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樱花燃气维修电话:论“辩证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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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辩证唯物主义”的三大问号
吴 鹏
2009年11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60年来,中国的哲学理论一直很少有人民的普遍参与,更少有独立思考与平等对话的机会。本文就是针对我国教科书哲学中存在的重大弊端,提出三大问号,围绕这三大问号提出了一位理科毕业的老大学生的不同见解,并试图以此引发哲学专业人员的深刻反思。追求真知与真理,这是哲学理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与振兴,我们必须创建中华民族自己的、最现代化的理论思维与理论体系。
宪法第二十四条明文规定,国家要在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然而,“辩证唯物主义”确实存在三个重大的问号,它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应有的理论水平,会在国际社会中留下贻笑千古的笑话。
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我们希望中国的思想理论界能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彻底地反省一下,发扬独立思考、有错必改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把我国的理论思维推向更高、更先进的水准,以利于思想理论界大踏步地融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
问号一:“物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始终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由此产生了我们的第一个大问号:“物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一】为什么哲学只能分成两大派别: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我国的哲学教科书始终坚持“宇宙万事万物归纳起来无非是两大现象: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P4;)由此引申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派的对立。凡是承认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统统属于唯物主义派别;相反,认为世界本原是精神的,就是唯心主义派别。
可惜,恩格斯在120多年前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他个人的认识。我国的哲学教科书就是根据这一认识,提出了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的对立,并认为“一切哲学都不能超出这两大派别之外,任何真正独立的第三派别,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P5;)
看来,这样的分类,就像孩子把大人分成好人与坏人一样,并认为整个世界除了好人与坏人以外,根本不存在第三种人。显然,这是把复杂问题过分地简单化了。
众所周知,我国的《易经》早在2000多年前,就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分为“阴”与“阳”两大类。我们的老祖宗很聪明,他们从来没有轻易地武断:世界是“阳”的,或世界是“阴”的。《易经》说:“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白话易经全译本》1989年4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P371;)“大极”也称太极,是指阴阳未分,天地浑沌的时期。巧得很,根据现代宇宙学的理论,在宇宙大爆炸的三分钟前,整个世界尚未耦合成第一个原子;也许,宇宙大爆炸的奇点,真的是浑沌的一片。我们老祖宗的猜测确实是很准、很准。恩格斯的思维能力与水准,与《易经》相比较,确实不是同一等级,更不是同一个层次。
请问,解放后的中国哲学,为什么一定要抛弃自己老祖宗的精华,专门去宣扬一位欧洲人的哲学思想呢?这难道不是全盘“西化”的一个近代典型?莫非外国的月亮,真的比中国的月亮更圆?
事实上,社会实践、生产实践与科学实践都在告诉我们,“世界本原”本来就是多元的。世界上除了物质以外,还有信息,还有真空能量(一种非常奇怪的质量),还有时间和空间,还有运动,还有关系,还有熵(无序度的数学表达)等等。整个世界究竟有多少个独立元存在?有待于后人更详细的研究。这就是世界观的进步,一个“多元互动随机整合与随机展开”崭新的世界观正在向全世界招手,这就是本文产生最重要的时代背景。
如何认识世界?这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它不但需要全社会的独立思考精神,更需要随着时代进步的创新精神。停滞的理论、不变的学说都是错误的。
