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千户是几品:客观而公正洞悉宋史的内在(3)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两项重要成就有必要单独提一下：
　　
　　其一，宋代的绘画艺术。末代皇帝赵佶虽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巨大贡献却不可否认。首先，他是一位天赋极深的绘画爱好者，又是造诣很深的画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绘画领域的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由于这一渊源，在宋代宫廷之内，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黄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鸟，皆卓绝于世。即使以现在的艺术眼光审视他们的艺术水平，也可以说前无古人，至于是否有来者，则要看未来的艺术家是否能够超越前人了。
　　
　　其二，宋代还有一最辉煌的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统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绝后。以宋官窑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现着内心的意蕴。从美学角度，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特别受到西方人的青睐。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冰镐敲击的严冰穿过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温润而细腻。后世把宋代五大明窑称为“千古绝唱”。那是与历代仿制不成，差别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因为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所以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官办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自宋代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及古玩爱好者对宋代官窑津津乐道，撰文著书者众多，但历史上能够亲眼目睹并真正鉴赏宋代官窑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有关宋代官窑的论述变地扑朔迷离，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便给人们留下了发挥自由想像的空间。对宋官窑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古陶瓷学术研究中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
　　
　　总而言之，用已故著名学者邓广铭教授的话来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一结论颇具见地，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这样一个如梦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来足以让今天的中国人倍感自豪。然而，自元以后，无论是汉人，还是其它民族，都对这个朝代抱有固有的轻蔑。人们比较乐于回忆强汉时代、盛唐时代，甚至鼓吹大明时代、大清时代。这个朝代只有离开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后代，在它的政治影响没有覆盖的地方，才获得应有的尊重。在欧洲、在美洲、在日本，人们对宋代的评价要比它自己身后的国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国外，人们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就是缘于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发明中的三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精美磁器）。在鸦片战争之前，当中国人还不了解世界，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中央帝国，是世界中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宋的灭亡归咎于宋代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当我们的国门被枪炮打开之后，当我们知道在宋朝灭亡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几个主要的文明国家也被蒙古大军所灭，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后一个堡垒。