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神童成高僧 反思中国家长抹不去的天才情结

　　■曾省燊 本报记者 李薇薇

　　7月11日上午，43名天才少年来到安徽省城合肥参加中国科大少年班的复试，再过3天，他们中经过几轮筛选之后的合格成员，就将组成新一届的少年班……他们会是今年中国科大少年班的“准神童”。(《新安晚报》)

　　不久前，2011年北京育才学校中科院一年级班测评初试(俗称超常班)在西城区陶然幼儿园正式开考，800余名“准神童”报名应试。上午7时30分，大批家长带着自家的“小神童”来到幼儿园。为保证考场秩序，校方只允许一名家长将孩子送到考场门口。大批家长因此被“拦”在了幼儿园外。(CFP提供)

　　跨越时空

　　再现神童的“前事”“今生”

　　1977年10月，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向他推荐智力超常儿童——宁铂。与此同时，各地发现“早慧儿童”的信件涌向党中央、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大。这种情况下，中国科大提出创办少年班设想，并于1978年3月，按照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招收了700多名学生。在这些学生里面，包括了破格选拔的20名少年，他们当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1岁。

　　时至今日，我们不禁好奇：当年“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中国“神童”教育浪潮的“神童”今日又身在何处？放眼寰宇，与中华大地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又有哪些“神童”的故事？

　　宁铂——“中国第一天才少年”

　　如今，人们在谈到“神童”教育时都离不开这样一个名字——宁铂。他曾是全国瞩目的“神童”。1977年，作为中科大少年班破格录取的第一人，宁铂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让全国不少父母为制造“神童”着迷，他自己也成了无数孩子的榜样。然而，当年的“神童”，经历了怎样的生涯路径？此时的宁铂，正处于一种怎样的生涯状况呢？

　　其实，宁铂的“神童”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从1978年入校到2004年元旦后离开科大，其间，他做过许多次离开的挣扎，但无一成功。在这25年的时间里，宁铂必须服从大家的安排，满足师长、学校、国家，媒体围观一位“神童”的嗜好，譬如他的“七步成诗”。作为一个“神童”，他必须压抑16岁甚至更早即已到来的青春期的骚动，不能说，更无处求教，因为他是宁铂。宁铂确实聪明过人，但是他的分数与神话不符，因此他还必须无数次与分数不理想的现实展开搏斗，因为不这样就会让有些人觉得宁铂已经不行了。所有的事实让这位“神童”一面陷入自卑的痛苦，一面又不得不武装成一个天才的样子——在对天文学的求学之路阻断之后，他只能转向了对神秘的“星象学”的研究，但也正是由于这段经历，直到今天，宁铂的许多老同学还都是如此反映——“当时他有些神叨叨的”。

　　无论社会舆论如何，宁铂本人似乎对“神童”的光环并无太多的好感。早在1998年，宁铂参加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一期有关“神童”教育的讨论，针对“神童”教育，他表达出不予肯定的态度，而这期节目，也被传为是宁铂在向“神童”教育开炮。现如今，素有“中国第一天才少年”之称的宁铂就在离江西南昌不远的一座寺院落发出家，并且担任了该寺佛教学院的讲师。虽然宁铂的最终抉择让世人瞠目结舌，但我们依然能够在这位僧侣的身上看到昔日“神童”的影子——“宁铂讲课的语速很快，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从不翻教材，却能说出哪个内容在教材的哪一章哪一页……”

　　昔日的“神童”变成了高僧，或许能够说明一个现实——宁铂需要的是一份宁静的生活，而非“神童”的路子。

　　科斯——妈妈眼中的“失败神童”

　　今年30岁的科斯回忆说：“我的父母，尤其是我妈妈，一定要让我知道，自己是与众不同的。”科斯的妈妈是一位精神病医生，她坚持表示，自己的儿子在3个月就开始学说话，6个月就能像大人一样交谈。她还说，科斯在3岁时就能做算术，看乐谱，并能流利地说好几种语言。莱伯·科斯本来很可能成为另一个莫扎特，至少他妈妈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自己的天赋，科斯没有一个“正常”的童年。他的童年生活混杂了音乐课、和家庭教师讨论、到博物馆学习象形文字等各种活动。

　　目前，30岁的科斯在IBM公司从事技术支持的工作，同时，他还经常进行各种兼职的演出。他会说好几种语言，包括人造外星语言“克林贡语”和世界语。科斯说，他对自己生活的大多数方面都是很满意的，但科斯的母亲却不像儿子那样乐观，她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失败的‘神童’，对此我觉得没什么可高兴，我已经完全垮了。我感到很失望，我的心都碎了。”

　　虽然母亲始终抱怨自己不成大器，但科斯对自己的选择却一点也不后悔，他希望自己的音乐生涯能够继续，也希望自己能有稳定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他的生活也一直在变好。

