镊子能带上火车吗:布莱尔称中国实力不久可与美国匹敌 敦促西方联合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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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尔称中国实力不久可与美国匹敌 敦促西方联合抗衡
2011-7-28 10:09  来源:环球网  评论 3 条 查看评论 【字体:大 中 小】

  据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7月27日报道,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对英国天空电视台表示,中国“不久”就将成为实力可与美国匹敌的全球大国,以此敦促西方各国联手抗衡中国的崛起。

  布莱尔7月27日访问澳大利亚时称,中国将转变成为可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这一点只差得到印证。他还补充说,中国“不久”就会达到那种高度。他指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3-4倍,而且还在快速增加。中国的增速巨大,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实力的膨胀。”

  布莱尔还称,随着中美争锋时候的来临,西方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形成统一战线,以对全球权力的分享进行平衡。他说:“我们要做的是,打算怎样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因为我们必须要分享权力。这样做的最好方式是西方聚合在一起,紧紧地站在一起。”

  刘汉俊:中国崛起“不会照葫芦画瓢”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广度与深度在加速拓展,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闭关锁国,没有哪一个国家不从世界市场得到点什么或者带来点什么,政治取向、文化取向、利益取向,是形成国家精神和国家行为的内在因素。这是关注中国必须参考的大坐标。

  近几年,一些人爱用“崛起”一词形容中国,尽管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真的崛起了,但是复兴伟业却是我们这个民族从未放弃的梦想。不过,与少数发达国家的发迹史相比,中国的“被崛起”没有滥用强权武力,没有搞殖民扩张军备竞赛,没有当人权导师、民主推销员,没有拿双重标准训人,或者策动搞这个颜色那个颜色的革命,策划这个奖那个奖制造闹剧。笔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世界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的批判。

  首先,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内修外睦、互利共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和历朝历代的内政外交理念。中国的崛起是以内向型、平和式、福祉性、不事张扬的风格“崛起”,像一位老农两手老茧、一脸和善地站起。这样的“崛起”与精确制导打击下咄咄逼人的架势相比,哪个更造福人类?

  其次,对外讲和平,对内讲和谐,这是对中国外交内政的简易解读。中国的和谐理念正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所接受。中国是和谐文化的首倡地,是和谐世界的建设者,当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尽展文化的魅力,刚柔相济,开合有序,动静结合,进退自如,就像中国的太极拳,既可强身健体,又能攻防御敌。文化自觉、文化自省、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力量。

  再次,中国借鉴别国成功之路,但一如既往地走属于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今寰球从来就没有消停过,局部冲突此起彼伏,中国经济却以毋庸置疑的飙升让人惊羡和嫉妒。中国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道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足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是总结中国历史、针对社会现实的政治宣言。我想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李一衡的话,为上述观点作注:中国的发展说明这个制度是有效的,这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卓越的执政能力。

  今天的中国站在国际舞台上的聚光灯下,接受着各种目光的审视。中国注重学习一切先进文化,但不因袭、不照搬,既不照过去的葫芦画今天的瓢,也不照外国的月亮画中国的太阳;中国崛起了,但中国平等待人、尊重各方,不强加于人、不指手画脚,这正是世界关注中国的原因。 (作者是《党建》杂志总编辑。) 日媒:跃进中的中国或失去大国地位

  日本《现代商业》期刊7月24日文章,原题:来为跃进中的中国的近期未来占卜 7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迎来新总裁拉加德,中国如愿获得副总裁一职。日本现在不得不面临这样的事实,在华盛顿(imf所在地),中国和日本的权力影响已经并驾齐驱。

  为中国的近期未来占卜一下:中国正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扩张权力和影响力。在货币金融方面中国将会发挥在国际机制的主导力,这在imf和世贸组织上有所体现;在资源和物资方面,中国也体现出敏锐嗅觉,甚至露出挑战美国霸权的态势。