【二】世界不是物质的。
我国的哲学家与哲学教授告诉我们,像地球啊,月亮啊,行星和恒星等等的具体物体,包括我们吃的食品、住的房子、开的汽车统统都不是他们所说的“物质”。
首先,因为所有的具体物体都是有限的,而整个宇宙恰恰是无限的;为了保证宇宙无限性原理的正确,哲学家只好用抽象的物质或物质的抽象来搪塞老百姓。可惜,天知道这条“无限性原理”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第二,因为哲学上的抽象“物质”,需要权威的庇护,这与商品市场中的品牌效应一样,我国的哲学家与哲学教授借助革命领袖列宁的光环,隆重推出了列宁的一个物质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主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P166;)然而,列宁并不是天才的哲学家,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也遭到了历史的批判。如果,中国的哲学家与哲学教授们稍微有点头脑,只要认真地想一想,立刻就可认发现列宁的“物质”定义,确实经不起推敲,真正的“物质”决不可能用一个定义就可以搞定。
比如,列宁的“物质”定义,其核心只有两条:1、客观实在性;2、能被人感知。众所周知,类似“爱”或“恨”这样的东西,既具备客观实在性,又能被人感知,难道“爱”或“恨”也是“物质”?还有“精神”“信息”、“运动”、“时间与空间”、“关系”、“熵”等等;它们统统具备“物质”定义的两个核心要素。换言之,根据列宁的定义,精神也变成了物质!?请问,这样的“物质”定义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谁相信列宁的物质定义,谁就成了天底下最幼稚可笑的人。
还有,列宁的“物质”定义,明确宣布“物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哲学范畴——纯粹的思想创造物。请问,我们的哲学家与哲学教授们能不能告诉人们,他们脑袋里的“物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物质如果不是物理学中有质量或有能量的具体事物,难道真的是一个纯粹的哲学抽象?这样一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莫非真的走向了它的反面——戴着唯物主义面纱的唯心主义者?
第三,因为一个理论,必须能自圆其说才行。所以,我国的哲学家和教授们又捡起了“具体与抽象”的对立统一,试图利用这个哲学的专业用语,在列宁的“抽象物质”与物理学能感知的“具体物质”以间,架起一座桥梁;于是乎,这一切似乎就变得无懈可击了。
可惜,具体与抽象,能不能构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呢?我们不知道。抽象物质与具体物质能对立统一吗?抽象的人不能拥抱,抽象的水果不能吃;抽象的一切,只存在人类的思维王国,这是牛啊、马啊、狗啊,根本不可能理解和捕捉的东西。类似神仙或鬼怪这样的错误抽象,就更加令人头痛与烦心。请问:抽象人与具体张三、李四,抽象水果与具体的苹果、桔子,抽象存在(思维王国)与具体存在(现实王国),为什么一定会对立统一呢?又是怎么样进行对立统一的呢?一句简单的“寓于与被寓于”就能说明一切吗?寓于与被寓于的双方,即抽象与具体的双方也能相互转化吗?说实在,六十年来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位哲学家或哲学教授,能给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卷。只要你能坚持独立思考,你立刻就可以发现,列宁的“抽象物质”本来就存在巨大的弊端,他的“抽象物质”与“具体物质”根本就不可能对立统一。
综上可知,关于“世界是物质的”这一论断,太经不起推敲!如此弊端百出的东西,怎么可以允许它作为大学教材,继续去误人子弟呢?
顺便提一下,重新认识“物质”、把握“物质”,这正是哲学界不能回避的实际问题,也是我国思想理论界应该认真研究的重大科题。也许,这正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全民族理论思维能力的最佳契机。
【三】“辩证唯物主义”不能自圆其说
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随着法制社会的不断完善,人民终于有权力、有胆量对我国的哲学家与哲学教授们提出一个严肃的质问:
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究竟能不能“合二为一”?换言之,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一方面,如果你真的赞同了“世界是物质的”这个命题,你就不可以再坚持“世界是精神的”这种观点。前者被冠以唯物主义的美名,后者就是反动的唯心主义。两者只能取其一。
另一方面,按照辩证法或对立统一的理论,物质与精神、唯物与唯心、质与量,就像手背与手心一样,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你不可以、不允许、也不可能把看似对立的两个方面实施分离,然后再来一个取舍。
看来,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原本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这是根本无法和稀泥的两种理论。在逻辑上确实存在无法自圆其说的弊端。
按照唯物主义理论:“世界是物质的”对!“世界是精神的”错!
