北督导室主任）。在东北期间，他目睹了来自“共产主义故乡”的苏军大搞霸权主义的许多丑恶行径，青年时代信仰共产主义时对苏联抱有的美好理想至此彻底破灭。从参加东北内战开始，他深深卷入了国民党为维护其独裁政权而与中国共产党展开的又一场内战……解放战争淮海战役中，文强以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前线指挥部中将代参谋长之职被俘，成了国民党“高级战犯”。

先后几起黄埔军人出川事件

　　文强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文强之前和之后，连续发生了几起黄埔军人、中共军事干部离开四川的事件。
　　在文强之前是黄埔五期军人、原中共四川省军委秘书、省委特务队长李觉鸣。
　　李觉鸣，原名刘墨苏，又名刘国华，湖南人。在南昌起义后南下转战中他随李鸣珂担任周恩来的警卫。以后随李鸣珂先在上海中央特科、后调四川工作，是李鸣珂的助手和义弟。 “立三路线”强行发动全面暴动时，李觉鸣对一些做法有不同意见，与中央代表和省委领导发生冲突，被处以留党察看两个月处分；以后又与执行王明路线的新省委发生冲突，自行离川，跑到上海通过老关系重回中央特科。在1933年5月执行制裁上海公安局侦缉队长曹清澄任务后不慎被捕，经组织活动请名律师辩护，幸免死刑。“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出狱，参加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反日伪清乡战斗中身负重伤险些丧命，幸得群众救护脱险。解放战争后期在长沙参加程潜、陈明仁起义。
　　在文强之后出川的是两位黄埔四期军人、曾参加领导四川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兵变和第二混成旅广汉兵变的廖宗泽与陈远湘。
　　廖宗泽和陈远湘都曾与文强一起在四川军阀部队中从事艰苦的兵运工作。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军事干部，在“立三路线”时期就对左倾领导不顾条件蛮干以至“拚光家当”而深为不满，王明路线反倒批判“立三路线”的“右倾”，要求地下党工作更加左，他们当然更无法接受。省委对文强事件的处理，也使他们寒心。
　　促成陈远湘、廖宗泽等人下决心离开中共组织的外因，还有一个当时的特殊背景。
　　“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抗战相继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蒋介石号召黄埔同学“归队”为国效力。据长期主持黄埔同学会工作的曾扩情回忆：
　　“蒋介石在对阎锡山、冯玉祥战争结束后不久，特令我在南京成立一个‘自新同学招待所’，并派我为招待所主任……公开宣布：凡属黄埔同学，无论参加过任何反蒋集团的活动，只要悔罪归来，决不追究既往，并不迫使作任何交待，而且待遇从优。前后约半年时间，共招待了一百二十人左右，计：共产党同学余洒度、陈烈、韩浚、廖宗泽等十人左右；参加‘改组派’的同学郭仲容、陈远湘等四十余人……蒋介石并分批召见了这些人，每召见一批，都由我陪同一起。他对共产党同学颇为客气，毫不追问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只问其家庭和其本人的生活情况，望他们今后好好地安心工作，定有光明的前途。”（《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8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曾扩情在这里将陈远湘错记为“改组派”同学了。但他所说的蒋介石“对共产党同学颇为客气，毫不追问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只问其家庭和其本人的生活情况，望他们今后好好地安心工作，定有光明的前途。”却是事实。无论是陈远湘、廖宗泽还是后来的文强，投入到国民党阵营后，都从未有人要求过他们交待共产党组织情况和他们在中共党内工作的历史，这段历史也从未影响过他们在国民党军中的晋升。
　　一边在打，一边在拉，必然促成一些曾经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共产党人转而投向国民党阵营。

