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镇江渡口到西津渡:南方周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19 11:32:49
白岩松：我已经进入了得罪人的时代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2010-11-17 17:38:46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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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 评论11条 打印 | 字体:大 中 小 网络有天使和魔鬼的一面。我被自杀、被升官都是网上出来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我经历过它带给我魔鬼这一面，就否定它天使这一面。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天使这一面更可贵。因为中国一定会一步一步走向民主的进程，提前让每一个民众在互联网里找到这样的味道，非常有价值。——白岩松谈网络 白岩松在看《新闻1+1》自己的评论。他说，一个做新闻评论的，如果被所有人喜欢，那是一种悲哀。 （CCTV/图）
2009年元宵节，央视新台配楼大火当晚，白岩松就在马路对面。
那天是《东方时空》老《东方之子》节目组的聚会，他要从东边赶到西边，当晚十点，他要直播《新闻 1＋1》——这是2008年3月24日，央视新闻频道开创的一项“新闻＋评论”的直播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每次30分钟。
几十分钟后白岩松冲出重围，给新闻中心梁晓涛主任打电话，告知火灾情形，并希望报道，梁晓涛的答复是：已派记者赶赴现场，会翔实记录。“如果直播，导语我都想好了——‘本台最新消息，本台记者报道：本台着火了……’。”这是白岩松在新书《幸福了吗？》里提到的一段往事。
《幸福了吗？》是他十年来的第二本书，上一本书是《痛并快乐着》，那时白岩松32岁，满头黑发，很瘦，相信更多的东西在远方，书的结尾他引用了一首诗：“相信未来”。
十年过去，白岩松开始控制体重，他辞去了三个制片人的职务，只保留了一个“新闻评论员”的名头。
“十年前我对未来非常乐观，十年后我要提醒自己‘必须相信一些’。”白岩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幸福了吗？》的开篇，是白岩松对2001年美国“9·11”时央视甚至中国媒体“失语”的耿耿于怀。近十年过去了，白岩松们一直在努力不“失语”。
“新闻不能仅仅寄托在理想主义者身上”
南方周末：在《痛并快乐着》的后记里，你希望40岁的时候很多问题已经没有了，你当时担心的是哪些问题？
白岩松：那些没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比如尊严、幸福、民主、自由等等。改革三十多年了，我们汽车、房子都有了，但是一些你期待的东西还没有随之而来。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既得利益者？你可以依赖你以往取得的某些东西，让自己的利益获得很好的保障。但如果你要向前走，你就不能做一个既得利益者。
我以前强调新闻记者应该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成就感，我现在用的是卑微的成就感，过去我在乎声音的力量，现在我在乎万千声音中的一个。
今年有一次在人大给学生上课，我讲了一句话，人要信点什么，虽然你很聪明，你知道你信的东西不一定对，但是逗自己玩也要让自己信点什么。我起码还在信，新闻有助于社会变得更好，哪怕一点点。
南方周末：《东方时空》和新闻评论部飘扬的理想主义，在这十年处于很艰难的境地，你怎么看这个变化？
白岩松：我当然很怀念那个时期，但我对很多人说，不要再拿《东方时空》说事了，不要再拿新闻评论部说事了，有些东西也该有更大的进步。
说理想主义的时候，往往寄托在一两个理想主义的领头人，带着一群理想主义的人向前冲，有很多粗糙的地方。大家记住的是成功的东西，有很多不成功的东西，大家故意地、粉红色地淡化了。
那个时候只是小团队去拓宽了某些空间，现在我们在更大更新的平台上去思考问题。未来的新闻发展，不能仅仅寄托在理想主义者的身上。我倒希望我们今天的团队里，理想主义者是10％。80％是职业新闻人，然后有10％的混混。
南方周末：让理想主义者和混混同一比例？
白岩松：现在错综复杂，有45％的人是理想主义者，其中有很多人是天天嘴上以理想主义为由在混。
我希望将来传媒的人不仅仅依赖于“今天100分，明天40分”所谓激情四射的东西，我还是希望主体是职业新闻人，他可以不说天花乱坠的口号，但是交到他手上的每件事都可以非常职业地表达好。