按照辩证法的理论:“世界是物质的”与“世界是精神的”或者都对;或者都错;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对与错。总而言之,两者永远是不能分割的整体。
给人们讲了六十年的辩证唯物主义,在逻辑上是一个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错误理论!请问,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呢?
问号二:世界为什么是无限的?
我国的辨证唯物主义不单单认定“世界是物质的”,同时还认为:“物质世界是无限的”,“整个宇宙的无限性还是不可动摇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主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P202,P206;)由此引出了“辨证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大问号:世界为什么是无限的?
在老百姓的理解中,有限就是在空间上有边界、时间上有始终的那种东西;无限就是在空间上无边界、时间上无始终的那种东西。
我国的教科书哲学确实犯了主观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武断地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它的唯一理由:要是宇宙有了边界,那么宇宙边界以外,又是什么东西呢?如果在宇宙边界以外是非物质的东西,那就是为唯心论和宗教谬说大开了方便之门;如果你还是一位唯物主义者,承认宇宙边界以外的东西仍然是物质,那么这个物质宇宙就永远没有了边界。总之,只要离开宇宙无限“就不可避免地要承认在物质世界以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世界,就不可避免地要承认上帝的存在。”(《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主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P204;)
我国的哲学家与哲学教授们,他们就是用一个自以为是的拮问,自作聪明地推出了“宇宙无限”的结论。真的,除了这一推论,他们根本不可能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宇宙是无限的。实际上,我们不应该把日常观念中的“边界”推广到整个宇宙。如果,宇宙根本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边界,也不存在边界内、外的区分;那么,“宇宙无限”的上述推论,肯定就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早在1987年,本人就提出过宇宙统一论的思想(“关于‘无限宇宙’的新探讨”《新华文摘》1987年第8期,P33-35;),也就是在哲学上重新定义有限与无限。如果把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定义为有限,把事物的绝对变动性定义为无限。根据人类对大量事物的考察,可以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具有相对稳定性与绝对变动性,而且是这两者的统一,也就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那么整个世界,小到鸡蛋、苹果,大到地球、太阳、宇宙统统都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物。其实,空间的边界与时间的始终,确实是事物相对稳定性的具体表现,空间边界的消失与时间始终的连续,确实是事物绝对变动性的具体表现。所以,重新定义有限与无限,在理论上也说得通。那时候本人尚未完全摆脱对立统一的大框架,只要在这个大框架下,不触动基本原理,那么你的文章才有发表的希望。
根据现代宇宙学的理论,我们现在的物质宇宙正处在膨胀的状态,物质宇宙的空间(它的几何形态)可能呈发散状或平直状,那就是无限。物质宇宙的空间(它的几何形态)亦可能呈收敛状,那就是有限。科学家还告诉我们,物质宇宙膨胀的最后结果,究竟取向这三种状态中的哪一种状态,完全取决于整个宇宙的总质量。因为,可见物质的总质量最多只占宇宙总质量的5%,还有95%以上的暗物质、暗能量的存在;总之,现代科学尚无法确切知道宇宙总质量的多少,所以宇宙空间的有限与无限,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办法确定。
在宇宙总质量的概念上,科学家完全不可能同意我国哲学家的无限论。因为,实实在在的宇宙决不是人类思维王国的想象世界,在思维王国中你可以把1+1的运算,轻易地推至到无穷大那样的无限王国;然而,在真实的物理世界里,由于引力的真实存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荒谬。换言之,宇宙总质量的无限大,肯定是我国哲学家在思维王国中的武断——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想当然的主观猜测。
由于主流科学家普遍赞同宇宙大爆炸学说,所以从时间上看,宇宙的起点应该从150亿年前的大爆炸开始。关于时间的起点问题,霍金提出了“虚时间”这个全新的科学概念,试图借用球面这种无始无终的模型,来绕开时间起点的困惑。实际上,科学家一直在努力改造我们习惯的时空观念,始终在不断地探索与进取。
相比之下,由于思想的长期禁锢、由于哲学的政治属性过于浓重,我国的教科书哲学太缺乏大胆探索与创新的精神。如果连所谓的“基本原理”都不敢怀疑、不敢讨论,我国的理论思维又怎么可能跟上时代的列车,更好地为民族振兴服务,为全社会服务,为全人类造福呢?