  中国的前途决定因素之一在于维护对汇率政策的主导权。中国的经济正在持续增长,这种增长原来建立在稳定的汇率和带有控制色彩的汇率政策上。但是现在中国面临汇率政策的变革,固定汇率已经无从维系,人民币的升值面临国际压力,这将对原有模式构成威胁。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如何扩张和拉动自身13亿人口所构成的社会内需,中国的增长是自身内部经济力的发挥,但目前治理通胀的政策背景下,需求增长出现问题。

  中国扩大内需、增强自己的道路并非平坦,国内经济差异和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跃进中的中国一步也不能走错,否则可能会失去大国地位。

  学者:“挨骂”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壮大,中国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批评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指责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而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更是成为西方媒体热衷炒作的对象,令国人多少有些不适应。

  事实上,一些人之所以动辄对中国指手画脚,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中国崛起的怀疑和担心。正如日本的一位评论家所说:“一个大国的崛起,它崛起的速度、方向、意识形态乃至对世界平衡的影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疑心、戒心、嫉妒甚至恐惧感,引起反抗和反作用。”如此而言,作为一支正处于快速变革中的力量,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受到一些一时不理解的指责,也必定会受到故意刁难式的恶言相加。随着中国崛起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增大,挨骂也将是不可避免的。

  回顾历史,几乎所有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会伴随着挨骂的经历。当年,英国的崛起被许多法国人指责为“来自英吉利海峡的威胁”,被当时的国际舆论称之为“殖民主义的强盗”。苏联的崛起也被视作“红色祸水”,视作“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甚至还有成体系的战略理论比如“多米诺骨牌理论”等佐证。迄今为止,美国或许是被骂得最多的国家,不仅众多发展中国家指责美国的爱管闲事和单边主义作风,连美国的许多盟国都会不时爆出对美国的批评和指责。不管此种谩骂和指责是不是正确和合适,一个大国受点指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须知骂是不会死人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个国家被骂也是该国实力受到重视的结果,是一个国家实力强大的体现。一个默默无闻的国家是不会受到关注的,更遑论挨骂了。一个国家挨骂显然意味着该国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不能不重视的程度了,正因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提高了,对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不可阻挡的影响,特别是当这个国家的行为和做派显得与别国与众不同乃至格格不入的时候,挨骂就更不可避免了。但是,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也绝不会因为挨骂就会改变自己的政治意志和行为方式,只要是适应时代潮流,符合国家利益,大国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沿着具有本国特色、本国风格和本国气派的方向前进。

  勿庸讳言,任何人听到挨骂的话在心情上都会不舒服,“中国不高兴”也是一种情之所至的表现。然而,此种心理上的感情流露切不可演化为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意气用事,中国在世界上受到的指责多了,只是表明中国崛起的环境变了。过去中国的崛起是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进行的,但今后国际舆论的压力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伴随着中国。如何对各种复杂的国际舆论作出正确回应,化消极的国际影响为积极的国际影响,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将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可见,挨骂并不重要,如何顶住各种压力,积极推动中国度过崛起冲刺期,尽快成长为一个世界一流强国是中国根本的战略目标。因此,要经得起骂,是一个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也是一个崛起后大国必备的心理素质和大国心态,中国也应逐渐具备这样的承受力,这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具有妥善回应挨骂的成功先例。在当时,允许群众“骂街”,表达不满,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成为我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时期面对来自国际上的“骂街”行为,中国没有必要一骂就跳,造成不应有的战略被动。相反,中国应该具有一定的政治雅量,冷静面对各种声音,妥善化解负面指责,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俄军事专家:美俄欲联合起来抗衡中国

  据俄罗斯《国防》杂志2011年5月刊报道,俄罗斯政治和军事分析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赫拉姆奇辛撰文指出,有关美国攻打俄罗斯的话题纯属无稽之谈,使用常规弹药对俄战略核力量实施解除武装式的打击只有纯理论性的可能。不战即和,面临重大战略选择的俄罗斯或者可以和美国结盟,共同遏制日益强大的中国。