在蒙古铁蹄践踏欧洲大陆、印度次大陆，中亚地区的四十年后，蒙古人不得不采用政治加军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对付其它民族和国家只有一种形式：无条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经投降的汉人来治理汉人，通过分化来瓦解南宋军民的抵抗，才获得对南宋军事上的最后胜利。南宋的灭亡，才是蒙古征服者征服道路的终点，但也是其衰落的起点。站在世界史、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上，蒙古人的征服没有多少积极起义，它只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西方历史学家一直把蒙古的征服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等同。除蒙古人之外，没有多少外国人对成吉思汗歌功颂德，甚至抱有好感。然而，曾经是蒙古人奴隶的中国人，它的后代中还有不少人对其感激不尽，对其称赞不已，实在令人费解。如果把蒙古人当作自己民族的一分子，蒙元取代宋朝，只是领导角色换了，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把蒙古人当成异族，我们又何必在美化与称赞蒙古及蒙古人呢？有些历史学者成天都在寻找蒙古人统治中国时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哪些贡献。似乎他们的祖先成为蒙古人的奴隶是一件光荣的事。
　　
　　宋以后的朝代，总是把蒙古人的统治归罪于宋朝。因此，他们一直对宋朝的文化、政治制度、思想道德进行批判，并把宋朝的灭亡归因于宋朝的理学和宋朝的儒生及文人政治。我不排除宋的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腐败和末代皇帝的无能，但宋亡于它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我则不赞同。中国文化自宋以后逐步保守、封闭、僵化，主要原因就是宋后各代统治者摒弃了宋代文化中自由、开放、包容的优势，最终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当西方工业革命开始时，中华文明不仅没有取得进步，反而在宋的成就前全面退步了。最终，中华文明在和西方文明的生死大比拼中，全面的落伍。可以这样讲，明清朝代所摒弃宋代文明的一些个性，实际上正是我们要赶上西方文明的主要方法。我们抛弃的是宋文化的精华，这两个朝代坚持的恰恰是中华文明的糟粕。直到今天，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政治家仍然在坚持十分荒谬的成见，既不从唯物史观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宋代及宋代衰落和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是为了某种政治成见而研究，为了解释而解释，为了证明而证明。
　　
　　补充文献：冷兵器下文明的悲剧
　　
　　人类的战争主要有三个阶段：人类与野兽之间的战争，冷兵器作战时代，热兵器作战时代。在人类的远古时期，先民们的主要敌人还不是人类之间的争斗（可能为了争夺食物也会发生混战），而是和大型食肉动物之间的搏斗，作为大型食肉动物的捕捉对象，人类必须设法摆脱这一类动物的捕捉行为；同时，人类在捕获较大猎物之后（特别是大型草食性动物），还要设法避开大型食肉动物的掠夺。火的发现和使用，基本扭转了人与动物之间战争的不利局面，并加速了人类向更智慧方向进化的过程。这一阶段的结束实际上是另一阶段的开始，当绝大多数动物对部落不构成威胁的时候，部落之间的相互威胁便产生了，从此，以冷兵器为战争工具的时代开始了。人类的文明史，大多数时间是冷兵器作战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时期，利用枪炮等武器不紧密接触便可大规模杀伤敌人时，热兵器时代才来临。因此，工业革命是战争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工业革命之后，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之间的战争被称为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或者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大屠杀。几万欧洲殖民者能够剥夺几百万十分骠悍的印第安战士的领土，并把他们的人口差不多干掉一大半；几千名英国军队便击溃了骠悍的八旗军队，迫使大清帝国签下城下之约；灿烂的印加文明不到几十年便毁灭于西班牙人的屠杀；这些历史足以说明，热兵器时代下，装备先进火器的军队，在和冷兵器的文明进行作战时，基本占有战场的绝对优势。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向英法联军冲锋时（按冷兵器作战的战术对付枪炮，僧亲王没有死真是造化，毛同志发明的游击战术，在如今器不如人时代或许是最好的办法），完全暴露在英法军队的炮火之军，那完全是一场血腥屠杀，蒙古骑兵骁勇善战，但已经无法和现代装备的敌人争锋了，最后几乎是全军覆没（三万多骑兵，最后只剩下几个人）。