很多人抨击中央电视台失去了10年。真是这样吗？十年前《痛并快乐着》的时候，舆论监督是我们极少数栏目；全新闻频道没有，资讯量很小，更不用说评论了。十年后，我们有了新闻频道，资讯量今年在一天里就突破了600条，舆论监督回到了新闻当中去了，从网络到平媒，从杂志到广播、电视，随处可见。评论在几乎所有的媒体上都有了，所以这十年还是进步的。
自尊比收视率的压力更大
南方周末：1996年，你写过一篇论文，“如果新闻改革的速度很快，但是新闻人素质提升得很慢，改革一定会被毁掉。如果新闻人的素质提升得很快，新闻改革的速度很慢，这批人也坚持不了多久。”今天这句话被证实了吗？
白岩松：这是我今天在担忧的事情。1990年代，有很多优秀人才进入到传媒里。我开玩笑说，那时的领导送孩子都往传媒里送；现在的领导往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那里送。
很多优秀的人进入之后，新闻改革的速度就必须保持能让这批人在这里安放理想。新闻人的收入历来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工资，这个真的很抱歉，如果单论工资，新闻绝不是社会中很好的职业，吸引很多新闻人留下来，而且干得津津有味，是第二份收入，那就是卑微的成就感，推动社会前进的成就感。
如果很长一段时间第二份收入都没有的话，有多少人会因为第一份收入继续留在这里呢？高水平的人才慢慢都流失掉了，等你下一步能启动要继续向前走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称职的人可以推动它。传媒的诱惑力在减弱，新闻的危险不在现在，在将来。
南方周末：你们还有收视率的考核吗？
白岩松：收视率看似压力很大，骨子里压力没有那么大。《东方时空》初创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外在要求，但是那个时候感觉到压力更大。因为周围别人挑剔的眼光，“那片子是垃圾呀”，给你的是毁灭性压力，伤自尊的压力比收视率更大。
新闻的问题，不能靠量的竞争，而是靠质的竞争，最近台里领导也讲了这一点，就是说要有特色，要有深度，要新闻立台。这个我觉得是回到了一个正常的道路上了。
“居然中央电视台直播了”
南方周末：你新书开篇就讲到对央视在美国“9·11”直播中失语而耿耿于怀，为什么？
白岩松：那是这10年的一个起点。不直播这个决策不在中央电视台这里，但这个事件给之后的中央电视台，包括给中国的传媒提了一个醒，你不能因为你自己怎么想，就可以不与历史同在，不与新闻同在。而且被你照顾的一方也不会同情你，也不会感谢你。
全世界9月12日所有的大报的头版头条全是“9·11”，只有咱们是放在头版的一个角落里。面临抉择的不光是中央电视台，还有中国其他的传媒，我们的这些东西被美国的新闻博物馆挂在那里，极其刺眼。
没有“9·11”的失语，就不会有央视后来的新闻直播。罗明台长在两年后，就是伊拉克战争开打前一两个月就告诉我，从现在开始，你生活半径在中央电视台15分钟车程之内，随时做好直播的准备。那就是这种失语的压力。
南方周末：你比较难忘的直播有哪几次？
白岩松：常态。首先你必须回到真正的源头，香港回归的直播，那是中央电视台甚至是中国整个传媒领域，第一次用直播的方式去同步地记录事件。
我们为这个直播提前一个多月就去深圳，72小时直播，提前大部队入港，花多少钱啊。我在深圳住了一个月，那次天天睡不着觉，我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新闻考验的不是业务，而是心理。
再接下来的就是1998年江泽民和克林顿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以及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那次他们谈了很多敏感的东西，但克林顿在即将离开中国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到在中国访问期间印象最深的事情时，克林顿的回答是：那两场活动居然中央电视台直播了。
还有推迟了但终于到来了的SARS。4月20日那天有两个标志，一个是撤掉张文康和孟学农的职位；另一个就是开始每天下午四点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向全世界直播，我认为那是“中国”的直播。
南方周末：宣传性直播和批评性直播，边界怎么把握？
白岩松：我不太会这么想，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我做广州亚运，有批评，又有支持。前半场我对免费公交提出不同看法，地铁由400万人变成780万人次，我觉得好的政策需要有好的细节来配套，才可以取得好的结果。它是进步的，因为含有一种歉意，想回报老百姓，但是也很危险。
谁都没有想到我把过去广东各种媒体批评亚运会工程扰民等等全给罗列出来。下半场一回来我就说，有很多人会觉得白岩松你们干什么，人家开幕，你给添乱了，净是批评。我说不，广州亚运会筹办的过程当中，天天报纸上有批评，领导正面回应和道歉是中国进步的一部分，看上去不和谐其实是更大的和谐。