从文献记载看文强事件

　　文强事件在当年中共党内可算一桩大案。从历尽劫难后残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当年中共四川省委对文强事件处理的一些情况。
　　正当文强与周敦琬刚回到湖南长沙乡下老家，准备与上海中共中央联系时，1931年12月1日，中共四川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到：
　　“对付所谓‘假自首叛徒’的文强，予以永远开除，宣布其政治生命死刑”。（《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549页）
　　在这里，执行左倾路线的省委已将文强应付特务的做法由“变节”进一步升级上纲为“莫须有”的“假自首叛徒”，并将他“永远开除，宣布其政治生命死刑”了（“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宣布“永远开除出党”，并非首创，而是早已有之的作法了）。
　　1932年1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又提到：
　　“文强（又名赖之）及李觉民（原姓刘，又名国华）均湖南人，黄埔生，已由省委开除党籍，望勿与之发生关系。”（同上书395页。原件无年代，原书编者判定为1931年，显然错误。因1931年1月文强还在重庆担任省军委负责人，随后还担任了省委常委，李觉鸣那时也还未离川）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委给中央写这报告时，李觉鸣正在中央特科从事保卫党中央、制裁反动派的充满危险的“行动”工作。省委却要求中央“望勿与之发生关系”。若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听信了四川省委的意见，李觉鸣不仅不能继续在特科工作，还很可能会有被当作内奸制裁的危险！
　　万幸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共中央没有理睬四川省委这个意见。仍将这个已被下级党组织开除党籍、视为异端的李觉鸣作为保卫革命心脏党中央的骨干力量，倚之为“干城”。这种滑稽局面，恐怕也只有在当时那样的乱世中才会出现。
　　后来，四川省委也知道了中央仍将李觉鸣留在特科工作，为此十分恼火。1933年2月16日，李觉鸣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前不久，中共四川省委代表程子健在上海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在对中央的“批评”一条中发出了这样的抱怨：
　　“过去中央接受无四川省委介绍信的同志，如李觉民等已经被开除，来沪即生关系。”（《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318页）
　　在这里，四川省委说的是“李觉民等”。是否除李觉鸣外还另有他人？不得而知。
　　两个多月后，李觉鸣在执行“制裁反动派”任务后被捕，几乎被判死刑。——国民党当局无意间为中共四川省委消除了一个心病。