热兵器时代的先进文明之间的战争，最后决定胜负的，不是战场的几个胜利，而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及科技实力转化为先进武器的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协约国最终停战是因为经济支撑不了战争，而不是战场的失利，这也为二战埋下伏笔。德国大多数人都对凡尔赛和约不满，感觉自己不是战败国（战场上并没有失败），但受到战败国的严重惩罚。最后就是二战，二战的结果也是决定于交战双方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很明显，盟国的实力要远远超过协约国的实力，最终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南斯拉夫的常规军事力量较强，一般认为，美国军队如果和南斯拉夫军队进行常规的地面战，可能双方都会有很大的损失，因此，南斯拉夫人希望美国人来地面和他们打，然而，科索沃战争是一场典型的不接触战争。南斯拉夫人只有挨打的份，没有还手的机会，成天拿着枪对天空咬牙切齿，有多窝囊就有多窝囊。由此可知，在热兵器时代，技术上、经济上的差别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本人从来都不认为正义与否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现在有些专家总是将越南战争、朝鲜战争挂在嘴边，无非是两点：正义必胜和以弱胜强。这种观点十分危险，它会误导人们轻率地向一个不宜打击的对手打出第一枪。朝鲜战争的实质是当时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双方势均力敌，美国及盟国经济实力要超过对手，中朝方的优势在于战场紧靠战略大后方，战争物资运输要比美国容易得多。至于装备水平，双方没有实质性差异（前期是存在差异），正因为双方互有优势，双方都无法获胜，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战争起点处停战。越南战争是一对三的战争，世界上面积第一和第三大国加一个小国联手对付一个面积第四但经济实力是头号的大国。战线就在中国附近，后勤供应方面美国要比越南困难得多，美国最终被迫撤军，实在因为耗不起，而不是战场上吃了败仗。我们的专家总是讲朝鲜和越南打败了美国，但却很少提及站在它们身后的另外两个巨人，作为政治宣传，倒没有什么，如作为军事理论，可能是危险的）如果遵循这一法则，世界就不会有侵略，非洲就不会暴发部族之间的屠杀，以色列早该被巴基斯坦赶出被占领土。然而，在冷兵器时代，经济与技术的进步似乎与胜败没有直接关系。战争的结果与文明的先进似乎关系不大，相反，往往都是野蛮民族战胜先进民族。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文明史上的主轴上，基本上都是落后文明最终征服了先进文明。虽然先进文明在一段时期内，可能会支配周边的落后文明，如罗马帝国曾经将高卢人收为奴隶。但是，罗马帝国最终还是亡于日耳曼人之手。古希腊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摇篮，在古希腊文明辉煌的年代里，罗马人基本还处于蒙昧的状态。然而，正是罗马人，最终将古希腊各城邦国家一一攻破。当那个罗马士兵杀死阿基米德时，他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古希腊最杰出的科学家。波斯人征服埃及、罗马人征服古希腊、日耳曼人征服古罗马人??比它们更落后的文明所征服？这些野蛮民族在征服先进文明的时候，自身文化仍然很落后，它们都是在征服先进文明之后，从被征服者那里学习更多的文明成果。古罗马人认为自己是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者，日耳曼人认为自己是古罗马文明的继承人。这在现代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国家如果在技术和经济上不比对手占有优势，想战胜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人们基于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认识，现代很多国人，包括历史学家都对发生在宋元时期的历史十分不解，并且深感屈辱。人们在屈辱之余，便不假思索地将失国的历史责任统统推给当时的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推给当时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加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让野蛮民族整体性占领并实施残暴统治的朝代，宋以后的人们便不假思索地让宋朝完全背负中华文明衰落的全部责任。即使明朝最后为女真人所替代，现在的许多历史学家仍然将责任部分推给宋朝。这实际是一种偏见，亦或是对历史的无知。我们只要稍为冷静一点，仔细地去考察一下二十四史，或许就会对宋代宽容一些。纵观中国历史，由北方的势力战胜南方势力最终获取政权几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律。它基本是中国政治演变的主轴。当商部落成为中原的主宰者时，当时的周部落正位于现在的陕西偏远的一块地方，和夷狄等蛮族为邻，然而，正是这个部落最终取代商部落成为中国的主宰。当中原的齐、鲁、晋、郑等国在忙于相互争夺之时，就在当年周部落兴盛的附近出现了秦部落，它也处于中国西北的边远地区，与夷狄相邻，地理环境、生态环境似乎和中原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然而，历史却选择秦国统一华夏。