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未央小说txt书包网:伟人毛泽东崇拜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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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毛泽东崇拜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 董 标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一场历时悠久、影响深广的思潮和运动。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政治文化，它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宏大主题和政治文化分析中的重要环节，是展开对毛泽东的全程性和全面性研究的核心问题，实有必要从多方面入手，揭示其生发流变。

　　多年来，在这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富有启发性，但基本上都是西方研究者做出的。林登（Robert Watland Rinden）把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起源追溯到长征，认为延安时代的早期仍然属于酝酿阶段，并没有成为现实（materialized）。1怀利（Raymond F. Wylie）谓「1937年正在兴起毛泽东崇拜」；2陈志让说，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约」从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始；3施拉姆强调「名副其实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可以追溯到1942-1944年的整风运动期间」。4雅各布斯和汉斯（Dan N. Jacobs & Hans N.）说，毛泽东崇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派伊（Lucian W. Pay）主张这要「从斯大林死后」算起，布里奇曼（Philip Bridgman）认为是「1959年才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5

　　以上论点的不同时间参照都有独特意义，所循标准各有所指，明里暗里倾向于把毛泽东崇拜的形成与毛泽东权力的扩张联系起来。这是合理的探讨途径之一。因为崇拜对崇拜者而言，既是权力让渡过程，也是情感信托行动。从被崇拜者一面看，崇拜是权力行使的无形保证，是行为操纵的合情形式。所以，可以把这些时间和标准各异的论点，看作是很有价值的假说。它们能够激发对中国现代史的一些关节点之事实和意义的再认识的兴趣，可以启发人们在21世纪初，反思这场驳杂的思潮和多向的运动，揭示它与现实社会的人的生存境遇和政治文化状态的关系。

　　不过，如果研究者的焦点集中于并停留在个人崇拜与个人权力的关系上，就会或多或少地把问题简化，并在一定的程度上使问题孤立化。本文倾向于把毛泽东崇拜与特定集团的自我保存、自我优化和毛泽东的个人发展结合起来探讨之，而不是分而治之。本文假定，毛泽东崇拜的发生，受其成功的个人奋斗因素的推动和扭曲的个人发展方向的调控，更有特定集团的自我保存和自我优化的欲求和意志，与集团成员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自然结合的情势驱使。后者在毛泽东崇拜的形成中具有决定意义。从技术层面上说，在毛泽东崇拜的发生过程中，有对传统文化的圣明之道的模仿，也有对马列主义的阶层取向的援用。前者是毛泽东崇拜获得成功的历史和文化基础，后者是特定集团得以稳固的政治和思想资源。

一、公众人物的成长：弃教育取政治

　　毛泽东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舞台，开始于1915年。那年，他向长沙「一些有名学校」寄发了一份署名「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示》，引《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求志同道合者，还在信封上注明「请张贴......」字样。6 1917年4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在《新青年》上发表长篇论文《体育之研究》。同年10月至次年5月，毛泽东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的「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上任伊始即编印了《夜学招学广告》。到1917年11月5日，出过「两次广告」。7半年后，新民学会成立大会在蔡和森家里举行。 8再过几个月，毛泽东到了北京。

　　新民学会发起时，它是互助合作的自我教育团体。这可以从发起原因上看出来：「第一个根本原因」是由于「品性要改进，学问要进步」；第二，宜「追求」「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第三，「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要「作成一种奋斗的向上的人生观。」但是，到了「（民国）10年1月1日，在文化书社开会」时，讨论的却是这样三个问题：「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用甚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9于是就有了「改造中国与世界」之类的主张和争论。这次会议，是新民学会演变为一个政治团体的标志。学会成员，据说后来「全部加入了共产党。」10

　　这几件事的意义各别。《征友启示》的当年，毛泽东及其同学身处「龙蛇争大地，虎豹满环瀛」的中国，满怀「倾洋涤宇宙，重建此乾坤」的热情，期盼「一同登乐园，万世庆升平」未来。11悲愤和焦渴，孤独和苦闷、自信和勇敢、希望和超越等等复杂感受触发的征友行动，象征着个人与群体相结合的生命活动方式，在毛泽东规避孤独、怀疑自我的求索中和在直接应对实践问题时的独有价值。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无心认定群体生存一定优于个体存在，毋宁说相反：

