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地源热泵安装公司: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漫谈汉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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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文化生活 >> 服装配饰 >> 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漫谈汉服（二）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漫谈汉服（二）http://www.wenwuchina.com/culturalLi... 2011-7-27 11:34:57 作者：蒹葭从风来源：汉服吧

二千年衣冠，凄惶心路

衣冠重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尤其是对于将衣冠看得很重的华夏。

在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蛮荒上古，“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那时的祖先生活在与天地拼争安身果腹的艰难中，礼仪、章服的理想就这样“不合时宜”地出现，带着先民走出苦寒狞厉的上古，开创着一片尚在懵懂中的文明。

西周到春秋末，六百多年的风雨日月弥漫着浓重的君子之风。周人怀着对衣裳和礼仪的信仰续写着故事：《周礼》记录下完整系统的衣冠礼制，这部久远却文明气息浓郁的典章制度成为日后历代礼制衣冠的蓝本。

大争之世陵谷跌宕，以顺应紧张的时代，周礼衣冠有了简约的趋势。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首开引进异族风潮的先河，在除了右衽的文明标志不变以外，把军装都改成了胡人的“绔褶”，头上也像胡人那样摇曳着鹖尾和“曼胡之缨”，军装改制，然后鼓励全民军事化。这一笔彪悍的记录在《战国策》中被称为“胡服骑射”。

随后，秦人扫八荒灭六合，正式简化了六国衣冠礼制，尤其是省去了帝王象征的冕服。秦人毕竟是华夏边缘，从各种文物上看，这次简化如同将一棵繁丽的花树修去了几多枝条，衣冠传承的主干依然是流畅的，比如：江陵马山楚墓的龙凤虎纹罗地单衣同马王堆素纱单衣基本类同，西汉的女子们依然喜欢窈窕的垂胡收祛曲裾深衣（图）和简约小巧、略微偏后的锥髻，男子对褒衣大腋、峨冠长铗的审美也与先秦毫无二致；汉承秦制，西汉的君王们也是穿着一身黑衣地敬天礼地，另外再加上高祖发明的具有浓郁楚风的竹皮冠（图）。直到板荡的天下终于安定，终有人想起先秦时代天子华丽的玄纁、章纹和冕旒。可这时，悠悠岁月已过去了近百年，焚毁的礼书残简腐烂在土中。汉文帝、汉武帝、淮南王刘安、王莽等人似乎都关心过修复旧制礼服的事，却因仓廪未实而一直无力实现，这件事一直拖到了东汉。

东汉孝明皇帝在永平二年，怀着对上古理想的憧憬，使人在遗留下的有限典籍中考订加推测，礼乐衣冠得以重生。此时的十二章纹（图）与周礼图案一致与否已不得而知，但毕竟，这个视衣冠礼仪为理想的民族又找到了根的感觉。这一切如《后汉书》所载：“秦以战国暨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一种全身纯黑的深衣制礼服），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都于土中……显宗（汉明帝）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屦，以祠天地。”

太平笙歌与英雄辞赋相交于耳的东汉、三国和魏晋，衣冠上也折射出社会的多元化：东汉女子不再欣赏简约而无甚装饰的发式，“副笄六珈”（图）“步摇垂髾”（图）等华丽高髻登上舞台。史载，明德马皇后的“四起大髻”还带动了日后高髻的风潮，孙寿的愁眉啼妆折腰步更是进一步开发了女性在奇异装扮上的潜能；而衣冠在颜色和形式上也增加了美丽元素——“袿角”的出现，不仅发展成《女史箴图》中流行的杂裾，也奠定了日后皇后礼服的改革，变成《南齐书&S226;舆服志》中描画的“裳加五色，锁金银校饰”的谒庙之服。难以想象这种袿衣何等美丽，只知道王莽的姑母王政君当年就是穿着这样一件有着红色衣缘“诸于”（诸于，袿衣的一种）而被选中为太子妃；衣冠也反映着时代的文化内涵：道家返璞归真、从容自由的思想使衣裳更加飘逸灵动，如竹林七贤的当风大袖，如洛水女神的杂裾飞髾；社会生产力的增加使衣冠日益便捷化——东汉以降，女子衣装就从先前的深衣转为更加方便劳作的襦裙（图），形成“两节穿衣”的千年习惯；民族间的交流也平和地进行着，甚至影响了至上的君王。汉灵帝是一位喜欢胡风的君主，一时间，胡床胡饭胡舞胡箜篌大兴，胡服自然也不在话下。不过，即使在这段时间，礼制的最高场合依然是传统的玄衣纁裳、黼黻冕旒，这丝毫没有含糊。

