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江南化工厂工资:揭戴笠死因谜:为何暴尸三日

        抗战胜利以后，戴笠挖空心思抢夺胜利果实，不知道是因为作恶多端，还是命里注定。1946年3月17日，因飞机失事，撞死在岱山，这个搞了大半辈子特务活动的旷世奸雄，一向夸口他的情报网不但遍布全国，还遍及全球五大洲，而结果他被摔死之后，在特务密布如麻的南京附近地区，暴尸3天之后才被发现。
　　■抢劫胜利果实
　　抗战胜利消息的传来，使戴笠既兴奋又有些茫然，尽管他很清楚，日本一投降，中共就成了主要敌人。他命令各特务武装集结待命，同时，命令冈村宁次不要向中共缴械。老蒋暗中命令戴笠，尽全力接收上海，维持京沪地区治安，整肃汉奸，处理伪军，等候中央军队到来。
　　戴笠首先命令忠义救国军淞沪地区指挥阮清源，连夜率部队向无锡太湖一带及吴淞一带挺进；令集结在温台区的忠义救国军，及军统海上行动总队以及中美所训练班的三个教导营进占崇明、浦东；令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率部向上海市区推进；派军统京沪行动总队等向南京近郊挺进。命令发出之后，把又与杜月笙一起彻夜密商，让杜月笙把其门徒、帮会把兄弟以及陆京士等掌握的劳工，迅速潜回上海。同时下令孙良诚等伪军，效忠中央，抵制共产党及新四军。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戴笠便以军委会的名义颁发大批委任状给各地伪军。 戴授予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让周把他掌管的伪税警团，伪保安部及伪军集结起来，临时负责维持上海治安，阻止中共地下党在上海进行活动，保存好伪中央银行的全部财产。
　　9月初，戴笠抵达上海。唐生明和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大小头目一起赶到机场迎接。戴一下飞机，就忘情地抱住唐生明。这天晚上，戴笠才正式告诉唐自己到上海的任务，他要在美国海军的支持下重建中国海军。
　　戴笠在上海滩除抢收财产外，最感兴趣的还是日伪的特警机构和社会公职机关。因为他清楚，抗战结束后，军统局势必压缩精减机构，他手下的十万战将，职业和出路都将是个大问题。然而，在这“五子登科”抢收胜利成果之际，其他系统的人也都想在上海这个首屈一指的重地插上一脚，这就势必发生“撞车”现象。戴笠垂涎已久的上海警察局长一职，被黄埔一期的宣铁吾夺得；上海社会局长，被吴绍澍掠走。此人最早为陈立夫部属，后又拜杜月笙为师，是个野心勃勃、反复无常的小人。
　　吴绍澍掌握了上海党、政、团的大权，便向首屈一指的青帮大亨杜月笙开刀。杜返回上海，刚一下火车，吴已派人在火车站贴满了“打倒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气得要死，将此事说给了戴笠，戴决定整治他，以平心头恶气。 　不久，军统特务发现，吴曾接收了上海巨富邵式军在爱棠路的豪华住宅，并将其改为国民党上海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场所，贪污了四个保险箱，价值数亿元。戴笠据此向老蒋做了汇报。蒋电令，免去吴一切职务，戴才算出了这口恶气。
　　戴笠在上海布置一下以后，又匆匆赶到北平和天津，同样是有大批汉奸去迎接和为他工作。他整天与大群汉奸觥筹交错，各方面纷纷提出指责和控诉。当时他的一个要好的朋友、东北四公子之一的吴幼权，和华北经济方面负责的大汉奸汪时璟等人，成为他抢劫华北的重要顾问。由于戴笠在各地亲自主持劫收活动，因此派往各地的大小特务也无不上行下效，大抢特抢。抢夺之风闹得太大了，戴笠也感到有点不妥，决定让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实际上等他摔死以后，这个委员会才开始工作。
　　■奸雄末路
　　戴笠在北平度过了1946年的春节。然而，热闹的春节使他备觉冷清，有黯然神伤之感。他莫名其妙地觉得，这一年凡事都将不顺。戴是个很迷信的人。