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12

　　从中可见行动领域的群体价值取向与信念领域的个人价值至上的激烈冲突，表明毛泽东还没有发现信念与行动相契合的可行途径。

　　「军国民」或者「尚武」之类的办法能否改变这种冲突状态呢？〈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争取到一个自我检验和自我推介的机会。《新青年》是中国思想界的新星，不是韶山冲上的流星。那时，长沙固然是湖南的思想中心，但也是中国思想的边缘。毛泽东已有占领湖南中心的实力和地缘，有进入中国中心的毅力和机缘──在启蒙思想家的讲坛上发表高见，预示着抓住机会、跨越边缘的努力已经做出。很难说他的努力是成功还是失败，只是发现在「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的磅礡大势底下，13压抑着「欲图主观之有效，非动其何观」的悖论，说明毛泽东仍然不能用信念排遣苦恼意识，仍然没有找到解释世界的理论模式，莫说变革世界了。他试探了行动优先的选择和由近及远的原则，拟从身边事着手：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14

　　这是一次把个人努力诉诸民众教育的尝试，文化手段成为人的变革的突破口。问题是一群困惑的青年给一群苦难的「木石」发些「并不要钱」的「讲义」，能发给多少人，又能发多久？不管青年学生动了怎样的「主观」，又是多么「自觉」，都不过昙花一现。15如果夜学顺利，新民学会就会保持其「教育团体」的本色，未必很快演变成一个政治团体。教育之路，未走通。

　　毛泽东以公众人物出现的舞台，终于变成他消解苦恼意识、忘却文化行动失败的政治舞台。政治，总在解放和统治的两极之间漂泊摇摆，总在不同集团和各个阶层间取舍定度。

　　毛泽东第一次以主角的身份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时候，他就是政治家。这篇小说发表于1929年，题目叫《嫌疑》。16从1925年10月7日起，毛泽东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部长」，1926年5月28日顾孟余接任这一职务。17满打满算，毛泽东任是职八个月。在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上，毛泽东没有当选中央委员。这说明在20年代中后期的国共两党内，毛泽东都不在最高级领导人之列，作者把1926年的毛泽东描绘为「鼎鼎大名的共产党领袖」，显然不是历史语言的记述，但有文艺的先见之名并不失为高明预见。就集团和阶层的定位而言，作者对毛泽东的把握极其准确：「共产党领袖」──一个特定集团的领袖18：

如果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末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总会是好的。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成为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这时候我们可以说，投票者的数目已经不再与人数相等，而只与集团的数目相等了。分歧在数量上是减少了，而所得的结果却更缺乏公意。

　　姑且不论「共产党领袖」的「个别意志」有甚么特定内涵，重要的是文学语言表现了毛泽东本人已经开拓的政治发展空间的广度，预示着毛泽东弃教育取政治之后，未来的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

二、领袖人物的定型：化政治为教育

　　其实，小说《嫌疑》发表之前，毛泽东已经陷入长期的、全面的生存危机、知识危机、情感危机和政治危机。直到1935年之前，他在政治舞台上并不得志。其中的多数时间，在中共这个特定集团内部，他即使不是边缘化人物，也绝不是中心人物。他也切罕有自我充实、自我提高的机会，但其性格似乎决定了他不可能消沉下去。表（1）概括了毛泽东此间的危机与行动。

表1：1927年到1931年毛泽东的危机和行动

年/年龄                                   危机                                     行动
1927/34 （1）险些丧命，「有六七次我都不抱希望了。」19 「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纵横十里烧光，说要把小资产阶级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20

1928/35 （2）与中央隔绝。（3）「甚么人的生活都很少有红军这样坏的。」21 朱毛会师，成立四军。22朱毛红军「甚至有被反动势力消灭的可能」。战略错误：「不发动群众，不深入斗争，保守与流寇观念。」23 「与中央断绝了关系并有许多客观上的困难。」「你们的军队」「始终只是做了一些烧杀的工作甚至主张烧毁城市，在你们军队的本身上说，现在还是一种国民党时代的雇佣式的军队，未加以组织上政治上的改造。」24

1929/36 （4）知识饥荒「到了十分」，精神亦疲倦。（5）想去俄国留学。 「不惟知识感特异的饥荒，精神亦表现疲倦」，想派22人留俄，望中央安排。25「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在湘赣边界时，「曾两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到瑞金后才「见青天」。26自己想「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27「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李立三）时常寄书报给我」。28「请购一批书。」29「红军的学校化」，「到达一个县城只要三小时，宣传工作可以普遍」。30制定《土地法》。