左倾路线执行者自食苦果

　　就在程子健的这份书面报告中，在“肃清异己分子与消灭叛徒”一节里，还出现了这样一句话：
　　“对于自首叛变，用各种花样来掩饰叛变罪恶分子，如文强、王梅隐，加以无情洗刷。”（同上书290页）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自首叛变”分子的名字：王梅隐。
　　这是左倾路线之下又一桩令人痛心的公案。
　　王梅隐，即王凛若，又名王一苇、王南墅。她与周敦琬一样，是当时四川共产党人中的杰出女性，她还是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女法官之一。
　　作为在大革命浪潮中涌现出的新女性，王凛若有一段非同寻常的传奇经历。
　　还在北伐革命时，她就在广州参加了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她与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穆青相识、相爱了。
　　大革命失败后，王凛若冒着杀头的危险掩护穆青组建广东省委秘密机关，奔走于香港、广州之间。广州暴动失败后，她与穆青一起撤到香港、上海，穆青被周恩来派到武汉重建刚被破坏的湖北省委，不料刚去不久即遭逮捕。王凛若奔走于上海、武汉之间，通过父亲老朋友的关系，找湖北省政府和军方疏通，并亲自到即将换防的军中催办，抢在大批枪毙犯人之前，将穆青营救出来。
　　随后，穆青又被中共中央派到四川工作。王凛若也回到重庆，她的公开职业是重庆地方法院推事和地方检查处检查官，暗中却先后在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局、宣传部从事机要、秘书工作。她还以自己当法官的工资供没有经济来源的穆青生活和资助地下组织。1930年5月，穆青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后，王凛若含泪收殓了烈士遗体，又奉中共组织之命协助罗世文工作，并照顾罗世文养病和负担他的生活。
　　中共四川省委因寮叶巷事件被迫迁往成都时，程子健找到王凛若，请她以其地方检查官身份，将一批党内重要文件安全转移到成都。当时被查出带有红色封面的书籍都要杀头，王凛若却毫不畏惧地圆满完成了任务。
　　省委在成都设立秘密机关，经济拮据，也是由王凛若拿出钱来租了房屋，从自己家中搬去家具，并提供经费。她与罗世文在共同生活中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由同志而为爱人。
　　1932年5月，王凛若因一封外地来信被二十一军特委会在邮检中查获，暴露了共产党人身份，不幸被捕，当年5月26日二十一军系统的《万州日报》即有“女法官王梅隐被捕后/二十一军部又审讯一次/其爱人亦因共案被杀”的报道，文中所说的“其爱人”即指穆青烈士。该报道称，这次审讯长达4小时之久，“堂上摆列滚杠等刑具”，可见王凛若所受威逼之重。但她坚强不屈，并未泄露任何党内机密，甚至还公开对到狱中采访的记者大谈其“爱人”穆青烈士是“杰出男性”，以此来为被军阀当局诬称为“匪”的穆青烈士正名。
　　不幸的是，王凛若的父亲营救女儿心切，自作主张代写了文词古奥的骈体文《悔过书》（这是王凛若不可能写得出来的），将她保释出狱。
　　王凛若出狱后闻之，犹如利刃穿心，悲痛欲绝。她想写声明加以否认，但在军阀监视下根本无法办到。
　　从此，她就因这一“污点”而未能恢复中共党籍。
　　此时，距文强被罗世文视为“叛徒”开除出党才半年多。罗世文万万想不到，自己竟也陷入了文强与周敦琬不久前曾面临过的困境。无论他如何向党组织陈述、申辩、解释，王凛若的“叛变”罪名也不能洗雪。王凛若毕竟比文强还多了一个白纸黑字的《悔过书》！
　　似乎是命运的有意安排，使执行左倾路线的罗世文自己也吞食了左倾路线的苦果。当初他不愿谅解文强在被捕后与特务周旋的言行；现在省委的其他同志也不愿谅解王凛若“悔过”出狱的问题。
　　就像周敦琬坚信文强没有变节，不愿与之脱离关系一样，罗世文也坚信王凛若对中共事业的忠贞，仍然视之为革命伴侣。他向规劝他与王凛若断绝关系的省委其他同志含泪诉说，王凛若是好同志，他与她已不是一般的关系，也不是一两天的感情了，不可能分开。但其他同志仍不同意他与王凛若结婚，只是默许了他与王凛若的同居（事实婚姻）。
　　李觉鸣是在自己浑然不觉已被开除党籍的情况下继续为保卫党中央舍生忘死工作的；而王凛若则是在昔日党内同志的“冷眼”、“白眼”中含垢忍辱，一如既往地利用自己的家庭条件，从经济上支持中共四川省委，照顾贫困、劳碌而又多病的罗世文。两人在艰苦的地下工作中相濡以沫，度过了一段艰难时光。
　　以后王凛若被迫赴日本留学，在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担任了妇女留日学生左翼联合会主席。罗世文则因左倾路线致使四川地下党组织损失殆尽，被迫转入红四方面军建立的川陕苏区。在自己人掌权的红色区域里，罗世文却被比他更左的张国焘打成了“反革命”，逮捕下狱，险遭处决，最后由红军战士当犯人押着参加了悲壮的长征。
　　抗日战争期间，王凛若与罗世文回到成都从事上层统战工作。不久，因成都发生“抢米事件”，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以“煽动春荒暴动”的莫须有罪名秘密绑架（关押数年后杀害），两人从此永诀。
　　在罗世文被捕后，中共川康特委其他人已不敢再去他住处，但又担心他还留有什么文件没有处理，只得去向曾被他们视为“变节者”的王凛若求助。王凛若本已疏散离家，得到川康特委的请求，仍毫不犹豫地冒着极大风险返回住处，把所有留存的文字材料重新作了认真清理并加以销毁，然后向川康特委作了汇报……
　　50年代以后，王凛若身为两个著名烈士的遗孀，不仅不能享受“烈属”待遇，反而还不断受到各种审查。政治上的高压折磨得她痛苦万分，以致精神分裂。患病多年后，王凛若于“文革”前夕含冤逝世，临终前，她将一生积蓄的3063元存款全部捐给儿童福利事业……
　　王凛若事件真可以说是对文强事件的一个绝妙补充。
　　更为“戏剧性”的是：当年程子健在给中共中央写出那份谈到对“自首叛变”的文强、王梅隐“加以无情洗刷”的报告后不久，他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苏州军人监狱。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程子健才得以出狱。他当时绝不会想到，他也会因这一段经历而在“文革”中被左倾路线教育培养起来的“革命后代”红卫兵按照同样的思维逻辑，将他打成“叛徒”，“加以无情洗刷”……
　　他也吞食了左倾路线的苦果。

历史性的“六十一人”案

　　1935年底，正当已脱离中共队伍多年的文强去到杭州进入浙江省警官学校工作，从此进入国民党阵营的时候，中共领袖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一个《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中尖锐地抨击了王明左倾路线在组织路线上的“关门主义”。曾饱受王明路线排挤打击之苦的毛泽东痛心疾首地说：
　　“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5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敌人”，显然指的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国民党。
　　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并非危言耸听。文强事件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在毛泽东这个讲话半年多以后，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假自首”问题截然不同于以往态度的一个重要事件。
　　1936年，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逼近北平，为了不让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中共干部在日军攻占北平后遭到杀害，同时也为了解决华北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急需干部的问题，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毅然作出决定，并报请延安中共中央批准，指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中的这批中共干部“履行手续”出狱。
　　于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位在国民党狱中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中共干部，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分批履行国民党当局规定必办的手续，即在报上刊登了含有“反共”内容的《反共启事》，实际上也就是实行“假自首”，从而走出了监狱。
　　这在王明左倾路线受到批判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就在几年前，项鼎因“假投降”而被开除了党籍；王凛若因自己并不知情的他人代写的“悔过书”而被开除了党籍；更为典型的是，并未“自首”、“悔过”的文强，仅仅因为应付当局的言行被上纲分析为“变节”，也最终被开除了党籍。
　　按照那时的观点，六十一人集体“假自首”出狱，岂不是弥天大罪？
　　从文强事件到六十一人集体“假自首”出狱，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这一变化，从一个侧面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一个时期是愚蠢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自相残杀，亲痛仇快；一个时期是理智、务实，团结奋进，兴旺发达。