问号三:“对立统一”真的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吗?
“辨证唯物主义”始终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辨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主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P242;)说实在,仅仅凭着恩格斯、列宁的一些笔记,再加上毛泽东一篇论文中的一段论述,就可以把对立统一捧到“最根本的规律”的神坛上,这种做法是不是过分地轻率?是不是有点太小看老百姓的智商?过分地抬高对立统一,不能不使人们怀疑:“对立统一”真的是唯物辨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吗?
平心而论,“对立统一”的思想应该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都具备的知识结晶,也是认识论范畴里的历史丰碑。
诸如,阴与阳,好与坏,善与恶、男与女、利与弊、功与过、内与外、新与旧、有与无、矛与盾、多与少、因与果、质与量、物质与精神、唯物与唯心、客观与主观、必然与偶然、抽象与具体、肯定与否定、有限与无限、现象与本质、结构与功能、优点与缺点等等、等等,这都是人们非常习惯、非常熟悉的“一分为二”。其实,“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也是对立统一的一对范畴,或者都对,或者都错,或者根本没什么对与错。
说白了,对立统一的人为痕迹过于浓重,只要你划出一道线,就有了以“线”为标准的“一分为二”,及由此而引发的对立统一;只要你把“线”一收,又变成了“合二而一”,“线”的放与收,又可以构成新的对立统一。看来,给对立统一自己戴上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并不过分。
大量实践证明,对立统一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最有效、最实用的“法宝”之一。不管它在理论上的对与错,只要它还有实用的价值,它依然会有市场,依然会有生命力,依然会有前途。因为,人类中的大多数都是实用主义者,凡是有用的东西,包括像对立统一这种非常实用的工具,人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然而,从事物的本来面貌来看,从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来看,从对立统一本身的弊端来看,人们真的不能长期停留在《矛盾论》、《实践论》的水准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及与时俱进的基本原则。或者,积极增加新的元素,努力扩大人类的视线,把具有不确定性的“随机王国”纳入思想理论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改造与完善对立统一(说心里话,60年来我们的哲学家很少对对立统一进行具体分析或分门别类)。或者,干脆全完推倒重来,重新去开拓全新的道路,这应该是人类认识范畴里的一次革命——彻底否定对立统一。说实在,对立统一的未来,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变数:是继续顽固地坚持到底呢?还是走改造、完善的道路?或者干脆推倒重来?不知道!
毫无疑问,有人把“对立统一规律”说成是宇宙间最根本规律的观点,确实是没有根据的主观武断,这是凌驾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之上最狂妄自大的具体表现。因为它不符合事物的本来面貌;因为它实际上已经被时代所淘汰;因为它本身不可能自圆其说。对对立统一过分的宣传与教育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猖獗的具体表现,这也是历史的沉痛教训之一。
【一】“对立统一”无法解释事物的产生与起源。
宇宙从哪里来?太阳与地球从哪里来?地球生命从哪里来?人类从哪里来?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从哪里来?……
宇宙到哪里去?太阳与地球到哪里去?地球生命到哪里去?人类到哪里去?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到哪里去?……
如此这样的问题,我们根本不可能从对立统一这个最普遍规律或最根本规律中找到答案,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不可能找到任何答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三章“辨证法的无穷奥秘”的开篇中,作者明确地指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运动变化是辩证的。……唯物辩证法是研究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学问,它的一系列的基本规律和范畴科学地阐述了世界状态的问题,揭示了世界联系和发展的辨证图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P66;加重号是本文所加)
看来,我国的哲学教科书自己也承认,他们宣传的对立统一只讨论“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只阐述现在的“世界状态的问题”;显然,对立统一对物质世界的产生与起源无能为力,对物质世界的未来同样无能为力。
比如,风靡中国大陆的福利彩票,其中的双色球的每一次开奖,我们可以断言:它的未来永远是不确定的!它的每一次开奖都与历史无关!