以后的许多历史似乎反复证明，一旦北方与南方对峙之时，最终获得胜利的都是北方，楚汉相争，最后是北方的汉战胜南方的楚；三国时代，北方的晋，最终消灭了南方的吴与蜀；南北朝之所以结束，是因为北方的隋最终消灭了南方的陈而统一；五代末，北方的宋消灭了南唐、吴越、巴蜀而统一；北宋末期，北方的金消灭了南方的宋；南宋末期，北方的元消灭了南方的宋；唯一的例外是明朝，南方的明打败了北方的元而定都南京，但好景不长，到了第二代，又是北方的成祖打败了南方的建文帝；最后，北方的清国消灭了南方的诸明小王朝；洪秀全跑到南京定都，最终又为北方战胜南方增加了一个例子，就是当今国共内战，共产党被赶出南方根据地之后，三万疲惫之师到了北方竟然起死回生，逐步壮大，最后横扫中原，占领南京，统一中国。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宿命，还是暗合了其它的政治规律。如果历史只有宋朝是这样的结局，我们可以有理由断言宋朝当局要为失败负上全部责任，如果历史一直在轮回，我们是否有必要分析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冷兵器战争贯彻始终的历史，考察冷兵器战争的特性，或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需要通过士兵肉搏来决定战役的胜负，士兵的战斗意志、体能、兵器、战术、战略在战斗中是胜负的关键。春秋时代，诸侯国的实力往往以战车的数量来表示，所谓万剩之国就是大国，千剩之国是中等国家，再次就是小国。这种以兵车为基本战斗元素的军队在战斗中显得不够机动，面对胡人骑兵的冲击往往只有挨打的份。因此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使骑兵成为中国的基本战斗组织，从而基本扭转了传统兵车的弊端，极大地提高了赵军的战斗力，也使赵国成为一时的强国。从此，骑兵在中国军事上一直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国南方的汉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蒙古的铁骑和满清的铁骑更让他们惊心的了。中国最良种的马是蒙古马，最好的养马区域是河套地区及河西走廊，这个地方土地肥沃，气候湿润，宜农宜牧，素有北方小江南之称。因此，河套地区不仅是养马之地，更是最重要的战略走廊和屯兵之所。据有此地，不仅可以解决宋国的战马问题，而且进可以控制大漠，退可以屯田自守。然而，自唐末以后，党项人控制该地（祸由唐的制度错误，自太宗之后，唐的守边军队渐渐落入外藩之手，由胡人建立军队替唐中央政府作战----雇佣军终酿大祸，安史之乱即出于此，西夏的始作蛹者也是唐政府之误，党项人因征战有功，被唐政府派去治理河西走廊，从此，该部落有了立足之地），逐渐经营，实力不断壮大，进而和宋分庭抗礼。到了元昊时期，已经成为宋的主要外患（当时的辽国实际上怂恿元昊对抗宋国，自己居中调停，坐收渔翁之利）。宋军几次用兵，即使是能臣范仲淹亲自经营，也没有取得多少成绩，只得以和谈而告终。失去对河套地区的控制实际上等于失去了冷兵器时代的战略优势，辽与夏控制马市，和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控制尖端科技一样，目的就是使宋军在野战中难以形成战略机动和实施大迂回战略的奔袭能力。然而，宋军要想战胜辽、夏、金，夺取河套地区和幽云十六州故地，必然要深入敌国境内作战。根据辽、夏和金的地形、地貌来看，宋军深入敌境后，必然和敌方在旷野中进行决战，但这种战役有利于骑兵长途奔袭而不利于步兵行军与作战，尤其在华北平原上，小股骑兵发起冲锋进行不断袭扰后，待宋军的箭头消耗差不多时候进行决战，大部骑兵对宋军发起冲锋，在没有有效兵器阻止的情况下（在现代战争中，为防止敌军骑兵冲锋，在枪炮的有效射程内必须尽早开火，一定要先期运用火力压制住骑兵的冲锋，否则，一旦骑兵突破火力，对于阵地上的步兵，就意味着一场屠杀，稍有战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缺乏机动，当时又没有火器压制（关键是远程火器）的宋军，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就可想而知。同时，一旦宋军长驱直入敌境，敌方的轻骑兵对宋军的后勤供给进行不断的袭扰，也会对宋造成重大的困难。因此，没有足够骑兵的宋军如在辽、夏、金的腹地作战（如同现代战争中没有制空权一样，地面部队往往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无胜算的可能，甚至可以说是自杀。宋的几场对外战争失败均突显了宋军装备上的这种劣势和辽、夏、金在战略与战术上有效的利用敌方劣势。几场战争的过程基本上相似，先是宋军没有遭遇多大的抵抗就长驱直入敌国境内（诱敌深入，），一旦宋军进入平原开阔地带，北方军队便即时切断宋军退路和补给线，并运用骑兵运动优势，将宋军切成几段而各个击破。由于宋军机动性不够，无法寻找敌军主力进行决战，使宋军的一些技术兵器难以发挥作用，最后只好被动挨打，一旦不能速战速决，必须立即撤军，宋军往往在撤退时又首尾难顾，以至酿成溃败（宋太宗亲征契丹时，先是长驱直入，结果是全军覆没，自己靠化装才得以幸免）。北方军队优势在其机动性，聚则呼啸而至，散则倏忽而去，寻其决战而不得其门，不期而至则防不胜防，讨之难得要领，置之则边患丛生。几次北伐，均以惨败告终，丧师失地，兵败求和，最终只有纳贡的份儿。现在，人们多以人事之由苛责宋代君臣，是否有失偏颇？老实说，除了马匹之外，北方人要比南方人更具有进攻性，即使在今天，南方人的个性还是比北方人更柔弱，而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强悍，以淮河为界，南北两地人的性格可谓是泾渭分明。如果没有热兵器，我想，光靠挥舞大刀，估计南方人仍然不是北方人的对手，以后的中国历史基本还是遵循这个规律。