这还是一个对舆论监督理解的问题，这个过程挺漫长的，现在有人理解明白了，有人没有理解明白。我在直播中提到了，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说：不要总拿媒体批评说事，批评是督促我们工作进步。所以广州亚运会筹备期间，广州的报纸上经常批评亚运工程，你要是身在广州可能体会不出来，要是从外面去看，广州真是难得的。
南方周末：刚才说的还是建设性的直播。
白岩松：遇到更主旋律的，比如国庆大典等等，我从来没有大词汇。国庆50周年、60周年直播全是我做的，越是主旋律越要回到人性。这个不光是我，从决策者来说也希望这样表达，我给你念一大堆形容词、一大堆对联有什么用？就像国庆的时候，我会对有名字的老兵，从纪念碑走下来的脚步……每一个细节格外在意，在准备过程中要发现这些细节。
南方周末：拉萨事件你们当时为什么没有直播？
白岩松：拉萨事件没做我觉得很遗憾，但要是没有“3·14”拉萨事件引起传媒包括决策者的反思，恐怕也不会有“7·5”乌鲁木齐的报道模式。“7·5”乌鲁木齐的报道，在开播之前，孙玉胜台长说既没有接到不让我直播的电话，也没有接到让我直播的电话，那就试一试吧。
这一试就有价值。第二天一些领导打电话肯定了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那一天的沉默其实是一种开放。
南方周末：瓮安事件的节目被人认为是一个突破。
白岩松：瓮安那期节目事隔将近一年，我碰到了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他说，那个节目我看了好几遍，总的来说是对的，他后来也去进行了调整。
包括石首事件，我在媒体里第一个说：我们以后要放弃“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这种说法。不能因心定罪，什么叫“别有用心”？我说你怎么能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真的有罪就用法律来处理，没有的话你拿出证据来。为什么大多数的老百姓不明真相？你就让他明（白）真相不就完了吗。
两个多月之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也有这样的评论。我估计这一两年，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不敢用这句话了，因为这句话是经不起推敲的。
南方周末：在直播活动中，有出过什么问题吗？
白岩松：在我做评论员这两年半里没有出过任何问题。过去这么多年来，我累积起来的观众的信任感是一个。还有一个，一定是骨子里头你让人看到你的建设性，即使你做的很多东西很尖锐，可能让人听着也不舒服，但是因为有建设性，大家也都能够接受。
南方周末：今天舆论监督最大的障碍在哪里？
白岩松：我觉得地方政府不太愿意面对舆论监督。央视今年在全国很多地方快速建站，也是为了能够第一时间靠近所有的新闻，减少障碍，这也是给地方同行减轻一点压力。
老百姓要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四个权是写在十七大报告里面的，很少人看到出处，都以为是从2008年才开始有的。这句话媒体人应该多念叨给公众听。
老百姓的知情权从哪里来？老百姓要有知情权就必须政府信息公开，要媒体的变革，媒体要大量地提供信息，要不知情权从哪里来？老百姓要想有知情权，其实是说给政府听、说给媒体听。政府要信息公开，媒体要更多地提供全方位的资讯。老百姓要有表达权和参与权，在我看来我们的媒体要变革，我们的民主进程要加快。如果没有我们的民主进程的话，老百姓到哪儿表达，怎么参与？
最后，老百姓有监督权，监督谁呀？监督政府和法律的运行。那你做好准备。看似简单的12字，其实背后应该看到怎么把它变成对整体社会进步的推动。这12个字写进十七大报告，不会像口号一样在这里摆着。
为什么敢这么说民主
南方周末：谈谈《新闻1＋1》创办背后的原因吧。
白岩松：2008年初，从台长开始就很重视，给我打电话的是新闻中心的主任梁晓涛，说应该办一个评论性的节目，以我为主。我把原来团队中的人抽出来组班子。一个多月就开始准备开播了。很多的事情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定是一种对抗，有时候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
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必须要拥有一个这样的节目，否则会失语。我个人认为现在早就进入了一个“评论也是新闻一部分”的时候。有时候从第二天的反应来看，头一天未必是新闻在传播效应，而是你对新闻的评论产生了效应。就是话语新闻性也开始增长。
全国的平媒很早就开始做评论了。作为一个电视机构来说是咽不下这口气的，过去有一个央视论坛，后来无疾而终。我希望办一个可能更像评论的节目。尤其希望拥有自己的评论员，开始的身份打出的是“观察员”，后来也是台里高层决定，就叫“评论员”。