请问,哲学教科书所标榜的最普遍的对立统一规律,对此现象又能作出何种解释呢?双色球的诞生又是什么具体“矛盾运动”的结果呢?还有,“质量互变”与“否定之否定”这些基本规律都能适用吗?双色球的开奖,即使进行了上亿次的“量变”,它的下一次开奖也不可能发生任何“质变”,更不可能被它自身所否定。
你说“世界上的天鹅都是白的”;我们只要找到一只黑天鹅,你的判断就成了错误的判断。同样道理,我们不但指出对立统一不能解释世界的过去与未来,同时还指证了“双色球开奖”这个现在的事物,对立统一同样无能为力。所以,我国的哲学界确实不能把对立统一吹得太过、太大、太神了!
记住:任何规律都要有自洽的理论支撑,都要有大量的实践支持,更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真的,过去的60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世界为什么是对立统一的?这个对立统一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对立统一究竟有没有理论根据?你可以列举出成千上万个例证,所有的例证与语录一样,都可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再说,没有理论根据,只靠革命领袖们的光环,所有的例证与《圣经》中的故事又有什么本质差别呢?一个没有任何理论支撑的假设,它肯定与科学无缘;所以,对立统一就像上帝、真主、佛主一样,只能是信仰,而且是披着哲学外衣的、现代化的信仰!
【二】“对立统一”肯定不是事物发展的唯一动力与源泉。
“在辩证法看来,事物的运动是事物的‘自己’运动,这种运动的源泉或根据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即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内因)。”(《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主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P243;)这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顺口溜:“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理论渊源。
众所周知,太阳是地球生命的源泉与唯一动力。人类吃的食物,最终都是太阳能的一种转换;人体生命的延续不但需要空气、水,更离不开食物的营养补充,即能量的补给。换言之,没有太阳能的补给,人体生命是不可能“自己”运动的,这与“扫帚不到,垃圾不会自动跑掉”的道理一样。
回顾《矛盾论》写作的时代背景,强调“内因”与“自力更生”,这都是政治形势与经济形势的需要。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引进外资”与“合作共赢”取代了“自力更生”,这也是政治形势与经济形势的需要。如果,承认哲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哲学必须坚持它自己应该坚持的真理,绝对不可以随着政治形势与经济形势的变化,像墙头草那样随意地改变自己。这是丧失原则的错误行为,也是导之中国哲学长期落后、衰败的根本原因。
再说,只要承认事物的联系是事物存在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你就不会过分地强调内因,或者过分地强调外因。任何事物的生成,都是多元互动中的随加整合与随机展开。就拿人类与人类社会来说,这一切本来就是全方位的复杂整合,它既不是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统一,也不是内因与外因(或根据与条件)的对立统一,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人类与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除了它先天的自身因素以外,绝对少不了地球的“自己”运动、人类与地球的互动、还有运气与机遇等等。
据记载,全世界已经发现,由狼哺育的幼童有10多个,其中最著名的是印度发现的两个。其中大的年约7、8岁,被取名为卡玛拉;小的约2岁被取名为阿玛拉。狼孩刚被发现时,生活习性与狼一样,用四肢行走,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怕火、光和水;只知道饿了找吃的,吃饱了就睡,不吃素食只吃肉,吃的时候不用手拿,放在地上用牙齿撕开吃。不会讲话,每到午夜后像狼似地引颈长嚎。看来,人的直立行走和语言并不是天生的本能,人脑本身也不会自动产生意识,人类的知识与才能更不是“人”这个内因自己运动的结果。所以,过分地强调内因,突出内因的主导地位,这本身不符合事实,不是事物的本来面貌。
再说,内因与外因并不是真正的、平等的对立统一。究竟是谁规定:外因永远只能处于第二位的次要角色?究竟是谁规定:“根据”一定比“条件”重要?究竟是谁规定:外因一定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种规定难道不是对辩证法的公开亵渎?不是说“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都会相互转化的吗?为什么“内因”与“外因”的主导地位就不能相互转化呢?毫无疑义,这种“命中注定”的第一与第二,严重违背了辩证法的“相互转化”原则。一个没有任何理论支撑的立论,即使有成千上万个实际例证,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说教或信仰。这样的立论,随时可以找到更多的实际例证来推翻它。请问,真理能凭实际例证的多少,由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吗?