1930/37 （6）与中央路线冲突。（7）11月杨开慧牺牲。「失骄杨」，「开慧之死，百身莫赎！」31 提出「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32中央认为，朱毛「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农村第一，城市第二），「反映了农民意识」，「割据的观点」，「机会主义的观点」。33右倾的危险、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取消或缩小红军的观念。34 2月，创办随军红军学校，任校长。35最大规模的《寻乌调查》和较之「历次调查要深入」的《兴国调查》，后者第一次做了家庭调查，「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36

1931/38 （8）失军事指挥权，军务转政务。 （秋）与何长工、邓萍谈创办红军干部学校事。9月28日，到达瑞金，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37

　　秋收起义的部队于1927年10月转战至水新、宁冈两县交界的三湾村之前，毛泽东已经发现「这支队伍在战斗中有不听指挥、纪律松懈、不会做群众工作的现象。有的人还有旧军队的不良习气，乱拿群众的东西；有的人有农民意识，爱占小便宜。另外，还有官兵关系不平等、缺乏民主空气等问题。」这支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38必须通过全面的整顿来提高其战斗力，随后有「三湾改编」。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方面是，毛泽东本人，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的时候，也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清晰的思路和明确的目标，所以，未来的几年发生的事变，多不是切实可行的计划的实现，而是有不少随遇而安、随机而作的结果，可能预料的变化，并不占主导地位。

　　经过短期的军事活动主导的时期以后，毛泽东接手「政府」工作。此间，军务比政务重要，但政务总比军务关涉更广泛的领域，也更能考量个人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并且，相对军务而言，政务又是新生事物。所以，毛泽东经营政务的情况，将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全面的意义。此间的几年，除了军事战略的制定和战役战斗的指挥之外，毛泽东的最大成就感可能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中共的社会处境和基本任务的有了整体性认识：「帝国主义打倒之后，全国才可以统一，工业才可以发展，中国整个的民族才可以得到解放，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责任。」「推翻封建剥削，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者责任。」这两个责任，要求「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个责任。」39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解放的兴趣及其鲜明，并且扩大到对比较广泛的社会阶层的社会动员上。发布《告绿林兄弟书》，宣称你们是我们的「穷朋友」，土豪劣绅骂你们是「土匪」，是加给你们的罪名。40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地位和作用，引起毛泽东的另一种注意方式，不再是「活动学生」，而是要「学生起来帮助工农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加入工农革命的队伍里来」。与此同时，学生与商人，已经被认为是「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41另一个成就感就应该是在农村社会的调查方面，这也是他几乎终生珍惜这些调查的一个原因。而为人关注的文化和教育文化，尽管不再是毛泽东工作和活动的中心，但他的工作和活动的任何中心，也都不可能置文化事务和教育工作之外。所以，在军事教育方面、在党内教育方面、在社会动员方面，毛泽东都形成和积聚着影响力和感召力。

　　从1936年初到1941年，是毛泽东崇拜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五年，是对毛泽东未来起决定作用的五年。毛泽东第一次以「领袖」的身份出现在官方刊物的显要位置上，是在1936年1月：「延安城，抗日人民在听到抗日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张总政委等到延安时，在抗日救国会积极动员下，举行盛大的欢迎......。」42这时，毛泽东等领导的军队，还未与日本军队交锋过。被「积极动员」起来的延安人民，把未来想象为过去，把理想寄托于现实。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报道的标题有「抗日领袖毛主席」字样，正文有「毛主席，朱总司令张总政委等」说法，显见毛已经在朱和张之上，这比较符合1935年毛泽东在中共生存危机中颠簸式的崛起情况。

1937年6月14日出版的《解放》周刊，发表了署名「坦克」的木刻作品《朱德》。（见图1）

图 1　木刻《朱德》


图 2　木刻《毛泽东》
一周以后，同一作者的另幅作品《毛泽东》（见图2），也在这份刊物问世了。43怀利（Raymond F. Wylie）指出，这两幅木刻虽然出自同一位作者，并且两位领导人都是正面像，但在处理手法上，「截然不同」（radically different）。毛泽东那幅，以昂首阔步的红军和迎风飘扬的旗帜为背景，突出的是灿烂阳光下容光焕发的毛泽东。作品下边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怀利说，毛泽东这幅，画面上阔步的红军和飘扬的旗帜生动有力，朱德那幅相形见绌。而且朱德那幅下面的空白处，也没有自己的语录。光芒万丈衬托下的毛泽东，特像传统中国的一个皇帝。正是这种形象，后来成了「毛泽东崇拜」（the cult of Mao）的特点。所有这些都清楚说明，1937年正在兴起毛泽东崇拜。六个月以后，一本《毛泽东文选》在上海出版。除了毛泽东之外，不但当时中共没有第二个领导人拥有过这种荣誉，而且，在毛泽东在世期间，也没有。44