我们准备好了就开播。3月24日，这个零碎的日子也能证明，是比较着急的。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是有着急性的：圣火开始传递了，北京奥运会要来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事情，仅靠新闻是会失语的。
南方周末：评论的界限在哪？
白岩松：我们几乎所有的新闻的事件都报过题，不排除少部分没有，但回头真正有价值的该关注的新闻，还几乎真的没有怎么失语。
比如杨佳袭警案、强行拆迁、“钓鱼执法”、“我爸是李刚”，我们都没有缺席。有的甚至首先是我们在电视上播出视频，比如黑龙江的警察打死人案。
评论有时候比做成一个大的新闻要更快，因为嘴比镜头快。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慢慢找到一种表达敏感事件的分寸感。我觉得平衡是动态平衡，什么意思？不是每一期节目都永远平衡。也可能有时候向这边了，有时候向那边了，就像骑自行车一样的，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但是自行车停下来就倒，只有骑行才是平衡，才是稳定的，“1＋1”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另外有一点，真不是大话，社会环境和过去相比较，包容性增加了。我们也经常让这个人不高兴，让那个人不高兴，但是最后还没有因这些“不高兴”让你的生存变得很艰难。
南方周末：你也说在舆论监督领域，凡事都要有度，在分寸上做文章。
白岩松：分寸是什么呢？我首先看中的分寸是你的判断力。我现在很担心我们有很多新闻人不学习了，不学习就会把很多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严重化了。
比如说民主。十七大闭幕式一个小时，我说了一个小时的民主，为什么敢这么说民主？我把十七大报告读透了。十七大报告的精髓是什么？大家总在解读它的民生，有多少人在解读它的民主？十七大报告前半部分，相当重要的一点，四个仿佛老生常谈的字：统筹兼顾。“统筹兼顾”是什么意思？中国正式进入到一个走平衡木的时代，左也不行，右也不行；快也不行，慢也不行。
大的分寸感来自你的学习，那会让你有一种更准确的判断力，有了更准确的判断力就有了勇气，或者说底气。接下来就是具体一个事情的掌握。有很多事情恐怕还没到今天就可以立即解决的时候，但是对那些已经要去解决、要去面对、要去改变的事情，你就要去碰。
拆迁我们接二连三地报，这是一个博弈，说明中国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效率和公平博弈的阶段，这是大判断。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开始适当地要向公平倾斜了，要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照顾公平，拆迁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掌握这个分寸就好了。
不是你做一个节目，就要认为所有的拆迁全是黑社会。背后你知道某些部门、某些东西要拆迁，它有一种对效率的追求。你要提醒它，你要注意公平，你公权力要保护和照顾私权利，这是大判断。所以做节目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表现出来。
南方周末：但你同时也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白岩松：是，我每天都在做直播，而且能评论的新闻往往又不那么简单。有时候你会去考虑自己的知识能力或者说判断力能一直对吗？这里会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
第二，在目前环境下，是在潜行，谁能准确地告诉我边界在哪里？你不能准确地告诉我这个边界，就意味着我经常要试边界，就像探雷一样，有多少探雷的人员腿是被炸断的。
我现在每天做节目，担心的不是大家想象的大问题，而是事实的准确性。如果你真的深入进去，发现事实不是那样的，这时候经常让你头皮发麻。
南方周末：你还有哪些压力和艰难？
白岩松：起码在做这件事之前没有人做过，人其实有一种依赖感，带我一下吧，我好知道怎么走。可是没有。在做“1＋1”电视评论的时候，领导把你放在这里了，让你往前冲，这里既有信任感也有期待。好，我就往前走。我不会因为仅仅考虑我自己的风险，说实话，我也听到了一些声音，非常善意地说，还是做主持人吧。我理解这句话，做主持人当然轻松多了，不会去触碰很多的利益。你做了评论员了，满足了A，就打击了B，明天得罪了C，后天D给你表扬。我们现在每天都面临这种局面，经常有人对我说：“小白，这话有点狠啊。”