　　
　　那么，为什么北方民族会如此强悍呢？首先，北方的生存环境要大大恶劣于南方，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生活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生存的压力迫使居民在进行掠夺的同时，时刻提防被他人所掠夺，他们必须先将自己武装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才有能力去掠夺，同时也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同样陷入困境的邻居所掠夺。因此，北方居民的军事意识和军事组织能力都比南方人要高得多。其次，北方人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早在汉朝末期，北方已经是汉胡杂居，到了南北朝之后，这种情况更普遍，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渗透更彻底，甚至人们已经分不清谁是胡人、谁是汉人。然而，即使经过几代的汉化，许多胡人（主要是东胡人，如鲜卑人）虽然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字已经和中原汉族没有区别，但是他们祖先的诸多民族特性还是保留下来，如强悍的风格、好斗的个性等等，这种性格反过来也影响了与他们混居的其它汉族居民。使中国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好斗（今天还是这样，两个上海男人吵得鼻子碰鼻子，都不会动手，这在北方是不可想象的，本人无意撕裂族群，只讲事实）。再次，漠北区域是中国少数民族衍生的主要地区，一拨又一拨的蛮族从漠北向中原迁徙，使北方的原居民不得不遭受比他们更野蛮的部落的不断袭扰，在这些蛮族人面前，北方人必须表现得更勇敢和更具震撼力才能让蛮族知难而退。环境造就了北方人的性格，而性格又影响了北方人的文化。强悍和好战就是北方人的特征，可惜，大多数居在南方的宋国人并不具备这一特性，这使宋国在战场心理上就输了一筹。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是面对面的搏斗，残忍而血腥，不象现在远距离作战，按一下按钮，导弹就飞出去，死多少人，不会亲眼目睹，即使文弱的书生也可以胜任杀人的角色，但面对面地杀人，除了需要力气之外，更需要勇气。而这一点，恰好北方人胜过南方人。
　　
　　在冷兵器时代，战役基本由冷兵器完成。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往往战役的结果也不会出人意料，要想制造战争奇迹，必须寻找冷兵器以外的其它战争手段。三国时代给了我们很好的几个案例来说明。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盘蛇谷之战皆以奇制胜。四战皆用火攻，虽然不是热兵器时代，但却巧妙运用火的威力，取得大胜。然而细想一下，四战之中，还各有差别：官渡之战是火烧袁军的粮仓，动摇袁军军心，在袁军撤退之际，各个击破。赤壁之战是由于曹军部属多为北方人，不习水战且晕船，曹操使用铁索连船，本以为可以解决北方军队的晕船问题，没想到遭到东吴人的算计，被付之一炬。彝陵之战，是因为刘备连营百里（三国演义里有一段专门讲这个问题：刘备统帅大军，依山连营几百里，部署图传到成都总部，孔明大惊；传到魏国，曹丕大喜。为什么？这两位均从图上看到刘备必败无疑），最后被陆逊多处放火，烧得干净。盘蛇谷之战，蛮兵的藤甲虽然刀箭不入，但却有一点不好，此物采用当地特有藤条，浸于油中，半年方取出晒之；晒干复浸，凡十余遍，才造成铠甲，虽不畏刀枪，但却怕火。孔明一把火，将三万人烧得干净。火攻应是古代战争中威力最大的，且容易寻找战机的一种非冷兵器??有不易转移与疏散的地形、地貌，易于燃烧的但却有重大军事价值的物事。然而，在宋辽战场、宋夏战场和宋金战场上，如果宋国作为进攻的一方，进入敌国境内之后，却不易寻找与制造这样的战机，反过来，由于宋国部队驻地比较集中，物资很多（北方贫困，不可能就地取军需物资），反而容易被敌方寻找火攻的战机。除了火攻之外，还有水攻，但北方多是旱地，平原地带，没有形成水攻的自然地埋，因而也不方便运用此法（倒是金国的兀术差点命丧黄天荡，北方军队进入南方，反而需要顾虑水攻之法）。宋军在敌方境内的战场上无法运用奇兵，实际上就意味着宋军无法通过运用其它战术与策略来弥补它装备上的不足，而这种不足恰恰又是战略性的。那么，它统一北方的愿望难以实现也就是历史与现实注定的了。
　　