　　的确，毛泽东那幅的左下方有自己的语录，朱德的没有。但从版面上看，《毛泽东》那幅有「补白」的需要。《朱德》那幅，由于丁玲的小说《东村事件》把版面占得满满的，没「白」要补。所以，本文宁愿把在「补白」处援引「毛泽东语录」这件事，看作偶然的，无意的，不一定是作为这幅木刻的要件而精心配置的。这种偶然和无意地用一些重要人物（比如列宁和鲁迅等）的语录来补白的做法，在1937年间延安的宣传工具上的确常见。

　　提到列宁，就是暗示象确立毛泽东的无上地位这样的大事，不是中共的自主问题，而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际问题。怀利持有的那种单纯的「中共中心观」，说明不了毛泽东崇拜这样的国际问题的复杂性。

　　毛泽东最早用「国际语言」说话的时间，比他的文学形象出现得早。1927年6月25日的《共产国际》俄文版、英文版和没有注明出版日期的《东方革命》杂志第2期，都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部分）。布哈林赞赏这篇报告，认为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它极为出色，最为清晰，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提到的农村中的各种口号也令人很感兴趣。」45与此同时的局内人说，「中国农民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澎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46同文同人，在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意义。意义的不同，虽说是文章具有多种理解的可能性所致，但最终完成这些理解的，不是死文章，而是活人，而且还要看是甚么人。万不可轻视共产国际中人。因为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奇特关系，决定了的中共的重大举措，只有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才获得合法性。从这个背景上说，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际」对毛泽东的初步印象良好。这还可以从共产国际阴错阳差地刊发的毛泽东逝世的讣告中看出来：

　　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仇敌。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47

　　这是用「国际语言」系统论定毛泽东的最早文献，1930年3月20日发表在国际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上。共产国际论定的毛泽东地位颇高，诸如「奠基者」、「创立者」、「缔造者」「之一」的字眼，表明毛泽东这位「政治领袖」虽然只是一颗流星，但也是光彩照人的「国际」人物。与文学语言相比，国际语言的讣告，既遵循了讣告语言的规制──「赞扬性」，48也符合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势和毛泽东的无知的实际。49两种语言描述的毛泽东，虽然把他合理定位在中国（农民）社会与马列（共产）主义的交叉点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升毛泽东的国际地位。直到30年代后期，对「国际思维」相对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中共人物，仍不是毛泽东之辈。1937年6月和1938年3月，王稼祥和任弼时分别以不同的名分，被派往莫斯科。前者回延安后传达了季米特洛夫（个人）表示支持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后者在莫斯科积极介绍「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主动向共产国际宣称「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50这说明30年代末期，是毛泽东地位的「国际合法化」时期，是毛泽东开拓自己的「国际」发展空间的时期。按照毛泽东已经形成的由近及远的思维法则来分析，在中共生存危机期间崛起的他，在中共内部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地位，高于共产国际的定位。

　　1940年初，延安创办了一所意在「加深培植青年干部的高级学校」，它有一个响亮得不能再响亮了的名字：「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预定的讲课人包括洛甫、康生、林伯渠、邓发、陈伯达、艾思奇、毛泽东等。51其规格（层次）之高，可见一斑；其用意之深，亦能想象。1940年7月，地位和声望都很高并且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微妙的王明，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一篇开创性的文章，就是在这所学校首次宣讲的。王号召青年「学习毛泽东」「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的精神」、「勇于创造的精神」、「长于工作的精神」、「善于团结的精神」。52王所论的「五大精神」，未必体现在毛泽东身上，也不会只体现在毛泽东身上。与其说王概括的这些「精神」重要，不如说由他出来讲些无关紧要的话，比由其他很多人讲很多很动听的话，效果要好得多。因为王明或者王明式人物，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内代表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王明「学习」毛泽东，象征着共产国际和特定集团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一致认同，这对发起毛泽东崇拜的「国际」合法性具有实质性意义。王明在发起毛泽东崇拜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中共的其他任何人物无法比拟的，何况他还把「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的理论家」、「天才的政治家」、「公认的领袖」等桂冠，53戴到毛泽东头上。王明或者王明们的出场，宣告了实行毛泽东崇拜的国际箭令已为毛泽东掌控。所以，毛泽东不可能因为王明最终促成了崇拜合法化就认定延安不需要「整风」，以肃清各种标签下的王明影响。54