没问题，40岁之后我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说过，我要进入到得罪人的时代了，一个做新闻主持人，一个做评论员，如果被所有人喜欢，那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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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2010-11-17 17:38:46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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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 评论11条 打印 | 字体:大 中 小 网络有天使和魔鬼的一面。我被自杀、被升官都是网上出来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我经历过它带给我魔鬼这一面，就否定它天使这一面。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天使这一面更可贵。因为中国一定会一步一步走向民主的进程，提前让每一个民众在互联网里找到这样的味道，非常有价值。——白岩松谈网络 白岩松在看《新闻1+1》自己的评论。他说，一个做新闻评论的，如果被所有人喜欢，那是一种悲哀。 （CCTV/图）
2009年元宵节，央视新台配楼大火当晚，白岩松就在马路对面。
那天是《东方时空》老《东方之子》节目组的聚会，他要从东边赶到西边，当晚十点，他要直播《新闻 1＋1》——这是2008年3月24日，央视新闻频道开创的一项“新闻＋评论”的直播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每次30分钟。
几十分钟后白岩松冲出重围，给新闻中心梁晓涛主任打电话，告知火灾情形，并希望报道，梁晓涛的答复是：已派记者赶赴现场，会翔实记录。“如果直播，导语我都想好了——‘本台最新消息，本台记者报道：本台着火了……’。”这是白岩松在新书《幸福了吗？》里提到的一段往事。
《幸福了吗？》是他十年来的第二本书，上一本书是《痛并快乐着》，那时白岩松32岁，满头黑发，很瘦，相信更多的东西在远方，书的结尾他引用了一首诗：“相信未来”。
十年过去，白岩松开始控制体重，他辞去了三个制片人的职务，只保留了一个“新闻评论员”的名头。
“十年前我对未来非常乐观，十年后我要提醒自己‘必须相信一些’。”白岩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幸福了吗？》的开篇，是白岩松对2001年美国“9·11”时央视甚至中国媒体“失语”的耿耿于怀。近十年过去了，白岩松们一直在努力不“失语”。
“新闻不能仅仅寄托在理想主义者身上”
南方周末：在《痛并快乐着》的后记里，你希望40岁的时候很多问题已经没有了，你当时担心的是哪些问题？
白岩松：那些没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比如尊严、幸福、民主、自由等等。改革三十多年了，我们汽车、房子都有了，但是一些你期待的东西还没有随之而来。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既得利益者？你可以依赖你以往取得的某些东西，让自己的利益获得很好的保障。但如果你要向前走，你就不能做一个既得利益者。
我以前强调新闻记者应该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成就感，我现在用的是卑微的成就感，过去我在乎声音的力量，现在我在乎万千声音中的一个。
今年有一次在人大给学生上课，我讲了一句话，人要信点什么，虽然你很聪明，你知道你信的东西不一定对，但是逗自己玩也要让自己信点什么。我起码还在信，新闻有助于社会变得更好，哪怕一点点。
南方周末：《东方时空》和新闻评论部飘扬的理想主义，在这十年处于很艰难的境地，你怎么看这个变化？
白岩松：我当然很怀念那个时期，但我对很多人说，不要再拿《东方时空》说事了，不要再拿新闻评论部说事了，有些东西也该有更大的进步。
说理想主义的时候，往往寄托在一两个理想主义的领头人，带着一群理想主义的人向前冲，有很多粗糙的地方。大家记住的是成功的东西，有很多不成功的东西，大家故意地、粉红色地淡化了。
那个时候只是小团队去拓宽了某些空间，现在我们在更大更新的平台上去思考问题。未来的新闻发展，不能仅仅寄托在理想主义者的身上。我倒希望我们今天的团队里，理想主义者是10％。80％是职业新闻人，然后有10％的混混。
南方周末：让理想主义者和混混同一比例？
白岩松：现在错综复杂，有45％的人是理想主义者，其中有很多人是天天嘴上以理想主义为由在混。
我希望将来传媒的人不仅仅依赖于“今天100分，明天40分”所谓激情四射的东西，我还是希望主体是职业新闻人，他可以不说天花乱坠的口号，但是交到他手上的每件事都可以非常职业地表达好。
很多人抨击中央电视台失去了10年。真是这样吗？十年前《痛并快乐着》的时候，舆论监督是我们极少数栏目；全新闻频道没有，资讯量很小，更不用说评论了。十年后，我们有了新闻频道，资讯量今年在一天里就突破了600条，舆论监督回到了新闻当中去了，从网络到平媒，从杂志到广播、电视，随处可见。评论在几乎所有的媒体上都有了，所以这十年还是进步的。