【三】“对立统一”无法回答它本身的困惑。
我国的哲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对立统一规律又称矛盾规律。
从规律的定义,人们可以认定:“对立统一规律”应该是事物的一种本质联系、必然联系、稳定联系。
从矛盾的理解:“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对立和同一及其关系的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P79;加重号是本文所加)
由此可见,“对立统一规律”实际上就是一种联系或关系。请问,以“联系或关系”为核心的规律,与物质究竟是同一个东西?还是不同的两种东西?
如果,承认“规律”与“物质”是同一个东西;人们就无法理解,既然同是一个东西,为什么又会分开成两样:一种是支配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另一种是具有物理质量或能量的具体物体?又是谁把它分成两样的呢?会不会再分成三样、四样或更多样呢?
如果,承认“规律”与“物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人们就无法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究竟是先有“对立统一”这样的规律呢?还是先有宇宙这样的物质?由此引出的困惑,同样要命:
先有规律,后有物质;我们就不可以说“世界是物质的”。
先有物质,后有规律;物质又是怎样变出规律?没有规律的物质,应该是一个“死”的东西,不可能“自己”运动。
物质与规律同时具有,不分先后;那么世界的本原就变成二元论。于是,世界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规律的,世界是物质与规律共有的。这岂不成了一个笑话:对立统一规律彻底地否定了唯物主义!看来,辩证法真的是唯物主义的克星,不但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在世界本原的讨论中也不可能统一。
可以肯定,我们上面列举的弊端,只是整个体系中比较重要而且明显的错误,远不是它的全部。比如,在“质量互变规律”的叙述中,个别的哲学权威,竟然可以抛开恩格斯的原意,公开地偷换哲学概念,把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一段论述,公然改造成为一条唯物辨证法的基本规律。按辨证法的本意,一个事物的质与量,本来就不可分割,事物的变化永远只能是质量同变,何来质量互变呢?这正是思想理论界最令人费解的咄咄怪事。
实际上,对教科书哲学的不满由来已久,心里明镜一样的人,更是千千万万,包括广大的哲学工作者和兴趣爱好者。关键是对未来的责任心,但愿人人都能以平和、淡定的心态去思考这些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滚滚的历史车轮的面前,切切不要成为阻碍民族崛起与改革深化的阻力。毫无疑问,敢于对“辨证唯物主义”的三大问号,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本身就是对“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最大的拥护与坚定的响应。但愿本文的论述能敲开中国理论思维的坚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真正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略                                        2009年10月16日
【主要参考文献】:
01、《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99年6月高等教育出版社;
02、《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主编,1978年6月人民出版社;
03、《白话易经全译本》1989年4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04、“关于‘无限宇宙’的新探讨”吴鹏,1987年第8期《新华文摘》;
05、《时间简史》【英】史蒂芬·霍金著,1999年12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06、《果壳中的宇宙》【英】史蒂芬·霍金著,2002年8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07、《确定性的终结》伊利亚·普利高津著,1998年12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08、《随机性》【美】黛博拉·J·本内特著,2001年1月吉林人民出版社;
09、《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1999年5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