东晋末的混乱正遇上世界史上游牧民族第一次泛滥的高峰。五胡乱华，衣冠南迁。北方大地则成为胡人们秣马的牧场。不过即使在那个华丽血时代，华夏依然是个诱人的字眼，它毕竟代表了令人钦羡的发达文明。草原民族蝗虫般屠掠而过，并没有将文明毁得面目全非，就像古罗马人灭了古希腊，却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他们的文化。从北魏开始，胡人的服饰就不断受到华夏文明的影响，鲜卑族的魏孝文帝等北朝的胡人帝王逐渐以华夏正统自居，带着对周礼的深深崇敬和对华夏衣冠理解的局限，加以改进并设计出了华夏模样的衣冠。礼制的简化本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东汉时的衣冠礼制已经达到了简化的平衡点，但北朝的某些胡人帝王们由于对周礼礼制等级的刻板解读，竟然穿过十二种等级不同的“冕服”——即使在繁缛的周礼中也才六冕，更不用说东汉的皇帝只有一冕而已。

至隋朝结束了三百多年的乱世阴霾，华夏衣冠礼制废乱久矣。匡复河山与衣冠，花费了隋和唐初几位天子不小的功夫，所依据的依然是华夏蓝图——周礼礼制。从武德令到开元礼，可看到明显的变化。文物上也表现出胡风的减退之势：初唐女子的小袖襦裙、幂离帏帽，文武官员的绔褶裲裆（图），逐渐变成中晚唐的褒衣博带、曲领方心绛纱朝服（图）以及凌烟阁功臣的三梁进贤冠（图：李世勣墓出土的三梁进贤冠）。大唐的繁荣带来前所未有的开放和多元，虽然在纵马击鞠的时候经常幞头袍衫、衫裙帔帛，但郊祀天地、藉耕亲蚕之时却会玄纁冕旒、钗钿黼黻（图）。祭服、朝服一丝不苟，胡服元素也不刻意排斥，这就是真正的大国气象。最终胡服为唐代及后世的公服系统做出了巨大贡献，唐代官员身穿圆领缺骻窄袖袍衫、著戴幞头革带皮靴（图：步辇图局部）办公时，的确十分利落。尽管唐风如此缤纷通达，但综观新旧唐书的舆服（车服）制、通典、会要等礼典可以看到，此时的舆服礼乐制度恭谨地恪守周礼。这些制度还被日本留学生虔诚地搬回自己的文化，延续至今。

晚唐、五代，曾经强盛一时的突厥民族呈衰退递减之势，大唐盛世的光辉只剩下战火遍地的藩镇割据，又是一个乱世。华服霓裳在靡靡余音和飘遥风雨中花枝招展，竟有了迟暮牡丹那般慑人心魄的慵倦和瑰丽。

陈桥兵变以至大宋开国。唐宋中间隔了沙陀人兴盛的五代，不算太长的混乱虽未造成衣冠礼乐的断裂。但毕竟每次重生多少还会有些变异。宋代勘订礼制，同唐代一样向周礼看齐，整理了唐代残留的礼书，基本遵循唐制（其实也就是周制），但毕竟失落了一些细节，比如唐礼服中的“方心曲领”本是接于中衣领处的白色曲形领围，但不得实物的宋人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复原出了一个带有方形项坠的半环形“项圈”。这种方心曲领被纳入后世礼服系统而传承，后来还被韩国人取经回去。如今在韩国的礼乐场合，在他们引以为荣的“民族服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条赫然触目的“方心曲领”（图）。

大唐的雄浑襛丽逐渐转成宋代的细腻理性、清新雅致，如《宋徽宗听琴图》中的意境（图）；各种唐代流行的奇装异服不再出现，剩下襦裙、褙子、旋袄、袍衫、以及各种硬裹幞头等（图），尤其是褙子，男女通服，只是在宽大与合体、大袖与窄袖、缺骻（两边开衩）的高低，以及领抹的长度上有所差别；当然，唐风很重的花钗大袖、点翠的凤冠和襛丽的翟衣（图）透露着北宋这个历史上最富庶时代的信息。然而，清明上河图卷的墨迹还未干透，汴京的明月已被金人的铁蹄踏碎。靖康之耻，衣冠南渡。此时的江北故事，似乎又重演了南北朝的剧情。