自尊比收视率的压力更大
南方周末：1996年，你写过一篇论文，“如果新闻改革的速度很快，但是新闻人素质提升得很慢，改革一定会被毁掉。如果新闻人的素质提升得很快，新闻改革的速度很慢，这批人也坚持不了多久。”今天这句话被证实了吗？
白岩松：这是我今天在担忧的事情。1990年代，有很多优秀人才进入到传媒里。我开玩笑说，那时的领导送孩子都往传媒里送；现在的领导往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那里送。
很多优秀的人进入之后，新闻改革的速度就必须保持能让这批人在这里安放理想。新闻人的收入历来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工资，这个真的很抱歉，如果单论工资，新闻绝不是社会中很好的职业，吸引很多新闻人留下来，而且干得津津有味，是第二份收入，那就是卑微的成就感，推动社会前进的成就感。
如果很长一段时间第二份收入都没有的话，有多少人会因为第一份收入继续留在这里呢？高水平的人才慢慢都流失掉了，等你下一步能启动要继续向前走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称职的人可以推动它。传媒的诱惑力在减弱，新闻的危险不在现在，在将来。
南方周末：你们还有收视率的考核吗？
白岩松：收视率看似压力很大，骨子里压力没有那么大。《东方时空》初创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外在要求，但是那个时候感觉到压力更大。因为周围别人挑剔的眼光，“那片子是垃圾呀”，给你的是毁灭性压力，伤自尊的压力比收视率更大。
新闻的问题，不能靠量的竞争，而是靠质的竞争，最近台里领导也讲了这一点，就是说要有特色，要有深度，要新闻立台。这个我觉得是回到了一个正常的道路上了。
“居然中央电视台直播了”
南方周末：你新书开篇就讲到对央视在美国“9·11”直播中失语而耿耿于怀，为什么？
白岩松：那是这10年的一个起点。不直播这个决策不在中央电视台这里，但这个事件给之后的中央电视台，包括给中国的传媒提了一个醒，你不能因为你自己怎么想，就可以不与历史同在，不与新闻同在。而且被你照顾的一方也不会同情你，也不会感谢你。
全世界9月12日所有的大报的头版头条全是“9·11”，只有咱们是放在头版的一个角落里。面临抉择的不光是中央电视台，还有中国其他的传媒，我们的这些东西被美国的新闻博物馆挂在那里，极其刺眼。
没有“9·11”的失语，就不会有央视后来的新闻直播。罗明台长在两年后，就是伊拉克战争开打前一两个月就告诉我，从现在开始，你生活半径在中央电视台15分钟车程之内，随时做好直播的准备。那就是这种失语的压力。
南方周末：你比较难忘的直播有哪几次？
白岩松：常态。首先你必须回到真正的源头，香港回归的直播，那是中央电视台甚至是中国整个传媒领域，第一次用直播的方式去同步地记录事件。
我们为这个直播提前一个多月就去深圳，72小时直播，提前大部队入港，花多少钱啊。我在深圳住了一个月，那次天天睡不着觉，我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新闻考验的不是业务，而是心理。
再接下来的就是1998年江泽民和克林顿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以及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那次他们谈了很多敏感的东西，但克林顿在即将离开中国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到在中国访问期间印象最深的事情时，克林顿的回答是：那两场活动居然中央电视台直播了。
还有推迟了但终于到来了的SARS。4月20日那天有两个标志，一个是撤掉张文康和孟学农的职位；另一个就是开始每天下午四点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向全世界直播，我认为那是“中国”的直播。
南方周末：宣传性直播和批评性直播，边界怎么把握？
白岩松：我不太会这么想，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我做广州亚运，有批评，又有支持。前半场我对免费公交提出不同看法，地铁由400万人变成780万人次，我觉得好的政策需要有好的细节来配套，才可以取得好的结果。它是进步的，因为含有一种歉意，想回报老百姓，但是也很危险。
谁都没有想到我把过去广东各种媒体批评亚运会工程扰民等等全给罗列出来。下半场一回来我就说，有很多人会觉得白岩松你们干什么，人家开幕，你给添乱了，净是批评。我说不，广州亚运会筹办的过程当中，天天报纸上有批评，领导正面回应和道歉是中国进步的一部分，看上去不和谐其实是更大的和谐。