　　宋代经济科技实力都大大超过辽、金、元。据此就断定宋朝可以打败辽、金、元，这是现代战争的战争思维方式。宋代的悲剧在于它还没有进入热兵器作战时代，虽然它的经济与技术都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国家，虽然它发明了火药（这可是热兵器最基本的物质），但它还没有来得及制造威力巨大的火器。它没有亦或还没有找对方法将其技术与经济上的优势变成军事上的优势。令人感叹的是，它离这一点确实不远了，或许只有一步之遥。对于中华文明来讲，宋代可以说是能够成功保持中华文明优势但又能吸收西方先进文明并与之共同发展的最可能的朝代。与其它主流朝代重本抑末的国策不同的是（本即农业、末即工商，汉、唐、明、清均以此为国策），重文、重商、重贸却是宋朝的国策，这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异类，也恰恰是宋最为后人诟病的原因。然而，这些特点恰恰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宋代如同一个早熟的胎儿，它来得不是时候，在它快要临盆的时候，却由于外力的摧残，胎死腹中。可惜！可惜！可能有人会讲，假如宋代的欧洲，科技文化都比中国发达，你怎么知道宋代人会很好地将外国的东西学会并在国内推行。我无法回答这一假设，但后面的历史或许能作一个旁证。大清国的末年，中华文明已经势微很久了，特别是与欧美差距已经很大。然而，在大清国及以后的民国派出的留学生中（有些学生甚至连完整的中小学都未学通），却出了许多当时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出了许多学贯中西、大师级的学者。这些学人的经验表明，能否在学术上赶上同时代的欧美人，之前的基础不是决定性的，个人的天资和其后的努力才是决定性的。即使是那些被八股文读昏了脑子的孩子，只要天资好，肯用功，同样能跟上当时时代的步伐。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学术届的顶级人物，都来自于五四前后的那个时代。之前，我们闭关自守，是井底之蛙；之后，先是知识遭贱，后是文人自贱，进而是文人自残，在容闳派出留学幼童一百年后，本来应是大师辈出的时代，现在却是大师头衔辈出，但大师却与我们渐行渐远的时代。我们现在拥有的仅仅是几个早已逝去的大师的牌位而已。在旧时代，虽然军阀混战，政治黑暗，但文人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阶层，他们和统治阶层的关系千丝万缕，至少，统治者对文人还存在表面上尊重，对文人的生活（至少对顶尖文人）还有一定的礼遇（那时的一个教授是不会为家计而操心的）。作为一个文人，还有诸多自由，包括择业的自由和出国的自由，也还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只要不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然而，现代，特别是反右之后，不要说文人人格上没有尊严，连人身的自由都没有保障。在这样的环境下，文人彻底堕落了。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的政治哲学不再是中华传统的政治哲学，不再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王道与仁政，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哲学源于欧洲，但目前即使在欧洲，也是一种新的，非主流的哲学。这是一种斗争的哲学（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包容和中庸），它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相当大的排它性。如果说元朝是中华文明衰落的开始，那么，当今的中国，中华文明的传统基本上已经断裂。文革发生后，使文人深藏在记忆里的最后一点传统也给政治大潮冲洗干净。我们现在除了使用经过改造后的汉字外，还有多少中国传统的东西？当今中国，最大的失败是整个教育的失败，最大的堕落是文人价值观的堕落。现在中国出不了大师，问题就在于此。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没有独特的发现，就没有创新和发展。然而，在宋代，对文人的管理是宽松的，文人与统治者之间关系不是对立的，甚至可以说是友善的。正因为这种政治制度，才使宋代的人文成绩达到中国文化的顶峰，以五四时代知识精英的成长及他们以后产生的成就看，我敢断言，如果宋代面对我们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的成绩绝对要比现在取得的要高。宋代是一个贸易发达的社会，它对外开放的政策和外部物质文明的交流使它获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和速度必然要优于闭关锁国的明清两朝；宋代是中国古代工商最发达的社会，工商业者对利益的追求，容易推动先进文明的进入和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引进。这一点可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工业与商业发达得到验证；宋代一立国就不得不开始进行外交活动，虽然当时也有华夷之分，但已经不再以老大高居，这种情势比较有利于对外交流与合作，也比较容易开展双方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避免传统中国的那种只讲礼仪而不注重实质与利益的往来（传统上中国皇帝往往乐意听人喊一声爷就开心和满足）。
　　
　　然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假设，我们只能对历史发出沉重的叹息。当今东风势微，西风渐盛，长此以往，今天的埃及、希腊、伊拉克、伊朗等国的现实，就是我们明天应该面对现实。以后，当我们提到中华文明时，人们把它当成历史，当成曾经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的历史。而我们的后代会完全生活在欧洲文明之中，习惯、文化传统、语言等等。这一切，就不是冷兵器下的文明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