刊发王明一文的这期《中国青年》，还在《记毛泽东同志》的总标题下，发表了四篇文章和一首诗。其中有谢觉哉对毛泽东的观察力等方面的朴实赞扬，有莫休对毛泽东「无比的理解力和创造力」的推崇。有意思的是，徐特立把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概括为「列宁的作风」：「列宁的作风是俄国的革命精神和美国的实际精神。」55而白帆则在诗中写道56：

「不管你到那里， 　　
你去听── 　　
刚会说话的小弟弟 　　
也知道『毛主席』。 　　
「...... 　　
「他午夜里工作， 　　
用着二十多年艰苦斗争的血液， 　　
爱护着祖国，爱护着我们。 　　
他的话语， 　　
在祖国人民心里生了根， 　　
也在敌人心里生了恨。 　　
「......。」

　　编者给这个总标题加的几句话，也值得注意：「下面所载的几篇关于毛泽东同志的故事，虽都是三年以前写的，而且许多是十几年前的事，但是对于我们青年们有很多教育的价值，所以，特为发表。」三年以前写的那些十几年前的事，到1940年才发表，这是为甚么？到1940年就发表，这又是为甚么？

　　「三年前」，就是1937年。这年3月9日和13日的《新中华报》，在「革命故事」专栏，连载了《徐老部长说朱毛的故事》。57这个「徐老部长」就是徐特立，这里的「故事」，就是后来重新发表在1940年7月《中国青年》上的《毛主席的实际精神》一文的原型。「重新发表」的意义何在？把这篇文章的两个版本要件进行一些比较，也许多少有点发现。

表2：徐特立一文两个版本要件之比较

刊物         时间          简称            题目                      主要内容                     结尾
新中华报 1937.3 中华版 朱毛的故事 （1）苏区人民认为朱毛是老实人。（2）毛主席重视社会调查。（3）毛主席主张实行游击性的教育。 「毛主席的工作作风确是列宁的作风。列宁的作风是俄国的革命精神和美国的实际精神，上面我所写的就是毛主席的实际精神，革命精神以后再写。朱总司令的故事另一次来写。」58

中国青年 1940.7 青年版 毛主席的实际精神 同上。 「毛主席的工作作风确是列宁的作风。列宁的作风是俄国的革命精神和美国的实际精神，上面我所写的就是毛主席的实际精神。」

　　中华版的标题有「朱毛」两个主角，青年版只有一个。中华版还借徐特立之笔，告诉读者将传诵朱德的故事。实际上，3月9日的《新中华报》，在第四版右下脚发表《徐老部长说朱毛的故事》时，也在右上角上配发朱德的画像，并题「朱德同志是红军的创造者，现任人民抗日军总司令」字样。与之形成反差的是，青年版不就「朱毛」的故事对读者作任何明示、暗示和承诺，只是号召「延安及各地革命的先进，多把他们所知道的毛泽东同志的故事写一些给我们，好在《中国青年》上继续发表，或刊发成小册子。」59


　这说明，1940年春天的中共媒体正在掀起某种形式的「塑造特定集团的特殊个体运动」。刘光的文章，也透露了同样的信息60：

　　毛泽东同志的生活和斗争史，的确是「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经历的最灿烂光辉的一个缩影。

　　他在少年的时候就是一个最富于正义感，最爱好理性，而且最倔强的人物。

　　毛泽东同志不只是工人的导师，而且还是工人群众的学生。在群众运动中间，特别在工人的罢工斗争中，他学得很多知识和经验。这就是说，他之走上群众化的道路，加上劳动者的伟大创造力的感应，使他锻炼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行动家。因此，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同志当他以后领导农民运动时，指导革命战争时，以及分析政治问题和计划革命时，总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出发点。正因如此，当他深深了解到农民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主要同盟军，是现阶段民主主义主力之一时，他就亲身去领导农民的斗争，成为千百万劳动农民最爱戴的领袖。