党项契丹女真，围绕着“华夏”这一古老的关键词，一面虎视向南，一面逡巡左右。辽初建国时，衣冠分为两式：汉族官吏用五代后晋之服制，称“汉服”或“南班服制”；契丹之衣则称“国服”或“北班服制”。而到了重熙元年时，南北官吏凡大礼干脆均着汉服（就是这时出现了明确的“汉服”词条），只有常服仍分两式。后来金国大致也走了辽国路线，只是女真人对华夏衣冠的态度稍显犹疑，这里可借用六百年后他们后裔的一番总结：1637年四月二十八日，清主皇太极对他那些主张衣冠汉化的大臣们分析了保持满族固有传统的重要性，提到了一段金国历史：“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衣冠仪度，循汉人之俗，遂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待至世宗，使复旧制衣冠，凡言语骑射之事，时谕子孙勤加学习。此本国衣冠言语不可轻变也。”

天有不测风云，未及女真人完成对华夏衣冠“批判地接受”，金国便灰飞烟灭。所向无敌的蒙古狂飚扫过其他草原民族及农耕民族，在欧亚大陆驰骋出广袤的金帐汗国。杀戮和征服之后，他们对所占领的文明表现出一种相对随意的态度，比如衣冠礼制往往兼容并蓄。《元史&S226;舆服志》有：“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在他们身上还可以看出一种草原民族普遍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有对华夏文明的钦慕，元英宗时厘定的官服制度就直接大量搬用了汉人的舆服礼乐；另一方面，在种族等级制度的硬道理下，质孙服、姑姑冠、辫发髡首左衽顺理成章地凌驾于交领右衽、峨冠大袖之上。

这一时段，华夏衣冠虽没有被彻底毁弃，但已堕于社会底层。外垂衣裳、内修辞章的士大夫理想破灭，也没有了进退亦忧的治世追求，颓废间放歌纵酒，杂剧曲艺乃大兴。曾经的衣冠上国如明日黄花，依稀的华夏神韵成为戏台上一方惆怅的旧梦。

游牧民族浪潮总是来去匆匆，不到一百年，一位普通的汉族农民在元末的兼并战争中推翻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应天府（南京）建国，国号明，年号洪武。洪武帝朱元璋一统后便着手摒除外族服饰、兴复华夏衣冠：“壬子，诏衣冠如唐制”。这项事业持续日久。使得二十四史中就属明史的舆服志篇幅长，且修订不断——大约是因为衣冠中断的时间有点长，面目有几分模糊吧？洪武元年，学士陶安请制定冕服，实用主义的太祖指示礼服不可过繁，于是《明史&S226;舆服志》有了这样的记载：“祭天地宗庙服衮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绛纱袍，馀不用。” 洪武三年，又更定“正旦冬至圣节并服衮冕，祭社稷先农册拜亦如之。”

明代的公服基本延续唐宋的品色、服制，较有特色的是衣前的补子，按照“文禽武兽”的规则标识品级（图：明初书法家沈度像）；受元朝的影响，明代男子常着（衤曳）（衤散），儒生除了着盘领阑衫外，还格外崇尚中古前的深衣，但更的是交领直裰（图）。直裰看起来和深衣很像，但区别在于没有衣与裳间一条接缝。这条缝曾因为象征着恪守衣冠制度而十分重要；女子服饰总体上较厚重，一般以袄裙和女披为主，内着金属扣立领衣，头戴金属丝或头发编织而成的挑心“（髟+狄）髻”（图），这和明清仕女图中的轻灵窈窕有着很大的区别——可见，明是一个理想和世俗分化比较明显的时代。

明代以降，中华民族的审美有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从写意大气到具象细致的转变，细到不同等级命妇间霞帔的色彩纹样坠形、凤冠上的花树翡翠真珠。遥想中古以前那些抽象飘逸的衣裳，才发觉我们的民族审美已由写意从容转为一个苛求细节的境况；其次是对红色的喜好。而唐宋以前，玄纁（或黑红）仍是最崇高的地位。洪武三年，礼部官员搬出了服色五德说，认为明以火德王天下，应尚赤。绯罗袍成为明代朝服（图），红大衫成为皇后礼服，最典型的是婚礼，从此开始大红一片了。