这还是一个对舆论监督理解的问题，这个过程挺漫长的，现在有人理解明白了，有人没有理解明白。我在直播中提到了，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说：不要总拿媒体批评说事，批评是督促我们工作进步。所以广州亚运会筹备期间，广州的报纸上经常批评亚运工程，你要是身在广州可能体会不出来，要是从外面去看，广州真是难得的。
南方周末：刚才说的还是建设性的直播。
白岩松：遇到更主旋律的，比如国庆大典等等，我从来没有大词汇。国庆50周年、60周年直播全是我做的，越是主旋律越要回到人性。这个不光是我，从决策者来说也希望这样表达，我给你念一大堆形容词、一大堆对联有什么用？就像国庆的时候，我会对有名字的老兵，从纪念碑走下来的脚步……每一个细节格外在意，在准备过程中要发现这些细节。
南方周末：拉萨事件你们当时为什么没有直播？
白岩松：拉萨事件没做我觉得很遗憾，但要是没有“3·14”拉萨事件引起传媒包括决策者的反思，恐怕也不会有“7·5”乌鲁木齐的报道模式。“7·5”乌鲁木齐的报道，在开播之前，孙玉胜台长说既没有接到不让我直播的电话，也没有接到让我直播的电话，那就试一试吧。
这一试就有价值。第二天一些领导打电话肯定了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那一天的沉默其实是一种开放。
南方周末：瓮安事件的节目被人认为是一个突破。
白岩松：瓮安那期节目事隔将近一年，我碰到了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他说，那个节目我看了好几遍，总的来说是对的，他后来也去进行了调整。
包括石首事件，我在媒体里第一个说：我们以后要放弃“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这种说法。不能因心定罪，什么叫“别有用心”？我说你怎么能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真的有罪就用法律来处理，没有的话你拿出证据来。为什么大多数的老百姓不明真相？你就让他明（白）真相不就完了吗。
两个多月之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也有这样的评论。我估计这一两年，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不敢用这句话了，因为这句话是经不起推敲的。
南方周末：在直播活动中，有出过什么问题吗？
白岩松：在我做评论员这两年半里没有出过任何问题。过去这么多年来，我累积起来的观众的信任感是一个。还有一个，一定是骨子里头你让人看到你的建设性，即使你做的很多东西很尖锐，可能让人听着也不舒服，但是因为有建设性，大家也都能够接受。
南方周末：今天舆论监督最大的障碍在哪里？
白岩松：我觉得地方政府不太愿意面对舆论监督。央视今年在全国很多地方快速建站，也是为了能够第一时间靠近所有的新闻，减少障碍，这也是给地方同行减轻一点压力。
老百姓要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四个权是写在十七大报告里面的，很少人看到出处，都以为是从2008年才开始有的。这句话媒体人应该多念叨给公众听。
老百姓的知情权从哪里来？老百姓要有知情权就必须政府信息公开，要媒体的变革，媒体要大量地提供信息，要不知情权从哪里来？老百姓要想有知情权，其实是说给政府听、说给媒体听。政府要信息公开，媒体要更多地提供全方位的资讯。老百姓要有表达权和参与权，在我看来我们的媒体要变革，我们的民主进程要加快。如果没有我们的民主进程的话，老百姓到哪儿表达，怎么参与？
最后，老百姓有监督权，监督谁呀？监督政府和法律的运行。那你做好准备。看似简单的12字，其实背后应该看到怎么把它变成对整体社会进步的推动。这12个字写进十七大报告，不会像口号一样在这里摆着。
为什么敢这么说民主
南方周末：谈谈《新闻1＋1》创办背后的原因吧。
白岩松：2008年初，从台长开始就很重视，给我打电话的是新闻中心的主任梁晓涛，说应该办一个评论性的节目，以我为主。我把原来团队中的人抽出来组班子。一个多月就开始准备开播了。很多的事情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定是一种对抗，有时候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
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必须要拥有一个这样的节目，否则会失语。我个人认为现在早就进入了一个“评论也是新闻一部分”的时候。有时候从第二天的反应来看，头一天未必是新闻在传播效应，而是你对新闻的评论产生了效应。就是话语新闻性也开始增长。
全国的平媒很早就开始做评论了。作为一个电视机构来说是咽不下这口气的，过去有一个央视论坛，后来无疾而终。我希望办一个可能更像评论的节目。尤其希望拥有自己的评论员，开始的身份打出的是“观察员”，后来也是台里高层决定，就叫“评论员”。
我们准备好了就开播。3月24日，这个零碎的日子也能证明，是比较着急的。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是有着急性的：圣火开始传递了，北京奥运会要来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事情，仅靠新闻是会失语的。