　　审视当下

　　抹不去的天才情结

　　直到今天，我们对天才的盲目追求不但没有慢慢消减，反而通过其他的形式变本加厉，而且越来越“务实”和“长远”了。之所以变得“务实”，是因为家长和大众不再牢牢盯住天才这个本身就无法明确定义的概念，而是关注了实实在在的高考分数；之所以变得“长远”，是因为类似中国科大的“少年班”已不解渴，“早教班”才是成才“关键”。

　　屡禁不止——如火如荼的“高考第一”

　　7月1日，我国南方某省教育厅发出通报，对省内个别高中违规进行高考成绩宣传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并要求这些学校和所在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违规宣传发布高考成绩的行为进行限期整改。但是，即使在通报发出后的第5天，该省份的多所高中依然“逆流而上”，违规宣传高考成绩、炒作高考状元。

　　此外，就在最近一段时间，许多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考生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一些高中在高考成绩发布后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第一。不是卷面分第一，就是含照顾加分后的第一；不是综合成绩第一，就是单科成绩第一；排不上省级的第一，就排市级的第一。有的学校为了比别人多一些第一，居然造出了“理科前18名我校占6人，居全省第一”的噱头。据知情人士透露，每招来一名学生就能给学校带来一年1600元至2000元的学费收入，另外住宿费、伙食费等其他开销，都能给学校带来经济利益。

　　或许我们找到了一些学校热衷于宣传“高考第一”现象的根源，但是事实上我们只不过关注到了一棵“独苗”而忽略了滋生的土壤。有的学校联合有关社会培训机构适时推出“高考第一名成才之路”讲座或分析会，并邀请高考成绩出色的学生现身说法，以吸引大批“望子成龙”的家长，从而“成才”代替了“成长”。

　　匪夷所思——问题重重的早教潮流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令家长热血沸腾的口号，在广州催生了40多个早教品牌机构。这些机构的服务对象是0至3岁的小孩，他们提供的一堂45分钟的早教课程，低则过百元，高则两三百元，但是即便如此，似乎依然无法满足广大父母的迫切需求。

　　如此高价的儿童早期教育能否让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呢？我们目前无法等到参加早教课程的孩子们长大后来验证这个问题，但是却可以从一些客观的事实来了解一下早教行业的真实情况。

　　首先，我国0至3岁的教育培训仍未纳入学前教育管理当中，教育部门尚未出台管理办法、行业标准等，因此对于早教机构，由于至今都没有教育质量标准，所以很难辨别清楚此类机构的服务质量究竟是高是低。其次，早教机构的师资力量也是有待提升的。虽然各个早教机构都标榜自己的老师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并且都经过公司独特的早教理论培训，但真实的行业情况则是国内不少早教机构只对员工培训2至3个月就上岗了。

　　一家之言

　　人尽其才方有社会价值

　　虽然“神童”教育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啼笑皆非的记忆，而“高考第一名”现象和“早教”潮流也验证了让孩子成为天才的意识依然在大众心中根深蒂固。但毋庸置疑的是，“神童”的多元化内涵当中也包含了社会大众对莘莘学子的殷切希望——大家终究是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在将来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只不过需要予以明确的是，无论出于哪种期望或者目标，每个人的生涯路径只有自己才能决策和负责，也只有自己才能定义出自己心中的最佳归宿，“生涯需要自己充分把握，经不起他人甚至大众的指指点点。”

　　观点——童星“陨落”并非江郎才尽

　　无论是宁铂的最终出家，还是科斯的令母亲失望，对于公众和教育体制来讲都是一种失败的结局。因为按照社会和家庭的预期和规划，他们应该有着不同寻常的生涯发展路径，并且达到一般人无法超越的生涯发展境界。这也就是说，如果“神童”的生涯发展路径与常人无异，并最终只成了一个普通人，那么就是“失败”甚至“倒退”的生涯。

　　作为关注和帮助“神童”发展的重要角色，学校和家庭为了避免童星们江郎才尽而做出种种努力去阻止这种失败，并且在结局实在无法挽回的时候表现出了莫大的懊恼，大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这个现象让我们联想到了关于足球的一段话：“这本是一项提高身体素质的体育运动，但是最后却变成了11个人踢，11亿人看的节目，而且更加神奇的是11亿观众还会因为比赛的结果而‘喜欢’或者‘厌恶’这项运动……”

　　庄子曾经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宁可做一个快快乐乐生活在烂泥塘里面的乌龟，也不希望被人类高高地供奉在庙堂之上”。其实，大众眼中的童星“陨落”，并非真正的江郎才尽，“神童”的称号本身就是大众赋予的，并非他们自己的真正意愿，而所谓的“天才”发展路径同样也是大众所强加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个人理性规划。

　　因此，当大众发现当年的“神童”因为没有按照“正确”的规划达到应有的目标时，不应该站在大众的立场去下一份“死亡判决书”。真正合理的做法，应该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立场去冷静观察他们的生涯决策，静下心来想想，其实他们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摸索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涯发展路径。