大明江山成为华夏衣冠的末代，每读衣冠史，心里会涂上悲凄的一笔。明朝是一个让人百感交集的朝代。漫漫三百年，飘摇坎坷边患不断，国事跌荡思潮汹涌，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惊人的繁荣一度到了奢靡。

然后的衣冠史……干脆避开那些即临的悲怆，借用一句流行的调侃：1644年，清军入关，为中国未来的古装剧事业做出了卓著贡献——这是目前清装剧占据历史剧半壁河山的现状，华夏衣冠的记忆随着这些银屏历史教育的宣传越来越淡。在这里，要开始讲衣冠重生前的最后一个故事了，就是因为六个甲子后的“汉服复兴”，我们才知道这个关于衣冠的悲壮故事并不是最终的结局。

话说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国号金。又因其自称是北宋时金人后裔，因此也被称为后金。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在降伏漠南蒙古之后，于1635年称帝，意味着与明朝皇帝并立，不再是边族之国。1636年四月，皇太极建国号大清，年号崇德。

女真族-满族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北方边族，从历史上就显出异于其他游牧民族之处。其历史悠久，祖先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与周天子打过交道的肃慎。同样悠久而煊赫的匈奴鲜卑党项契丹等皆已消失，独其延续至今。女真人生活在寒冷的林莽草甸，不似蒙古草原那般天苍苍野茫茫，因此他们除了游牧之外还有渔猎等生活方式。如果说草原民族往往心无旁骛、胸胆开张，那么水泽林莽之处的牧猎民族更会多几分思考斟酌。这就是满族与蒙古族的不同，自然也反映在对待被征服文明的态度上，最终导致了清代与元代对中国历史影响的差异。蒙古人对待汉人衣冠礼制是比较粗放的，他们将人群划分了等级，尊卑优劣一目了然，看到了表面的归顺，便不再去关心汉人的日用常行。而满人考虑问题显然要深远许多，他们还想到了如何统治得长治久安，如何不落入“征服者被征服”的宿命。显然，最终措施只有建立自己的文化系统。这一工程是在华夏文化框架上进行的，客观上较大程度延续了华夏文化，但其中搀杂了许多自己的判断、选择和重构。清廷最为犀利的眼光表现在，看到了华夏文明关键的软肋：衣冠。

华夏二字浓缩了一个文明的某种精神追求。衣冠礼仪是国度的尊严和心念，身体发肤是受于父母的惠赐。感恩不尽，岂能任意毁损？修齐治平的男人天命也是从头开始。《礼记》说：“冠者，礼之始也。”大抵若此，这就不难理解剃发易服之令将会在亡国之民中掀起怎样一番震动。剃发易服运动在清廷坚定的信念中轰轰烈烈地开展，最终贯彻大江南北。自后，满族统治者策动起沉重的中华车驾，漫漫二百六十七年岁月，深重地影响了华夏民族和本民族的前途命运。

《清太宗实录》中记载：天聪五年，大凌河之役胜利时，皇太极就下令归降的明军将士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清世祖实录》记：顺治元年，清军入山海关后，令城内军人剃发。多尔衮于五月初二进入北京，次日即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军民免其迁徙。”还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他低估了人民的反应，很快京东三河民众暴动反对。清廷令暴民“各安生业”，并警告“倘有故违，即行诛绞”，但软硬措辞均未奏效，只好做罢。

介于立足未稳，最初的剃发易服令因条件不成熟只实行了一两个月就中止，但到了顺治二年五月，占领弘光政权金陵后，清廷重拾此令，强硬实行。六月初五给江南前线总指挥豫亲王多铎下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军法从事。”（《东华录》）十五日还指示礼部，通告全国，规定在十日内剃发易服，“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绝不轻贷”。更不许官员上奏请示，否则杀无赦。（《清世祖实录》）

改朝换代历来总少不了血光，明朝却异样地亡在一片沉闷中，原来这些血尽流在了亡国之后对剃发易服的抗争里。此令一下，清军在各处宣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江南人民开始了反抗。江阴、嘉定两城的斗争尤为激烈。