  美国军方在年初发表新的国家军事战略时就已表示,北约盟国的帮助越来越小,今后需要新的盟友。美方非常希望俄罗斯能够成为自己的新伙伴,发出邀请俄方加入北约的信号,呼吁俄方在亚洲安全和稳定保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美军意识到亚洲正在成为新的世界中心,自身作战实力下降趋势明显,因此必须拉拢新的盟国,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已经开始衰落,尽管比欧洲晚了20年。如果说欧洲因为明显缺少外部威胁和群体意识苏醒而有意解除武装的话,那么美国则是被逼无奈的选择。自1999年以来几乎没有中断过的长期战争导致国力衰竭,加上严重的经济危机、庞大的预算赤字和沉重的国债负担,大幅削减军费势在必行。空军首当其冲,美军战机平均年龄已超过20年,本应替代空军和海军所有现役歼击机的f-35研制项目又遭遇许多技术问题和预算困难,列装时间将晚于预期,采购规模也会削减,这必将导致美军战机数量减少,战斗力大幅降低。而一旦丧失绝对的空中优势,美国人根本没胆量发动任何战争;陆军前景项目也大幅裁撤,未来战斗系统项目取消;海军陆战队也不会再有新型两栖战车;海军“朱姆瓦尔特”级驱逐舰建造数量则由32艘锐减至2-3艘,也不会再有新型巡洋舰替代“提康德罗加”级,lcs濒海战斗舰建造项目也有大问题;前景武器研制项目经费锐减,包括极超音速武器和激光武器。

  俄专家强调,美军已经正视现实,开始寻求借助他国力量,发展新盟友。俄罗斯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首先,俄军尽管有许多问题,却有丰富的地面接触战争经验和充分的战争心理准备,而且具备北约盟国无法比拟的强大实力。在政治方面,也只有美国才能真正担保俄罗斯不会遭到毁灭性打击和其他任何军事威胁。在与俄罗斯结盟方面,美国军方总是比政治家更为现实,反对共和党要求继续遏制俄罗斯的主张,毕竟美俄之间现在没有任何不可调和的客观矛盾。相反,两国都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完全客观现实的威胁。对美国来说,在不远的将来输给中国,意味着自己的霸权地位不复存在,传统势力范围也将部分丧失;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丧失广袤的领土和丰富的资源。美俄应当明白,中国如果不攫取资源和领土,今后可能无法继续发展,甚至生存,这是不以美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而对中国来说,除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以外,又没有别的更好的领土和资源来源。现在美国仍有全球霸权野心,但已力不从心,无法单独实现,因此美俄结盟共同对抗中国是现实可行的。当然,在美俄战略联盟中,俄方的定位很重要,绝对不能成为美方的傀儡,受人摆布,必须尽量全靠自己,争取左右逢源。如果这种联盟不能实现,实力下降的美国必将千方百计地怂恿持续崛起的中国挑战俄罗斯,以便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俄方必须冷静应对,努力粉碎对方的阴谋。 权力不是超越而是分享:解析21世纪的权力变化

  作者介绍:约瑟夫·奈,美国哈佛大学杰出贡献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1977年与罗伯特·基欧汉合着《权力与相互依赖》,奠定了其新自由主义学派理论代表人的基础。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及同年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的《软实力》一文中,最早明确提出并阐述了“软实力”概念。他于今年2月份出版新作《权力的未来》。

  权力是指能够影响别人并且产生你想要的结果的能力。它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手段来实现:强迫和威胁,所谓的“大棒”;或者通过支付,我们称之为“胡萝卜”;也可以通过吸引力和说服力,即“软实力”。在信息化时代,软实力正日渐显示出其重要性。着名的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a.j.p. taylor)写了一本关于19世纪欧洲霸主之争的书,书中定义国家的实力就是指能够赢得战争的能力。然而,21世纪对于实力的定义应该超越这一局限性,应该把它看做是一个三维的立体概念,不仅包括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还包括软实力。

  权力转移与权力扩散

  21世纪存在两种权力变化趋势。一个存在于国家之间,另一个存在于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体之间。前者,我称之为权力转移,即权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后者,称之为权力扩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表现为权力从政府向非政府行为体的扩散。