从批判李秀成到“揪叛徒”

　　然而，一度颇为明智的毛泽东，后来却又比他严厉批判过的王明左倾路线走得更远。
　　60年代初，史学界发生的一场关于一个历史人物是“假投降”还是“真投降”的争论，传达出一个危险的信息。
　　1963年8月，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工作人员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岐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该文认定太平天国后期著名将领“忠王”李秀成被清王朝军队俘虏后，贪生怕死，屈膝媚敌，所写的《李秀成自述》是“变节分子的‘自白书’”。
　　戚文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很大争议，大多数学者（都是自觉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历史研究的学者）不同意戚文的结论及其观点。而毛泽东却表示赞赏，并且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246—24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文化大革命”中，受历史人物李秀成的“株连”，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前中共领袖瞿秋白，也被掘墓鞭尸，诬为“叛徒”，他临刑前写的对自己人生道路进行深刻反思的《多余的话》，被说成是同《李秀成自述》一样的“叛徒自白书”。有人还提议把瞿秋白的墓迁出八宝山。在红卫兵“破四旧”中，瞿秋白烈士墓碑惨遭砸毁。随后，瞿秋白之妻、老共产党员杨之华也被打成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成员，甚至连他们当时年纪尚小的女儿也被打成了“叛徒”……
　　“揪叛徒”之风愈刮愈猛。那个早就在中共“七大”上经过慎重审查作过结论认定没有问题的六十一人集体出狱事件，被毛泽东根据新的政治需要，重新认定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来宾卡博、巴卢库，在向来宾介绍中国“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时，就谈到：“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26页）
　　3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批干部被定性为“叛徒集团”，并说这个自首叛变事件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同上书225页）
　　此后，刘少奇也被毛泽东批准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中国共产党，被残酷迫害致死。
　　在“文化大革命”掀起的“揪叛徒”狂潮中，认定“叛徒”的标准越来越扩大，后来几乎凡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坐过牢的共产党人都被打成了“叛徒”或被视为有“叛徒”嫌疑。

　　现在回顾这些大大小小的“叛徒”案，又何尝不是与当年若干文强“变节”案以及项鼎“叛变”案、王凛若“自首”案一脉相承的恶性发展？
　　不同的只是，文强后来没有像项鼎或王凛若那样矢志不渝地坚持追随中共事业，而投入了国民党阵营。
　　正因为有了文强这样被左倾路线驱赶出中共队伍，以后又投入到中共的敌对营垒一边去的事例（而且决非个别事例），才可能有毛泽东那段关于左倾路线“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的话。
　　有哲人说过，人不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
假如不重视总结和吸取教训，人却完全有可能两次跌倒在同一个地方。

    作者简介：何蜀，一九四八年生，重庆人，著名文史学家，现任《红岩春秋》主编，已出版《雾成雪》、《红岩精神丛书》、《雾都名灯》等作品，并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大量史学文章。
    原载《往事》第二十九期   二零零六年一月九日

《往事》编者的话：曾几何时，主义之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两军交战，不幸陷于敌手之人不计其数，转投对方营垒之事时有发生，或曰“叛变”，或曰“投诚”，行为一致，评价却截然相反。

在中文里，“叛变”或“投诚”这一表述没有中性词，使得历史在评价改朝换代时非常尴尬。比如晚明降臣，究竟是对明朝的“背叛”，还是对清军的“投诚”？究其原因，似出于首鼠两端之价值判断，一方面，“汉贼不两立”，另一方面，“胜者王侯败者贼”，并无超越立场之价值观。

对个人而言，暴力挟持之下的被迫转向，与其说是罪过，不如说是不幸。因此陷于千夫所指，万劫不复，虽是“罪有应得”，却也是悲剧。何况在极左时期，被捕者即使没有出卖同志，但只要有屈服之表示（无论是被迫还是出于策略），就是“变节”、“叛变”；更有甚者，只要被捕就有嫌疑。本文作者认为，文强先生就是因蒙受不白之冤才投向敌方阵营的。

荒唐之处在于，对是否忠诚的判断取决于是否被捕。而最可能被捕者都临敌涉险。所以，“要革命莫如走后方”。

而今，时过境迁，昔日不共戴天之敌把盏言欢，是非成败似已成空，但个人荣辱难以释怀，历史评价有待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