　　刘光认定毛泽东的导师和领袖的身份及其经历，是「五四」那一代的缩影，这是一个大胆并准确的定位，毛泽东以「导师」的形象进入新的角色。问题是在不同的光线照射下，「五四」的缩影也可能折射出不同的光谱。「五四」那一代，应有若干不同的缩影。但毛泽东这个「革命知识分子」的缩影，「最灿烂光辉」，鲜亮地折射出「农民」、「工人」、「学生」、「导师」、「领袖」、「战争」、「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等等繁纷的光谱，确实是富有个性的。这种个性，既可以说是内涵丰富的，也可以说是外延混杂的。这就要看人们如何厘定诸如此类的修饰语的不确定性了。

　　毛泽东集「导师」的博学、「学生」的进取、「领袖」的伟大、「思想家」的深沉、「行动家」的执着于一身时，本当打开无限的个人发展空间。但无论是「最灿烂」、「最倔强」，还是「最爱戴」等等之「最」，都是无以复加的了，暗示毛泽东的个人发展已经到了极限，这是限制之一。其二，毛泽东被厘定无产阶级的导师，无论是真是假，都使他本人的言行不再面向所有人，个别意志也不允许他成为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最多只能说他「代表」了多数人。由「多数人」（「无产阶级」）构造的空间发展，比由「全人类」建立起的世界来，天地小多了。

　　40年代之初给这位导师贴上「无产阶级」的标签，实出于「个别意志」辩护其正当性和合理性的需要，距离社会意志越来越远，毛泽东成了不断被割断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脐带的「孤行僧」。在有限和无限的悖论中，毛泽东扭曲发展的前景，逐渐展露，预示着「秃子打伞，无法无天」的来日。随后的变迁也表明，对毛泽东的限制，作为毛泽东通过自我封闭走向自我扭曲的推动力，不是一个逐渐释放消解的过程，而是一个有规则的宰制扩张过程：

　　列宁、斯大林对于布尔什（塞）维克的教育工作，极端重视。「我们中国党的领导者对于布尔塞维克教育事业，也是异常重视的。首先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不仅关心于全党的培养干部底工作，经常提供许多天才的意见，而且还亲自领导学校工作（如抗大），亲自担任讲授，亲自编写讲授提纲（如战略学、哲学等）。此外毛泽东同志极端爱护与珍贵党的教育干部，关心于他们工作的困难与发展前途，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61

　　「导师」的身份刚刚获得，「教育家」的名号接踵而至。导师虽然高于蒙师，但也只是个教员。而教育家，确实不是大多数教员所能企及的。生死相搏的政治斗争，比循循善诱的教育过程，既残酷，又复杂，为甚么偏偏给毛泽东取个「教育家」名号而不以秦皇汉武之类的杰出政治家来比附？

　　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家，从孔子开始，就兼具先知和楷模的多重角色，且是治国安邦所诉求的大德大智大勇的资源和象征。同样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位政治家，能像孔子那样，万世不为人诟病。所以，从一个方面看，「导师」演进为「教育家」，满足了特定集团形成其个别意志所必须的向心力和绝对性的需要。向心力导源于世界解释模式和理想建构模式的思想原则的个体唯一性，不能模棱两可；绝对性表征着捍卫解释模式和行动纲领时的坚定排他性，不得含糊动摇。这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只有把教育家的名号赋予毛泽东，把毛泽东推向圣坛，才能既避开一切政治家为人诟病的陷阱，维系向心力，提防离心力。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毛泽东角色的变化所致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宰制着毛泽东的发展空间并设下了新的陷阱：如果真像列宁和斯大林那样重视教育，则说明毛泽东具有或者接近于具有列宁和斯大林那样的教育价值观。列宁和斯大林的角色，与历史上的许多教育家，包括中国教育家，多有不同。毛泽东关心干部培养，指挥干部教育，说明毛泽东的教育价值观出于特定集团个别意志的排他需要，与儒家教育观中的「天下」观念和普世意识，一天一地。然而，一旦抛弃了普遍主义，圣明的光环也失去了意义。这个损失，对一种形成中的绝对主义来说，不为不大。