南方周末：评论的界限在哪？
白岩松：我们几乎所有的新闻的事件都报过题，不排除少部分没有，但回头真正有价值的该关注的新闻，还几乎真的没有怎么失语。
比如杨佳袭警案、强行拆迁、“钓鱼执法”、“我爸是李刚”，我们都没有缺席。有的甚至首先是我们在电视上播出视频，比如黑龙江的警察打死人案。
评论有时候比做成一个大的新闻要更快，因为嘴比镜头快。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慢慢找到一种表达敏感事件的分寸感。我觉得平衡是动态平衡，什么意思？不是每一期节目都永远平衡。也可能有时候向这边了，有时候向那边了，就像骑自行车一样的，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但是自行车停下来就倒，只有骑行才是平衡，才是稳定的，“1＋1”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另外有一点，真不是大话，社会环境和过去相比较，包容性增加了。我们也经常让这个人不高兴，让那个人不高兴，但是最后还没有因这些“不高兴”让你的生存变得很艰难。
南方周末：你也说在舆论监督领域，凡事都要有度，在分寸上做文章。
白岩松：分寸是什么呢？我首先看中的分寸是你的判断力。我现在很担心我们有很多新闻人不学习了，不学习就会把很多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严重化了。
比如说民主。十七大闭幕式一个小时，我说了一个小时的民主，为什么敢这么说民主？我把十七大报告读透了。十七大报告的精髓是什么？大家总在解读它的民生，有多少人在解读它的民主？十七大报告前半部分，相当重要的一点，四个仿佛老生常谈的字：统筹兼顾。“统筹兼顾”是什么意思？中国正式进入到一个走平衡木的时代，左也不行，右也不行；快也不行，慢也不行。
大的分寸感来自你的学习，那会让你有一种更准确的判断力，有了更准确的判断力就有了勇气，或者说底气。接下来就是具体一个事情的掌握。有很多事情恐怕还没到今天就可以立即解决的时候，但是对那些已经要去解决、要去面对、要去改变的事情，你就要去碰。
拆迁我们接二连三地报，这是一个博弈，说明中国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效率和公平博弈的阶段，这是大判断。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开始适当地要向公平倾斜了，要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照顾公平，拆迁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掌握这个分寸就好了。
不是你做一个节目，就要认为所有的拆迁全是黑社会。背后你知道某些部门、某些东西要拆迁，它有一种对效率的追求。你要提醒它，你要注意公平，你公权力要保护和照顾私权利，这是大判断。所以做节目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表现出来。
南方周末：但你同时也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白岩松：是，我每天都在做直播，而且能评论的新闻往往又不那么简单。有时候你会去考虑自己的知识能力或者说判断力能一直对吗？这里会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
第二，在目前环境下，是在潜行，谁能准确地告诉我边界在哪里？你不能准确地告诉我这个边界，就意味着我经常要试边界，就像探雷一样，有多少探雷的人员腿是被炸断的。
我现在每天做节目，担心的不是大家想象的大问题，而是事实的准确性。如果你真的深入进去，发现事实不是那样的，这时候经常让你头皮发麻。
南方周末：你还有哪些压力和艰难？
白岩松：起码在做这件事之前没有人做过，人其实有一种依赖感，带我一下吧，我好知道怎么走。可是没有。在做“1＋1”电视评论的时候，领导把你放在这里了，让你往前冲，这里既有信任感也有期待。好，我就往前走。我不会因为仅仅考虑我自己的风险，说实话，我也听到了一些声音，非常善意地说，还是做主持人吧。我理解这句话，做主持人当然轻松多了，不会去触碰很多的利益。你做了评论员了，满足了A，就打击了B，明天得罪了C，后天D给你表扬。我们现在每天都面临这种局面，经常有人对我说：“小白，这话有点狠啊。”没问题，40岁之后我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说过，我要进入到得罪人的时代了，一个做新闻主持人，一个做评论员，如果被所有人喜欢，那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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