　　方法——重点发掘与整体规划并重

　　总而言之，无论是众星捧月的天才，还是无名的庸才，最后都会被一个统一的社会标准来进行标定，标尺就是社会价值，而我们撇去浮华真正应该关注的，则是如何让行走在生涯道路上的每个人发挥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分追求或者标榜所谓的天才，因为每个行走在生涯发展过程中的人都是自己的天才，而真正的关键则在于能否将这个天才培养成良材。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不但能够用人之长，还能用人之短。”其实，德鲁克的这个重要思想同样可以运用到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一个优秀的教育者不但能够发掘学生的长处，还能规避学生的短处。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发掘重点与合理规划的有机结合就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就目前来讲，我们比较擅长的是发掘重点，而往往忽略了整体规划。往往因为过分地放大(发掘)了某个重点而导致培养对象的生涯发展整体失衡。

　　我们不妨以儿童早教为例。如果在整体规划的前提下发掘音乐技能这个重点，就可以让宝宝从小接触音乐，但并不是要强迫他们学习技能，而是要从生活及游戏中帮助他们理解音乐，要配合一些音乐游戏，刻意、主动地启发孩子对音乐的兴趣，让孩子积极地参与；或经常带孩子到大自然中去感受音乐的美，激发孩子对音乐的热爱。孩子3岁时，可以让孩子接触一些乐器，但由于孩子尚小，理解力也较差，还不宜学习乐器，此时接触乐器只是让他先有些感性认识，调动他的兴趣，等到4岁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正式学习了。

　　反之，如果忽略了整体规划，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进程，过早强迫孩子去学习乐器，就有可能因为孩子本身的客观原因而无法实现预期的效果，进而彻底消磨了家长和孩子双方的积极性，或许一个音乐天才就“陨落”了。

　　建议——教育者快快走出权威误区

　　今年的高考结束之后，笔者参加了山东济南某部门举办的一个专业选择及学校报考的公益咨询会，现场有很多高中毕业生遇到了一个大致相同的问题，那就是：“家人和老师让我报考的专业是我一点都不感兴趣的，而我自己喜欢的方向在他们看来毫无前途……”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很难给同学们一个满意的答案的。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唯一能够解开这个难题的只有学生的家长和老师，因为他们是绝对的权威。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熏陶下，晚辈对于父母、老师这样的长辈有着鲜明的等级划分，在重大决策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受到他们的影响，而生长在同样文化背景下的父母和老师同样与之对应地进入到一个生涯指导者的角色，从而越俎代庖地帮孩子去进行选择。回顾生涯辅导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以权威自居而帮助孩子进行生涯决策的父母和老师，依然处于初期的生涯咨询专家状态，他们共同点就是以研究数据为基础，结合丰富的咨询经验为咨询对象提供一套可行的方案。

　　时至今日，后现代主义理论已经与生涯辅导进行了有机结合，而在后现代的生涯咨询理论当中，已经不存在原先所谓的生涯辅导专家，因为真正的专家恰恰是生涯决策者本身。生涯叙事疗法和生涯教练技术的广泛应用则进一步明确了咨询师与咨询对象是一种平等对话、互动启发的关系，绝非长辈与晚辈、专家与学生、前辈与新人的不平等的关系。

　　在全新的生涯教辅理论之下，担负着教书、育人职责的教师和家长，都应当明确一个观念——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处于一个生涯决策和生涯摸索的过程当中，而这个决策和摸索并存的过程中唯一的权威就是我们自己。此种观念如果能够慢慢融入到自己的潜意识当中，至少会发生两点变化，一是能够更加客观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实施更为合理的生涯决策，二是不会忘记自己也是一个生涯决策者，并通过不断努力持续提升自己的生涯决策能力。

　　图话人生

　　叙述：图为瑞士电影《钢琴小神童》的海报。电影中主人公小维塔斯有蝙蝠般的灵敏听力、媲美音乐神童莫扎特的钢琴才华、精通股市操盘的数学头脑……虽然父母希望维塔斯未来成为伟大的钢琴家，但他却和所有小男孩一样，只想在天空翱翔。为了逃离父母加在身上的沉重压力，维塔斯总爱跟在古灵精怪的爷爷身边，一同探险人生。一个下大雨的夜晚，维塔斯决定不再为他人而活，戴上爷爷和他亲手打造的翅膀，纵身一跃、飞上天际……

　　思考：天才，从来就是不受礼法和格局羁绊的，问题是天才的父母和师长却都不是天才，生命矛盾因此而生，也唯有不世俗的天才，才能找到自己的出口。《钢琴小神童》就因为捉到了天才与庸人的分界点与趣味点，铺陈出布满一则绝对传奇也绝对浪漫的故事，让大家在目击一位天才的崛起、转型与收获的传奇故事中，进而思考生命与教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