　　戴笠很相信风水、命相一类东西。军统修建房屋时，大门应向哪一方向开，前后左右应注意哪些地方是龙脉，以及宜于建阳宅或阴宅等问题，他经常亲自下指示，不能弄错，否则虽已动工也得停止。军统所办的许多基本特务训练班内，他规定要开设命相一类课程，把曾国藩所用以作为取舍部属标准的一本《冰鉴》和麻衣、柳庄等相法编成教材。军统的一些大特务也都跟他一样，非常相信这套东西。
　　由于算命的先生说戴笠命中缺水忌土，所以军统局局本部在抗战期间使用的化名，总是用一些水汪汪的名字来补他的命中之不足，如江汉清、汪涛、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而其中用得最久的沈沛霖，因为自从用了这个化名，他的事业更是一帆风顺，如日中天，他便破格几年不换，认为是这个化名起的好。他对化名的选择很认真，到1944年，秘书室认为沈沛霖用得太久怕不妥当，拟了新化名洪淼，这比沈沛霖含得水更多，他才答应改用。但1945年年底拟1946年化名时，他不在重庆，秘书室助理袁寄滨偏不相信这些，故意拟了一个缺水而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想看看究竟会怎样，毛人凤也马马虎虎地批准了。不料事有偶合，戴这年就因飞机撞山而死。
　　戴还深受外国迷信的毒害。欧美人士最忌讳“13”这个数字，他一生也最怕“13”对其不利。戴之迷信，于此可见。
　　这天上午，他突然接到由毛人凤转来的电报，大意是催他火速赶回重庆，参加有关情报机构的整顿会议，大有撤销或改组特务机构之势。电报中列名出席会议的有八人，即：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电文后面有毛人凤的附注“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
　　文观涛的到来正是为了此事，戴此时已沉不住气了，拍着胸脯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校长为国，想不到会有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代，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同时要表达对宣、李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辞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
　　李士珍与戴笠争夺警政大权，早在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之初就开始了。戴认为李是他手下的败将。而宣铁吾在抗日战争中期， 夺去财政部缉私署长一职，让戴很忌恨。这次，李又联合宣铁吾和南京警察厅长黄珍吾，向他反攻，并搬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做后台，这不能不令戴气急败坏。
　　接下来，戴又问文：“你从形势上看，我们的团体前途怎样？”
　　文观涛沉思片刻，便说：“整个形势对于我们团体不利。不过，无论怎么变，‘剿共’是校长的既定方针，特务工作是少不了的。另外，与美国搞好关系也是校长的必由之路。目前，惟一的对策是以退为进。”
　　戴笠略微思索了一下，问：“什么是‘以退为进’？”
　　“以校长之英明，北伐以来就有过三次下野。你不妨以出国考察为由，暂避风头，等内战……”
　　戴笠未等文说完，一拍桌子，“不行！警政大权我决不让给李士珍，一定要争取到手！”他嘴上这么说，心理也盘算着“下野”。
　　以后几天，戴笠向郑介民把自己“引退”的事情交代清楚，于3月17日从天津起身，先飞往上海，与胡蝶见一面，再回重庆。当天，接到上海方面气候不好的通知，大家都劝戴改日再走。但他却坚持走，并要求多带汽油，上海不能降落就飞南京。上午9时，飞机从天津起飞，飞近上海时，正值大雨滂沱，机场不同意降落，只得改飞南京。当时，南京也下大雨，勉强同意降落。但到下午1点6分后， 电讯突然中断。此时，这架专机已撞在江宁板桥镇南面的岱山山腰上。随着一声巨响，戴笠这个作恶多端、不可一世的军统头子，便这样结束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