　　向列宁和斯大林借光，即贷来「无产阶级」的硬通货，虽然可能减少损失，但有重蹈倚重洋人的覆辙的危险且绝不为毛泽东心悦诚服。看来要想生成和扩大毛泽东的月晕效应，特定集团必须摆脱倚重洋人的困境，必须说出令人心悦诚服的东西。其唯一的出路，就是创建足以比照列宁和斯大林并超越中国古代教育家的品性、思想和功业──马列主义中国化，或者毛泽东主义世界化（普遍化）；传统文化现代化，或者普遍主义绝对化（集团化）。这些个条件，颇为苛刻。唯亲力亲为和协力而为相结合才有希望。

　　在亲力亲为方面，毛泽东此间写出了他终生最重要最深刻的绝大多数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之类。王明认为，《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62这正好是在普遍主义的方向上、在毛泽东主义世界化的方向，阐扬毛泽东主义。

　　在协力而为方面，毛泽东的品性、思想和功业，朝着「毛泽东式的教育家」方向建构：　　「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忠实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的事业。……我们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的学生，坚决维护者，彻底的实行者。」63

　　「绝对忠实于党的宣传教育事业，并在自己工作中行动中体现出来。我们的教育人才要学习再学习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洛甫同志那种重视党的教育，重视思想战线，关心于党员干部的培养造就事业底布尔塞维克的精神，学习他们如何在百忙之中为党的教育工作而努力的那种不疲倦的态度。」

　　「我们的教育人才应该学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那种创造性的方法和精神，学习他们如何掌握马列主义的实质，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与实质、各别的原则与方法区分开来，如何以新的经验去充实发展马克思主义。」

　　「学习掌握马列主义这一锐利的武器，去坚决地保卫真理，保卫我们党与我们的革命，去无情地灵活地对付各种反革命的思想。」「我们更应该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把坚定的原则性和灵巧的策略指导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我党最好的领袖，最好的理论家、战略家，而且他同时又是我党最优秀的马列主义的宣传家、鼓动家、教育家，这是众所周知的的事实！」

　　「以上就是我们党目前及将来迫切需要的列宁斯大林式的和毛泽东式的教育家底品质。」 64

　　「毛泽东式的教育家」有别于中国古代教育家的特殊之处是无产阶级取向。这样的教育家属于特定集团，是个别意志的造就者。这样的教育家，以教育特定集团的全体成员为己任，但只有当他立于特定集团的全体之上时，才能履行这样的天职。这又使他有别于列宁和斯大林那样的教育家，而与中国古代教育家接近。就他属于特定集团这一面而言，在民族、阶层和集团之间，他的选择明确坚定并且排他，以绝对主义为安身立命之本，马列主义是其护身符。就他立于特定集团之上这一面而言，他超越特定集团的规范，悠然于各集团各阶层之间，具有广阔的交往空间，因此具有普遍主义的倒影和操纵民族主义的潜力。所以，毛泽东作为教育家，比他作为政治家，更有利于他和他所属的集团，随意地开发、利用乃至掌控马列主义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

　　毛泽东式的教育家已经避开了一个又一个的陷阱，但新的陷阱总是不断被人挖出来，等待着堕落：教育家都应该成为学生的楷模吗？这个教育理论问题，也许过于刁专古怪，一时难有广为认同的答案。但中国古代教育家多是典范式人物，却也是事实。而那些主张独立探究、自由研究的教育家，是不会赞同以学生模仿自己为光荣的假设的。就此而论，毛泽东式的教育家及其培养，不是一个教育问题。这样才能说明，为甚么扩大毛泽东月晕效应的一切努力，显得都是合理的；也只有如此才能预言，毛泽东没能避开所有陷阱，总有堕落的那一天65：

我们要向无产阶级的导师、世界革命领导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学习，要向我党中央许多领导者，特别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学习。

　　在张如心专心论述「教育家」的品质、于无意间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个表述方式时，叶青发表了论「毛泽东主义」的高见：「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66叶青此论，是对「教育家」的世界解释模式和理想建构模式的否定，粉碎了王明所谓的那根「指针」，威胁着中共的合法性，打击着中共的正当性，侵蚀着中共的向心力，毛泽东崇拜遭到严峻挑战。但叶论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或者二者兼有？如果兼有理论和政治的二重性，则中共采取甚么样的策略，最为高明？理论建设是漫长的且不可能迅疾而广泛，思想和情感动员却会有实时而显著的效果。以阐扬、维护、普及和提升「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世界解释模式和理想建构模式）为焦点的宣传战略，是一种现实的、稳妥的选择。