  权力转移有些时候被称为亚洲的崛起,然而实际上更正确地应该称之为亚洲的复苏,因为如果我们看看1750年的世界,可以发现亚洲人口及其产品都占世界一半以上。到1900年,亚洲人口依然占世界一半以上,但是其产品的产量已减至世界的20%。我们在21世纪所看到的是亚洲恢复了其从前正常的地位,即人口与产量均占世界半数以上。

  权力扩散是指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国际事务参与成本的影响。以前只限于政府以及大型企业能力所及的事情,现在别的行为体同样可以参与,这种变化对世界政治会产生相当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将会被取代或者民族国家的终结,而是说明舞台上除了政府之外还林立着其他众多的小的角色。而最重要的是产生了一种国际政治的新形态,需要我们去研究和了解。信息技术是如此的强大和重要,以至于问题已经不在于谁的军队获胜,而是看谁的故事更吸引人以及谁有能力制造有说服力的故事。

  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依然维持比中国强大的优势

  关于权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现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会超越美国。一些中国学者撰文表述了美国衰落的观点。然而,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权力资源,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依然会维持比中国强大的优势。在这十年中,我们可以相信中国的经济会赶上美国,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且正在快速发展。但是,即便中国的经济规模等同于美国,它们的结构亦是不同的。用人均收入来衡量复杂的经济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当中美在整体经济规模上相等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

  除经济实力之外,美国的军事实力和软实力在全球层面也可能会继续维持其强大的优势。中共十七大明确表示中国要提升软实力,但是英国bbc最近的一次调查发现中国的软实力滞后,而且指出,如果中国没有意识到软实力更多地来源于公民社会而不是政府的话,它将很难提升其软实力。

  对权力反应过度造成不必要恐惧

  权力本身无好无坏。权力太多有可能成为不好的事情,它会导致傲慢和错误的策略。所以,准确认识权力分配很重要。当人们对权力关注太多,有可能会反应过度或者奉行危险的政策。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希腊城邦国家分裂,原因就在于雅典的兴起以及斯巴达对此产生的恐惧。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这是由于德国权力的上升以及不列颠由此产生的恐惧所造成的。

  分析家们是这样预测21世纪的权力转移的:中国的崛起会让美国产生恐惧,从而导致大型冲突,这是对本世纪权力史缺乏了解。德国的工业在1900年已经超过英国。在我的《权力的未来》一书中,我对中国在未来二十年或者更长时间内无法赶超美国进行了论证。也就是说,美国与当年的英国相比,还有更长的时间无需担忧。如果美国有恐惧感,那就说明是反应过度。我看到的危险是中国人——认为美国在衰落——传播的太厉害;美国人因此害怕中国的崛起——过度反应。这是权力转移中会面临的危险,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对一些问题要有清楚的认识,明白权力的三个领域、了解权力是如何变化的以及掌握无需恐惧的实际情形等。现在应该鼓励中国成为佐利克所说的“利益攸关方”。

  另外一个原因是前文讨论的权力扩散,这也说明了不要太过恐惧的重要性。我们看到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其他国家,都将面临新的跨国挑战,比如气候变化、跨国恐怖主义、网络安全以及流行病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在未来加剧。单独由一个国家来解决以上问题是不可能的,需要通过合作才能完成,因此讨论单边或者多边没有什么意义。有意思的是,奥巴马政府2010年5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权力不仅是零和(zero-sum)而且可以是正和(positive-sum)。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可能会是好事。

  我们面临的诸多跨国挑战迫使我们改变讨论的视角,权力不是要“超越”对方(power over others),而是和对方“分享”(power with others)。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出,奥巴马政府是以巧实力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她说不应该强调多极(multipolarity),而要强调多元伙伴关系(multipartnerships)。这是分析21世纪未来权力变化的一个新方法。如果我们能公平地评估权力分配,并且找到应对共同挑战的途径,我们——包括美国、中国、欧洲、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就会确实实现共赢。这也是我的书《权力的未来》所传达的信息:我们要改变对权力理解的陈旧思维,拓展思路,适应将要在21世纪出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