顺治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江阴知县方亨强推剃发令。秀才许用等百余人在文庙集合，提出“头可断，发决不可薙”（《江上孤忠录》）。自后，参加反剃发斗争的群众达数十万人之多，并推举典史陈明遇为城主，部署城乡防务。清军攻城连续受挫，不断增兵。七月初九，陈明遇邀请前典史阎应元进城领导。七月初，守城战斗激烈异常，清军屡攻不下，便由降将刘良佐劝降。阎应元答：“有降将军，无降典史。”（《江上孤忠录》）清军攻陷松江、昆山等地后调集兵力围攻江阴，八月二十日城破，民众继续巷战，陈明遇战死，阎应元被俘后牺牲，全城无一人降。此后清军屠城数日。

闰六月十三日，嘉定各村人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在罗店、北关、娄塘与清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斗。闰六月十六日，嘉定人民推举进士黄淳耀、前通政使司左通政侯峒曾主持城防。七月初三日，清军猛烈攻城。城墙坍塌。初四日五更大雨，城上军士已露立三昼夜，两眼肿烂，遍体淋湿，饮食断绝，身疲力尽。清军乘机登城，侯峒曾仍在城楼上指挥战斗，声色不变。（《嘉定屠城纪略》）然终无力回天，他遂投河自尽，黄淳耀也自缢于僧舍。军士无一人降。清军屠城数日。

剃发与易服往往相提并论，实际疾缓略有不同。相对剃发的惨烈，易服的影响更加缓长。剃发易服令中也说“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不过仅隔二十多天，见“京城内外军民衣冠遵满式者甚少，仍着旧时巾帽者甚多”，乃正式下达易衣冠的法令。

只是满式衣冠体系此时仍简单模糊。常服可含混了事，但朝服公服的问题连清廷自己也有些尴尬了。《清世祖实录》中记过这样一件事：顺治元年七月，山东巡按朱朗镕报告说，有三名文职官员到任穿着满式服装，“恐人心惊骇，误以文德兴教之官，疑为统兵征战之将。”因此建议袭用明朝官服，“纱帽圆领临民理事”。之所以惊骇，是因为满族的传统服装因适于弓马之故，与汉族的武装短长宽窄较为接近。衣冠上国的亡国之吏用微妙的讽刺刺激了新统治者的自尊，多尔衮马上要求“速制本品官服以便莅事。”

清自入关前已开始借鉴中华衣冠而逐渐规制自己的服制，按照《清史稿&S226;舆服志》的说法“崇德初元已初步釐定，高宗（乾隆）一代法式加详”，乾隆朝的增改，便是如今从清史稿舆服志中看到的模样。不过，清式衣冠的演化、确定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基本是在满族衣饰的结构上大刀阔斧地嫁接华夏衣冠元素的产物。在朝鲜人申忠一的《建州图录》中，努尔哈赤时的女真贵族还穿及膝的皮毛镶缘袄或蟒衣（明万历二十三年），到了清代，主要的服饰有上下连属的袍褂旗装，满语“布介”，另外还有马褂、坎肩等一些从明代军装采来的样式，衣襟从交领变为捻襟（大襟），四面开禊（后简化成左右开裾），习惯加披领，有扣袢。袖端的箭袖形似马蹄，满语“哇哈”，平时挽起，放下可御寒，后演变成清朝官员遏见上司的一种礼节，叫作“放哇哈”。满族习惯四季戴帽，帽饰习俗是清代冠服制度的特色。顶戴花翎成为清代特有的标志品级方法。（资料来源：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网站）这些服制结构特色再加上汉装官服的章纹、补子、服色等规制后，新式清式朝服官服便新鲜出炉。相比南北朝时胡人政权以华夏衣冠为主，胡风元素为辅的衣冠设计方式，满清统治者将服饰礼制设计中的华夏-满清比例整个颠换——这就是为何可以从南北朝服饰中看到汉代衣冠的延续，却没法将清廷衣饰同前朝衣冠连接起来。清代服制形成中，并非完全废弃前朝衣冠，但更多的是随意改变先前衣冠的场合制度，造成衣冠与礼制的混乱。最终，在漫长的时间中，清代的发式和服装形成了迥异于中国其他朝代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影响至今，不仅包括对民族传统服饰的固有理解，也包括被潜移默化了的审美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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